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基督教新教
中國基督教新教在北京的發展最早開始於19世紀中葉的清朝後期。在經歷了19世紀的初創階段之後，來自英美的傳教士在北京得以立足。到20世紀初，基督教（新教）在北京經歷了較大的發展，城內共建立了60多座教堂，北京一方面成為西方教會集中的城市之一，大批傳教士集中在此，並且興辦了眾多的教育、醫療等輔助設施；另一方面，北京也成為華人自立教會的重要基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由於當局所提倡的三自運動以及對無神論的廣為宣傳，使得基督教在北京的發展幾經波折。現在基督教在北京有逐漸恢復發展，基督徒也逐漸成長，而隨之而來的許多新的成長與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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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
嘉慶十二年，第一位新教傳教士——隸屬英國倫敦會的馬禮遜進入中國，從此開啟了新教在中國的傳播。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之後，西方傳教士取得在內地傳教的權利。19世紀進入北京傳教的主要是以下5個英美差會：
- 倫敦會:1861年，根據《北京條約》的規定，英國在北京設立公使館。倫敦會傳教士雒魏林以使館醫官的名義同時進入北京。他為了接觸中國人，在英國使館旁邊設立了一個診所。1863年，倫敦會又派遣傳教士杜德珍到北京協助雒魏林工作。杜德珍將診所遷到西城缸瓦市一處租來的房屋中，後來演變為倫敦會的缸瓦市教堂，一直保留至今。倫敦會在北京還建立了米市大街教堂、東柳樹井堂和東直門外關廂福音堂[1]，其中東單牌樓北面（今外交部街西口外）的米市大街教堂又名雙旗竿教堂，是倫敦會的華北總部。
- 英國聖公會:1862年，英國聖公會（安立甘會）傳教士包約翰也以英國使館牧師的身份來到北京，他在西城石駙馬橋絨線胡同租用民房設立教會，開辦了一所小學，1874年他升任華南主教後。而在煙臺的傳教士史嘉樂（Charles Percy Scott）升任為華北教區主教，北京絨線胡同的教堂就成為華北教區主教座堂。
- 美北長老會:美北長老會傳教士丁韙良曾經在1859年來到北京，協助美國外交官與清朝政府辦理交涉。1863年，他再次隨美國公使進駐北京。1865年，丁韙良在東城的總布胡同租房傳教，並開辦了一所小學，名為崇實館。但是美北長老會在北京建堂傳教比較晚。1876年美國長老會傳教士惠志道（J．Wherry）在北京鼓樓附近建立了鴉兒胡同教堂。後來，長老會主要在北京北城新建教堂，中心教堂設在安定門內交道口二條。
庚子事變
1900年6月13日，義和團進入北京內城，當天，新教在北京的8所教堂（雙旗竿倫敦會、缸瓦市倫敦會、燈市口公理會、東四五條西口公理會、孝順胡同美以美會、石駙馬橋安立甘會、鴉兒胡同長老會、交道口二條長老會）全部被焚毀。北京的數千名基督徒在東交民巷使館區避難約2個月之久。
20世紀上半葉
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之後，基督教（新教）在北京經歷了較大的發展，掀起了一波建築教堂的高潮，城內教堂數目達到60多座。不僅被毀的原有教堂得到重建，各教派又紛紛在全城各處分設不少規模較小的新教堂。尤其是美以美會在南城得到大力擴張，後來在北京城內共設有10餘座教堂（崇文門亞斯立堂、珠市口堂、花市福音堂、宣外堂、永定門外教堂、方巾巷堂、廣安門關廂福音堂、白紙坊福音堂、和平門外小沙土園堂、左安門外教堂、右安門關廂福音堂等）。英國聖公會於1907年在佟麟閣路建造了新的主教座堂，即中華聖公會救主堂，這座教堂的建築風格融入了中國傳統建築的元素，雖然建築平面採用了常見的雙十字形，但是屋頂為中國傳統的硬山頂，教堂大門開設在南側山牆上，雙十字平面的兩個交叉處各自建有一個八角形的亭子作為教堂的鐘樓，門前豎有石碑，記述教義。這座建築與周圍的民居完美的結合在一起，是基督教建築與中國傳統結合的典範之作，有著很高的歷史和文化價值。類似風格的還有協和禮拜堂等教堂。
20世紀初，北京的西方傳教士還興辦了眾多的教育、醫療等輔助設施。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司徒雷登任校長的燕京大學。
20世紀上半葉，有若干新的教派傳入北京，其中有一些是中國信徒自創的獨立教派，北京也成為華人自立教會的重要基地。
- 救世軍：1916年，救世軍傳入中國，第一站選擇在北京。次年，他們在八面槽（王府井大街71號）興建了救世軍中央堂，1922年建成，其建築也採用了中國建築的元素。救世軍在北京建造了西隊（西單二條，1918）、東北隊（北新橋細管胡同，1918）、南隊（西興隆街163號，1918）、西北隊（西四端王府夾道1號）、北隊（德勝門裡果子市35號，1922）、東南隊（崇外大石橋16號，1927）、西南隊（騾馬市大街98號，1930）、東直門隊（東直門209號）、東隊（朝外吉市口102號）、南順城街86號、西單北大街97號以及通州隊（鼓樓北大街）等共13座教堂[2]。
- 真耶穌教會：1917年，北京前倫敦會和使徒信心會信徒魏保羅（1877年-1919年）在永定門外大紅門接受面向下的浸禮，創立真耶穌教會。當年成立黃村、南苑、北京（打磨廠恩振華布莊）三處真耶穌教會。1919年魏保羅去世，其子魏以撒等人到處傳道，廣行神跡，數年中迅速將真耶穌教會傳到中國各省。
- 基督徒會堂：王明道（1900年-1991年）出生在北京，是中國基要派神學的代表人物。他從1924年開始家庭查經班，1927年出版《靈食季刊》，1933年開始設立聚會，1937年在東城史家胡同42、43號建成基督徒會堂。史家胡同的基督徒會堂規模始終不大，受浸的人不多。
- 基督徒聚會處：周康耀和周宏寶是北京基督徒聚會處的創始人。1948年，閻迦勒從綏遠到北京負責基督徒聚會處，帶領信徒響應倪柝聲發起的「交出來」，實行「凡物公用」的生活制度，並且發動全體信徒廣傳福音，使得北京基督徒聚會處的信徒人數迅速擴增到千人以上[3]，並擴建了寬街聚會處。
北京的獨立教派還有聖城新教會、耶穌基督聖靈永生神的召會、東大地福音堂和阜內大街福音堂等。
1942年，日本占領軍組織「華北基督教團」，王明道表示拒絕參加。
1949年之後
1949年之後，新政府逐步對中國境內的各教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1950年，三自運動開始，旨在使教會與其海外的母會脫離關係。《三自宣言》的40名發起人中，其中來自北京者約有10人：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華北年議會監督江長川、北京公理會牧師王梓仲（華北基督教協合會總幹事）、龐之焜、北京基督教青年會副總幹事趙復三、北京基督教女青年會董事會主席凌俞秀靄、北京女青年會總幹事陳文潤、燕京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北京匯文中學校長高鳳山、 道濟醫院總務主任劉維誠[4]。
在此之後，大規模的無神論宣傳使得北京各種宗教的信徒呈現明顯的萎縮趨勢，很多教堂以各種方式成為中國共產黨、北京市政府或其他企事業單位的地產。
1950年代，王明道在《靈食季刊》上發表《真理呢，毒素呢？》、《我們是為了信仰》等文章，與三自運動領袖吳耀宗、崔憲祥、丁光訓等進行辯論。1955年8月7日，在肅反運動中，王明道夫婦以『反革命份子』罪名被捕，史家胡同42 、43 號的『基督徒會堂』也遭充公。次年，王明道在監獄裡寫悔過書，被釋放。但他出獄後並未加入三自運動，於是在1958年又再次被捕入獄，被判無期徒刑。北京基督徒聚會處負責人閻迦勒一度受到影響，於1955年4月帶領北京聚會處宣布退出「三自」，王明道被捕後又再度加入。
自1957年12月至1958年7月，北京市全體教職人員集中在東城區府學胡同燕京協和神學院，進行長達半年多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三自主席王梓仲等45人被劃為右派。基督教的教職人員被劃為剝削階級，在運動結束後全部下放到農場勞動。1958年8月，在大躍進運動中，中國大陸各地基督教實行各教派聯合禮拜，將信徒集中在少數教堂中，大部分教堂都被「獻堂獻廟」，無償「支援社會主義建設」。北京市區的基督教（新教）大小教堂60餘座，經過合併，只剩下4座：燈市口（原公理會）、珠市口（原衛理公會）、缸瓦市（原中華基督教會）、寬街（原基督徒聚會處）。其中燈市口教堂規模最大，不久負責人趙復三等人表示進堂信徒很少，將教堂獻給學校做禮堂，而使用東單規模較小的原聖經會為米市堂。原有各教派機構全部取消，由三自機構進行全面控制。四個教堂維持每周一次禮拜，人數總和有100多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後，教會組織被作為「四舊」徹底解散，僅剩的少數教產都被「革命群眾」以各種方式沒收強占，很多教堂成為工廠、學校的廠房、教室，例如缸瓦市堂由北京市煤氣公司占用。不少建築和教堂收藏的文物受到嚴重破壞。燈市口原公理會教堂在這時被毀。
1970年代初，中國大陸外交政策發生變化。1973年，基督教米市堂開始向北京的外國僑民開放。
1980年7月13日，缸瓦市堂復堂。此後，北京開始逐漸恢復教會組織，基督徒增長迅速。一些被企事業單位占據的教產被發還教會，尚存的幾座三自教堂經過整修，重新開門迎接信眾。至今，北京尚在使用的基督教教堂12座，其中老城區仍為4座（缸瓦市、崇文門、珠市口、寬街），多數為規模不大的老教堂，數千名信徒只能分為多次聚集。2000年以後，在新城區新建了朝陽堂，海淀堂也已於2007年5月31日重建完成。另有20座教堂建築被占做它用（如中華聖公會救主堂）並且在舊城改造中面臨被拆除的威脅。北京基督徒的社會結構也發生重大變化，社會強勢群體的比重不斷增加。不過，北京在家庭教會中聚會的基督徒人數明顯超過在登記教堂聚會的信徒人數，一份中國無神論學會理事左鵬博士主持的《北京市基督教現狀調查》（北京市社科規劃辦「十五」規劃項目）顯示，「家庭教會是基督教在北京傳播的主要基地」，「經常參加家庭聚會的基督徒，主要是文化程度較高的青年基督徒」，「家庭教會已成為今日北京基督教發展必須面對的棘手難題」。[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