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脚川事件

七脚川事件（南势阿美语：U micidekay a demak nu Cikasuan），为台湾日治时期发生于花莲港支厅的原住民阿美族七脚川社（今花莲县吉安乡）与日本警察冲突事件。

背景

理番政策转变

日本治理台湾原住民，原本沿用清朝以番治番手段，由警察指挥“隘勇线”将原住民地盘包围后，就多方安抚。1898年至1904年间在台东厅长相良长纲任内，对于太鲁阁族的要求多所顺从，反而给予他们独立发展的空间。为了应付太鲁阁族，台东厅施行“以番制番”策略，扶植阿美族七脚川社来制衡太鲁阁族。

日俄战争前，日方为开拓财源，欲积极开发樟脑等物资，大幅推进隘勇线，同时相良长纲去世，继任者森尾茂助对原有的绥抚政策不满，逐渐转向以威压为主要手段。森尾允许贺田组进入太鲁阁山区开发樟脑，结果因为劳资纠纷，发生了威里事件。

明治四十年（1907年）新设花莲港北方威里隘勇线，以防范太鲁阁族南下迁移至木瓜溪流域寻找耕地，并利用南势阿美七社防范太鲁阁族群，当中又以七脚川社出勤人数最多，因此该社亦拥有奇莱平原为数最多的火药，且该社拒绝接受日本政府权威，蔑视日军讨伐太鲁阁群的能力，当时警察本署长兼番务课长大津麟平因此认为，理番之优先级乃应先弹压倨傲之平地原住民之见解，决定对七脚川社采灭族政策。

事件爆发

七脚川社人为日本政府长期看守隘勇线之薪资微薄，若不服规劝或被认定为工作怠惰，薪水往往遭扣押，而且薪资之发放系统筹交由头目转发，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12月原被派至居住地附近执勤之七脚川社之隘勇伍长芝鲁雾甸等18人，因工作调动至远方海岸之勤务，感到忿忿不平（薪资过少，且执勤地离居家过远，影响家计颇大），认为日方劳役分配不均，且隘勇们没有拿到薪资，向头目索取，头目表示警察未发，而向警察索取时，警察又表示已交由头目，故认定头目与警方苛刻他们，因而于该月13日相偕逃至山区。

隔日，又有四名七脚川社之隘勇逃走，并教唆木瓜群及巴托兰群在威里及巴托兰隘勇两线一带袭击，造成一日本巡察死亡，十五日，七脚川派出所共有42人受到七脚川社人包围，从花莲港来救援之步兵击退反抗者，成功突围而返，本来只是少部分人的薪资问题，被日方认定为全社暴动，在此冲突中日方一军官及士兵战死。日方于十五日当晚发动军事行动，十六日七脚川人纷纷撤退至木瓜山一带，并破坏电信设备，而日方为确保其余南势五社确实顺服，十七日命薄薄、饱干、里漏、尾子、豆兰等五社夺取七脚川社之粮食，协助烧毁家具，从二十一日军队和警察队一起向木瓜山（鲤鱼山）扫荡，原住民因为粮食渐次缺乏，于是请求归顺。

至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3月，计有1,322人归顺，部分归顺者被移到大埔尾（今台东鹿野一带）安居，也有部分被分在其余南势五社。七脚川社被迁移至今日之花莲池南、月眉、溪口及台东县海端，称为七脚川新社，而归顺后逃走及不肯投降者，越过木瓜溪于鲤鱼尾一代活动，这些人直到大正三年（1914年）六月讨伐太鲁阁族时，才被收缴枪支及归顺，计枪器125挺、弹药194发，七脚川事件亦在此结束。

吉安乡公所为纪念这段原住民英勇抗日的历史，在七脚川溪上游的大山桥头设置纪念碑。

结果与影响

七脚川社的土地被没收，后来即变成日本移民村吉野村的土地来源。

参见

• 谷拉斯·马亨亨
• 大港口事件
• 台湾日治时期日本移民村
• 吉野村
• 吉安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