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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翼

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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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翼（英語：New Left），又稱新左派，是一個使用廣泛的政治術語，籠統地描述自20世紀60年代後在各國興起的左翼意識形態，與先前存在的傳統左翼有著或多或少的差別。「新左派」一詞通常在不同國家的政治環境中都有著不同的定義。

在西方，新左派是一個廣泛的政治運動，主要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由西方世界的活動家組成，他們為一系列廣泛的社會問題，如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環境保護主義、女性主義、同性戀權利、性別角色以至毒品政策等社會議題的改革而進行活動[1]。一些人認為新左派是對早期著重於辯證唯物主義和社會階層的傳統馬克思主義和工會運動的反對性反應，而另一些人則認為新左派運動是傳統左派目標的延續和復興[2][3][4]。其中一些自稱為 "新左派 "的人[5]拒絕參與勞工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歷史理論[6]，儘管其他派別傾向於他們自己對既定形式的馬克思主義或列寧主義的看法，如美國的新共產主義運動（它借鑑了毛主義）[7][8]或德語世界的K-Gruppen。總的來說，西方的新左派與舊左派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更關注文化問題而較少著墨於經濟問題。

起源

 
赫伯特·馬爾庫塞與法蘭克福學派有關，被譽為「新左派之父」[9]。

新左派的起源包括多方面的原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美國共產黨和英國共產黨對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反應相當混亂，從而導致一些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發展出一種更民主的政治方式，並開始反對他們所認為的蘇聯式左派政黨的集權和獨裁政治，這些由於蘇聯式共產黨的專制性質而對其感到失望的共產黨人最終形成了「新左派」[10]。

德國裔美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和政治理論家赫伯特·馬爾庫塞被稱為是「新左派之父」。他拒絕傳統意義上的階級鬥爭理論和馬克思主義對勞動的關注，馬爾庫塞認為，既然「所有物質存在的問題都已經解決了，道德命令和禁令就不再有意義」。他認為實現人的情慾本性，即愛欲（Eros），是人類的真正解放[11]，然而，馬爾庫塞也認為，一個人的邏各斯概念（如「理性」）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吸收愛欲[12]。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在1960年的一封公開信中普及了 「新左派」一詞，他的著作也給了這場運動很大的啟發[13]。米爾斯的傳記作者丹尼爾-吉爾利寫道，他的著作「對60年代的新左派社會運動產生了特別重大的影響」[14]。

中國大陸的新左派

主條目：中國新左翼

中國的新左派來源於20世紀90年代學術界「新左派」與「自由派」的論爭，這二者在中國大陸語境中都是學術界論戰中常用的意識形態標籤[15]。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於1980年代形成與發展，其往往是古典自由主義者或新自由主義者，而中國的「新左派」這一名詞往往被用來描述專注於研究後鄧小平時期城鄉差距的持續擴大，並呼籲對毛澤東時代的遺產（包括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進行批判性再評價以回應當前局勢的派別[16]，如代表人物汪暉、胡鞍鋼、楊帆、韓毓海、崔之元、甘陽、鞏獻田等。

由於中國大陸的現實情況，中國的新左派與西方的新左派存在較大差別且難以有一明確定義，中國新左派的思想大多介於毛主義、左翼民族主義、蘇式社會主義和西方新左派之間[16]。在人民民主專政體制下，中國的任何民間或學術「派別」都無法發揮其實際政治意義，因而有學者懷疑中國是否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新左派[17]，另有學者質疑中國的新左派具有保守主義成分[18]。

日本的新左派

主條目：日本新左翼

日本戰後的左派運動發端於1958年，學生群體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韓戰爆發前，一些學運領導者已認為日本政府已淪為美國「戰車」的走卒，並準備與美國在東亞發動戰爭，當時的全國性學生組織「全學連（日語：全日本学生自治会総連合）」因而確立了「反帝和平鬥爭」的主軸。在1958年至1960年間，美日安保條約引發戰後日本社會運動的高峰，當時學生與工人、農人一起發動了抗爭。1960年6月19日，20萬人的反安保示威遭警方鎮壓，日本政府和國會強制通過美日安全保障條約，左派運動也暫趨消沉。

1966年，冷戰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發生路線爭論，日本共產黨決定脫離所謂「中國路線」，同時積極與蘇聯修好。反對蘇聯路線的左派人士因此另起爐灶，發起所謂的新左派運動。

1968年至1970年間的第二次反安保運動帶來了新左派的另一高峰。在70年代，日本的新左派發動了反越戰、反美軍基地與成田機場等等抗爭，與政府的「機動隊」爆發多次衝突，造成許多學生被捕，甚至遭機動隊毆打致死的事件。另一方面，新左派內部出現了「赤軍派」、「ML派（日語：共産主義者同盟マルクス・レーニン主義派）」（馬克思列寧主義派）等主張激烈手段的派別。

然而此時新左派內部的分歧也愈演愈烈，派系林立，聯合赤軍引發了山嶽基地事件、淺間山莊事件，日本赤軍發動了淀號劫機事件等一系列事件，激進的學生運動迅速失去支持，使得日本新左翼日益脫離群眾與知識界，隨著越戰告終、中日建交與日本經濟的起飛，日本新左派進入了低潮時期[19]。日本民間除原有的「社會主義協會」、「東京唯物研究會」等左翼學術團體在堅持活動外，山口勇等左翼人士於1988年成立了「社會主義理論協會」，廣松涉與飯田桃等人在90年代又成立了「論壇90」，其下分化為「結構改革派」與「市民派」。這些現象是蘇聯與東歐的劇變對日本思想界的衝擊所致。

英國的新左派

由於赫魯曉夫對史達林的批判及1956年匈牙利革命，許多英國共產黨黨員退黨，並加入各托洛茨基主義團體或英國工黨[20]。

英國新左派聚焦於反核武運動與全球正義運動（英語：Global justice movement）。一些英國新左派分子加入國際社會主義者組織，此組織即後來的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另一些人則參加諸如國際馬克思主義者群體之類的團體。托洛茨基主義者塔利克·阿里在其著作《Street Fighting Years》中述及了他當年參與新左派抗爭的情形。

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愛德華·帕爾默·湯普森在英國共產黨內發起異議刊物《Reasoner》。他在被開除黨籍後，開始從1957年起出版雜誌《New Reasoner》。此雜誌在1960年與《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合併為《新左派評論》。這些刊物試圖從正統馬克思主義出發，兼容修正主義、人道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由於他們的努力，即使是一名大學生讀者，也能觸及文化導向的理論家之想法。《新左派評論》普及了法蘭克福學派、安東尼奧·葛蘭西、路易·皮埃爾·阿爾都塞及其它各種形式的馬克思主義.[21]。其它新左派雜誌尚有1964年起刊行的《社會主義年鑑》與1972年起刊行的《Radical Philosophy》。

隨著美國新左派在1960年代中晚期漸顯其校園導向，英國新左派的學生部份開始採取作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成為英國學生運動的中心[22]。法國的五月風暴也對英國新左派產生強大影響。英國新左派中的一些人加入了後來成為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國際社會主義者」組織，而其他一些人則加入了國際馬克思主義小組（英語：International Marxist Group）等團體[23]。

美國的新左派

 
學生爭取民主社會一份印刷於1966年的小冊子

在美國，「新左派」泛指1960年代反文化運動時期的左翼激進政治運動，主體為大學生，其核心是1960年代的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24]。此名源自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在1960年發表的一封公開信 《致新左翼的一封信》（Letter to the New Left）。米爾斯主張建立一種新的左派意識形態，擺脫美國老左派對勞工問題的關注（因為老左派在美國根深蒂固的領導層支持冷戰和實用主義的建制政治），轉而更廣泛地關注反對異化、失范和專制主義等問題。米爾斯主張從傳統左派轉向反主流文化的價值觀，並強調運動的國際視角[13]。 根據戴維·伯納的說法，米爾斯在當時聲稱，無產階級（指馬克思主義中的工人階級統稱）已經無法再成為革命力量；革命變革的新推動者是世界各地的青年知識分子[24]。

1964-1965學年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校園內舉行了一場名為言論自由運動的學生抗議活動，由學生馬里奧·薩維奧、布萊恩·特納、貝蒂娜·阿普特克、史蒂夫·韋斯曼、阿特·戈德堡、傑基·戈德堡等人非正式領導。在當時前所未有的抗議活動中，學生們堅持要求大學行政部門解除對校園政治活動的禁令，並承認學生的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的權利，特別是在此期間，馬里奧·薩維奧發表了名為《機器的運作》的演講，號召「你們必須向運行機器的人，向擁有機器的人表明，除非你們獲得自由，否則機器根本無法工作」[25]。

在冷戰期間裡，美國的政治人物多數都是採取反共主義的姿態，新左派宣稱他們的主張是「反反共產主義」，但他們在大多數情況下也沒有主動擁抱共產主義。新左派反對社會中無所不在的權力結構，他們稱之為「建制」，而反對這種結構者就稱為「反建制」。新左派專採積極行動主義的組織方式，不與產業工人結盟。許多新左派人士自認能發起一種較好的社會革命。

美國的一部分新左派思想家或多或少受到了越戰與文化大革命影響。一如英國新左派，他們也相信赫魯曉夫的批判點出了蘇聯的問題；不同之處在於：他們並未因此轉向托洛茨基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許多美國新左派認為，既然蘇聯不再是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中心，須有新一代的共產主義革命思想家取代其位置——例如毛澤東、胡志明、菲德爾·卡斯楚與格瓦拉[26]。

美國新左派的其它成份還有無政府主義者，他們上承美國的激進左派傳統，並審視世界產業工人與先前的工聯運動。此群體以歷史期刊《激進美國》（Radical America）相聯繫，分成數個小群。美國的自治主義也源於這股潮流，例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哈利·克利夫爾（英語：Harry Cleaver）的主張[2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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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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