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侧翼效应

激进侧翼效应（Radical flank effect）指社会运动中，激进派给持同一目标的温和派所造成的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如认为激进派的存在会使公众给予持同一目标的温和派更多支持。美国社会学家莱利·顿拉普（Riley Dunlap）认为，这一概念在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中享有广泛的可信度。

历史

“激进侧翼”这一概念系于1975年首次提出。乔·弗里曼在《女性解放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Women's Liberation）中，用“激进侧翼”指称女性解放运动中更具革命性的一类团体。“在这些（激进）社团的映衬下，女权主义的其他组织与个人倍显得体可敬。”

“激进侧翼效应”则是由赫伯特·H·海恩斯（Herbert H. Haines）创设。1984年，海恩斯发现，美国黑人运动激进派兴起后，温和的黑人运动组织所受资助不降反升。 在其1988年出版的《黑人激进派与民权运动主流：1954-1970》一书中，海恩斯质疑了当时的主流观点：“对抗性强的激进黑人活动家造成了‘白人的反冲（white backlash）’，使更温和的民权运动亦受到针对，陷入不利。” 海恩斯反而论称“激进派所造成的混乱对黑人运动的进步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其为主流民权运动社团提供了帮助

海恩斯将温和派在外部收入上的增加与在立法上取得的胜利作为研究的因变量，以此计量激进侧翼效应的积极影响。尽管因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与种族平等会议等组织拒绝透露完整的财政记录，海恩斯研究中近半的温和派收入数据缺失或系估算而成， 但其数据运用与道格・麦克亚当之资源动员研究相比，仍堪全面广泛。在部分温和派（如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收入数据上，海恩斯的数据甚为详尽。

影响

积极影响

• 激进派通过移动话语边界（见奥弗顿之窗），让温和派更显合理可为。例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女权运动激进派兴起的背景下，改良派女性团体显得温和折衷。气候议题上，埃克森美孚曾拒绝承认气候变化，而当时的英国石油公司则于1997年承认了人类所致气候变化的存在及其问题。英国石油公司的立场在埃克森美孚的激进姿态下倍显温和。
• 激进派或可制造危机，而政府则通过向温和派做出让步进行解决，例如接纳工会，以暂且打发欲对生产体系实行更大控制的激进工人。 当雨林行动网络以抗议示威威胁史泰博，要求其售卖更多回收纸张时，史泰博则向较为温和的环境防卫基金寻求帮助。
• 武装的激进侧翼通常为温和的非暴力活动家提供保护，使其免于镇压，继而反过来为非暴力抵抗的存续提供了可能。 1964年，防卫与正义执事会负责和平派种族平等会议路易斯安那州支部的防卫工作，此后则保护了马丁·路德·金，并护卫了“向恐惧进军”运动中的其他示威游行。

消极影响

• 激进派可能败坏某一社会运动的名声。
• 激进派可能会使温和派同第三方的合作更加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