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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HNlander/草稿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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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和（法語：détente，法語發音：[detɑ̃t]，音譯：低盪；俄語：разрядк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пряжённости，直譯：緩和國際關係）是一個定義寬泛的國際政治術語[書 1]:6，最早被用於描述一戰前的英國-德國關係[書 2]:2[刊 1]，較常用於美蘇冷戰中。

作為冷戰期間的美國政策，緩和戰略[刊 2]、緩和政策、低燙政策[新 1]最早由約翰·甘迺迪使用，來指代與蘇聯改善關係的舉措；美國的尼克森政府（1969-1974年）以及隨後的福特政府（1974-1977年）將緩和作為作為美蘇關係的正式政策，並與時任美國外交官亨利·基辛格緊密關聯，緩和因此成為1970年代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書 2]:1-2,121。蘇聯則將緩和形容為在國際關係實踐中增強和平共存原則的過程，而與資本主義國際和平共存的原則是列寧最早提出並由赫魯雪夫以降的蘇聯領導人不斷重提的蘇聯政策[刊 3]。在冷戰中，緩和也被用於形容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蘇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刊 4]以及東方集團和西方集團之間的關係緩和，但這些關係或多或少受到美蘇關係的影響，補充了冷戰期間美蘇兩大國關係的緩和[書 1]:2。

作為歷史時期，緩和也被用來指代1960年代到1970年代之間美國與蘇聯冷戰緊張局勢和緩的特定歷史時期[網 1][書 1]:2。在此期間，儘管兩國彼此間存在猜忌與不信任，古巴飛彈危機、越南戰爭、中蘇交惡以及二戰後持續的費用高昂的軍備競賽等一系列因素促使兩個超級大國開始尋求和解，並促成了《赫爾辛基協議》、限制戰略武器談判、阿波羅-聯盟測試計劃、穀物貿易等一系列外交、軍事、經濟等領域的合作[網 2][網 3][書 3]。然而，美蘇之間的緩和一直以來被美國國內懷疑為蘇聯的計謀，到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威脅到西方在波斯灣的利益，緩和也宣告終結[刊 5][刊 6]。北約同年在歐洲部署洲際飛彈，美蘇兩國間的緩和再度被激烈的競爭關係取代[網 4]。

在英語語境下，緩和（détente）經歷了語義劫持，被廣泛使用於與本義不盡相同的各種場合，如美國-古巴關係[刊 7]、中美貿易協議[新 2]、中美關係[新 3]、巴基斯坦-印度關係[新 4]等不同事件與場合；法語亦使用該詞語形容中美關係[新 5]、美國-古巴關係[新 6]等。

詞源與含義

西方陣營之認知

緩和關係的英語及法語為「détente」，有時也寫作「detente」；源於法語詞彙「détendre」，意指「當箭離弦時，弓箭手減輕弓弦緊張程度的動作」，因此引申為「減輕兩個確定單位之間緊張程度的動作」；而在國際關係領域，該詞彙定義較為含糊[書 1]:6。作為國際關係的一種，緩和意味著「緊張關係的緩和」，可能指和平共存到敵對夥伴關係之間的的某種關係[書 1]:11。該詞語最早由一家德國報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用以形容英國君主的到來[書 2]:2；緩和在當時被認為可以幫助英國和德國兩國避免直接對抗，儘管二者分歧之大使結盟不再可能[書 2]:2[刊 1]。而在冷戰的背景下，美蘇兩國在政治意識形態、戰略軍事、社會經濟領域存在根本性矛盾，這些矛盾不可能完全消解分歧，緩和則是兩國所採取的的有限的緩和關係的過程[書 1]:11。

這一詞語最早由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於1962年使用；當時，他向赫魯雪夫表明美國準備討論北約和華約之間的緩和[書 4]:637。美國尼克森政府（1969-1974年）是第一個將該詞語用於形容自己的政策，隨後的福特政府（1974-1977年）亦沿用該詞語[書 2]:2。在1972年的美蘇領導人莫斯科峰會的背景通報中，時任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使用了「緩和」（détente）這一詞語，並被媒體所引用和流行至今[書 4]:637。麥可·B·弗羅曼（英語：Michael Froman）指出，自艾森豪至里根期間的每一位美國總統實際上均尋求改善對蘇關係，其用語包含「和平共存」、「和平接觸」、「全面互惠關係」、「對話」等；然而，無論是1950年代的「和平共存」還是1980年代的「對話」均未像1970年代的「緩和」政策一樣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書 2]:2。

不過，對於美國而言，緩和並不意味著放棄對蘇聯的遏制：解密檔案顯示，基辛格在1973年向毛澤東及其他中國領導人保證，改善與蘇聯的關係並不意味著拒絕遏制；尼克森本人也承認，緩和從來就不打算持續相當長的時間，從來不是為了取代自杜魯門以來一直存在的遏制戰略[新 7]。約翰·加迪斯指出，基辛格和尼克森兩人將緩和視為遏制的手段之一，即以獎勵和壓力的組合使得蘇聯領導人最終相信被遏制是符合自身利益的[書 5]:287。同一時期，西德的勃蘭特政府也推行了與緩和政策類似的東方政策（德語：Ostpolitik），旨在與東方陣營緩和關係[網 5]；東方政策與緩和政策不完全相同，但德國的東方政策也受到了當時尼克森政府的支持，並且推動了東西方陣營之間的緩和[網 6]。

東方陣營之認知

主條目：三和路線
緩和政策絲毫不會廢止甚至修改階級鬥爭的法則[...]我們並不避諱，我們將緩和政策視作為和平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建設創造更加有利條件的手段。
勃列日涅夫在蘇共二十五大上的發言（1976年2月）[書 1]:3

蘇聯往往將「緩和」（俄語：разрядк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пряжённости，意即“缓和国际关系”；简略作разрядка）與「和平共存」（俄語：мирное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掛鉤，但並非完全一致[刊 3]；蘇聯政治作家A·P·莫贊以及蘇聯的政治手冊則將「緩和」形容為「在國際關係實踐中增強和平共存原則的過程」[刊 3]。「和平共存」最早源自1911年十月革命後列寧領導下的蘇俄。列寧首先用了「和平共存」（俄語：мирное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而後改用「和平共處」（俄語：мирное сожительство）作為蘇俄的外交原則，以求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尋求暫時的喘息機會[刊 8][刊 3][刊 9]。

赫魯雪夫是第一個將「和平共存」[註 1]原則寫進蘇聯的政策的蘇聯領導人[網 7][書 8]:106-107：赫魯雪夫在1956年舉行的蘇共二十大上，提出了影響國際局勢發展的三個問題，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體系之間的和平共處問題、防止戰爭的可能性問題、不同的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形式問題，並提出了「和平共存」[註 1]、「和平競賽」和「和平過渡」的「三和路線」[刊 10][刊 11]，自此緩和與西方關係成為蘇聯戰略之一[網 7][書 8]:106-107。

儘管尋求和平共存，勃列日涅夫指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階級鬥爭並未結束[網 7]；「和平共存」並非放棄階級鬥爭，而是階級鬥爭的延續[書 7]，是將階級鬥爭限制在可預測的範圍內[網 7]。與之類似，赫魯雪夫認為，在和平共存的情況下，蘇聯憑藉社會主義的優勢，既可以贏得與美國的經濟競賽，也可以贏得在在第三世界的和平滲透競賽[刊 10]。然而，正統的列寧主義認為「和平共存」是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的策略而非戰略[書 9]。因此，蘇聯的說法受到了毛-周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強烈反對，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部分驅動了兩國的交惡與決裂[刊 12][書 9]；但中國亦在1950年代中期提出了類似的「求同存異」方針以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註 2][書 9]。

背景

核武改變世界格局

主條目：冷戰和相互保證毀滅
迄今為⽌，我們軍隊的主要⽬標⼀直是贏得戰爭。從現在開始，它的主要⽬的必須是避免這些問題。
伯納德·布羅迪《絕對武器》（1946）
 
1960年至1970年期間，蘇聯的戰略飛彈數量趕超美國。

二戰後，儘管史達林有意維持與西方的聯盟關係，隨著邱吉爾富爾敦演說、遏制戰略、馬歇爾計劃和杜魯門主義將蘇聯置為西方的矛頭，史達林指出「要消滅戰爭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須消滅帝國主義」；在其帶領下，蘇聯以及東方陣營與西方陣營產生了激烈的鬥爭與對抗[刊 9]。為此，美國和蘇聯雙方均發展了足以毀滅對方的大量核武器，既然可以預見核戰爭後兩國相互毀滅，兩大國必須考慮如何彼此共存[刊 9][書 8]:106-107。

古巴飛彈危機等1960年早期的一系列危機都令美蘇都感到了維繫世界既有權力分配體系的重要性，促成這一點的莫過於以第三世界領袖自居、威脅到兩極格局與蘇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地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書 1]:138。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法國在1960年各自發展出獨立的核能力之後，大國們開始著手限制核武器俱樂部的進一步擴張[書 10]:88[書 1]:138。核武器雖然沒有本質上改變美蘇以及東西方陣營的對峙，但隨著核戰爭的威脅高企，超級大國不得不限制自身以及其盟友的行為，以避免製造新的危機[書 1]:138[刊 14]。

東西陣營內部分化

 
  美國及其盟友
  美國盟友的附庸
  不參加北約的歐洲自貿區與經合組織成員
  蘇聯及其盟友
  蘇聯的非共產主義盟友
  與蘇聯決裂的社會主義國家
  未知或不結盟

中蘇交惡

1950年代的中蘇交惡迅速且劇烈地改變了世界的力量格局。1957年，赫魯雪夫承諾中國會協助後者的核裝置開發；兩年後，赫魯雪夫則以美蘇追求緩和關係為由無法履行承諾[書 10]:93。赫魯雪夫追求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接觸」，而毛澤東支持與資本主義「武裝鬥爭」；路線之爭加之對彼此個人的厭惡惡化了兩國的關係。1960年7月，赫魯雪夫81國共產黨組織反對中國外交政策，使得中蘇兩國的分歧更加明顯[書 10]:93。到1967年中國發展出飛彈和氫彈時，蘇聯開始陳兵中蘇邊界[書 10]:93。1967–1968年間，發生了多起中蘇之間的武裝衝突[書 10]:93。中蘇關係決裂導致蘇聯更加希望保障歐洲的安全，以及改善與美國的關係[網 11]。然而，中國和美國在越南戰爭中分別支持了交戰不同兩方，中國文化大革命中對美國的敵意以及大躍進的失敗，都導致中美關係並未如期改善。

西歐復甦

同時，隨著西歐經濟的復甦，歐洲領導人越來越多地尋求將與美國的盟友關係重新定位為平等夥伴關係。透過1962年的古巴飛彈危機，法國和西德意識到美國可能會追求自身利益而不顧歐洲的生死存亡。儘管1963年時美蘇已經改善了關係，美國與其主要的歐洲盟友法國的關係仍然保持緊繃。這一關係的緊繃始於1956年，是年美國透過經濟財政壓力迫使作為法國盟友的英國退出蘇伊士運河危機；隨著戴高樂帶領法國結束阿爾及利亞戰爭（1954年-1962年），法國開始尋求恢復其國際地位，在北約以及核武器議題上向美國提出更多的要求，並通過與德國和解、訪問中國與蘇聯等方式尋求獨立自主的外交。與此同時，自1966年起，西德也開始主動尋求以各種途徑改善與蘇聯及東歐國家關係，並成功繞過蘇聯與東方陣營中的羅馬尼亞建立外交關係[新 10]。歐洲的緩和令蘇聯意識到其中的貿易機會；同時，蘇聯認為，對歐洲採取不咄咄逼人的態度可鼓動其脫離美國控制[網 11]。

美蘇政策出現轉折

史達林主義與遏制戰略

參見：史達林主義和遏制戰略

史達林時期，蘇聯對往往從階級的角度來解釋國際政治：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由其經濟體制所決定，資本主義國家是資產階級忠實的工具，資本主義國家中處於統治階級的資本主義精英直接受到社會主義對其特權階級地位的挑戰，因此必然會利用資本主義國家對蘇聯發動全面的永不停息的階級鬥爭[刊 15]。1946年2月9日，史達林在蘇聯最高蘇維埃選舉（英語：1946 Soviet Union legislative election）前夕發表演講，宣稱會擴大工業生產，並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警示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風險。當時的美國政府內部對蘇聯時而好戰時而克制的政策感到困惑，蘇聯拒絕加入布雷頓森林體系，並且刺探美國和加拿大有關核武器生產或設計的信息。時任美國駐蘇聯外交官喬治·凱南就史達林在1946年2月的好戰演講分析了蘇聯的內部社會和對外政策，指出了蘇聯的擴張傾向，提出了針對蘇聯的遏制戰略；這封電報很快被認為是對蘇聯行為最好的解釋：即便蘇聯對西方沒有合理的不滿，也不會與西方合作，交換利益毫無成效，因此只能遏制蘇聯的擴張。喬治·凱南的電報以及隨後的鐵幕演說、馬歇爾計劃、杜魯門主義都加劇了美蘇之間的對抗。其後艾森豪採取了「新面孔（英語：New Look (policy)）」（英語：New Look）戰略，呼籲在戰爭時期更多地依靠核武器對付美國的敵人，威脅美國將對蘇聯的任何侵略作出嚴厲回應。其後的甘迺迪則採取一項名為「靈活應對」（英語：Flexible Response）的政策，擴大了美國特種作戰部隊，並希望美國能夠在不訴諸核戰爭的情況下對抗蘇聯的影響。

和平共存與大國均勢

參見：三和路線和權力平衡

1953年史達林逝世後，蘇聯的外交政策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刊 15]。新上台的赫魯雪夫開始提倡「和平共存」，並將之解釋為列寧首創的理論，儘管列寧本人甚少提及[刊 15]。赫魯雪夫指出，列寧關於「帝國主義國家之間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的論斷已經不再適用於當下環境，無論是在東方還是西方乃至資本主義陣營內部，社會主義陣營已經發展為一股強大的和平力量，並不再強調戰爭的不可避免性[刊 15]。按照赫魯雪夫的說法，和平會讓資本主義自行崩潰，也會給蘇聯時間提高軍事實力；這種情況持續了幾十年，直到戈巴契夫後來的「新思維」將和平共處本身視為目的，而不是階級鬥爭的形式。基思·L·納爾遜指出，蘇聯預想到其兩個分裂的鄰國中國和德國極有可能獲得核武器，並將一舉抹去赫魯雪夫多年來為鞏固權力所做的外交努力，因此他對美緩和的實質是讓美國和蘇聯繼續當各自聯盟的領袖，各自阻止中國和德國獲得核武器[書 11]:14。

美國有著將外交政策視為善惡對決的理想主義傳統，尋求在「問題」出現時解決「問題」的實用主義傳統，有將國際事務視為法律案件的守法主義傳統，但沒有地緣政治的傳統。
亨利·基辛格《白宮歲月》[書 1]:4

與越戰後美國黨派和意識形態辯論的復甦密切相關的是傳統外交政策機構的分裂，迄今為止，該機構接受美國外交政策的目標是無可爭議的。捍衛自由、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被這個精英階層的成員視為一種責任，美國必須基於理想主義和自身利益而接受。然而，履行這一職責的結果是採取了無差別的全球主義政策，這在越南問題上證明是災難性的。此外，20世紀60年代世界政治的其他發展也破壞了體制內成員的形象。中蘇分裂和蘇聯在東歐保持凝聚力方面的問題似乎意味著，鬥爭中的對手並不像人們所認為的那樣可怕。可以預見的是，共識出現了破裂。一些建制派成員繼續堅持舊的正統觀念，另一些人則對變化了的條件有更多的反應。其結果是，在整個戰後時期非常明顯的目標感和信心讓位於士氣低落和混亂。

duality of equals. The adversary elements of the relationship were clearly dominant, and although presidents might seek limited accommodation with the Soviet Union they were expected to do this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Upholding American interests against Soviet expansionism was the first priority, and the one on which presidents would be judged. After all, a failure to achieve an arms control accord could always be attributed to Soviet intransigence; failure to compete effectively against Moscow, however, had no alibi. As a result the freedom of action of presidents to move towards Soviet-American detente had been severely circumscribed. Richard Nixon was better placed in this connection than most of

However, the fulfilling of this duty had resulted in a policy of undifferentiated globalism which had proved disastrous in the case of Vietnam. Furthermore, other developments in world politics in the 1960s undermined the image held by members of the establishment. The Sino-Soviet split and the Soviet Union's problems in maintaining cohesion in Eastern Europe seemed to imply that the adversary in the struggle was rather less formidable than had hitherto been believed. Predictably, there was a breakdown of consensus. Some of the members of the establishment continued to adhere to the old orthodoxies, others were more responsive to changed conditions. The result was that the sense of purpose and of confidence which had been so evident throughout the postwar period gave way to demoralization and disarray. Shock waves reverberated through all branches of government, and brou

[書 12]

[書 13]

1953-1962：早期嘗試

蘇聯尋求改善關係

1956年日內瓦會議

參見：日內瓦高峰會 (1955年)
我們最關心的是制止戰爭，與一切國家和平共處。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認為，最正確、必要和公正的外交政策，就是以互相信任為基礎的和平政策。
馬林科夫在史達林葬禮上的發言（1953）
 
約瑟夫·史達林之死以及隨後赫魯雪夫的上台標誌著蘇聯政策的新時代

1953年，隨著美國從「遏制」戰略轉向「遏制與解放」戰略，蘇聯也在當年史達林逝世後改變了立場，開始與西方緩和關係，但並未收到西方的即時回應[刊 9][書 1]:28。1955年，隨著美國的麥卡錫主義退潮、蘇聯的赫魯雪夫上台[書 1]:29，雙方開始著手改善關係，並於當年7月舉行了美蘇英法四國首腦共同參與、旨在討論和平問題的日內瓦峰會，這是美蘇兩大國領導人自冷戰以來首次會面，雖然沒有達成協議，但這次會議被認為是緩和冷戰緊張局勢的重要的第一步[網 12][書 1]:28。1955年日內瓦峰會引申出所謂「日內瓦精神」用以描述大國之間的和平氛圍[書 1]:29。

然而到了1956年，雙方的緩和氛圍就急轉直下，蘇聯入侵了匈牙利， 同時還威脅介入中東戰事，美國尋求在匈牙利問題上考慮報復甦聯，並威脅一旦蘇聯介入蘇伊士危機則亦將採取行動報復甦聯[書 1]:61。

1959年赫魯雪夫訪美

然而，1960年5月，蘇聯在自己的領空擊落了美國U-2偵察機，並公開了機師與飛機殘骸，揭穿了美國關於飛行器本身以及飛行任務性質的謊言，致使即將與蘇聯召開領導人峰會的美國極其尷尬[新 11]。英國首相麥克米倫和法國總統戴高樂認為，U-2事件令蘇聯共產黨內部開始重新評估赫魯雪夫的緩和政策，而即將到來的美蘇領導人峰會也可能成果寥寥，因而成為了赫魯雪夫的政治負擔，故而事件成為赫魯雪夫推託不來的理由[書 1]:100-101。

法國致力歐洲和解

參見：戴高樂主義
這是一個依次實行的事情：緩和、諒解以及我們整個歐洲的合作。
法國總統夏爾·戴高樂在蘇聯的電視演講（1966）[新 12]
 
1960年赫魯雪夫到訪巴黎的新聞播報

1958年的阿爾及利亞危機令戴高樂再度上台。時值第二次柏林危機，法國政府以強硬態度對待蘇聯[刊 16]。而到了1959年10月，在美蘇英法四大國預計將於來年5月在巴黎開展領導人峰會的背景下，法國總統戴高樂主動邀請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到訪法國；1963年3月，赫魯雪夫應約到訪[刊 16]。當時，西方領導人希望透過這次訪問預先窺探蘇聯新領導人在柏林、德國、裁軍這三個冷戰在歐洲的熱點問題的看法，然而赫魯雪夫在訪問期間並未提出任何新的說法[刊 17]。在雙方會談期間，戴高樂向赫魯雪夫提出了「緩和、諒解、合作」（法語：détente, entente, coopération）三步走的方針[刊 16]。

儘管赫魯雪夫在訪問期間並未提出任何新的說法，戴高樂還是給予了是次訪問極其積極的評價，並指出了赫魯雪夫在柏林和德國等敏感問題上溫和而克制的語調；隨後，他還向英國首相麥克米倫指出了赫魯雪夫與史達林之不同，並指出赫魯雪夫確實在尋求與西方的緩和[刊 17]。

，隨後的西德總理康拉德·阿登納1955年訪問莫斯科、1959年赫魯雪夫訪美、1961年赫魯雪夫和約翰·甘迺迪維也納會面等都體現了東西方陣營間和平共存的氛圍[網 13]。

[網 14]

[新 12]

[書 14]

[刊 18]

[書 15]

[刊 19]

[刊 20]

[新 13]

緊張情緒再度升級

然而，這一良好氛圍卻因後來的1961年柏林圍牆設立、1961年美國介入越南戰爭等事件冷凍[新 14]。[新 1]

此外，法德協約、柏林圍牆危機[刊 16]

[書 16]

另一方面，中國批評了東西方陣營的重新接近[書 11]:15-16。

1962-1969：飛彈危機後

參見：古巴飛彈危機和不擴散核武器條約

1953年上台以來的意圖與美國緩和的赫魯雪夫卻在1958年之後鼓吹所謂的飛彈優勢，並藉此希望施壓西方放棄柏林中立化、支持德國分裂常態化[書 11]:14。1961年，約翰·甘迺迪通過鼓吹美蘇之間實質並不存在的飛彈差距而贏得美國大選，因而推行了積極針對蘇聯的遏制戰略[刊 21]。為此，甘迺迪提出了「靈活應對」策略，以增強美國在贏得有限的海外戰爭的能力，令赫魯雪夫的大話告終[書 11]:14-15。當他希望通過在古巴展示中程飛彈，以圖重新追趕美國優勢以及保護古巴的菲德爾·卡斯楚政權時，古巴飛彈危機爆發並以赫魯雪夫退讓告終，重挫了赫魯雪夫的國內國際形象[書 11]:15。

危機促成緩和

沒有哪國政府或哪種社會制度邪惡到我們必須將其人民看成一無是處。 作為美國人，我們對共產主義深惡痛絕，將其看成是對個人自由與尊嚴的否定。 但我們仍然可以為蘇聯人民在許多方面的成就喝彩，為他們在科學與太空技術、經濟與工業增長、文化以及敢作敢為諸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喝彩。在我們兩國人民的諸多共性當中，最顯著的莫過於我們對戰爭的共同憎惡。
約翰·甘迺迪在美利堅大學的演講（1962）

然而，1962年的古巴飛彈危機也使得美蘇兩國首次有充足的意願開展合作[書 11]:15。危機中，美蘇兩大國以核武器爭鋒相對，核戰爭的風險第一次一觸即發[書 1]:136-137[書 2]:26-27。兩個超級大國因而意識到了自身對於維護世界穩定的重要意義[書 1]:136-137。當年，甘迺迪向赫魯雪夫表明，美國準備討論表明美國準備討論北約和華約之間的緩和，首次使用了「緩和」一詞[書 4]:637。1963年6月10日，約翰·甘迺迪在美利堅大學發表演說，強調了美蘇兩國的共同利益、淡化了兩國之間的差異；甘迺迪指出「沒有哪國政府或哪種社會制度邪惡到我們必須將其人民看成一無是處」，他還指出美蘇兩國在人類生存方面擁有的共同利益。這段演講往往被引用作緩和政策之發端[書 2]:26-27。

 
1967年，蘇聯總理阿列克謝·科西金（前）在格拉斯伯勒峰會期間緊隨美國總統林登·詹森（後）

危機過後的1963年，多項緩和措施被提出。1964年6月，經過三十年斷斷續續的談判後，美蘇達成了領事權利以及實踐的協議[書 1]:123[書 17]:81。1963年8月，《禁止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武器試驗條約》在莫斯科被簽署[書 11]:15[書 17]:81。白宮和克里姆林宮都安裝了熱線電話以備兩國緊急溝通[書 1]:136-137[書 2]:26-27。美蘇兩國也同意支持聯合國關於在外太空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決議。同時美國和蘇聯達成協議，由美國將價值2.5億美元的美國小麥賣給蘇聯[書 11]:15。1968年，兩國又簽訂了《核不擴散條約》[書 17]:81。

東西陣營鬆動

與此同時

美蘇走入困境

我們盟國的行為……系統性地阻礙了其他那些對我們雙方而言至關重要的問題的理性探討。
蘇聯駐美國大使阿納托利·多勃雷寧（1995）[書 18]:140-141[書 17]:134

然而，甘迺迪在1963年遇刺身亡後，儘管繼任的林登·詹森也嘗試維繫對蘇緩和的政策，以尋求達成軍備控制協議。另一方面，他則積極地在東南亞、中東和拉丁美洲等地的第三世界國家遏制共產主義的傳播。美國政府自此更加深入地捲入到越南內戰當中，令進一步的對蘇緩和不太可能發生[書 11]:15。1965年，在蘇聯總理柯西金訪問北越期間，美國轟炸了北越，引致蘇聯的譴責[書 18]:140。約翰·加迪斯指出，儘管美國和蘇聯都希望緩和冷戰的緊張局勢，但小國的行為限制了兩個超級大國達成進一步的緩和，因此緩和冷戰緊張局勢的最初努力失敗了，美蘇都被扯進無力或沒有決心逃避的衝突中[書 17]:134。

美國

隨著越南戰爭的持續，美國的公眾意見開始分化，並走向失望與幻滅[書 11]:17。美國在1960年代早期開始的兩項改革嘗試，即在國內修復民主中的不平等問題與在南越創建民主政體，仿佛都在走向失敗[書 11]:17。整個1960年代中葉，美國充斥著種族騷動與反戰示威，改革運動走向極端化，政治走向兩極化[書 11]:17。儘管林登·詹森嘗試以「偉大社會」進行改革，然而1965年到1968年期間黑人街區的大規模騷亂耗盡了其精力與智慧，甘迺迪遇刺案、馬丁·路德·金之死，加之以殘暴的海外戰爭都令美國人認為美國實現霸權與成功的體制出了問題[書 11]:17。在1960年代晚期，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認為越南戰爭是一個錯誤，並希望美國撤軍[書 11]:19-20。漫長的越南戰爭中，美國也顯示出經濟頹勢。隨著二戰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恢復生產並開始擠占美國市場[書 11]:35，美日貿易赤字不斷增長[書 11]:35，美國開始在1970年代出現自1893年以來首次的貿易赤字[刊 22][書 11]:41。與此同時，美國長期忽視研發投入與海外市場，並一如既往地廣泛投資於海外而忽視本土的投資[書 11]:35。

蘇聯

對於蘇聯而言，國內團結、經濟表現以及與盟國關係方面的挫折嚴重削弱了蘇聯領導人可用的資源和槓桿[刊 23]。因此，莫斯科正面臨著類似於華盛頓所遭遇的限制[刊 23]。1953-1954年期間，赫魯雪夫通過攻擊馬林科夫的農業政策而上台，通過一系列農業改革政策（包括擴大玉米種植面積的政策），他成功將穀物產量提升近50%，從而鞏固了自己的權力，然而1958年之後，農業產量不斷下降，以至於到了1963年的旱災年份，蘇聯不得不從西方進口糧食[書 11]:28-29。1964年，勃列日涅夫發動政變迫使赫魯雪夫下台，而後新的領導集體在1965年開始進行經濟調整，蘇聯開始加大對農業、輕工業、軍工業的投資，並承諾知識分子、黨以及盟友之間的合作，然而到1968-1969年期間，改革並沒有帶來預期的社會熱情的增加，亦或是技術革新的出現，因此蘇聯領導層迫切希望能改善這一局面[書 11]:26。

1969-1972：緩和早期

1970年代早期，面對日益壯大的蘇聯武力，我所服務的政府旨在尋求扭轉此進程。但是越戰的影響使得防務項目每年都被國會裁撤。我們提出的每一個新武器項目都被系統性地攻擊與廢除。因此，自1970年起，我們的防務部門請求我們與蘇聯談判凍結軍備競爭，以免武器數字上的不平衡繼續擴大。
亨利·基辛格接受《經濟學人》採訪（1979）

曠日持久的越南戰爭耗盡了美國經濟[網 11]，令美國民眾不再希望政府進行海外的冒險活動[網 15]。國會也開始施加影響，不斷阻撓政府的軍備預算以及限制政府的宣戰權力[新 15][書 11]:24。尼克森和基辛格因此尋求通過扶持中國、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等一系列區域強國的手段，令其能夠分擔美國的戰略利益[網 15]。

與此同時，經濟僵局中的蘇聯面臨著三個主要的選項：1）退回到集中的經濟體制；2）繼續推進向市場經濟；3）不改革內部的經濟體制，對外尋求緩和關係，並換取維持政權所需的聲譽、商品以及技術[書 11]:26-27。蘇聯領導人選擇了第三條道路；蘇聯領導人意識到軍備競賽的經濟負擔對蘇聯是不可持續的，因此願意在軍備控制領域與美國達成協議，以促進帶來經濟和社會利益[網 11]。

亞洲權力均勢

參見：中美建交、中日邦交正常化和日蘇關係

中美接觸與建交

中蘇分裂引起蘇聯方面對於中美同盟導致蘇聯被動的擔憂，而外交領域的不利地位也促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尋求接觸美國。對於美國來說，發展同中國的關係則是疏遠了中國和蘇聯兩個美國主要敵人的關係。[網 11]尼克森入主白宮時所面臨的困境——從越南撤軍；美國的核優勢被美蘇核均勢的現狀所取代；經濟上面臨來自西歐和日本挑戰等問題使得他不得不重新審視和評估美國的對外政策。而中蘇關係惡化並升級為軍事武裝衝突，則為美國實行靈活的外交政策提供了一個契機。

為緩和而努力是一件非常合理的事情；如果不想製造戰爭，那就製造和平。
法國總統戴高樂建言到訪的美國總統尼克森和國務卿基辛格（1969）[刊 24][書 4]:295

1969年3月，剛就任一個月的美國總統尼克森和國務卿基辛格前往歐洲訪問，以期在與蘇聯談判前諮詢盟友意見[書 4]:294。此行中，法國總統戴高樂極力建議二人向中華人民共和國開放。然而突然的對華開放將會令美國的亞洲盟友不安，因此尼克森迴避了這一問題但亦認識到在中國十年內取得顯著核進步之後美國將不得不這麼做，而戴高樂認為美國最好在別無選擇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書 4]:294。戴高樂還提到蘇聯對中國的偏執，並指出蘇聯在準備與中國發生衝突，而蘇聯不會同時與西方衝突，因此認為其中有可乘之機[書 4]:295。



中日和解與日蘇博弈

 
尼克森和基辛格在戴維營討論越南局勢


[刊 25][刊 2]

[書 11]

歐洲諒解與合作

參見：東方政策和戴高樂主義

法德和解與歐洲一體化

[刊 26]

[書 19]

德國的新東方政策

第三世界

美國退出越南戰爭

在緩和初期的大部分時間內，美蘇雙方互不信任。1973年在中東和南亞發生的衝突中，美國和蘇聯以戰爭物資和外交姿態支持各方，還有在阿富汗。美國採取行動阻止蘇聯可能的擴張勢力範圍進入拉丁美州的行爲及共產黨游擊隊。

代理人戰爭與顛覆活動

蘇聯不情願地感到有義務協助1967年的六日戰爭

伊拉克於1972年與蘇聯簽訂了為期15年的友好合作條約。


在智利，社會黨候選人薩爾瓦多·阿連德贏得了1970年的總統選舉，從而成為美洲國家第一位民主選舉產生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央情報局將阿連德作為目標，要求他下台，並且暗中破壞他在國內的支持，這導致了一段時期的動盪，最終導致了1973年9月11日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將軍的政變。

骯髒戰爭 1974年4月24日，康乃馨革命成功地推翻了馬塞洛 · 卡埃塔諾和葡萄牙的右翼政府，為葡萄牙帝國敲響了喪鐘。[269]包括安哥拉在內的一些葡萄牙殖民地倉促獲得獨立，殖民統治瓦解後，爆發了暴力內戰。


在越南戰爭期間，北越利用柬埔寨的邊境地區作為軍事基地，柬埔寨國家元首諾羅敦·西哈努克為了保持柬埔寨的中立而容忍了這種做法。西哈努克在1970年3月被親美的朗諾將軍宣誓作證，他命令北越人離開柬埔寨，隨後，北越試圖在與柬埔寨共產黨(又稱紅色高棉)為推翻柬埔寨政府而進行的戰鬥中的第二指揮官農謝談判之後，占領整個柬埔寨。


在東非，索馬利亞和衣索比亞在 Ogaden 地區的領土爭端導致了 Ogaden 戰爭。

1972-1975：緩和高潮

 
1973年，尼克森與勃列日涅夫討論美蘇緩和

美蘇首腦會晤

制定行為規範

限制戰略武器

這一時期的特點是簽署了赫爾辛基協定與SALT I等條約。美蘇討論了另一項條約，即SALT II，但美國從未批准過。在歷史學家之間，關於緩和的成功程度仍在辯論。1963年8月5日，美蘇簽署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1967年1月的《外層空間條約》和1968年7月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是首個緩和的基礎。SALT II在1970年代後期通過確保蘇聯和美國進一步減少武器而繼續了SALT I會談的工作。蘇聯承諾在歐洲舉行自由選舉的《赫爾辛基協定》被稱為確保蘇聯和平的主要讓步。

[刊 27]

在緩和策略下，雙方訂定了：

發展雙邊合作

參見：阿波羅-聯盟測試計劃
 
1975年阿波羅-聯盟號機組人員

造成緩和事件的一個重要例子是在太空中發生的握手。1975年7月，進行了第一次美蘇聯合太空飛行，即阿波羅-聯盟測試項目。它的主要目標是創建國際對接系統，該系統將允許兩個不同的太空飛行器進入軌道。兩方船員就可以在太空探索及太空殖民方面合作。該事件被認爲標誌著1957年人造衛星發射後開始的太空競賽的告一段落。

[刊 28] [新 16] [新 17]

[刊 29][刊 30][刊 31]

[新 18]

維護歐洲安全

參見：赫爾辛基會議、赫爾辛基協議和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

[刊 32]

1976年以後：緩和結束

緩和一直是蘇聯在追求自己目標的一條單行道。我不需要去想我認為他們的意圖是什麼，他們已經不斷地回答了。據我所知，自革命以來，包括現在的領導層在內，沒有一個蘇聯領導人在各種共產黨代表大會上不止一次地重申他們的決心，即他們的目標必須是推動世界革命和建立一個世界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國家，不管你想用哪個詞。
隆納·雷根總統第一次記者會（1981）

到1970年代末期，美國人越來越普遍地將緩和政策視為蘇聯強硬派誘使西方放鬆警惕的戰術[網 15]。同時，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也不斷吹噓蘇聯如何在越南、安哥拉、柬埔寨、衣索比亞和寮國損害美國的利益，加強了美國人對蘇聯的懷疑[網 15]。此外，蘇聯在緩和時期並未放鬆擴充軍備：到1975年時，蘇聯的洲際彈道飛彈比美國多了近50%，陸軍規模和攻擊潛艇的數量均是美國的3倍，坦克數量達到了美國的4倍；儘管美國仍然擁有3200-9000枚的核載具與彈頭的優勢，其對蘇聯的武力優勢在不斷縮小中[網 15]。

隆納·雷根將1970年代視為「忽視的十年」，以此攻擊吉米·卡特政府忽視美國的安全需求。里根的指控迎合了民意，並幫助其贏得了兩次大選，為軍備建設投入巨額資金[刊 33]。


[書 20]

[新 1]


[新 19]


1979年，蘇聯軍隊越過邊境入侵阿富汗，美蘇關係再次惡化，緩和政策結束。而在1981年隆納·雷根出任美國總統後，美國轉變了對蘇聯的政策，開始強硬的對抗蘇聯。羅納德·雷根在1980年當選總統時，很大程度上參與了反緩和運動。雷根總統在第一次新聞發布會上說：「緩和曾經是蘇聯用來追求目標的一條單向街。」此後，波蘭的團結工會事件，SALT II談判的結束，以及北約於1983年進行的演習，使美蘇關係日趨惡化。

參見

注釋

  1. ^ 1.0 1.1 蘇共二十大的文獻[書 6]以及其它文獻[書 7]顯示當年使用了「和平共存」（俄語：мирное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或英語：peaceful coexistence）而後而不是列寧所使用的「和平共處」（俄語：мирное сожительство或英語：peaceful cohabitation）的說法[刊 8]，但中文文獻普遍翻譯為「和平共處」[刊 10][刊 11]。
  2. ^ 「和平共存五項原則」的俄文翻譯為「Пять принципов мирного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英文翻譯為「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用詞為「共存」（俄語：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英語：coexistence）[新 8][網 8]，而並不是「共處」（俄語：сожительство；英語：cohabitation）[刊 8]；部分來源亦常錯誤地寫作「和平共存五項原則」，例如黃默在2014年引述《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中的"和平共存五項原則"[刊 13]，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所刊載的中文本不一致[網 9]；又例如《旺報》社論在2012年引述《中國和平發展》白皮書中的「和平共存五項原則」[新 9]，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白皮書原文不一致[網 1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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