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子
会子是中国南宋时期的纸币，绍兴三十年（1160年）于临安首度发行。
发行
绍兴末年，南宋政府铜钱紧缺，开始以票据“会子”应付开支，先在临安地区使用，叫“东南会子”。
绍兴三十年（1160年）二月，钱端礼为临安太守，仿照四川发行的交子，将会子官办[1]，“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南宋正式成立行在会子务[2]，发行会子，分一贯、二贯、三贯，在东南各路流通，又称“东南会子”。由户部侍郎钱端礼主持该事，会纸取于徽、池，续造于成都、临安，“仍赐左帑钱十万缗为本。”
政府发行会子后，经反复尝试，最后订立“钱会中半制”，即政府开支以一半铜钱、一半会子支付。实行“钱会中半制”是为了维持会子信誉，防止贬值。部分地区，如两浙东西路、江南东西路、湖南等，亦发行会子，逐渐流行，成为主要货币，铜钱开始消失，人们也用会子标价。
宋孝宗时军费膨胀，政府进一步增发纸币。增发的纸币无法全部在临安兑换铜钱，政府下令“都督府会子”（又叫“淮南交子”）和“湖北会子”分别在建康和鄂州兑钱，以免加深临安钱荒，防止其他地方的会子流入京城。孝宗一度下令江北不可使用东南会子，但此举妨碍商人贸易，后来江北亦可使用东南会子，但不可兑换铜钱。
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又造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会。洪适在《户部乞免发见钱札子》中说：“小郡在山谷之间，无积镪之家，富商大贾足迹不到，货泉之流通于鄘肆者甚少，民间皆是出会子往来兑使。”[3]
时值宋金战争期间，金海陵王完颜亮率领大军南下，钞票不断印制，不数年发生贬值现象。到乾道二年（1166年）十一月十四日为止，共发行一千五百六十几万道（贯）。乾道三年（1167年）十二月，下诏出内库银二百万两以500万新会收换旧会，收旧会子焚弃。隔年定三年为一界，每界以一千万贯为限。
南宋起初尽力维持“钱会中半制”，不轻易改变比率，但铜钱腾贵，政府先在收入方面于弃“钱会中半制”，提高会子比率，甚至全由会子缴纳。由于铜钱收入减少，开支方面无法维持中半制，唯有全用会子。会子价值虽跌，却逐步取代铜钱成为主要货币。会子可用作缴纳两税、折帛钱，故农民也使用会子，纸币发展迅速。
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杭州会子库设置监官。开禧三年（1207），南宋发行会子的金额平均相当于其赋税收入金额的82％[4]。嘉定二年（1209年），会子的流通额度是一亿一千五六百万贯，已经高达乾道四年的11倍。嘉定十一年（1218年）又增印五百万道作抗金军费。
随着会子发行量的逐渐增多，为防止伪钞的流通，会子的发行有分界之说，分界即期限。乾道四年始有分界，会子分界发行后，三年为一界，旧会子收回，但未严格执行[5]。淳佑七年（1247年）甚至规定第17、18界会子更不立限，取消了分界发行办法，最后造成了通货膨胀[6]，十八界会子二百贯甚至买不到一双草鞋。[7]
另有铅锡会子，是出卖铅锡给政府后所得的取钱凭证。[8]史料上载的会子还有钱会子、寄附钱物会子等。
贬值
理宗绍定三年（1230年）以后，有李全之乱，隔年有蒙古帝国兵攻川、陕，到了绍定五年会子高达三亿二千九百多万，增加33倍，伪造纸钞更多。淳祐五年（1245年）又有大量军需。淳祐六年（1246年）各界会子共计六亿五千万贯。淳祐七年（1247年），会子已达恶性膨胀的现象。淳祐九年（1249年）会子每贯合铜钱六百文足钱。景定五年（1264年），贾似道当国，又发行“见钱关子”，取代贬值过甚的会子，每贯折合铜钱七百七十文。元兵南下后，会子与关子皆被钞所取代。
参见
注释
- ^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六《东南会子》：“当时临安之民，复私置便钱会子，豪右主之，钱处和为临安守，始夺其利，以归于官。”
- ^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说绍兴三十一年“置行在会子务，后隶都茶场”。行在会子务后来改名为“行在会子库”，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和吴自牧《梦粱录》中都有会子库而无会子务。
- ^ 《盘洲文集》拾遗
- ^ 刘光临：《市场、战争和财政国家——对南宋赋税问题的再思考》，《台大历史学报》第42期，2008年12月
- ^ 《宋史·食货志下三》记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宣布第7、第8界会子展界，臣僚言：“会子界以三年为限，今展至再，则为九年，何以示信?”
- ^ 吕午《左史谏草》附方回《监簿吕公家传》：“端平初……郑清之相，骤废十五界，新行十七界，以准（十）六界之二，而物价腾踊。”
- ^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五卷·（三）统治集团的衰朽
-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六元佑五年八月乙未
参考书目
-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 汪圣铎：《宋代的关子》﹐《宋辽金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北京﹐1985。
- 高桥弘臣著，林松涛译：《宋金元货币史研究——元朝货币政策之形成过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