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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變法

清朝政治改革運動

戊（ㄨˋ）戌（ㄒㄩ）變法，又名百日維新、戊戌維新，指的是中國清朝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夏秋之際發生的短暫政治改革運動，變法最初由慈禧太后默許、光緒皇帝主導，深入經濟、軍事、政治及官僚制度等多個層面，目的是使中國走上君主立憲的道路。然而後期改革過於激烈，加上光緒皇帝有意通過維新派奪回權力，且有維新派首領康有為建議將慈禧太后囚禁、暗殺等傳聞，加上以慈禧為首的清朝當權保守勢力擔心變法中的計劃最終會導致中國被日本和英國瓜分，步上朝鮮乙未事變的後塵，因而發動了戊戌政變，戊戌變法僅經歷了103日就告終。維新派首領康有為逃往天津，梁啟超逃入日本駐北京大使館，譚嗣同等維新人士陸續被捕殺害，光緒帝則被軟禁於中南海瀛臺，慈禧重新當政，引發了民間輿論支持孫文和黃興等更為激烈的革命主張，推翻帝制，建立共和。

康有為
梁啟超

背景

主條目：洋務運動

1840年鴉片戰爭戰敗後，清朝與世界的關係日益緊密。接踵而至的內憂外患，迫使清政府及一眾知識分子醒覺到必須要改變以自強。同治年間（1861年）開始，清政府進行洋務運動，希望能夠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方式，改良生產技術。全國各地先後引入了外國新科技，開設礦業、工廠，建設鐵路及架設電報網，培訓技術人材；在軍事上亦建立了遠東最具規模的海軍──北洋水師。

1895年，清朝在甲午戰爭敗給日本，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大清因此割讓了臺灣及澎湖列島，賠款二萬萬三仟萬兩銀即二億三仟萬兩白銀。証明了洋務運動未能根本地改變清朝落後的境況。於是湧現出了要求從更基本層面，包括政治體制上，進行變法維新的聲音。

公車上書

 
翁同龢曾經支持康有為和梁啟超兩人發起的強學會，但是戊戌變法進入第5日，慈禧要求光緒下令免去他的協辦大學士及軍機大臣等職務，逐回原籍
主條目：公車上書

變法維新的要求開始於1895年於北京發生公車孝廉連署上書（公車上書）。當時齊集在北京參與科舉會試的各省舉人收到《馬關條約》中，中國割去臺灣及遼東，並且向日本賠款白銀兩萬萬兩的消息，一時間群情激動。4月，康有為和梁啟超作出成上皇帝的萬言書，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得到多人連署。5月2日，二人、十八省舉人及數千北京官民，集合在都察院門前要求代奏光緒帝。進京參加會試的舉人是由各省薦派，依照漢代孝廉乘公家馬車赴京師接受考核之慣例，對「舉人進京參加會試」又俗稱為「公車」，故此稱為「公車孝廉連署上書」，簡稱「公車上書」。雖然公車上書在當時沒有得到直接實質的效果，但是卻形成了國民問政的風氣，之後亦催生了各式各樣不同的議政團體。當中由康有為和梁啟超二人發起的強學會最為聲勢浩大，一度得到帝師翁同龢和湖廣總督張之洞等清朝高級官員的支持。

變法醞釀

1897年底，發生山東曹州教案，兩名德國傳教士被殺。德國乘機侵佔膠州灣（今青島），俄國同時進佔旅順大連，法國進佔廣州灣（今廣東湛江），英國進佔山東威海，並且要求拓展九龍及新界。

1898年（戊戌年），康有為多番上書要求推行新政，但是康有為非四品官，無權力上書皇上。1月29日，經張蔭桓推薦[1]，康有為的奏摺首次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呈光緒，光緒命令允許康有為隨時上書。於同日，康有為第6次上書。2月，康有為第7次上書，再次建議皇帝效仿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改革，並且呈上他自己的著作《日本變政考》和《俄大彼得變政記》和其他有關各國改革的書籍。皇帝之後每日閱讀，並將康有為的著作呈覽給慈禧。康有為的書加強了光緒帝對改革的決心。[2]

5月29日，恭親王奕訢去世，死前對光緒說：「聞廣東舉人康有為等主張變法，請皇上慎思，不可輕信小人。」他逝世兩日後，康有為以御史楊深秀名義呈上奏摺，請求明定國是。6月6日，徐致靖上書《請明定國是疏》（康有為代擬）請求光緒帝正式改變舊法，實施新政。

1894年末，譚嗣同給其師歐陽中鵠寫信談及改革路徑，具體到改革經費的籌措時，譚嗣同說：「試為今之時勢籌之，已割之地不必論矣。益當盡賣新疆於俄羅斯，盡賣西藏於英吉利，以償清二萬萬之欠款。以二境方數萬里之大，我之力終不能守，徒為我之累贅，而賣之則不止值二萬萬，仍可多取值為變法之用，兼請英俄保護中國十年。」，認為蒙古、新疆、西藏、青海「毫無利於中國」，不如賣掉「供變法之用」。

康有為在戊戌年前後，也有將西藏、新疆等地賣給列強的想法。據翰林院編修夏孫桐在《書孫文正公事》中記載，朝廷重臣孫家鼐曾質問康有為的新政構想「萬端並起」，經費將如何籌措；康有為的回答是：把西藏賣給英國，「可得善價供新政用」。然而康、譚其實並不懂國家之間買賣疆土是怎麼回事。在康有為進呈給光緒帝的著作之一《日本變政考》裡，康有為舉了庫頁島（日本人稱樺太島）劃俄和阿拉斯加售美兩個例子，來證明其賣疆土搞變法的理念是正確的。然而日俄《樺太千島交換條約》並非如康氏所言，是日本政府在「賣地」，而是日俄兩國的一次邊界勘定。至於出售阿拉斯加，其目的並不是為了賣錢來處理內政，其所得亦非如康有為所說，賣了「金錢數萬萬（億）」（實際上僅賣了720萬美元），更沒有拿來「築鐵路、興學校、購鐵艦、增海軍」。批評者指出，康有為在進呈給光緒的著作裡如此扭曲史實，或是其本就一知半解，或是刻意曲解以引誘光緒贊同賣疆土搞變法——考慮到康氏畢生為學，如梁啟超所言，常好博求異，為證成己論，不惜抹煞事實，曲解證據，恐後者之可能性更大[3]。

明定國是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原始文獻：明定國是詔

1898年6月10日，光緒令翁同龢起草《明定國是詔》，送呈慈禧審查，得到批准，於6月11日（農曆四月二十三日）頒布《明定國是詔》[4]，表明變革決心，百日維新由此開始。

光緒並召袁世凱來京，下旨進行新政整頓在軍事上，陸軍改練洋操，並開始一系列的改制：

國家振興庶政，兼採西法，誠以為民立政，中西所同，而西法可補我所未及。……今將變法之意，佈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強中國，朕不勝厚望焉。[5]

6月13日，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上《國是既定，用人宜先，謹保維新救時之才。請特旨破格委任折》一折，保薦康有為、譚嗣同、張元濟、黃遵憲、梁啓超五人。[6]6月16日，光緒首次召見康有為。據傳康有為入殿前，碰到剛剛接到直隸總督任命的榮祿，榮祿問：「以子之大才，亦將有補救時局之術否？」康有為答：「非變法不能救中國也。」榮祿問：「固知法當變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變乎？」康有為答：「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7][8]康有為覲見光緒帝時，開宗明義說：「大清快要滅亡了。」光緒答這是保守官員所累，康有為指靠那些官員推動改革，等如緣木求魚，康有為用了大量的時間，力陳變革之必要。這是光緒與康有為首次會面、亦是唯一一次，數日後，光緒調任他為總理事務衙門章京行走，但是官位僅至六品，而康有為早於3年前已經是六品官。

隨後在7月3日，光緒又召見梁啟超，並且僅委派其出任六品官的辦理譯書局事務。梁啟超獲得任命後，離開北京，沒有再次參與新政。在整場百日維新中，僅康有為、梁啓超見過光緒一次，其它人都沒有見過光緒。

變法內容

 
光緒於公元1898年起用康、梁兩人等推行新政，並以譚嗣同等四軍卿架空原有的軍機大臣，受到保守派的反對。

新政內容主要涵蓋教育及軍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體制。其最終目標，是推行君主立憲制。康有為向光緒皇帝贈送自己的著作《日本變政考》和《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還有李提摩太翻譯的《泰西新史攬要》和其他有關各國改革的書。這令光緒傾向以明治維新為改革的藍本。

教育改革

這是維新派最重視的地方，細節包括：

經濟建設

康有為強調中國必須以工商立國，才能富國養民；另外因為官辦企業多有弊病，故此也著重鼓勵民辦企業。

  • 設鐵路礦務總局、農工商總局，並且在各省設分局
  • 廣泛開設農會，刊印農報，購買農具，訂立獎勵學藝、農業程序，編譯外國農學書籍，採用清西各法切實開墾
  • 頒發製器及振興工藝給獎章程
  • 在各地設立工廠
  • 在各省設商務局、商會，保護商務，推廣口岸商埠
  • 開放八旗經商的禁令，命其學習士農工商自謀生計
  • 倡辦實業，促進生產

軍事

  • 改用西洋軍事訓練
  • 遣散老弱殘兵，削減軍餉須支，實行團練，裁減綠營，舉辦民兵
  • 頒發興造槍砲特賞章程
  • 籌設武備大學堂
  • 武科停試弓箭騎劍，改試槍炮
  • 允許私人開設軍事工廠，製造軍火

政治

  • 裁減冗官和重疊機構
  • 設置京卿學士，以集思廣益
  • 准許地方官與士民上書
  • 更改上海《時務報》為官報，創設京師報館
  • 解除報禁（允許民間創立報館）
  • 按月分類列名每年收支

康有為還有好些未發表的新政，如尊孔聖為國教、立教部及教會、以孔子紀年、制訂憲法、開國會、君民合治、滿漢平等、皇帝親自統帥陸海軍、改年號為維新、斷髮易服及遷都上海等。根據康有為表示，自君民合治以下的新政都得到了光緒的同意。

慈禧默許

後世史家評價戊戌變法時，常形容光緒帝希望藉此掌權，但是此種說法歷來受到爭議。6月15日，也就是戊戌變法進入到第5日，慈禧要求光緒連下三道上諭：一、下令免去帝師翁同龢的協辦大學士及軍機大臣等職務，逐回原籍；二，凡授任新職的二品以上大臣，須到皇太后面前謝恩；三，任命慈禧親信榮祿出任直隸總督[9]。從6月16日到24日，慈禧又要求光緒任命崇禮為步軍統領，懷塔布掌管圓明園八旗、包衣三旗及鳥槍營，剛毅掌管健銳營，光緒並無軍事大權。[10]

從戊戌年農曆四月一日至七月二十八日，在117日內，光緒皇帝與太后同住69天、請安68次、侍早膳32次、侍晚膳22次及侍看戲15次。百日維新期間，光緒12次前往頤和園請安。其時光緒下詔書時，亦多寫有「朕欽奉慈禧……皇太后懿旨」。6月11日至9月20日，軍機處一共向慈禧太后上呈折、片、呈及書等共計462件，單日最高紀錄上呈29件。[10]

康有為向光緒帝贈送自己的著作《日本變政考》、《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李提摩太翻譯的《泰西新史攬要》及其他有關各國改革等書，這些書在光緒帝到頤和園向慈禧請安時，都曾向慈禧報備，慈禧也曾閱覽過這些書籍，並詢問光緒帝的意見。光緒帝對於康有為的變法十分贊同，而慈禧在經歷甲午戰爭敗給日本的慘痛教訓後，默許康有為推動的改革。

當時的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剛毅、錢應溥、廖壽恆和王文韶，除了廖壽恆暗中支持改革外，其他大臣要不就頑固抵制或者明哲保身。軍機大臣剛毅就因改革遭到光緒帝革除，讓剛毅相當不滿。甚至到頤和園向慈禧太后哭訴，請求太后重新訓政。不過當時軍機大臣的任免，還是需由慈禧太后批准，因此有部份的軍機大臣在變法中遭到革除，多少也是慈禧太后的默許。

6月16日，慈禧太后命咸豐帝老臣刑部尚書崇禮代理步軍統領。6月25日，慈禧太后再命懷塔布管理圓明園官兵，剛毅管理健銳營。懷塔布跟剛毅重任軍機大臣的原因，在於光緒帝變革過於急躁，官員革除不少，慈禧擔心影響國家官員任免問題，因此慈禧太后不同意光緒帝革退某些官員。

發生摩擦

9月1日，禮部主事王照疏請光緒帝遊歷日本等國，以考察各國情況。懷塔布、許應騤不肯代送。王照彈劾他並到堂親遞，懷塔布不得已允許其代奏。許應騤則上奏彈劾王照「咆哮署堂，藉端挾制。」

9月4日，光緒下令將懷塔布、許應騤、堃岫、徐會灃、溥頲、曾廣漢等阻礙變法的禮部六堂官革職。王照賞給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用昭激勵。懷塔布的妻子與慈禧太后有親戚關係，遂向慈禧哭訴。

9月5日，光緒召見譚嗣同，並命譚與劉光第、楊銳、林旭以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

9月11日，光緒帝召直隸按察使袁世凱來京陛見。湖南舉人曾廉上書請殺康有為。

9月13日，光緒帝擬開懋勤殿，設顧問官，慈禧太后不允。光緒帝手諭楊銳以變法之難，命康有為等詳細籌議。

9月14日，直隸按察使袁世凱抵北京。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經天津抵京。

9月16日（八月初一），光緒在頤和園召見統率新建陸軍的直隸按察使袁世凱，面談後昇任他為侍郎候補。另一方面，直隸總督榮祿以英俄開戰，催袁急回天津。畢永年與譚嗣同議軟禁太后事。

9月17日（八月初二），光緒帝再召見袁世凱，命與直隸總督榮祿各辦各事。光緒命康有為即離京赴上海督辦官報局，傳通過楊銳帶給康有為密詔。

9月18日（八月初三），御史楊崇伊上書慈禧，稱大同學會蠱惑士心，紊亂朝政，引用東人，深恐貽禍宗社，籲懇皇太后即日訓政以遏亂萌。據袁世凱的日記，之後譚嗣同於9月18日去法華寺夜訪袁世凱，透露慈禧聯同榮祿，要廢黜光緒；並說皇上希望袁世凱可以起兵勤王，誅殺榮祿及包圍慈禧住的頤和園。兩日後（9月20日），袁世凱回到天津，將譚嗣同的計劃向榮祿報告；另有說法，說是袁世凱離京前密告給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11]。

 
榮祿曾表示反對康有為所主張的變法，他在公元1898年9月20日回京，參與扼殺戊戌變法，為慈禧太后提供武力支持。

政變

9月19日（八月初四）傍晚，慈禧突然離開頤和園，返回大內。光緒帝自是日起遷居瀛台。康有為訪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請英國公使相助，不成；又訪伊藤博文，請遊說慈禧太后。當晚黃紹箕勸康有為迅速離京。深夜，梁啟超、康廣仁等懇求康盡快出走。

9月20日（八月初五）凌晨，康有為攜僕人李唐離京。光緒皇帝第三次召見袁世凱，之後袁回天津。慈禧太后、光緒皇帝接見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當天深夜又接到榮祿密報，說光緒帝欲軟禁慈禧[12]。

9月21日（八月初六）凌晨，慈禧太后臨朝，宣佈戒嚴，火車停駛，率衛隊軟禁光緒帝於中南海涵元殿，廢除新政，搜捕維新黨人，然後下詔慈禧訓政。當天步軍統領率兵圍南海會館宅，搜捕康有為未獲，但在此拿獲康廣仁和康的弟子程大璋、錢維驥。之後又搜查了粵籍官僚張蔭桓寓所，沒有發現康有為，將張逮捕。

9月24日（八月初九），剛毅奉慈禧諭令開始搜捕四軍機章京等變法份子。楊銳、林旭當日被捕。劉光第投案自首。楊深秀因詰問慈禧太后為何罷黜光緒帝，在聞喜會館住處被捕。

9月25日（八月初十），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軍機四卿」等新黨不審而誅，學界對基本情況已經澄清。此事係由榮祿的僚屬貽谷上疏所引發，這天貽谷上疏請求從速處置新黨。

戊戌政變結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維新，所有新政，除京師大學堂外，一律都被廢止。廢止的原因，則是牽涉康有為對外宣稱的光緒帝「密詔事件」。因此事件，讓已宣佈訓政的慈禧太后，受到各界質疑訓政的正當性，擔憂被事件所影響，於是之後便發生廢光緒帝的「己亥立儲」事件，遭到各國反對，使慈禧對外國列強不滿而仇視洋人，所有新政因此終止。

維新黨人中，康有為早離開北京，梁啟超逃入日本使館。其他數十人被捕，包括稱為「戊戌六君子」的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六人於9月28日被處死於菜市口法場，剛毅親自監斬。徐致靖被處以終身監禁（庚子之亂後得赦免）；張蔭桓則流放新疆，後於1900年被處死於當地。

從以上時序及史料可推斷，慈禧在居於頤和園期間一直對帝黨的計劃掌握若干情報。若要說在過程中向慈禧一方告密，致引發政變之關鍵人物，則應非楊崇伊莫屬。反觀袁世凱在事件中，極其量僅可稱為事泄保身，並非關鍵洩密者。

失敗原因

早期探究

早期的評論認為，戊戌政變的深層原因是滿漢之爭，慈禧並不一定反對維新，但變法與「滿洲統治」這一根基相牴觸，隨著變法運動的激進化，康有為上奏在華東建設新都，剪掉辮子，改穿西式服裝，改元維新（參《請斷髮易服改元折》），意味著脫離清兵入關後在北京周邊設定的旗地、八旗等滿人勢力，轉向對外開放之地上海，斷髮、易服、改元意味著對祖法即二百五十年來的清朝統治的全盤否定，因此喚起了滿洲人的抗拒。當時一封致英國代理上海總領事白利南的信中稱：「到光緒意欲改變中國辮子風俗的詔令一傳出（據康說這是真的），旗人的不滿達到頂點。對滿人來說，割掉象徵旗人征服漢人的辮子，等於否定旗人在中國的統治[13]。

英國公使竇納樂說道：「最近的一些事件確切表現出太后和旗人派對他們自身安全感到嚴重的驚恐，且視維新運動有害於旗人統治。維新新黨的領袖都是漢人，在斥責康有為所組織的『保國會』的上諭中，很有意義地指出，保國會志在保中國（國家）而不保大清（政權）。旗人在摧毀維新派時，能夠博得多數漢族官員的贊同，或至少漠不關心，乃因為光緒採納熱心變法的青年一派的建議從事改革，不但危及他們的權力，甚至危及他們的地位[14]。

康有為的弟弟康廣仁說：「伯兄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當地排者，忌者、擠者、謗者盈衢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15]

當今新探

香港大學博士區仲桃認為，慈禧與光緒早在康有為跟光緒策劃百日維新前已逐步推行改革，康有為的出現某程度上「破壞」了原本改革的進程。康有為提出改革的背後有個人的考慮，而且手法激進，譚嗣同更認為所有變革要流血才會成功。此外，康有為跟日本關係密切，力邀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策劃中日甲午戰爭的主要人物）當光緒的顧問，康有為等人更策動暗殺慈禧，事情敗露後，康有為和梁啟超流亡海外，而譚嗣同則拒絕離開。慈禧對於光緒要殺害自己的計劃感到十分震驚，但在她有生之年對該事件絕口不提。另一方面，在國外的康有為竭力把慈禧和光緒描繪成今天一般人理解的模樣[16]。

上海師範大學教授雷家聖指出：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在戊戌變法期間到中國訪問。當時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向變法派領袖康有為建議，要求清朝方面聘請伊藤為顧問，甚至付以事權[17][18]，變法派官員在伊藤抵華後，紛紛上書請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員的警惕。保守派官員楊崇伊甚至就事件密奏慈禧太后：「風聞東洋故相伊藤博文，將專政柄。伊藤果用，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人。」[19]楊崇伊的激烈言論，促使慈禧太后在9月19日由頤和園回到紫禁城，意欲瞭解光緒皇帝對伊藤有何看法。

伊藤與李提摩太又向康有為提議「中美英日合邦」，於是在康有為的授意下，變法派官員楊深秀於9月20日上書光緒：「臣尤伏願我皇上早定大計，固結英、美、日本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20]另一變法派官員宋伯魯也於9月21日上書言道：

「渠之來也，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21]

雷家聖認為，這是欲將中國軍事、財稅、外交等國家大權，交於外人之手，所以慈禧太后驚覺事態嚴重，當機立斷發動政變，重新訓政，結束了戊戌變法[17]。雷家聖亦認為「合邦」為外國的陰謀，康有為在戊戌變法前即曾與日本人聯繫，要與日本人聯合召開「兩國合邦大會議」[17]:129。戊戌變法開始後，李提摩太又向康有為建議中、美、英、日四國「合邦」，藉以對抗俄國，他指出，這在當時是完全不切實際的。但身為高級知識分子的李提摩太卻向康有為提出這種建議，動機令人懷疑。康有為更向光緒建議要向李提摩太與伊藤博文「商酌辦法」，則控制權將完全掌握在外人手中。因此李提摩太「合邦」的計劃，可以說是一個外交的騙局，利用康有為等人對國際常識不足的弱點，誘騙康有為等人與光緒將交出軍事、財政、外交等權力給外國人，任由外國操控宰割[17]:154-155。

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孔祥吉也認為：「拆穿了李提摩太的西洋鏡，原來是一個赤裸裸的併吞中國的陰謀，……這一合邦計劃幸好沒有實行，倘若付諸實施，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無疑會成為對英美日等資本主義國家的附屬國和殖民地。」[22]戊戌政變之後，慈禧下令逮捕康有為，將宋伯魯革職拿問，後又處死楊深秀等戊戌六君子，均沒有提到他們有賣國通敵之罪。當時英、日正在中國東北與渤海進行軍事活動，雷家聖認為一旦公布英、日涉及合邦計劃，無異與英、日反目成仇，因此只能以含混之罪名帶過[17]:160-161。

戊戌變法主要人物
 
康有為
 
梁啟超
 
譚嗣同
 
林旭
 
劉光第
 
楊深秀

袁世凱與戊戌變法成敗的關係

 
北洋首領袁世凱

袁世凱在1896年4月受到監察御史胡景桂的彈劾，指他在小站練兵時犯下「嗜殺擅權」、「剋扣軍餉」、「誅戮無辜」等多條罪狀，榮祿當時視察新軍，為新軍軍容所動，力保袁世凱，袁世凱才得以留任[23]。 1898年9月18日（八月初三）晚上，譚嗣同去法華寺夜訪袁世凱，希望袁世凱可以起兵勤王，或禁錮慈禧等計劃。但榮祿有恩於袁世凱，所以有觀點認為袁世凱把譚嗣同的想法告訴給榮祿，結果戊戌變法失敗，光緒帝失去朝廷政權並遭軟禁。

但據近年根據歷史資料考證，慈禧及榮祿等早有廢除新政的計劃，已經有所部署和防備。袁世凱告密一事的真實情況亦有諸多疑點，戊戌變法時袁世凱傾向「維新」並未主動告密。[24]9月21日（八月初六）清廷頒布訓政詔書，慈禧太后全面掌握政權。如果袁世凱告密，譚嗣同作為勸言袁世凱劫持或殺掉慈禧的人，罪不可赦，但上諭中只是要求捉拿康有為和康廣仁，並未下令逮捕譚嗣同。[24]同時，時間和技術也是問題，袁世凱9月20日（八月初五）抵達天津已是日落，趕到榮祿處已是夜間，即便當時告密，以當時的技術條件，榮祿根本無法及時趕回北京。可見慈禧太后政變並非由袁世凱告密所引起。[24]根據袁世凱親信張一麐所著《心太平室集》和榮祿親信陳夔龍所記《夢蕉亭雜記》，真實情況應是9月21日（八月初六）晚袁世凱聽到楊崇伊從北京帶來的政變消息，袁世凱以為密謀已經洩露，為避免自己被牽扯上叛逆罪，於是將情況告知榮祿，而非主動告密。[24]（有一說袁世凱離京前深思後密告給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世鐸再轉告慈禧太后。[25]）即便按照維新派原計劃進行，袁世凱對於戊戌維新的成敗是否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仍有爭議，因為以袁世凱當時掌握的新軍戰力，亦不足以對抗聽命於榮祿駐紮於北京附近的眾多部隊。

對中國政局的影響

戊戌政變後，光緒帝被慈禧太后幽禁在三面環水的南海瀛台。康有為逃至香港，後轉至加拿大，在光緒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1899年7月20日）組織保皇會，又名中國維新會，頌揚光緒皇帝，鼓吹君主立憲，而梁啟超則逃至日本，創刊《清議報》，醜詆慈禧太后。

在康梁兩人出逃的時候，宮內傳來康有為毒殺光緒皇帝的消息，後來又傳光緒皇帝久病，由慈禧太后訓政。民間議論紛紛，中外盛傳光緒帝已不在人世。兩江總督劉坤一警告道：「人情危懼，強鄰環視，難免借起兵端。」時劉坤一挾兩湖張之洞同電，而張之洞臨時要求去掉名字。劉坤一遂獨自具章，慈禧覽畢無語。時任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亦稱假若光緒帝去世，將為各國所不諒。結果大內允許法國使館醫生入宮中診治光緒帝，云無大礙。

守舊派大臣恐光緒帝怨於將來，紛紛慫恿慈禧太后廢掉光緒帝，再加上康有為逃亡海外後，宣稱握有光緒帝密詔，使慈禧太后的訓政受各界質疑，因此動了廢掉光緒帝的念頭，但議論未決。各國公使聽聞消息後，於元旦入覲詰問理由。慈禧太后恐引起列強干涉，為測試列強態度，遂依榮祿建議，於1900年1月24日，以光緒帝名義頒詔，稱其不能誕育子嗣，乃立端郡王載漪之子，15歲的溥儁為大阿哥，史稱己亥建儲。

不過該詔書一出，隨即令天下嘩然，1900年1月27日，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領銜通電要求光緒帝「力疾臨御，勿存退位之思」。簽名者有葉瀚、馬裕藻、章炳麟、汪貽年、丁惠康、沈藎、唐才常、經亨頤、蔡元培、黃炎培等1231人。同時發表《布告各省公啟》，要求各省共同力爭，「如朝廷不理，則請我諸工商通行罷市集議」。各國公使認為立儲事件影響中國形勢穩定，隨之提出警告，拒絕入賀。

因為戊戌政變後，列強協助康有為和梁啟超逃往國外，使慈禧太后與守舊派大臣對列強產生怨恨。也因此對義和團（前稱義和拳）採放任態度，終釀成八國聯軍入侵的大禍（見劉坤一等人發起的東南聯保運動）。

戊戌政變後維新黨人成為了被官府緝捕的罪犯，他們與革命黨人在日本相會，當時宮崎滔天、犬養毅、以及其他熱心「支那問題」的日本浪人，皆努力撮合同在日本的「興中會」（孫中山）與「維新派」（康有為），希望兩黨能攜手一同造反。[26][27]戊戌政變直接導致1900年夏維新派與革命黨嘗試合作，趁義和團事件及八國聯軍時發動自立軍起義。此維新起義失敗後，代之而起的是主張推翻滿清，激烈變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後清朝亦畫上句號。

參考文獻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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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姜鳴著《關於袁世凱告密的新史料》
  26. ^ 有關日本人對中國革命的影響可參閱：John King Fairbank（費正清），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1: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劍橋中國晚清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五，下冊，第六章〈日本與中國的辛亥革命〉。
  27. ^ 有關日本人實際接觸中國維新黨人與革命黨人可參考：《中山先生與國際人士》，上冊與下兩。還可參考：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一九二八，世界書局重印，上下兩冊，二○一一），冊一，〈革命黨與日本志士之關係〉

來源

書籍

外部連結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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