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一包

三自一包,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60年-1962年間進行國民經濟調整時,所提出的農村經濟政策[3][4][5]。三自一包萌芽於1950年代中後期[1][2][5],其中「三自」指自留地自由市場及自負盈虧,而「一包」是指包產到戶[3][4][5][6]。該政策的目的是緩解「大躍進」、「人民公社」等政策導致的全國性大饑荒,恢復農業生產、改善農民生存條件[3][4][6]。三自一包獲得了劉少奇鄧小平陳雲鄧子恢等中央高層的支持,但遭到毛澤東等人的反對[6][7][8][9][10]

1956年浙江省溫州市永嘉縣燎原社「包產到戶」檔案(複製品)。永嘉縣被認為是包產到戶的發源地[1][2]

歷史

三自一包最初萌發於1950年代中後期[1][2][5]。1956年廣東四川湖北浙江的部分農村地區先後出現「包產到戶責任制[2][10]。後為應對三年困難時期(1959-1961年),安徽廣西等地進行了包產到戶、「責任田」等試驗,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效果顯著[2][6][8][10]。其中,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等人於1961年決定在省內全面推行責任田制度,對36個縣的調查顯示平均的產量都比上年增加了38.9%[8][11]。1961年12月,曾希聖到江蘇無錫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匯報工作,毛問曾:「有了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使否還要搞責任田?」以及「生產開始恢復了,是否把這個辦法變過來?」[1][8][11][12] 曾回答毛說:「群眾剛剛嘗到甜頭,是否讓群眾再搞一段時間?」[8][11]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曾希聖遭毛澤東批判是在搞資本主義,被免職調離安徽[1][8][11][13]

 
從左到右:朱德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毛澤東(1962年7月)

但三自一包政策獲得了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陳雲等中央高層一定程度的支持[4][7][9][14][15]。在包產到戶的試驗中,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鄧子恢亦扮演了重要角色[5][13][15]。1962年5月,主管農業的鄧子恢向劉少奇反映,安徽省實行包產到戶效果很好,建議在安徽繼續實行,並向外省推廣,劉少奇表示支持[6][10][14]。劉少奇曾說,應該起草一個文件,全國推開[7]。1962年年中,鄧小平對三自一包的「包產到戶」表示支持,並引用諺語「不管黃貓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貓論」出台[7][9][16]。而陳雲不僅向劉少奇建議實行包產到戶,還主張讓農民分田單幹,認為「鄧子恢包產到戶不徹底,要分田到戶」[8][9],1962年7月初他還曾專門面見毛澤東建議推廣[1][7]。劉少奇表示,凡是有利於提高農民生產熱情的手段,都可採用[6][10]。全中國大陸大約有20%的生產隊,陸續實行了包產到戶[1][11]

另一方面,1962年夏,在北京中南海游泳池畔,毛澤東與劉少奇第一次發生直接衝突,毛澤東質問劉少奇為什麼不頂住鄧子恢、陳雲等人的「右傾」舉動,當面斥責道:「你急什麼?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麼不頂住?」、「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頂不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8][17][18][19][20] 劉少奇回答:「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8][17][18][19][20] 自1962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起,毛澤東明確反對這項「三自一包」政策,將陳雲、鄧子恢等支持的包產到戶批評為所謂「單幹風」,鄧子恢遭批判降職[1][6][8][10][13]。在同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強調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1][7][8][17]

後續

1963年春夏,毛澤東發動的「四清運動」正式展開[14]。他於5月在杭州的一次會議上作了「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等問題的指示」的講話,其中提到「資產階級右派和中農分子把希望寄托在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和包產到戶,這『三自一包』上面。我們搞社會主義革命,在城市搞『五反』,在農村搞『四清』,就是挖資產階級的社會基礎,挖資本主義的根子,挖修正主義的根子。」[21][22][23] 1964年2月,在接見朝鮮領導人金日成等外賓時,毛澤東提到[8][24][25][26][27]

1962年上半年,我們黨內有些人在國內主張「三自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要搞垮社會主義制度。「三和一少」是他們的國際綱領,「三自一包」是他們的國內綱領。這些人中有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還有副總理。除此以外,每個部都有,每個省都有,支部書記里更多。夏季我們開了工作會議、中央全會,把這些問題都抖落出來了。

文化大革命期間(1966-1976年),「三自一包」成為劉少奇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罪狀」[4][6][8],劉少奇於1969年被迫害致死[28]。與此同時,作為文革時期黨內的「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此前支持包產到戶的「貓論」則成為他的「十大罪狀」之一,他也被長期批鬥迫害[29]

文革結束後,1977年鄧小平第三次復出重返政壇,主導了撥亂反正,啟動了改革開放[30]。改革開放時期,「三自一包」政策成為農村經濟改革的借鑑之一,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有緊密聯繫[2][31]。1980年,劉少奇獲得徹底平反[28]

參見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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