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陶
陳伯陶(1855年—1930年),字象華[1],子礪[2],號九龍真逸[3],別署礪道人、九龍山人,晚更名永燾,廣東東莞縣(今東莞市)中堂鎮鳳涌鄉人。 清末政治人物、學者。光緒十八年探花及第。官至江寧提學使,署布政使。清亡後以遺老自況,移居香港。
陳伯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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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江寧提學使署布政使 | |
籍貫 | 廣東東莞縣中堂鎮鳳涌鄉 |
族裔 | 漢族 |
諡號 | 文良 |
出生 | 咸豐五年(1855年) 大清廣東省廣州府東莞縣縣城 |
逝世 | 民國十九年(1930年) 英屬香港九龍城 |
出身 | |
生平
陳伯陶之父陳銘珪為咸豐二年(1852年)副貢。 咸豐五年(1855年)三月十七日,陳伯陶生於東莞縣城家中。五歲啟蒙,六歲時,其父故交、學者陳澧主講東莞石龍的龍溪書院,陳伯陶拜陳澧為師,後來其經學詞章受陳澧影響頗大。十歲,通曉五經。 光緒元年(1875年)中秀才, 光緒五年(1879年)中解元(廣東鄉試考取第一名)。 [4]光緒十八年(1892年)壬辰科殿試高中一甲第三名(探花), 賜進士及第,任翰林院編修、文淵閣校理、武英殿協修等職。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陳伯陶外派往雲南、貴州、山東出任鄉試副考官。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天津,陳伯陶攜眷返回東莞安頓妥當後,隨即趕赴西安追隨慈禧太后和光緒帝。《辛丑條約》簽訂後,陳伯陶跟隨光緒帝回京,並入值南書房任行走,充當皇帝的近身文學侍從。南書房行走雖無實務,但一直是清代文官嚮往的榮譽;事實上陳伯陶後來亦非常緬懷這段在皇帝身邊的歲月。
光緒三十二年,陳伯陶外調江寧提學使,開始走上教育官僚的道路。他曾經到日本考察教育發展,回國後在南京推廣實業高等學堂。他創辦了方言學堂和暨南學堂;前者是外語學校,後者是華僑學校,亦即暨南大學的前身。
光緒三十四年,陳伯陶遷任江寧布政使;可惜就在仕途日隆之際,光緒帝遽然去世。陳伯陶受此打擊,復見政局日漸緊張,遂於宣統二年棄官回歸東莞。
宣統三年,亦即辛亥革命爆發的同年,陳伯陶出任廣東省教育總會會長。武昌起義後,廣東變天,革命軍一度包圍東莞陳宅,陳伯陶於是攜眷逃往香港紅磡暫避。未幾宣統遜位,陳伯陶遂遷往九龍城,打算以此地為長居之所,並以秦朝東陵侯召平於秦亡後種瓜自給的典故,署其小樓名為「瓜廬」,以示效忠清廷,不事二朝。
陳伯陶來港後不剪辮,不易服,以前清遺老面目示人;又自號「九龍真逸」,決心以隱逸度其餘生。其間龍濟光入主廣東,曾力邀陳伯陶出山佐政;又以設廣東省志局為名,請其主持修志。陳伯陶始終不為所動,堅拒不就;反而應東莞同鄉葉湘南之邀,就地於九龍設局纂修《東莞縣志》。六年後志書98卷修成,另附《沙田志》四卷,全書一百卅十餘萬字,於時堪稱巨著。
《東莞縣志》是陳伯陶的專業製作,頗得學界好評。他又著手編纂宋元以來廣東遺民傳記資料,寫成《勝朝粵東遺民錄》、《宋東莞遺民錄》、《元廣東遺民錄》、《明東莞三忠傳》等書,以寄寓其思念前朝之情。
1922年溥儀大婚,陳伯陶攜一萬元巨款入京祝賀,以盡為臣之禮。陳伯陶去國多年後重回昔日入值的南書房,感慨萬分,不勝唏噓。
陳伯陶隱居的九龍城,曾經是南宋末二帝的棲身之所。此地有宋王臺及侯王廟兩處遺址;前者為紀念二帝而設,後者則來歷不詳。此段亡國史事不但惹起陳伯陶的遺民思緒,更引起其尋根探低的興趣,最後考訂侯王乃宋末楊淑妃親弟楊亮節。未幾港府計劃收回宋王臺遺址轉售,事件為一眾遺老上書陳情勸止;結果港府不但撤回計劃,更容許遺老於宋王臺之上修建石垣以為屏護。風波平息後,陳伯陶特此撰寫《九龍宋王臺新築石垣記》以表慶賀。陳伯陶不時邀約遺民雅士,聚集其上酬唱互答,以寄故國之思。
陳伯陶一生埋首經籍,著述甚豐。來港之前曾經參與纂修《清史稿》〈儒林〉和〈文苑〉兩傳;在港所著除前述方志及遺民傳記之外,尚有《瓜廬文剩》、 《瓜廬詩剩》、《孝經說》、《袁督師遺稿》、《東江考》等多種。另外,陳伯陶亦不忘薪傳後代,與一眾遺老於學海書樓設壇講學,光大孔門事業。
1929年青山寺「香海名山」牌坊落成,陳伯陶親題對聯誌慶。其聯云:「遵海而來杯渡情依中國土,高山仰止韓公名重異邦人」,對金文泰來港主政頗有讚許之意。
1930年8月20日,陳伯陶卒於香港九龍城寓所。溥儀聞訊後賜予謚號「文良」,為遺老一生畫上圓滿句號。[5] 女婿乃淩鴻勛之侄駐牙買加特命全權大使淩崇熙 (Samuel C.H. Ling)。
著述
陳伯陶著述甚多,主要有:
- 《孝經說》三卷
- 《勝朝粵東遺民錄》四卷
- 《宋東莞遺民錄》二卷
- 《明季東莞五忠傳》二卷
- 《袁督師遺稿》三卷
- 《東莞縣志》九十八卷等
- 《宋臺秋唱》一卷
- 《瓜廬詩賸》四卷
- 《瓜廬文賸》四卷
- 《沙田志》四卷
參考文獻
注釋
書目
- (清)法式善等,《清秘述聞三種》,中華書局,清代史料筆記叢刊,ISBN:ISBN 7101017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