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 (先秦)
石鼓也叫「陳倉石碣」、「岐陽石鼓」，是十座刻有文字的石墩，刻於先秦時期，627年發現於今陝西省寶雞市的荒野，現保存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石鼓館（位於珍寶館內）。由於鼓身上刻鑿的文字珍貴，是中國現存最早的石刻文字，歷代都極受重視。根據鼓身上的文字分別命名為：乍原、而師、馬薦、吾水、吳人、吾車、汧沔、田車、鑾車、霝雨。
文字
石鼓的刻鑿年代一直沒有定論，韋應物和韓愈的《石鼓歌》認為是周宣王時期的刻石，歐陽修的《石鼓跋尾》也認為屬周宣王時史籀所作。羅振玉的《石鼓文考釋》認為是秦文公時物，又一說是公元6世紀的南北朝[1]，郭沫若以為秦襄公時物，唐蘭考定為秦獻公葉十一年（前374年）刻[2]。現在比較認可得說法是前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在《石鼓文秦刻石考》中認定石鼓刻於先秦時期，但具體年代說法不一。
十座石鼓上都刻有文字，數字不等，共700多個，現在僅存不到500個，每個字有兩寸見方，當時的金石學家沒有見過這種字體，後來認定這個是介於甲骨文和小篆之間的大篆，被稱為石鼓文。
由於石鼓上的文字，使石鼓身價倍增，被當時得文人墨客大為讚頌。張懷瓘《書斷》云：「《石鼓文》開闔古文，暢其戚銳，但折直勁迅，有如鐵針而端委旁逸又婉潤焉。」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謂：「《石鼓》如金鈿委地，芝草團雲不煩整裁自有奇采。」當時的書法家，如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等都十分推崇石鼓，並親自臨摹做拓。傳世墨拓善本有元代趙孟頫藏本。許多當時的文學家，如杜甫、蘇軾、韓愈等，都為石鼓作詩。
- 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做石鼓歌——韓愈
這些文字記錄著秦統一前的歷史。據唐蘭的考證，石鼓上的文字是十首一組的史詩，記述了周王太史來秦宮與王出遊的故事。
出土與收藏
唐627年，石鼓於陝西寶雞岐山北坡的荒郊發現，此地曾是秦國舊地。它們是花崗岩質地，每個直徑約1米，重約一噸。十座石鼓外形相似，上狹下寬，形似鼓，因此得名石鼓。唐朝人按它得出土地點，命名為「陳倉石碣」或「岐陽石鼓」。
石鼓被發現後一直置於荒郊，許多人去觀看並臨摹作拓。806年，韓愈為保護石鼓，上書朝廷請求把石鼓搬到太學府，但是沒有被採納，直到814年，鄭餘慶任國子祭酒（負責主管國家學術教育、文化事業）才採納了他的建議，將石鼓移到了鳳翔文廟，讓它們不再遭受風雨得侵蝕。然而，石鼓「乍原」已於814年不知去向，只有九隻保存在鳳翔文廟。
北宋仁宗時，知鳳翔府司馬池，將石鼓置於府學門廊下，以木櫺圍起來保護。皇祐四年（1052年），金石收藏家向傳師從太氏拓片見到乍原的拓片，證明此人曾收藏過乍原石鼓。但向傳師趕到關中太氏的老家時，太氏全家已於一年前死於瘟疫，房屋財產全部為避瘟疫傳播而燒光。向傳師在關中繼續查訪，居然在他居住的屠戶家中發現了石鼓，此時乍原石鼓已經是屠戶的磨刀石[3]，被切去了上半部分，鼓身上的字也只剩下四個。大觀年間，向傳師將乍原交給朝廷，運至汴梁。此時全部石鼓上可以辨認的文字只剩下432個[4]。宋徽宗還下令用黃金填注石鼓文，以防磨損。1125年，金兵進軍中原，靖康之變後，石鼓被金人運至燕京，剔去石鼓上的黃金，棄之荒野。
1300年，元朝國子教授虞集在一片淤泥中發現石鼓，後遷往文廟大成門內保存，平安經歷了元明清三代。 1790年，乾隆帝作七律《再題石鼓》一首並附文，其詩文加刻於舊時鑿爲石臼的乍邍（作原）鼓口沿之上。
1936年，石鼓隨第四批故宮文物南遷至上海，安置在天主堂街仁濟醫院庫房的底層。三年後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石鼓遷往南京。一年後，石鼓隨故宮文物再次起運。南遷途中，在天津和湖南酉陽兩次翻車，幸好包裝嚴密，石鼓完好無損。裝箱包裝前，為保護石皮不脫落，用浸濕的高麗紙敷在石鼓面上，由於高麗紙纖維長，韌性好，濕的時候摁進字口，干後固定在字口。裝箱的時候包有兩層棉被，四周用稻草塞緊。這都讓石鼓在南遷中得到良好的保護。抗日戰爭勝利後石鼓遷回南京，1950年運回北京，現存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寧壽宮石鼓館中。
各地文廟的石鼓
在中國各地的文廟中，一般皆擺放仿石鼓而做成的十隻石鼓。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高宗曾經將當時先秦石鼓尚存的三百餘字重新編排成十首詩，複製兩套石鼓（各十枚），通稱「乾隆石鼓」。一套藏於北京孔廟，一套藏於熱河文廟（今藏承德避暑山莊博物館）。
注釋
參見
參考資料
- 國寶檔案 2004年第6-10集 石鼓（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