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山抚番

开山抚番，意指清廷自1874年牡丹社事件之后，在清治台湾之周边地区推行的政策，内容包含积极进入台湾后山（含括今中部山区、东部的花莲县与台东县，以及屏东枋寮以南的地区）和讨伐并招抚当地高山原住民政权（清作“生番”，平埔原住民作“熟番”），由台湾海防钦差大臣沈葆祯首开其端，后由台湾巡抚刘铭传延续。

开山抚番
日期 1874–1895 (间歇) 地点 台湾 结果 大清帝国势力进入后山，众多部落离开原居地
参战方
台湾原住民	大清帝国

政策内容

开山

沈葆桢钦差期间，除奏请增设台北府，以平衡南北地位的失调外，也亟思改善台湾前山、后山的地形阻隔、交通困难的问题。他认为开山、抚番须同时进行，并要积极开发后山地区，以免为外人所占。因此他急于打通前后山联络通道，分北路、中路、南路同时进行；北路由噶玛兰厅苏澳至花莲奇莱，共计205里、中路由彰化林圮埔至花莲璞石阁，共计265里、南路由屏东射寮至台东卑南，共计214里，而中路即是三路中至今仅存，被列为国定古迹的八通关古道。

抚番

沈葆桢增加行政区域，以入侵台湾原住民领域（生番），将埔里地区单独设立埔里社厅，改“北路抚民理番同知”为“中路抚民理番同知”，移驻埔里。另在后山地区设置卑南厅，移“南路抚民理番同知”驻守。所谓的“抚番”即是有计划强取各项资源以及加速推动“生番”汉化作业。其所拟定的计划包括选土目、查番户、定番业、通番言、禁仇杀、设番学、修道路、易冠服等。他在计划开山深入山地之时，道路所经之处，随时随地招抚当地“番社”，强迫使其接受汉化，胁迫其放弃以武力抗争（出草）来守护领域，若有不服招抚而抵抗者，便以强大武力征服、侵略和摧毁部落，致原住民反弹激烈；其间先后发生诱杀阿美族菁英的大港口事件、与消灭撒奇莱雅族及噶玛兰族的加礼宛战役等屠杀事件，又凌迟处死赴营请降的族长古穆·巴力克（Komod Pazik）、并当众惨杀其夫人伊婕·卡娜萧（Icep Kanasaw），花东二族在抵抗清军的持续入侵中几近灭绝。

废除渡台禁令

沈葆桢认为若要彻底落实“开山抚番”工作，并增垦平地与利用各项资源，则必须将过去限制汉人携眷入岛、禁止汉人偷渡的渡台禁令以及禁止汉人进入山地、禁止汉人娶原住民女子为妻等禁令加以解除，藉以引进多数汉人来加速推进及巩固其政策目标，因此沈葆桢于1875年2月奏准解除对台湾的一切禁令。

扩大抚番

清法战争期间1884–1885年法军侵台，清廷警觉台湾在海防的重要性，1885年台湾建省，刘铭传为台湾巡抚，以防务、军政、清赋、抚番四项为新政。由于经费短绌，故新政以扩大“抚番”以掠夺山林资源以及樟脑利益独占为首要，招民移垦开发森林资源，建立在掠夺台湾原住民族领土和征服之上。着手汉化原住民的工作，于台北设番学堂，赠与衣食、教算术、汉文、官话、台语及汉人生活模式。

刘铭传与地方巨商，为掠夺山林资源、垄断樟脑独占利益（刘铭传在奏折中自称为“伐木裕饷”），由地方巨商向政府官员捐输买官、提供民勇人丁，官员发动战争劫掠抢取更深山原住民族群的土地，租给地方巨商招募民工脑丁入垦山林，所得再租税裕饷，如此循环，自1886年起七年间持续发动一连串大嵙崁战役以帝国优势现代武力征伐今大溪、三峡、复兴、乌来等地的泰雅部落，许多台湾原住民部落不是被“破庄灭族”、“丧身灭社”，就是逃离原本的活动领域，往深山迁徙，然后将汉人移往台湾原住民区域开垦，剥夺原住民生存空间，也导致原汉关系的紧张不断。经过原住民的抵御，大多部落仍未让清军轻易占领，因此最终仍无法撼动台湾高山族之传统政权。

台东直隶州最后一任知州胡传（胡适之父）曾对刘铭传的“开山抚番”留下如此评语：

“ 台湾自议开山以来，十有八年矣。剿则无功；抚则罔效；垦则并无尺土寸地报请升科；防则徒为富绅土豪保护茶寮、田寮、脑寮，而不能禁凶番出草。每年虚糜防饷、抚垦费为数甚钜。明明无丝毫之益，而覆辙相蹈，至再、至三、至四，不悟、不悔；岂非咄咄怪事哉！ ”

参考文献

• David Pong（庞百腾）著，陈俱译：《沈葆桢评传——中国近代化的尝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温振华著，《台湾原住民史．政策篇（清治时期）》，（南投：国史馆台湾文献馆，2007）。

阅读

• 《巡台退思录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晚清台湾开山抚番事业新探：兼论十九世纪台湾史的延续与转型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晚清“开山抚番”下的山区开发与地方社会─以竹堑地区的“金广成”垦号为例
• 《福尔摩沙大旅行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