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天府书院
应天府书院又称商丘书院、睢阳书院、南都学舍、南京应天书院、南京书院、南京国子监，原址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商丘古城南湖畔，由五代后晋杨悫所创，并列中国四大书院之一，宋初书院多设于山林胜地，唯应天府书院设于繁华闹市，历来人才辈出。靖康之变时（1126年），金兵南侵，中原沦陷，应天府书院被毁，学子纷纷南迁，中国书院教育中心随之南移，应天府书院没落。历朝虽有人曾重修书院，但未能成功，今日应天府书院只剩下残存建筑。
历史
草创
唐朝灭亡后，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分裂时期，官学遭受破坏、庠序失教，中原地区开始出现一批私人创办书院，应天府书院由此而生。
书院历史最早追溯到五代后晋时期，宋州(今河南省商丘市)虞城(今商丘市睢阳区)通儒杨悫在归德军将军赵直扶助下聚众讲学，创办睢阳学舍。杨悫去世后，他的学生戚同文继承师业，继续办学，培养出诸如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等后来都成为台阁重臣的著名人物。应天府书院的前身就是当时的睢阳学舍(亦称睢阳书院、南都学舍)。
北宋立国初期，急需人才，实行开科取士，睢阳学舍的生徒参加科举考试，登第者达五六十人之多。文人、士子慕戚同文之名不远千里而至宋州求学者络绎不绝，出现了“远近学者皆归之”的盛况，睢阳学舍逐渐形成了一个学术文化交流与教育中心，但戚同文病逝后，学校一度关闭。
北宋盛世
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商丘古城），在成为应天府之前是宋州（今商丘市）的治所。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之前，在后周任殿前都点检、兼宋州归德军节度使，所以宋州被认为是太祖的发迹地。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宋太祖赵匡胤尊号为“应天广运仁圣文武至德皇帝”，景德三年（1006年），宋真宗将太祖发迹之处宋州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宋真宗亲自驾临应天府，升应天府为南京 (与东京（今开封）、西京（今洛阳）并列为三京)。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当地人曹诚“请以金三百万建学于先生（杨悫）之庐”，在其旧址建筑院舍150间，藏书1,500卷，并愿以学舍入官，并请令戚同文之孙戚舜宾主院，以曹诚为助教，经由应天府知府上报朝廷，受到宋真宗赞赏，翌年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将该书院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应天府升格为“南京应天书院”又称为“南京书院”。庆历三年（1043年），应天府书院改升为“南京国子监”，与东京（今开封）、西京（今洛阳）的国子监并列为北宋最高学府，同时也成为中国古代书院中唯一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
从此，这所书院得到官方承认，成为宋代较早的一所官学化书院。时人称：“州郡置学始于此”，天下学校“视此而兴”。后该书院经应天知府、文学家晏殊等人加以扩展。范仲淹曾受教于此，及后曾在书院任教，盛极一时，“聚学为海，则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词为锋，则浮云我决，良玉我切。”这是范仲淹在执掌应天书院时所作的《南京书院题名记》，足见当年应天书院的博雅学风和恢弘气势。应天府书院与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合称中国四大书院。
应天府的办学模式，令当地书院风气大盛。李觏先在南城创办了盱江书院，求学人数曾达千人之多；杜子野在宜黄兴办鹿冈书院，曾巩在临川办起了兴鲁书院，并亲自制订校规并任教，还聘请欧阳修、王安石等名人教授生徒。
靖康国难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南侵，应天府书院毁于战乱。同时也因南宋偏安，就读于书院的文人、士子纷纷南迁，中国书院教育中心向南移，在南宋理学大盛日时，应天府书院已不如白鹿洞书院，未能扮演文化传承角色。
明朝嘉靖十年(1531年)，御史蔡瑷在商丘城西北隅以社学改建，而沿用旧名，重建书院，但万历七年(1579)，宰相张居正下令拆毁天下书院，应天书院遂废。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知府陈锡格又重修应天府书院，但为时不久，书院又废。
教学
概况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范仲淹慕戚同文之名，从山东淄州(今淄博)求学于南都学舍。当时书院由戚舜宾主理，办学时奉以“制为学规，课试讲肄，莫不有法；宁亲休沐，莫不有时；曲尽人情，人尤乐从。”应天府书院当时的执教者多是戚同文的再传弟子，均为书院的名师，授以儒家经典，以六经为教材。
应天府书院提供免费教育，学生多为贫寒好学之士，形成刻苦严谨的学风，早年书院伙食不善，范仲淹求学时就有“五年未尝解衣就枕”、“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之说。
应天府书院被纳入地方官学管理后，宋初政府通过赐书、赐匾额、赐学田等加强对书院的控制，但教育方针和教学方法上，书院仍有保留私学教育的特点。宋仁宗天圣年间，文学家晏殊任应天知府时，曾为书院聘请名师任教，书院规模得以进一步发展；1027年，范仲淹因母亲去世辞去了兴化县令的职务，在应天府居丧时，亦于此地任教，四方学子纷纷慕名就学，其治学精神和忧国忧民的言行誉满全国，书院在全国声望空前，一时“人乐名教，复邹鲁之盛”，俨然为中州一大学府。
师资与学生
学者来自不同学派，晏殊、孙复、胡瑗均曾在应天府书院讲会，其各自不同的政治主张时而引起辩论，学术气氛浓厚。
范仲淹主持应天府书院时，择生只有品德和学业上的基本要求，没有年龄、身份和地域的限制，生徒来源广泛，院生可以随意流动，不受地域、学派限制，均可以前来听学。
课程
范仲淹掌管应天府书院时，总结先师戚同文的教学方法，为书院制定出一系列学规，要求“为学次序”和“读书次序”，严格要求院生学习。《上执政书》提出“固国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事”6件大事。其中，“重名器”就是慎科举、敦教育，初步形成了宋初河南书院教育的基本宗旨。
学院的基本课程是儒家经典《诗》、《书》、《礼》、《易》、《乐》和《春秋》，强调“夫善国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学生会按照不同专长而入读各项分科，课程主张学以致用，提倡实地考察，即所谓“明体达用”。范仲淹说：“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救？在于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在“经济之才”的总要求下，还要培养专业人才。他亦把“德”说成是人性所固有的，他主张选拔人才要德才兼备，且首先注意德。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向学生讲学，但大多是提纲挈领的，并不作逐字逐句的解释串讲，只给学生提示，再由学生提出疑难，作针对性讨论。应天府要求教师作表率，每当给诸生命题作赋，范仲淹会先作一篇，掌握试题难度和着笔重点，使诸生迅速提高写作水平。由于范仲淹在道德学问上堪为表率，学风甚浓。
国家地位
宋仁宗庆历年三年（1043），担任宋廷参知政事的范仲淹提出“精贡举、择官长”等十项改革主张，取胡瑗苏湖教法改革当时教育系统，期时应天府已升格为南京国子监，先行实施改革，一改当时崇尚辞赋的浮浅学风，重经义、重时务、重实际。
范仲淹执教应天府书院时，经常教导学生要“从德”，而不能仅以科举仕进作为求学的最终目的。在他提出的“为学之序”中，学、问、思、辨四者也是最后落实到“行”上。后人立有《宋范文正公讲院碑记》，建藏书楼，回顾范仲淹的讲学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