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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

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簡稱「西糾」）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個北京中學生紅衛兵組織，屬於「老紅衛兵」。

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所使用的大紅袖章。1966年8月31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時，林彪、周恩來、葉劍英、江青等人戴上了這樣的袖章。

簡介

「西糾」成立於1966年8月25日[a]，是由當時北京市西城區的中學紅衛兵組成的聯合組織，由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的一些高幹子弟發起。根據其《成立宣言》，創始成員包括北師大女附中、北京三中、女一中、女三中等31所中學的紅衛兵組織，後來又有19所中學加入[2]。

「西糾」主要活躍於1966年8月至10月間，奉行「保皇派」鬥爭策略，在紅衛兵中和社會上有較大的影響力。1966年10月後，以陳伯達、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開始批評「西糾」，此後「西糾」仍繼續活動，但影響力大不如前。1966年12月，「西糾」被取締，領導人物孔丹被抓捕，之後部分成員加入「聯動」。1967年1月，「聯動」被強制解散，成員遭受逮捕、批判[3]。

1984年，中共中央組織部、公安部、共青團中央下發《關於《聯動》、《西糾》徹底平反通知》，「西糾」成員平反，恢復名譽。

前奏：四、六、八學潮

參見：出身成分 §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四清運動

1960年代的北京四中、六中、八中（三所男校）和師大女附中、女一中、女三中（三所女校）是當時北京較好的高中[4]，位置均在西城區，靠近中央部委及軍隊大院。有大量的「革干」、「革軍」[b]子女和平民精英在其中就讀。

1964年的社教運動中，毛澤東在和毛遠新的談話中批評了教育領域注重分數、不講實踐、不學階級鬥爭等問題[5]。當年秋季，四、六、八中的幹部子弟得知後開始鬧「學潮」，批評學校領導，在班級內「奪權」。六中的一些幹部子弟給中宣部寫信[6]反映「學校不貫徹階級路線」[c]，12月20日，四中的一些幹部子弟也給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和北京市委書記彭真[d]寫信，稱[9]：

  • 學校的階級路線存在問題，出身不好的幹部、教師重點培養出身不好的學生，排斥幹部子弟；
  • 學校忽視政治教育，重視分數，培養學生走「白專」道路；
  • 應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開展階級鬥爭，在學校搞教育革命。

12月27日左右，北京市委文教書記張文松和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萬里先後出面接見這些高幹子弟，萬里批評他們「不要黨的領導，搞非組織活動」、「你們說紅2分比白5分好，我看還是白5分好」。12月28日，北京市委派出由市教育局局長李晨為首的工作組進駐四中。此前的11月18日，經康生批示[6]，由中宣部派出的以團中央書記楊海波為首的工作組已經進駐六中[9]。

北京市委工作組進駐四中後，將鬥爭目標轉向「反動學生」，藉以平息高幹子弟的不滿[9]。工作組最終於1965年8月認定[10]「……領導核心沒爛，但是缺點錯誤還是比較嚴重的」，四中原校長解才民被調離，由工作組副組長楊濱接任[11]:84；中宣部派駐六中的工作組則發動師生批判學校領導和校長，書記王一靜、副書記李雁書、團委書記伍繼廣被打為「反黨集團」[6]。

一些高幹子弟[e]在運動過程中受到批評，被要求檢討，但並未受到實質性的處分。四中參與寫信給中宣部、北京市委的蘇承德（蘇振華之子）、宋揚之（宋之光之子）被保送至中央黨校青訓班深造。與此同時，學校的領導唯恐在階級路線上犯右傾錯誤，許多出身「黑五類」的學生更加難以進入大學就讀[9][f]。

這些中學的社教運動被認為是文革的預演，高幹子弟的優越感（血統論）、他們之間打破班級界線的小組織活動（紅衛兵）、對領導、老師、同學的批鬥，都可以在後來的文革中找到對應[9]。

領導人員

「西糾」早期的主要領導人物為[13]:64：

司令：孔丹（孔原之子，北京四中）

副司令：陳小魯（陳毅之子，北京八中），董良翮（董必武之子，北京六中）

宣傳部長：秦曉（秦力生之子，北京四中）

作戰部長：王向榮（北京四中）

後勤部長：趙勝利（北京四中）

成立

參見：紅八月、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和全國大串連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北京中學的紅衛兵運動受到最高領袖的支持。毛澤東對紅衛兵代表宋彬彬所說的：「要武嘛」，以及8月21日發佈的《總參謀部、總政治部關於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8月22日發佈的《中共中央同意公安部關於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使得《十六條》規定的「要文斗不要武鬥」政策失去約束力[14]。「破四舊」以及批鬥「黑五類」的暴力抄家行動進入高潮，史稱「紅八月」。中學紅衛兵在街道、派出所的協助下四面出擊，對各種批鬥對象進行抄家、毆打、遊街等暴力行為，造成至少上千人死亡。同時，外地紅衛兵紛紛進京串聯，致使北京市的秩序更加混亂[15]。

「西糾」的成立背後有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通過當時的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副秘書長許明、雍文濤和北京衛戍區的支持，意在通過紅衛兵糾察隊維護當時已經出現混亂的秩序[13]:68-69,87。據「西糾」發起人陳小魯回憶，1966年8月20日後，北京的紅衛兵將蘇聯駐華大使館門前的「揚威路」改為「反修路」，每天十幾萬人在使館前遊行示威。周恩來擔心紅衛兵衝擊蘇聯大使館，造成國際事件，於是向主持「更名運動」的紅衛兵聯絡站做出指示：「中學紅衛兵是一盤散沙，不知道誰是頭兒，找不着頭兒，也管不起來，有些精神也傳不下去。所以主持這次『更名』活動的紅衛兵聯絡站不能解散，是不是可以變成一個常設機構？」八中的紅衛兵返回後告知陳小魯。陳小魯因此察覺到周恩來的態度：應該有一個可以把中學紅衛兵聯絡起來的組織，而中央則希望能和中學生紅衛兵建立直接的聯繫。此後陳小魯開始和北京四中、六中的的高幹子弟聯絡，提議成立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區其他的一些中學對此提議也十分響應[16]。

8月25日晚，北京西城區31所中學的紅衛兵負責人在北師大女附中召開會議（亦有說法是在九三學社）[17]，成立了「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並發表了成立宣言。「西糾」初期總部設在九三學社（西四頒賞胡同4號），當時各民主黨派已經被八中紅衛兵勒令解散[18][19]。「西糾」設有兩個糾察連，一個由北京四中紅衛兵組成，連長孔棟（孔丹之弟），指導員徐文連（徐海東之子），另一個由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組成，成員包括鄧榕（鄧小平之女）[13]:64。

組織行動

「西糾」成立前後，外地來京串聯的學生很多，北京火車站秩序十分混亂。周恩來召集鐵道部、國務院辦公廳開會，讓孔丹、陳小魯、董良翮也參加。會上周訓斥了鐵道部副部長武競天，並對西糾做出指示：「現在看來，警察不行了，部隊也不行，都不行，都管不住了。只有靠你們紅衛兵了」[13]:73。「西糾」於是組織幾百人前往北京火車站，幫助維持秩序[20]。

 
1966年8月31日毛澤東乘吉普車接見紅衛兵，身旁林彪、賀龍和楊成武左臂佩戴西糾的袖章。

1966年8月31日，「西糾」、北京衛戍區、公安部一起承擔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紅衛兵時在天安門廣場的保衛工作，同時周恩來點名要「西糾」派十五名成員上天安門城樓參加接見活動[14]。當天毛澤東與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分乘敞篷汽車繞天安門廣場一周，車隊進入天安門廣場後，在人群中間緩緩而行，毛澤東不時向人們招手致意。原本席地而坐的紅衛兵見到後，情緒激動，手中揮舞着《毛主席語錄》，不停呼喊「毛主席萬歲」。後面的人為了更真切地看到毛澤東，拼命往起跳，往前擁[21]。毛澤東乘坐的北京212吉普車及周恩來等人乘坐的吉普車被紅衛兵圍住，困在金水橋前。謝富治、傅崇碧下車來維持秩序，擔任警衛的部隊手挽着手，組成一道人牆，竭盡全力頂住人潮。但謝和傅不敢暴力對待紅衛兵，車隊長時間無法前進。之後，「西糾」糾察隊員參與維持秩序，揮舞皮帶，連抽帶打地打出了一條路，讓毛澤東等人所乘車輛開過[13]:70[16][g]。在天安門城樓上，「西糾」代表孔丹、陳小魯等給江青、周恩來、林彪、葉劍英及其他元帥帶上了「西糾」的大號紅袖章，但給毛澤東戴「西糾」袖章的行為被周恩來制止。葉劍英表示支持「西糾」，並詢問是否需要幫助[13]:71-72。

周榮鑫、許明了解情況後指派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副局長李夢夫負責協調「西糾」的後勤工作，李夢夫為「西糾」提供車輛、被褥、印刷、經費等幫助，並為「西糾」安排辦公地點[22][13]:72。約9月10日[11]:174，『西糾』總部遷至育翔小學（當時為北京市教育局的倉庫）。

1966年9-10月間，「西糾」繼續通過周榮鑫、許明接受周恩來的指示，參與保護一批受到紅衛兵批鬥抄家的人員，包括溥儀[23]、十世班禪、程硯秋遺孀果素瑛、劉詩昆，何長工，趙爾陸，余秋里等人[13]:75,79。「西糾」的「保皇派」行為獲得了葉劍英、陶鑄、王任重、曹荻秋等人以及被「造反派」紅衛兵衝擊幹部的支持[22]。

9月15日，毛澤東第三次接見紅衛兵，「西糾」在金水橋參與保衛工作[13]:64。10月1日，國慶金水橋前標兵原由「三司」擔任，後在陶鑄和北京衛戌司令部安排下全部換上「西糾」[22]。

宣傳影響

「西糾」主要通過「通令」來發揮其在紅衛兵中和社會上的影響力，前期共發佈了十個「通令」[24]。大部分的通令由北京四中的李三友[h]起草，秦曉起草了兩個通令[17]。

西糾發佈通令列表
編號 主題 發佈日期
第一號通令 撤銷毛主席著作和肖像的銷售禁令 1966-08-26
第二號通令 不得攔截首長汽車、搜查首長宿舍 1966-08-26
第三號通令 關於目前存在的一些問題的八點意見 1966-08-27
第四號通令 關於對地、富、反、壞、右、資的家進行查抄的意見 1966-08-29
第五號通令 關於用文斗不用武鬥的意見 1966-09-03
第六號通令 關於文斗問題的補充說明 1966-09-09
第七號通令 關於驅除地、富、反、壞離京的意見 1966-09-09
第八號通令 關於第六、七號通令的補充和說明 1966-09-11
第九號通令 關於「十一」接待外賓工作的意見 1966-09-14
第十號通令 關於迎接外地同學來京進行革命串聯的意見 1966-09-14
第十一號通令 關於首都紅衛兵前往各地革命大串聯的意見 1966-10-06

通令的主要內容是強調紅衛兵要在領導組織下進行革命活動，不要武鬥，遵守《十六條》和組織紀律，保護老幹部。但同時也有驅逐黑五類離京、對「黑五類」表示「打了就打了，游了就游了，趕了就趕了，沒有什麼了不起的！」等宣揚暴力的內容。

據王向榮回憶[11]:183，反對武鬥的第六、七號通令發出後，西糾遭到許多狂熱紅衛兵的批判：「『西糾』是紅衛兵的叛徒，長了地富反壞右的威風，滅了革命造反派的志氣，『狗崽子』要翻天了等等。那幾天我們『西糾』總部的電話都要打爆了，罵聲不絕。」後才有宣揚暴力的第八號通令。

北京和外地的一些黨政機關曾大量翻印「西糾」通令張貼公佈，廣為宣傳。北京許多機關、團體和幹部、群眾紛紛要求「西糾」出面解決紅衛兵造反帶來的各種問題[25]。

之後有第十一、十二、十三號通令，但因「西糾」已經受到批判，傳播範圍較窄[24]。

暴力活動和血統論

參見：紅八月、卞仲耘和八二三事件

「西糾」雖然發佈了反對武鬥的通令，部分成員如北京四中的孔丹、周堅、趙勝利等人在本校學生批鬥老師時起到了保護作用[13]:51-55[26]。但很多「西糾」成員本身就是「紅八月」武鬥的參與者，普遍信奉「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對「黑五類」分子進行毆打、監禁、抄家、殺害等暴力活動。據西城區「文化革命委員會」辦公室當時的粗略統計，自8月22日至9月4日，全區被抄家7954戶，打死315人，被迫自殺死亡252人，被遣送農村和外遷10686人，有18738戶迫於政治壓力向政府申請交出私房[27]。

西城區中學紅衛兵的暴行

8月5日，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被該校女生打死，有說法[28]稱打人者包括鄧榕，劉亭。

8月19日，經陳小魯提議[29]，四中、六中、八中的紅衛兵共同組織了在中山公園音樂堂舉行的「鬥爭會」，這是一場為1965年社教運動中四、六、八學潮翻案的大會[30]，批鬥北京市委教育部部長張文松、市教育局長李晨、市教育局原局長孫國梁、副局長韓作黎、西城區委教育部負責人侯維成、楊榮梅、北京團市委副書記汪家鏐、原八中校長溫寒江、四中校長楊濱、六中校長朱吟宜等人。四中紅衛兵劉輝宣等人[13]:51用皮帶毆打被批鬥人員，李晨頭破血流，孫國梁被打斷了幾根肋骨[31]。

8月23日，八二三事件，北京女八中紅衛兵衝擊北京市文聯，老舍與30多位作家、藝術家一道被掛上「走資派」、「牛鬼蛇神」、「反動文人」牌子，押至北京孔廟大成門前，被押着向焚毀京劇服裝、道具的大火下跪，慘遭侮辱、毒打。血流滿面、遍體鱗傷的老舍被押回北京市文聯，又因還手「對抗紅衛兵」而被加掛「現行反革命」牌子，遭到殘酷毆打。8月24日深夜，老舍於太平湖畔跳湖自盡，終年67歲[32]。

8月20日~25日，八中黨支部書記華錦，女三中黨支部書記兼校長沙坪被紅衛兵揪斗、折磨、毒打致死。[14]8月25日，師大二附中黨支部書記姜培良、老師靳正宇以及一個學生的母親樊希曼被中學紅衛兵打死[33]。8月27日，退休會計孫啟坤被三十一中和女八中的紅衛兵打死在弟弟家中[33]。8月28日，西城區大紅羅廠南巷20號的李秀蓉老太太一家五口被三十八中紅衛兵抄家毆打，外孫子黃瑞五、外孫女黃煒班、老傭人被當場打死，兩天後李秀蓉的女兒陳玉潤也死去，幾天後李秀蓉也受驚嚇而死[15][33]。同日，半導體研究所工人李叢貞因勸阻師大二附中紅衛兵毆打鄰居朱廣相，被毒打致死[33]。

8月，北京六中的工作組撤離後，六中紅衛兵在音樂教室設立「勞改所」，監禁批鬥對象，勞改所內有木槍、長棍、彈簧、尼龍繩、鞭子等刑具，牆上有紅色油漆和人血塗寫的大字：「紅色恐怖萬歲！」。 勞改所先後關押幾十人，使用酷刑毒打[34]。9月27日，六中高三學生王光華在六中「勞改所」內被打死[15]。10月3日，六中退休工人徐沛田在六中「勞改所」內被打死[15]。

10月6日[35]，北京四中地理教師汪含英，被剃了「陰陽頭」和抄家後，和她的丈夫蘇庭伍，北京女一中的數學教師，一起在北京郊區香山服殺蟲劑「敵敵畏」自殺[36]。

與「造反派」紅衛兵的衝突

地質「東方紅」

1966年9月5日，造反派紅衛兵地質「東方紅」一千餘人開進地質部，二次揪斗地質部副部長鄒家尤（此前曾擔任地質部派駐地質學院工作組組長），鄒家尤已去地院接受批判，一些紅衛兵滯留地質部，靜坐、貼大字報、強行衝擊地質部機關、肆意翻查、取走機密文件[14]。

9月7日，「西糾」人員到達地質部，要求地院「東方紅」撤走，「東方紅」拒絕，雙方發生武鬥，「西糾」抓了「東方紅」8個人。當天，許明打電話給孔丹要求西糾撤離，不得與「東方紅」發生衝突。「西糾」撤離地質部，次日將被抓的「東方紅」成員釋放。事後雙方都引發了大量傳單，對對方表示抗議[14]。

北航「紅旗」

9月下旬，「西糾」為保國防科委局長趙如璋（此前曾擔任國防科委派駐北航工作組組長），與毛澤東、陳伯達、江青等支持的造反派紅衛兵北航「紅旗」發生衝突。「西糾」一百餘人乘坐兩輛大卡車，闖入國防科委附近的北航駐地，要求北航「紅旗」撤走，北航「紅旗」拒絕，後「西糾」撤離[22]。9月23日，國防科委交出趙如璋[14]。

覆滅

「西糾」與「造反派」紅衛兵的衝突，體現了周恩來、陶鑄、王任重等保守派領導幹部與毛澤東、陳伯達、江青之間的衝突，最終衝突演變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14]。「造反派」紅衛兵得勢的同時，「西糾」也逐漸受到批判。

1966年9月18日至20日，由江青、陳伯達策劃，張春橋主持，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參加的「北京大專院校部分師生座談會」召開，清華、北師大、北京地質學院等高等院校的紅衛兵和群眾代表參加了座談。會上，蒯大富、王大賓等人的發言火藥味很濃，有中央文革事先交底，他們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存在一條「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周恩來在 「搞調和」，「把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保了一下」。他們「懷疑現在是否還有一個暗中與黨中央、毛主席對抗的司令部」。張春橋把這類發言集中起來，印成材料，由江青向上呈送毛澤東[37]。

9月25日，陳伯達在接見外地紅衛兵時，提出高級幹部子女把持領導權對運動不利，並以個人名義建議：高級幹部子女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佔有領導崗位的，應該讓出來，讓普通的工農子弟領導文化大革命[38]。孔丹、董良翮、陳小魯等人遂「辭職」前往各地串聯[13]:79[11]:186。

10月6日，康生、謝富治、楊成武與北航「紅旗」代表談話，談及北航「紅旗」和西糾的衝突時，楊成武表示：「西城區糾察隊精神可嘉，要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他們。」[38]10月9日-28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主題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工作會議，10月16日，陳伯達批判了「血統論」，10月26日，周恩來在講話中做了自我檢查：「路線鬥爭是文革小組與少數派談話後提出來的，我未預見，有掉隊危險」[39]。

11月19日，陳伯達、關鋒、王力、戚本禹等人來到六中，批評了「西糾」成員設立「勞改所」的行為[40]，11月21日，陳伯達、吳德再次來到六中，解散了「勞改所」[40]。

12月3日，周恩來在接見北京外語學院少數派師生談話時說：「糾察隊好像是管紅衛兵的，我建議取消。」[41]

12月5日，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正式宣告成立。聯動的主要領導成員是首都紅衛兵糾察隊海淀分隊（「海糾」）的老紅衛兵，總部設在北大附中[42]。

12月9日，周恩來在對首都高校紅衛兵的講話中說：「西城區糾察隊以前有些成績，但驕傲起來，犯了錯誤。我不是下結論。……你們保老幹部太多。地質部你們去保護，你們上當了，是工作組鄒家尤找去的。地質「東方紅」的同學對小弟弟，小妹妹要原諒他們，他們受了騙，何長工之流倚老賣老，把你們出賣了。……你們的通令我初翻了一下，有些話是錯誤的。你們（西城區糾察隊）要好好整風，不要盛氣凌人。」[38]

12月16日，在「北京市中學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上，江青批判「糾察隊有一小撮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小傢伙」，並點名批判王任重、周榮鑫、雍文濤、孔原、許明。周恩來講話表示：「把這一小撮犯錯誤、 犯罪的孩子逮捕起來，教育他們，樹立你們革命左派的正氣，使階級的力量更加生長起來，更加發展起來，這就是這個階段的最好的一個經驗的總結了 」[43]。之後孔原被隔離審查，許明受到批鬥。21日，許明服用安眠藥自殺。23日許明身亡，孔丹被抓捕[13]:91。

12月26日，西糾成員秦曉、王向榮、李三友、戴小明、張小剛、劉輝宣、計三猛等代表「西糾」參加聯動組織的「破私立公誓師大會」，會上李三友、戴小明和張小剛發言，主張先承認錯誤。計三猛上台稱：「我們不能以自己的境遇為出發點，一旦失寵就滿腹牢騷……」遭到現場紅衛兵的指責和謾罵[11]:241。北大附中[i]的項東平對劉輝宣說：「你們學校是怎麼搞的，江青連劉主席都要打倒了，還檢討我們的錯誤？我們沒有錯誤，是毛主席犯了錯誤。我們要徹底批判毛主席的錯誤路線！」[26]秦曉也發言，表示："中央文革小組是新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7]

1967年1月，「聯動」被宣佈為「反革命組織」，139名成員被抓捕[44]。

釋放與平反

1967年4月，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成員彭小蒙給毛澤東寫血書，表示「聯動」分子成員忠於毛主席，不是反革命，只是對江青有意見。血書交汪春平（汪東興之子）轉送給毛澤東，毛澤東指示說：「不要寫什麼檢查了，放他們出去革命嘛！」[45]4月22日晚10點，周恩來、江青、康生、陳伯達、關鋒、戚本禹等帶着毛澤東的指示來到人民大會堂，接見被帶來的「聯動」分子，宣佈他們獲釋，孔丹、董良翮等人也獲釋放。[46]

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清理領導班子中「三種人」問題的通知》（中發(82)55號），開始清理三種人[47]。

1984年2月23日，孔丹、董志雄寫信給陳雲，申訴文革早期的「老紅衛兵」，如「西糾」、「東糾」不屬於三種人。陳雲批示同意：「孔丹同志的意見是對的，有關部門應當研究。這些紅衛兵不屬於「三種人」，其中好的還應是第三梯隊的選拔對象」。胡耀邦、李先念亦同意[48]。

1984年中共中央組織部、公安部、共青團中央聯合下發《關於《聯動》、《西糾》徹底平反通知》，西糾成員平反，恢復名譽。

「西糾」活躍成員

北京四中 孔丹（孔原之子）、秦曉（秦力生之子）、李三友（李一平之子）、馬凱、徐文連（徐海東之子）、孔棟（孔原之子）、戴小明（戴克明之子）、周堅（周士第之子）、劉源（劉少奇之子）、徐小岩（徐向前之子）、薄熙永（薄一波之子）、薄熙來（薄一波之子）、趙勝利、王向榮、張小剛（張際春之子）、劉輝宣（劉大禮之子）、徐曉東（徐邃志之子）、郭冀豫（郭永彪之子）、董志雄（董秋斯之子）、張曉翔（張友恆之子）
北京六中 董良翮（董必武之子）、栗勝利、盛魯陽（後為譚家述女婿）、楊振峰、姜晉南（姜殿富之子）、雷進、王曉軍、王冒明（王家揚之子）、羅小明（羅舜初之子）、傅前進（傅繼澤之子）、朱支前（朱理治之子）、陳曉倫（陳遠坡之子）、俞躍達、桑水生、宋春毅、金亞利、陳蔭林、段宏瑞、鮑陝安、馬學達、柳永福、蕭懷青
北京八中 陳小魯（陳毅之子）、朱松濱（朱虛之之子）、李勇（李富春外孫）、郝延塔（郝蘇之子）、王魯軍（王力之子）、羅旭東（羅洪標之子）、吳新潮（吳法憲之子）、楊樹東（楊永松之子）、計三猛（計明達之子）、陳海洋、李大震（後為朱瑞女婿）、莫安臨（莫文驊之子）、王東勝（王屏之子）
北京女一中 張梅妹（張鼎承之女，後為孔棟之妻）、李紫陽（李先念之女）
北師大女附中 鄧榕（鄧小平之女）、劉亭（劉少奇之女）
北京女三中 張蘭蘭（張文舟之女），周稚英（周浣白之女）、趙衛平、謝南萍、王彬彬、桑慧敏、劉南南、南新志（南漢宸之女）、王新平
北京四十一中 戈平亮、張北英（張啟仁之子）、張海生（張執一之子）、何迪（何康之子）、蘇曉林（蘇靜之子）、梁其望（梁軍之子）
北京十三中 粟寒生（粟裕之子）
北京豐盛學校 滕久昕（滕代遠之子）、蘭小兵、駱小峰

評價

劉輝宣：「如果說毛主席的光輝強烈地照射着海淀紅衛兵，那麼在城區紅衛兵，像四中、六中、八中這幾個重點學校，則一直有一個人的身影在浮動，這個人就是周總理。」[49]

一些評論者[50]指出「西糾」這個詞存在兩個不同的指向，一個是在8月25日正式成立的「西糾」組織，一個是當時西城區所有的中學紅衛兵，兩者存在區別。還有人[51]指出「西糾」本身是一個鬆散、失控的組織，其上層對下層並沒有什麼約束力。

關於「西糾」是否應為「紅八月」的屠殺負主要責任，存在着不同的意見：

  • 「西糾」作為一個整體，許多成員參與了對「黑五類」、學校老師的殘酷暴力行為，「紅八月」屠殺中西城區死亡人數相當於其他區總和，「西糾」需要對此負責[52]。
  • 「西糾」作為組織，其目的是為了維護秩序，發佈的通令多是為了抑制混亂，保護了宋慶齡、何香凝、郭沫若、傅作義等人的住所安全，是有歷史功績的[53]。
  • 曾於1966年12月26日在「首都中學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上作主題發言[54]，批評「西糾」的北京四中「造反派」紅衛兵王祖鍔在多年後稱[55]：「西糾對紅衛兵抄家武鬥、草菅人命的暴行有抑制作用」；「西糾與聯動有區別」。
  • 關於大興事件，昌平區委黨史辦公室編寫的《十年動亂中的昌平》中提及中越公社派出所8月27日召集的會議上曾經宣讀和印發「西糾」的「以血償血，以命抵命」傳單。但該傳單到底是來自「西糾」總部，還是來自「西糾」成員組織，或者僅僅是誤傳誤記，目前還無法確證。如果該傳單確係來自「西糾」總部，那麼當事人反覆強調「西糾講政策」的敘述需要重新認識[56]。
  • 親自發動文化大革命，多次嚴厲批評文化教育界，在「紅八月」期間接見紅衛兵，禁止軍隊、警察約束紅衛兵的毛澤東，以及讓派出所和街道清查、遣返「黑五類」，為紅衛兵提供抄家名單的公安部長謝富治等人需要為屠殺負責[30]。 紅衛兵「都被街道和派出所那些人當槍使了」[42]。

註釋

  1. ^ 有人[1]認為西糾成立於8月4日之前，依據為國務院辦公廳的馬健請示李夢夫為西糾提供經費的一份文件，但絕大多數人的回憶和西糾的成立宣言上均為8月25日成立。
  2. ^ 即革命幹部、革命軍人，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出身成分。
  3. ^ 有學者認為[7]將北京六中學潮完全歸因於幹部子弟是將一種簡單化。北京六中副校長王少勛在事件發生前已多次向上反映六中的階級路線有問題，並最終導致了1964年7月1日產生的《國務院文教辦公室和共青團北京市委員會辦公室關於北京六中階級路線的調查情況》報告。
  4. ^ 給陸定一的信由四中的六人署名，分別為：楊東勝（楊成武之子）； 宋揚之（宋之光之子）；蘇承德（蘇振華之子）；錢樂軍；劉安東（劉瀾波之子）；宋克荒（宋任窮之子）。這兩封信分別通過四中學生陸健（陸定一之子）和彭洋（彭真之子）轉交。[8]
  5. ^ 如北京四中高幹子弟核心小組的領頭人邱承光（邱會作之子）被要求對工作隊和校領導多次做檢討，但之後仍被允許進入大學就讀。
  6. ^ 之前同樣也存在出身不好的學生上不了大學，如北京四中畢業的錢偉長之子錢元凱，雖然高考成績名列華北考區第二名，卻仍不得進入大學就讀，被分配到首鋼做工人。[12]
  7. ^ 因為這件事，在場的一些「西糾」成員認為北京衛戍區對毛澤東的保衛工作不認真。當衛戍區政委黃作珍表現得有點漫不經心，取出紙煙點燃時，一個「西糾」成員（郭冀豫[22]）上去就一巴掌，說：「這時候你他媽的還有閒情抽煙!」[11]:202
  8. ^ 父親為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
  9. ^ 原文如此，似應為京工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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