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国化
去中国化(英语:de-sinicization),又称去中化,是指曾经受中国在政治上与文化上影响,曾经被中国化的国家或地区,出现排除中国政治影响力,与排除中华文化的主导地位,重新建立本土文化认同与国族认同的一种运动。这个名词于1980年代晚期,在台湾出现,常用于台湾本土化运动相关的场合。
概论
“去中国化”这个名词,最早起源于台湾。于1980年代晚期,台湾本土化运动兴起,反对台湾本土化的人士,认为进行台湾本土化等同于去中国化,如张作锦于1998年8月《联合报》社论〈“去中国化”的结果会如何?〉中,以去中国化作为台湾本土化运动的定义。随着陈水扁当选中华民国总统,2002年黄荣村任教育部长,推动课纲修改,其中九五课纲的修改,遭到国民党立委反对,认为历史课纲的内容在推动去中国化。使课网修改被搁置,历史科负责人张元自请离任。2004年杜正胜出任教育部长,再度推动课纲修定,中国国民党及新党等团体,就以“去中国化”来形容这些施政方向。而陈水扁总统推动台湾护照加注“中华民国(台湾)”等正名措施,也被认为意在去中国化。
在马英九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后,撤销陈水扁总统时期的行政命令,同时推动台湾高中课程纲要微调案。这些作为,国民党等团体认为这反转了去中国化的作法,使台湾再度与中国联结。民进党等团则认为这些作为目的在于去台湾化。
在蔡英文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媒体也常以“去中国化”来形容她的政策方针。
中国大陆
中华民国时期
中国近代历史,饱受西方列强侵略,彻底打破了国人对中国原生的文化自豪感,产生自卑感。中国近代的一些思想家因而认为中国古代的一些历史遗留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包括孔子思想、礼教等,其中也包括汉字。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兴起了废除本民族汉字,主张采用本民族语的表音文字的运动,其中刘半农、鲁迅等提倡尤甚。
- 鲁迅提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 钱玄同宣布“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笔画是治标的办法……治标的办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 陈独秀说:“……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
- 瞿秋白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瞿秋白文集二卷六九〇页)
由于满清时代特别是晚清时期中国日趋落后,许多人失去民族自信,中国文化受到许多冲击,这被一些人认为是去中国化。其中包括:满清被推翻后汉服没有得到恢复而西式服装流行,采用欧美通行的格里高利历等等。
当时不少学者主张全盘西化以与现代文明接轨,认为中国文化大部分是糟粕,因此有必要将其彻底打倒。比如新青年中的共产党员认为“除了小脚和辫子之外”,没有什么“是东方文明——中国文化——所特有的”,东方文明中没有任何特有的东西“值得我们引为光荣”,中国文化中所有的东西都需要唾弃。鲁迅、胡适喊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口号。瞿秋白认为“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并开展用拉丁化拼写取代汉字的活动。毛泽东曾认为:“世界的大国多半瓦解了。……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在历史上湖南一直‘受中国之累’,得不到发展,湖南人应该站起来争取独立,脱离中国,建立‘湖南共和国’。”陈独秀认为孔子文化是“国之妖孽”,“麻痹、蛊惑中国人的精神鸦片”,并认为“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60年代,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6月1日中共党媒《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1],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全面否定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文化[2],大肆宣扬破四旧,摧毁许多中国文物、古迹及艺术品,并展开了批林批孔的活动,对孔子思想进行批判。 在共产党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其中包括孔子、岳飞、包拯的坟墓更遭到严重破坏。参加祭祖大典、祭祀轩辕黄帝、祭孔活动都会被认为是“封建活动”而被停止甚至破坏,炎帝陵被焚被掘墓[3],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立场转向中国民族主义,这些活动陆续在中国大陆得以部分恢复。
台湾
背景
与越南及朝鲜不同的是,台湾社会的主体民族是汉族血统,自约十八世纪起,台湾西部通用语言也是属于汉藏语系汉语族的台语与客语。至今台湾仍然坚持使用繁体中文书写。
自近400年前的17世纪初荷兰在安平建政。尔后,郑成功接手统治以后,中华文化开始在台湾有官方系统的发展,并跟随汉人的扩展而生根发展。随着中国大陆移民的增长,中华文化在台为日渐强势,加上台湾原住民使用文字时间较晚,使得其文化留传相对不易。
不少台独支持者认为,“去中国化”是台湾独立运动,而非“脱离汉文化源头”、“破坏文化”,也并非像韩国等邻近国家般去汉字,而是强调台湾的国家自身认同(与中国并非同一国,而是两个国家),以台湾多元文化为主体,并不改变自身的文化和精神,而且对于去中国化的激进派也多有批判。
去中国化的部分说法
这些想法有些较激进有些较温和。其中,温和措施跟去除“中华文化”几乎无关,激进措施则可能造成社会震荡,没有执行:
- 承认国际认同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否定与切割“中华民国”与中国的渊源。将中华民国等同台湾,而非中国,或称中华民国(台湾),台湾的目前国号为“中华民国”,但部分人士认为“中华民国政府”为来自中国的流亡政府。[4]
- 台湾国立成功大学教授蒋为文主张去中国化是出自于住民自决的独立运动,“指透过文字改革──废汉字或者限制汉字使用程度,来达成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的完全独立”,并从语文的角度出发,主张废除汉字、改用罗马字书写台湾语文(原住民族语、客家话及台语等),另将华语定位为外国语文,并将这种书写改变形容为脱汉。[5][6]
- 重新定义中国人为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之公民,与种族、文化上的汉族、华人加以区分。并借由中华民国等于“台湾”,不等于“中国”的概念,以使中华民国之公民不再自认是中国人,而仅是汉化程度极深的平埔族裔。
- 以台湾做为主体诠释历史,而非国民党乃至于清朝及之前之政权之延续为主体。[7]
- 不再仅把中华文化当成台湾的正统文化,而是发掘旧有或发展新创的本土文化。
- 在语言的使用上,不再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国家,例如全面扬弃“古今中外”一词,改称中医为汉医,改称中文为北京话、华语或汉文。
- 处置国立故宫博物院,例如将文物归还中国,抑或向中国以外之国家贩卖[8]。
- 重新诠释中华文化在台湾的影响,并努力克服其中对台湾共和国建国造成障碍的因素。
- 全面消除古汉文书面语文言文的教学,以近现代的台湾文学作为国文教育主流。
- 反对台语中的白话字使用汉字、罗马字掺杂的台语书写法。
- 大规模的去除汉文化影响,不是只消除或改革其落后不民主的部分。
- 扩大解释基因研究,称台湾人不是汉人,以建立“去中国化”的正当性。依照台大医学院教授林妈利对台湾人(特别是原住民、平埔族、河洛人、客家人等)的血统基因研究,台湾有85%的福佬人、客家人有原住民血统,90%以上还有中国东南沿海的越族血统。而泛绿将“拥有血统”扩大解释成“主要血统”。[9][10]但该研究遭人类学博士,也是其学生陈叔倬,以及西拉雅文化研究者、西拉雅族人段洪坤的质疑,指出追溯祖源基因检测不单是科学研究也同样的会影响政治政策。[11][12]
以下行为被部分人士认为是去中国化,但是否如此存在争论:
- 重新诠释国共两党的历史,加大论述上其中批判独裁者部分,揭示更多两党实行独裁统治下人民的苦难。许多台独人士是认为不应该继续维持错误及该被淘汰的历史观点;而实际上国共两党歪曲中国历史及中华文化,应从第三方角度看中国历史。许多抱持中国认同的历史学者也会抱持同样的观点,因此出现台独人士与统派历史学者会支持相同的历史教材,共同反对中国民族主义史观的现象(满足历史专业的历史教科书,大多能说服台独人士;而要坚持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教科书,必须违反历史专业,连统派历史专业者都会反对)。
- 降低国高中国文教材中的文言文比例,加强台湾的本土文学比例[13]。而实际上,中国大陆的中学中文教材中,文言文的比例都远低于台湾的教材[14]。
- 拒绝使用被认为是中共统治后在中国大陆使用的简体字,坚持使用正体字。
民进党主张“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化”
陈水扁政府执政时期,推动将官方机构由“中华民国”改成“中华民国(台湾)”或直接以“台湾”称之,称为台湾正名运动。不少带有“中华”、“中国”字样的政府机构也纷纷改名,如“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改为“国家文化总会”,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的英文由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Council改为Overseas Compatriot Affairs Council,中央银行的英文由Central Bank of China改为Central Ban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国有企业中国石油改为“台湾中油”,中国造船更名为“台湾国际造船”,中华邮政也曾改为“台湾邮政”(后复更名)。民进党政府也要求带有“中华”、“中国”名称的大学改名,但被学校抵制而没有成功。
蔡英文政府执政时期,民主进步党美西党部主任委员杨琬柔于第17届第1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中临时提案,强调中华民国护照改用Taiwan、中华航空等中华民国公营事业正名为“Taiwan Airlines”。兼任民主进步党主席的蔡英文全都裁示,交付中央执行委员会研议[15][16][17]。2020年立法院长游锡堃提出应该将中医和中药改为“台医”和“台药”[18]。2021年新版护照发行,中华民国的英文“Republic of China”缩小为肉眼不可见的国徽装饰,同时将台湾的英文"TAIWAN"放大为封面最大字样。
- “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化”而非“去中国化”
2012年12月10日“两岸统合会”举办台北会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台办副主任孙亚夫宣称两岸“一个中国”,并批评中华民国政府十多年来“去中国化”。民进党执政时期的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委陈明通回应:台湾民众支持“中国认同”的比例从过去七八成到迄今大幅减少,“这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垄断了中国”,民进党执政推动不是“去中国化”,而是“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并表示,认同是感情及理性算计,“文明价值”是台湾民众无法认同当今中国的核心问题[19]。
国民党主张
2014年,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认为,在2000年后,因为中国国民党失去政权,台湾青年受到“非中国化”的教育,因此造成台独[20]。
部分评论者,如王晓波等人,将去中国化与台独运动等同于日本皇民化运动。他们认为陈水扁时代修改课纲,加重台湾历史内容,走向日本皇民化。在马英九政府时期,推动修改教科书及微调课纲,希望以教育力量使台湾人重新中国化,避免天然独的产生。蔡英文政府时期,废除微调课纲,被洪秀柱批评为文化台独[21][22]。
香港
香港自成为英国殖民地以来,逐渐由香港岛、九龙扩张至新界。由于英国对本地华人实施习惯法,对民间习俗并不干涉。在殖民地时代初年,这种宽容统治甚至体现在法庭审案过程及行死刑手段。例如:华人宣誓要在上环文武庙斩鸡头、烧黄纸,以传统广东、福建人发毒誓方式代替英国人左手按圣经、右手举起发誓之惯例。1918年,有两个商人因钱债纠纷而在香港打官司,双方都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法庭调解多次不能化解,于是他们到上环文武庙,在师爷、律师的见证下“斩鸡头”。到了庙中,原告不肯先跪下发誓,被告也不肯跪下发誓,于是没有斩鸡头。回到法庭,法官认为原告不肯先下跪发誓,说明他心虚、理亏,反判原告有罪,被告无罪。当时此案轰动了整个香港[23]。 又:香港法庭判死刑,洋人行环首死刑、华人则行斩头刑,二种死刑当时均公开进行。
同时,香港政府公文译成汉文时,必以文言翻译。到1920年代时,中国大陆开始新文化运动之际,香港于总督金文泰治下推动中文教育,则支持前清国史馆总纂赖际熙建议,在香港大学设立中文学院,以传统方式教授经史文词。因此,香港官方用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与中国大陆基于官话的白话文分道。
太平洋战争时,香港被大日本帝国占领。日本对香港实施军政,除修改主要街道名称外,又计划兴建神社。此外,为扩建启德机场,更炸损宋王台石,以得取石材。但因资源紧拙,学校多数关闭或被军方征用,难以用教育政策大力宣扬日本文化,例如神道教、武士道。日本投降后,香港重光,多数更变随之回复。
战后东亚陷入冷战竹幕格局底下,香港政府直至世纪末,公文大致如故。大陆文化大革命之时,香港成功镇压左派发动的六七暴动,所以文物、习俗免受破坏。香港经济大举兴盛时,街道店铺林立,大小招牌之多足以遮天,其中有无数招牌字体系基于书法字形,例如区建公所书之字,就有北魏碑体风格。所以,民间用字往往无视战后中国大陆及台湾政权之用字规限,正俗字体、楷书、行书、隶书等并存。不少旧式横招牌是由右至左读,亦有一边右至左,另一边左至右,混合现代和古代习惯。至于中小学,教授中文时,亦多数不教简体,兼且不教大陆普通话拼音和台湾注音。当中私垫(俗称卜卜斋)虽然息微,时至五六十年代尚有几间。
故此,加上战后中国大陆各地无数难民多番逃亡、偷渡及移居香港,战后至主权移交之香港往往令各国旅客留下新旧交杂,甚至是华人及四裔(欧美及共和联邦成员国洋人、东南亚人、非洲人等)杂居的形象。无数科幻小说、电影,尤其是网络庞克(cyberpunk)类都因而受到启发,其中例如《银翼杀手》、动画电影版《攻壳机动队》更特别参考原为清帝国领土、所谓“三不管”或无政府状态而当时未拆除的九龙城寨。
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后,中国历史科由中学必修科变成了选修科。[24]现时香港初中的中史及世史课程纲要分别在1997年及1996年订定,迄今已近二十年。随着新高中学制下选修科目众多,高中中史及世史科选修人数逐年下降,上一届文凭试应考中史及世史的日校考生仅各约六千人,较同一批学生在中四选修时减少近三千人,退修率达三成。[25]
此外,2010年代起,香港特区政府对街道招牌大小实施严格限制,令无数历史多年的招牌遭到拆毁。同时至九十年代起,发光二极管(俗直称LED灯)招牌及电脑打印因成本较制作霓虹灯牌为低,新式招牌逐渐普遍于香港而字体往往都是电脑中文字体,例如黑体、标阶体、仿宋体、仿魏碑体、新细明体,所以传统书法字体招牌愈来愈少。其中有贪图方便,直接将大陆简体转换成繁体,导致有店铺以“皇後”当作“皇后”。更甚者,会直接使用大陆简体,而不用繁体。例如:大埔富亨邨颂雅苑停车场内路段之“不准泊车”告示牌,“车”字就是简体字;香港麦当劳曾经以大陆简体字包盒出售巨无霸。凡此种种,均破坏香港一直以来使用传统中文的文化。陈云根据儒道,愤斥此种行为等于引入“蛮夷”来消灭香港的传统华夏文化。
2012年9月香港爆发反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运动,反对者要求撤回有关科目,最终香港政府搁置课程指引。香港反国民教育科运动,触发出民间“去中国化”与“去中共化”的激烈辩论。抗争者认为,香港亲共人士的舆论将香港人守卫“两制”的努力污名化为抵制“一国”,将“去中共化”、“反大陆化”替换为“去中国化”,称这反而刺激非理性声音,将香港主流人心推远。10月17日,香港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再度重返政府总部集会,有数千名市民参加。这场已坚持逾一年的公民运动,是继2003年50万人上街反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后,最重要的一场捍卫“两制”运动,并在民间扩大成“抗赤化”思潮。香港前律政司司长、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将有关言论套在香港法律界上,猛烈抨击其为“去中国化”、“去中央化”,是在“搞港独”。将民间反国教运动,由抗拒中共政权意识形态的党化灌输、即“去中共化”,扭曲成是“去中国化”。进而把这些捍卫香港核心价值、守护家园的普通市民,推向“去中国化”的“港独”地步。民间反国教运动,所反对的只是中共党国体制下的意识形态灌输︰拒绝被洗脑、被顺民化、被谎言化,而是要守护“两制”下香港一直所拥有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及重视诚信等普世价值观。[26]
2018年初香港浸会大学学生陈乐行等人带头反对普通话作为大学本科毕业门槛,期间发起游行、占领大学语文中心,遭《环球时报》批评行为本质是在“去中国化”[27]。
泰国
越南
越南原有当地丰富的文化及语言,北部曾被中华王朝统治超过千年。当地的统治者及高级知识分子曾长期尊中原文化为正本。在政治与教育方面,正式公文与书籍一度仅以汉字写成。
越南的去中国化过程,以罗马拼音文字取代汉字的官方地位,而发明并推行本地语言的书面语,以正式明确地脱离以中国为宗主国的属国关系。以马列主义为教条的越南共产党政府(北越政权)全面废除汉字,推动越南国语字为国家文字。越共1976年统一越南以后更是废除南越中等教育中保留的必修“汉文科”,在之后和中国共产党政权间爆发的包括中越战争在内的数次边境纷争更是让越南官方进一步加速了去中国化的运动,街道上曾一度严禁汉字出现。
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当地的统治者、贵族及高级知识分子千年来一直尊中原文化为正宗。在政治与教育、法律方面,正式公文与书籍亦以汉字写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朝韩分别建国,双方都开始展开在文化上的去中国化。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1945年,朝鲜半岛摆脱日本统治,由于日本统治时强制使用大量日本汉字,独立后为去殖民化,迫切需要采行独尊朝鲜自己的民族文字的背景。1945年金日成发出指示,要求朝鲜共产党(今日朝鲜劳动党的前身)党内所有出版物印刷不要夹用汉字。第二年,朝鲜就有部分的出版物不再夹用汉字。1947年,朝鲜的《劳动新闻》开始在部分版面里使用朝鲜文印刷,而到了1949年则彻底使用朝鲜文印刷,这也意味着朝汉混用文的时代在北朝鲜正式结束。由于朝鲜特殊的政治体制,废除汉字的政策并没有受到民间与学术界的强烈反对,这项政策一直被朝鲜政府强制推行至今。
朝鲜旧有传说中,曾以箕子为其始祖之一,与檀君并立。在朝鲜建国后,改以檀君为主。1959年,金日成下令拆毁箕子陵。
韩国
1948年10月9日,刚成立两个月的大韩民国政府,颁布了第六号法律“韩文专用法”,以韩文为官方文字,逐渐停用汉字。1971年起在小学教育中完全废除汉字教育[28],韩国的去中国化过程,其内涵是全面改用韩国字,取消使用汉字,大韩航空更改为谚文表记,并建立独特的韩国文化与民族。现在的韩国人通常只把汉字应用于专有名词(国名、地名、人名等能用汉字并记,并用作区别)。随着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韩国对传统文化的推广,表音文字谚文无法像汉字能表意区分,于是开始有一部分人试图恢复汉字教育的主张出现,惟无具体成效。目前在韩国除了小学之外,只有法律专业才深入学习汉字。韩国史学教育中,不再以箕子为其始祖,也以檀君为主。[来源请求]
日本
日本在大化革新前后,吸收了不少中原文化以及汉字,正式的书写语也采用汉字假名混用文。
明治维新前后,脱亚入欧论与中国发展落后,社会开始辩论是否废除汉字,全面改用假名或罗马字的争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建议推行日语罗马字之下于1946年制定了当用汉字表,曾经以最终全面废除汉字为目的,对汉字的使用数量作出了严格的限制。但是在1980年代,当用汉字表被常用汉字表所取代,废除汉字也不再被当成目标了。除了不用汉字会造成大量同音字词的困扰,以及大量假名难以表意,例如名字、地名等,也可能是因为汉字表已经通行数十年,语言学有了新发展,世界情势也有所改变,全面废除变得十分困难的缘故。
蒙古
蒙古人在元代曾统治中国本部,虽进行四等人政策,但多少也吸收了一些中原的汉文化,契丹古城、元代的哈拉和林和清代的库伦曾有大量中式庙宇。外蒙古独立后通过驱逐汉人,没收晋商财产等措施拉开与中国的距离,并且通过清洗佛教、更改回鹘式蒙古文等在文化领域积极向苏联等欧洲国家靠拢。
苏联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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