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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武

中華民國政治人物

高宗武（1905年—1994年），中華民國重要外交官，外交部亞洲司司長。為中日戰爭時蔣介石對日交涉的重要心腹和關鍵人物。早年留學日本，抗戰前期進入外交領域，29歲擔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的職務，專門從事對日外交工作，是當時國民政府里最年輕的高級外交官員。抗戰全面爆發後，高宗武接受特殊任務，在香港負責對日情報工作。曾隨汪精衛去上海，參與「汪日密約」的談判，擔任汪精衛的外交部副部長。後與陶希聖一起逃離上海，揭露汪日簽訂賣國密約內容，製造了轟動一時的高陶事件。

高宗武
高宗武像
個人資料
性別男
出生1905年 (1905)
 大清浙江省樂清縣
逝世1994年（88—89歲）
 美國華盛頓特區
國籍 中華民國
 美國
配偶沈惟瑜
職業外交官
經歷
      • 國防設計委員會專員
      • 外交部亞洲司司長
      • 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廳參事

生平

早年生活

高宗武生於1905年浙江樂清，1928年，入九州帝國大學法學部學習政治學，又於1931年畢業後進入東京帝國大學，肄業。1932年，回國後在南京中央大學教授政治學，兼中央日報特約記者。1923年春，赴日、朝旅行觀察，9月，任中日通郵談判委員，受汪精衛任命為外交部亞洲司日本科科長，再升任司長。1924年11月，汪精衛遇刺後，張群繼任外交部長，高宗武更受重用。

高宗武對於抗日戰爭的前景並不樂觀，主張和平運動，是低調俱樂部的成員之一。[1][2]在該政治團體中，與周佛海等人並列為主要成員。[2][3]高宗武精通日語，於汪精衛擔任外交部長期間，曾充當他的日語翻譯。[4]

中日談判

蔣中正國民政府

在中日開戰前期，高宗武在中日談判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自1937年盧溝橋事變至淞滬會戰，多次與國民黨領袖汪精衛、蔣介石進行會談。

高宗武認爲，中國不可能獨自贏得戰爭，所以必須和日本展開接觸談判。

此番言論得到汪、蔣二人的認可。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不久後，高宗武辭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一職，前往香港。表面上聲稱是為掌調戰爭情報，實際上是在周佛海等低調俱樂部官員的授意下，與日方主和派官員持續接觸。[5][6]

1937年底，高宗武因肺結核復發於內地修養一段時日，期間由其在外交部的一名友人繼續他的工作。此人成功在1938年1月上海與松岡洋右的門生，日本商人西義章會面。

1938年2月15日，此人通過西義章的關係訪問日本東京，與日本軍政界主張對華戰爭不擴大派成員交談。主要交談對象為陸軍總參謀部戰略科影佐禎昭（日語：影佐禎昭）大佐和陸軍副總參謀長多田駿。[7]此人通過代信向國民政府陳述日本軍部想法為「表示希望與中國談判」。

1938年3月5日，此人返回香港與高宗武碰面，並前往內地將報告提交給周佛海，由後者將日方信件交予蔣介石。[6]

1938年4月16日，高宗武返回香港，與西義章見面，轉告蔣介石對影佐禎昭來信的積極反應，並提出中方期望的談判架構與要求。要求日方需做到先承認中國主權，對於滿洲國與內蒙問題則希望延後談判。

1938年4月19日，西義章會見軍部，詢問是否允許高宗武直接前往日本東京會談。此時影佐禎昭態度突然轉變，表示目前不會與中國進行和談。西義章隨後返回香港，並向高宗武轉告了軍部一些「含糊不清的保證」。

蔣中正在得知後勃然大怒，命令高宗武停止與日本的接觸。[8]

汪精衛國民政府

1939年3月，高宗武與在日本九州大學留學時結識的松本教授見面。松本鼓勵高宗武在未得蔣介石許可的前提下，獨自一人前往日本執行外交任務。周佛海對此方案表示支持，並聲稱會對此次行動負責。[9]

高宗武在日本進行了三周的活動，會見了日本戰時首相近衛文麿顧問犬養健等人。[10]

1939年7月中旬，高宗武返回上海後將結果呈交周佛海。結核病復發後再次休養。周佛海、汪精衛隨後將談判結果告知蔣介石，再次遭到了蔣介石的駁斥。

1938年秋，高宗武結核病有所好轉，安排低調俱樂部會友——梅思平與松本教授聯係，松本將高的意圖轉告日本軍部。梅思平由此得知日方談判要求已變得相對寬鬆。

1938年11月3日，近衛文麿發表著名的第二次近衛聲明。該聲明聲稱，大日本帝國未對他國領土有任何覬覦之心，中日兩國理應聯合大東亞各國人民，重組「東亞新秩序」以反對西方帝國主義與蘇聯共產主義威脅。[11]該聲明進一步鼓舞了中方內部的主和派官員。

汪精衛的叛逃後，高宗武、周佛海，梅斯平赴上海與日方展開和談。高宗武團隊與日本代表討論了合約中的五個基本問題：

  1. 中國承認滿洲國獨立
  2. 對日賠款
  3. 日本在華經濟特權
  4. 日本治外法權
  5. 日本軍全面撤出中國

談判結果

  1. 中國是否需承認滿洲國起初雙方各持一詞，最後還是決定承認滿洲國獨立。
  2. 中方拒絕賠付任何戰爭賠款。
  3. 同意日本開采華北自然資源，中方給與日方貿易最惠國待遇。
  4. 日方承諾會加強審查日本人其域外特權。
  5. 日本同意在平津地區部署出一支中日聯合反蘇部隊，並承諾兩年內於中國全面撤軍。[12][13]

兩個代表團針對汪精衛的叛逃達成了一致，認爲應幫助其籌組合作政府以分化敵對蔣介石政府的中國的影響力。

據高宗武後來所説，時任法國駐華大使亨利·科斯梅的言論影響了汪精衛的叛逃；科斯梅認爲，隨著日本實力逐漸增強，中國贏得這場戰爭的幾率微乎其微，因此必須與日本達成和議。[4]

高宗武並不知道上海協議實際上並未受到日本政府的監督，下級軍官的決定。日本高層最終拒絕履行上海協議。[14][15]大約在第三次近衛聲明後，近衛因總參謀部的壓力，承認協議無效，並在之後下野，由平沼騏一郎擔任政府首相，後者對汪籌組政府的意圖持觀望態度。

在汪精衛宣佈籌組合作政府之後，對華作戰持續派的高級軍官制定了更嚴厲的政策，同時因高宗武在上海會議中不退讓的態度開始有所不滿。高宗武本人此時也認爲汪精衛極有可能會成爲日本人的傀儡。[16]

1939年5月、6月，汪精衛前往日本東京同高、周二人會和。日本軍部則在這次行程中，試圖盡可能地分開高汪兩人，高宗武甚至差點被日本軍官毒害，這一事件使高開始對日本不具好感。[17]

高陶事件

在1939年中期，日蘇邊境衝突結束後，汪精衛和平主義運動取得進展。日本的盟友德國與蘇聯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親軍部的平沼政府垮台，取而代之的是阿部信行政府。阿部承諾全面支持汪精衛籌組政府。1939年11月和12月，汪精衛與日本當局談判了有別於上海會議中所承諾的條款，取而代之的是由日本軍部主導並簽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就在那時，高宗武對日本感到絕望，並開始密謀出逃。[18]

1940年元旦，高宗武和他的同夥陶希聖在上海青幫龍頭杜月笙的協助下出逃，後者也聯絡了蔣中正使其得知高即將歸國的消息，蔣後安排軍統局頭目戴笠參與幫助高宗武出逃的行動。高宗武將汪日密約的中文副本取走一份，[1][1]並於1月5日抵達香港，在次日於大公報公佈汪日密約細節，譴責日本對中國的肢解企圖，並呼籲汪精衛重新思考與日本合作的必要性。上述即是轟動一時的高陶事件，在打擊汪精衛聲望的同時，也使當時重慶國府內部的一些和平主義者對日本絕望。[19][20]

晚年

高陶兩人的「義舉」也受蔣中正的認可，取消了對他們的漢奸通緝。即使在抗日戰爭結束後，高宗武因在汪政權擔任外交部副部長的差遣，曾一度將其推上「漢奸罪審判」的風口浪尖；《偽廷幽影錄》、《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等反汪書籍中，高宗武的名字頻率甚至超過了周佛海、陳公博等高官。但仍被國民政府赦免，不對其行爲作任何審判。最終高宗武移民美國，化名高其昌[21]，靠炒股度過餘生。[22][23]在其死後，所著回憶錄出版，成爲研究汪精衛和平運動的重要材料。[23][20]

參考文獻

引用

  1. ^ 1.0 1.1 1.2 Boyle 1972，第170-171頁.
  2. ^ 2.0 2.1 Mitter 2013，第203頁.
  3. ^ Boyle 1972，第167頁.
  4. ^ 4.0 4.1 Mitter 2013，第207頁.
  5. ^ Boyle 2013，第172-173頁.
  6. ^ 6.0 6.1 Mitter 2013，第204頁.
  7. ^ Boyle 2013，第174-175頁.
  8. ^ Boyle 2013，第180-182頁.
  9. ^ Boyle 1972，第180-182頁.
  10. ^ Boyle 1972，第183頁.
  11. ^ Boyle 1972，第191-193頁.
  12. ^ Boyle 1972，第194-199頁.
  13. ^ Mitter 2013，第206頁.
  14. ^ Boyle 1972，第203-205頁.
  15. ^ Mitter 2013，第170-171頁.
  16. ^ Boyle 1972，第232-235頁.
  17. ^ Boyle 1972，第241-249頁.
  18. ^ Boyle 1972，第261-276頁.
  19. ^ Mitter 2013，第218頁.
  20. ^ 20.0 20.1 Boyle 1972，第277-280頁.
  21. ^ 肖伊緋. 高宗武思乡求县志. 中華讀書報. 2014-06-25 [2022-07-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7-09）. 
  22. ^ 夏侯 2008，第前言頁.
  23. ^ 23.0 23.1 Mitter 2013，第380頁.

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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