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盛世
永乐盛世是明朝明成祖朱棣统治时期（1402－1424）所出现的盛世，而明成祖统治期间以永乐作为年号。永乐盛世时，明朝进入最繁华的鼎盛时期，国威远扬。
历史
靖难之役
明太祖分封诸子为王，以加强边防，藩屏皇室。诸王之中，以北方诸王势力较强，又以秦王朱樉、晋王朱㭎与燕王朱棣的势力最大。为防止朝中奸臣不轨，明太祖规定诸王可移文中央捉拿奸臣，必要时得奉天子密诏，领兵“靖难”（意为“平定国难”）。同时为防止诸王尾大不掉，明太祖也允许今后的皇帝在必要时可下令“削藩”[1]。
1398年明太祖驾崩，由于太子朱标早死，由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即明惠宗（亦称建文帝、明惠帝）。明惠宗为巩固皇权，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密谋削藩。周王、代王、齐王、湘王等先后或被废为庶人，或被杀。同时以边防为名调离燕王的精兵，准备削除燕王。结果燕王朱棣在姚广孝的建议下以“清君侧，靖内难”的名义起兵，最后迂回南下，占领京师，是为靖难之变。朱棣即位，即明成祖，年号永乐。明惠宗在宫城大火中下落不明[2]。
开创盛世
明成祖时期武功昌盛，明成祖先是出击安南，将安南纳入明朝版图，设立交趾布政司。明成祖之后又亲自五入漠北攻打北元分裂后的鞑靼与瓦剌。明成祖册封瓦剌三王，使与鞑靼对立，等到瓦剌兴盛后又助鞑靼讨伐瓦剌，不使任何一方独大[3]。同时，明成祖撤去大宁都司，将宁王朱权内迁南昌，授予兀良哈蒙古的朵颜、泰宁和福余三个卫所自治权，但不允许三卫蒙古人南迁到大宁地区驻牧。明成祖还于1406年和1422年对兀良哈蒙古进行镇压，以维持这一地区的稳定[4]。明成祖为安抚东北女真各部，在归附的海西女真（位于松花江上游）与建州女真（位于松花江、牡丹江之间）设置卫所，并派亦失哈安抚位于黑龙江下游的野人女真。1407年亦失哈在混同江庙街的对岸塔林设置奴儿干都司，扩大明朝东疆，亦失哈并于1413年视察库页岛，宣示明朝对此地的宗主权[5]。明成祖一改明太祖闭关自守的外交策略，自1405年开始派宦官郑和下西洋，向各国交往、宣示威德以及建立朝贡体制，也有为围堵西亚帖木儿帝国的说法[3]。郑和下西洋前后七次，前六次均在永乐年间由明成祖派遣，郑和船队足迹遍布东南亚与南亚地区，还于满剌加建有基地。其规模空前，最远到达东非索马里地区，扩大明朝对南洋、西洋各国的影响力[2]。
文治方面，明成祖修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在三年时间内即告完成。《永乐大典》有22877卷，其中凡例、目录60卷，全书分装为11095册，引书达七八千种，字数约有三亿七千多万， 且未有任何删节，《永乐大典》在编成后即被深锁皇宫数百年，以至当时有多人认为《大典》已在战火中被毁。根据记载，明朝年间仅有明孝宗和明世宗二帝阅《大典》[6]。此外，明成祖并未将《永乐大典》复写刊刻，且决定只制作一份抄本，并于1409年完成[7]。1405年明成祖将北平改名北京，称行在，并设立北平国子监等衙门。1409年，明成祖巡幸北京，在北京设立六部与都察院，并在北京为逝世的徐皇后设立陵寝，已经显示迁都的迹象。经过十几年的经营，北京初步得到繁荣。1416年明成祖公布迁都的想法，得到认同，隔年开始大规模营造北京。1420年宣告完工，隔年迁都。因为永乐年间天下大治，并且大力开拓海外交流，所以有学者将这段时期称为永乐盛世。但是明成祖同样对异议者大肆杀戮，诸如黄子澄、齐泰等明惠宗旧臣等都被杀[8]。著名思想家方孝孺就是被明成祖下令处死，并诛灭十族。[9]
明成祖驾崩后，其长子朱高炽即位，即明仁宗，年号洪熙。
疆域
根据《明史·志第十六》记载，明朝初年“计明初封略，东起朝鲜，西据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
毛佩琦认为明长城并不是明朝和北面蒙古的国界，而是一个秩序界限，是长城以北的游牧经济文化和长城以南的农耕经济文化的界限；明朝与蒙古族之间从未因疆域有过冲突，只有经济上的冲突[10]。但亦有指出，北元及蒙古诸部终明一代始终是明朝的巨大威胁。《明史·兵志》说：“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主要就是指对北方蒙古防御而言的。而这些花费了无数人力、物力、财力而修筑的长城和壕垣，基本上都是为了防御蒙古骑兵的南下[11]。
明成祖在位期间对于中国北方地区不光是派遣武将出征，而且还亲自率师出征；此外，他在西北设立了地方行政机构哈密卫，加强了对西北的控制。在东北设立了军事机构奴儿干都司，实际控制了以女真族为主体的东北地区。在西南建立了贵州省，在南方（今越南北方）设置交阯省（但在明成祖去世不久即放弃）[12]。不过，史学界对明朝是否实际统治了西藏存在较大的争议，如《剑桥中国明代史》指出：“西藏在元朝与中国有着广泛的联系，但与明朝几乎没有外交关系……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西藏人都未觉得他们是明朝廷臣民。另外，他们无须中国（明朝）居中调解而维持着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关系”[13]。
葛剑雄指出，明朝对在长城以北领土的统治并不稳定，而且管理时间相对为短且效率不高：“在北方，为了打击元朝的残余势力，明军不上一次发动进攻，洪武时的北界推进到了今西辽河、西拉木伦河、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查干诺尔、阴山山脉和贺兰山一线，并设置了不少卫所。但以后陆续后撤，到宣德五年（1430年），在今北京、河北、山西境内的明朝北界已经退到了长城。在今陕西、宁夏和甘肃境内的明朝疆域也是以长城一线为北界和西界了”[14]。
政治
迁都
明成祖朱棣夺位后，决定迁都到自己的根据地燕京，即北平府，永乐元年（1403年）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升为“行在”。强令迁入各地流民、江南富户和山西商人等百姓，永乐四年（1406年），兴建燕京宫殿、城池。永乐十四年（1416年），召集群臣，正式商议迁都燕京，对于反对的大臣，一一整肃，从此无人反对。次年，紫禁城正式动工。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造完毕。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正式将明朝首都迁到燕京，改称北京，以故都金陵为南京。从此以后，北京就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为此重新修建了北京城和北京的宫殿，同时为了保证北京的供应，重新疏通了大运河，利用运河开展漕运，使运河成为重要的南北运输大动脉[12]。明成祖迁都，有史学家称之为：“天子守国门”之举[15]。
改革吏治
明太祖朱元璋时，由于废除了丞相制度，皇帝直接领导六部，事无钜细都要皇帝亲自处理，所以皇帝需非常劳心。明成祖时期，完善了文官制度，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内阁制度，不仅成为明朝政治体制的重要特点，而且对后来全世界的政治体制都有所影响[12]。
军事
改革军制
明成祖时期建立了禁卫军京师三大营，而三大营是明朝军队对外出征的主力。
进军漠北
为了彻底解决蒙元贵族的残余势力，从永乐八年（1410年）开始，明成祖御驾亲征率领明军北伐漠北。这次北伐，明军击破五万蒙古骑，迫使蒙古本部的鞑靼向明朝称臣纳贡，永乐帝封鞑靼权臣阿鲁台为和宁王。随后明朝大军一直进入到极北，在巨石上刻字为碑“翰海为镡，天山为锷。”永乐十年（1414年），永乐帝举行第二次北伐，击败了蒙古另一部瓦剌，瓦剌遣使谢罪之后，永乐帝班师回朝。永乐十七年（1421年），永乐帝举行第三次北伐，大败兀良哈三卫。明成祖五次北伐后，蒙古势力暂时削弱，明朝也已精疲力竭，无力再作大规模远征。此后蒙古直到明英宗的土木之变前都无法对明朝构成威胁。
永乐七年（1409年），明朝在黑龙江下游东岸奴儿干地方（元朝征东元帅府旧地），设立了奴儿干都司，管辖今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和库页岛等地。
南征安南
经济
农业
明成祖朱棣对各地方官吏要求极为严格，要求凡地方官吏必须深入了解民情，随时向朝廷反映民间疾苦。永乐十年(1412年)，朱棣命令入朝觐见的地方官吏五百余人各自陈述当地的民情，还规定“不言者罪之，言有不当者勿问”。之后，明成祖宣布“谕户部，凡郡县有司及朝使目击民艰不言者，悉逮治。”即地方官或中央派出的民情观察员，如果看到民间疾苦而不实报的，要逮捕法办。对民间发生了灾情，地方上要及时赈济，做到“水旱朝告夕振，无有雍塞”。
手工业
明成祖时期，布帛、丝绢、棉花绒和果钞已成为明朝赋税的重要部分，这也反映了当时经济作物的发展[16] 。永乐和宣德年间是明代制瓷业的鼎盛时期，江西景德镇是当时中国制瓷业中心。景德镇制造的瓷器产量高，而且质量也好，在制瓷工艺方面取得许多新的成就。如明成祖时期的锥拱、脱胎，都是技术上的新创造。釉彩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甜白、翠青、釉里红是明成祖时期的名贵瓷器[17] 。
《明史．卷八十》里记载了在明成祖年期疏通的运河沿岸商业发达繁荣，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18]。
而民营矿冶却也在稳步发展，永乐元年（1403年），民间交铁课79800多斤。造船业也居世界前列。在南京城的北龙江（亦叫龙湾）和太仓刘家港是当时明朝的造船业基地。郑和下西洋所用的船，多半是龙江制造的。而在其他各地的造船业也都很发达。各地造船种类很多，有遮洋造、备倭造、战船、浅船、风快船、黄船，等等。其中海运税粮的遮洋造最大，可装载粮食四五百石[19]。
文化
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命解缙、姚广孝、王景、邹辑等人纂修大型类书，至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编成《文献大成》，即《永乐大典》。修纂《永乐大典》并非出于文化专制的目的，而只是为了保留下更多的史书，能够为后人所用。《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收录入《永乐大典》的图书均未删未改，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比十八世纪中叶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要早300多年。开创了世界文化史上百科全书编纂的先河[20]。
《永乐大典》虽然是动员和花费了众多的人力物力修纂而成，但明朝和历代帝王中甚少有人阅读，据记载只有明孝宗和明世宗常阅《大典》。《大典》在编成后即被深锁皇宫数百年，以致当时有多名学者如顾炎武和谈迁认为《大典》在万历晚年已经消失、全部皆佚[21]。
外交
在外交上明成祖不但派了陈诚出使西域，而且派了郑和下西洋，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之举[12]。同时向各国交往、宣示威德以及建立朝贡体制，也有为越洋围堵西亚帖木儿帝国的说法[3]。
海路
永乐三年（1405年），明成祖朱棣派遣宦官郑和为正使，王景弘为副使，率水手、官兵27800余人，乘“宝船”六十二艘，远航西洋。明朝舰队从苏州刘家港出发，到占城（今越南南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及锡兰等地，经印度西岸折回返国。以后又于1407年至1433年的二十多年间，先后七次出海远航，经过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这就是郑和下西洋。
陆路
明成祖还多次派遣吏部验封司员外郎陈诚、中官李达等官员出使西域诸国，西域诸国如帖木儿帝国、吐鲁番、失剌斯、俺都准、火州也与明朝多次互派使者往来，称臣纳贡。明朝与西域诸国加强了政治、驻军和贸易往来，使得全国的统一形势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饥荒与灾害
在永乐盛世期间有多起饥荒与灾害的记载，据《明实录》记载，自洪武三十五年至永乐二十二年永乐帝在位期间，水灾、旱灾、蝗灾以及瘟疫所引起的饥荒灾害有二百七十六起，其中大多数灾荒为朝廷所了解，并给予了赈济或减免赋税[22]。
评价
明代官修国史《明太宗实录》中评价对朱棣及整个永乐年间：至军国重务，必自决。左右或劝上少自逸者，祖宗付畀之重，一息不绝，其敢怠？！为政一循太祖旧规，申明法制，修述礼乐。躬谒孔子，幸太学。广召天下方闻博雅之士，蒐罗古今，著为大典。表章正学，集四书、五经、惟（性）理大全，垂训万世。德威广被，四裔君长，无间大小远迩，朝觐贡献请授官爵于阙下者无虚日。海外若榜葛剌、满剌加、忽鲁谟斯等处新受朝命为主者殆三十国。东逾辽水，鞑靼、女直（女真）、野人、兀良哈之地，立行都司、卫所，设官统治，几三百处。直西部落数百种皆重译来附，其请置官府者盖三之二。西南羌夷建宣慰、宣抚、安抚司及军卫郡县，视旧增益数倍。安南为逆，一举削平之，而郡县其地。独北虏反复，数为边患，亲率六师征之，驱诸绝漠之外，虏遂不敢南向。盖唐虞三代以来，若汉之高帝、世祖，唐之文皇，宋之太祖，其宽仁大度、聪明文武、闳远之规、乾刚之用，帝皆兼而有之，是以功烈之盛，前古鲜俪焉。[23]
清朝官修《明史》中描写永乐帝在位期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永乐中，既得交阯，以绢，漆，苏木，翠羽，纸扇，沉、速、安息诸香代租赋。广东琼州黎人、肇庆瑶人内附，输赋比内地。天下本色税粮三千余万石，丝钞等二千余万。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岁歉，有司往往先发粟振贷，然后以闻。”[24]
史学家毛佩琦称清朝官修史书《明史》描绘朱棣雄才大略、励精图治，发展经济，提倡文教，使得天下大治，并且宣扬国威，大力开拓海外交流，推动了中华民族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文化的进程[10]，以至称赞该时期“远迈汉唐”，故被称为永乐盛世[20] 。
学者商传称永乐盛世“远远超过了后来的所谓康乾盛世”[25]。
明史学家顾诚在文章《明前期耕地数新探》中评价：在历史上，明成祖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君主，他的业绩应当给予足够的评价。但是，也应该看到朱棣的好大喜功，滥用人力、物力，把弓弦绷得太紧，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26]
史学家白寿彝称朱棣是个有作为的皇帝，并说中国历史上有多次重大事件都是发生在永乐一朝[27]。亦指出在永乐期间也出现不少问题，如官僚队伍中“贪风，永乐之末已作”，“请托贿赂，公行无忌”，官员任用“渐循资格”，办事“循习”成弊；经济上钞法败坏，“物价腾涌”；军队中“自永乐以后，新官免试，旧官即比试，贿赂无不中”，造成“军职日滥”，而其间“多贪暴怠懈，纪律不严，器械不利，城池不修，军士缺伍，攻战屯守之法渐废弛”，由于“调度频繁，营造日久”，致使“虚有屯种之名而田多荒芜”，“兵之力疲而农之业废”。总之，朱棣一意要建立大功，垂名后世，而举国上下已经漏洞百出。白寿彝亦认为永乐盛世“被当时的人民群众断然否定”以及“唐赛儿起义是人民群众对永乐太平盛世的断然否定，是对朱棣‘以爱民为本’的统治的恰当评价”[28]。白寿彝认为永乐帝在国家“财力大窘”、在位期间连续发生四十多起民间动乱以及加重政府腐化的状态下亦常以“圣主”和“明君”自许[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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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白寿彝《中国通史》，明时期下册
- ^ 白寿彝《中国通史》，明时期下册：“唐赛儿起义是人民群众对永乐太平盛世的断然否定，是对朱棣“以爱民为本”的统治的恰当评价。仅就《明太宗实录》统计，永乐一朝所谓“民乱”、“强贼”就达四十起之多。永乐末年，山西、河北，甚至号称富庶的苏、常、嘉、湖等地都出现了成伙的“强盗”和大批“流民”。”“亦常以“圣主”“明君”自许，希望留芳百代，但朱棣为政过猛，步伐太急，给当时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再加上他好大喜功，而财力、精力有限，不免顾此失彼。南征安南，战争持续近二十年，八十万大军疲于奔命；郑和六下西洋，“费钱谷数十万，军民死者以万计”，修建北京宫殿，赴四川、云、贵、湖广采木，工程历时十数年，“所费数以万计，役死军士百姓不计其数”；五次亲征漠北，每次动员兵力三十万至五十万不等，搜尽天下府库以充军饷，数十万军民为之转输，造成“财力大窘”，正如仁宗洪熙元年（1425）湖广布政司左参政黄泽上言所说：“向也，南征北讨，出师连年，辎重牛马，耗散巨万，又江北困于营造，江南疲于转输”，“土木屡作，劳者弗休”，结果是“丁男疲于力役，妇女困于耕耘，富者怨征敛之繁，贫者罹冻馁之苦”。为支付巨大的开支，永乐末年甚至将官吏的俸给都撙节了十之六七，官吏家属已有冻馁之虞，百姓生活可想而知了。“人民流离，饿殍盈路，税粮逋负，盗贼横生”，便是永乐末年的社会生活图景。”“在其他方面，永乐时期也表现出不少问题，如官僚队伍中“贪风，永乐之末已作”，“请托贿赂，公行无忌”，官员任用“渐循资格”，办事“循习”成弊；经济上钞法败坏，“物价腾涌”；军队中“自永乐以后，新官免试，旧官即比试，贿赂无不中”，造成“军职日滥”，而其间“多贪暴怠懈，纪律不严，器械不利，城池不修，军士缺伍，攻战屯守之法渐废弛”，由于“调度频繁，营造日久”，致使“虚有屯种之名而田多荒芜”，“兵之力疲而农之业废”。总之，朱棣一意要建立大功，垂名后世，而举国上下已经漏洞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