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

此條目介紹的是新文化运动时代对《晏子春秋》内典故之一的再演绎。关于原始典故，请见「二桃殺三士」。

关于該公案牽涉之「士」定義問題，请见「士 (消歧義)」。

“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是新文化運動時期，中華民國學者章士釗刊登在上海《新聞報》之《評新文化運動》中的句子；意指白話文拗口，但因涉曲解典故引起爭議。

論戰概要

首次

在新文化運動的浪潮中，胡適等人領導並開啓文學革命，主張推廣白話文以達到“我手寫我口”之目的，遂引起誓要維護文言的學者抵制，其中以章士釗領導甲寅派首當其衝，與胡適等人爭鋒相對，各自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由此掀起一系列論戰。章士釗于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一、二十二日在上海《新聞報》以《評新文化運動》爲題，舉二桃殺三士例，批判白話繁雜，宣揚文言優點：

“[...]二桃殺三士。譜之于詩。節奏甚美。今曰此于白話無當也。必曰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是亦不可以已呼。”

——章士釗，《評新文化運動》

“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論戰當事人，左為章士釗，中為魯迅，右為胡適

在章士釗發表文章后不久，同樣支持新文化運動的魯迅在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四日北京《晨報副刊》以《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爲題，指出此典故是出自《晏子春秋》：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名大将自恃功高，對相國晏嬰不敬，後晏嬰欲與齊景公謀除三人，景公賞三人兩個桃子，使三人因無法分配而自盡。故此可看出，“士”意即勇士，而非士族、士大夫的“讀書人”。魯迅于文章中批評章士釗為宣傳文言文引經據典，卻錯用：

“[...]旧文化也实在太难解，古典也诚然太难记，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时使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是亦不可以已乎”！”

——魯迅，《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

二次

在鲁迅的文章刊登后，章士釗并未第一时间回应；不过他一度有轉變立場的迹象，與新文學運動領袖胡適和好，在某次宴席中还贈與胡適一首白話文新詩，以示對「新文學運動的投降」；後者則相應寫了篇七言绝句贈於章，也稱願與他「相親不相鄙」。

但在一九二五年《甲寅》復刊時，身為主編的章士釗卻要求投稿「文字務求雅訓，白話恕不發布」，並接連發佈數篇批評白話文運動的議論，使胡適認為其出爾反爾，故於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日《國語期刊》刊登《老章又反叛了！》一文，批評章士釗是“時代的落伍者”還提及《評新文化運動》中的“謾駡”并不能阻止白話文運動發展。

作爲回應，章士釗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甲寅》一卷第九号期刊上重新發表《評新文化運動》一文，但新增了一段后文，並為先前「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事件辯解，認爲將勇士錯寫為讀書人，只是一種“小節”而不影響他要表達的主旨：

“[...]北京報紙。屢以文中士與讀書人對舉。為不合情實。意為二桃殺之士。乃言勇士。非讀書人。此等小節。寧關謀篇本旨。且不曰學曰學。其理彼乃蒙然。又可曬也”。

——章士釗，甲寅版《評新文化運動》

魯迅則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一期將此前發表之《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文章重新登刊，新題《再來一次》，並添加前言以諷章是讓“迷信”他的讀者再買一次他所寫下的文字：

汉代“二桃杀三士图”画像石拓片

[...]去年編定《熱風》時，還有紳士們所謂“存心忠厚”之意，很刪削了好几篇。但有一篇，卻原想編進去的，因為失掉了稿子，便只好從缺。現在居然尋出來了；待《熱風》再版時，添上這篇，登一個廣告，使迷信我的文字的讀者們再買一本，于我倒不無裨益。但是，算了罷，這實在不很有趣。

——魯迅，《再來一次》

魯迅後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中華日報·動向》刊登《大雪紛飛》一文，將章士釗這句“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與李燄生的“大雪一片一片紛紛的下着”并列為“適得其反”的語句；他在文中指出“白話並非文言的直譯，大衆語也並非文言或白話的直譯”。其也認爲文人隨著階級跨越，與一般人思想與智識的脫離大抵“勢所難免”，然爲闡釋觀點而自造解釋、發表脫離一般民衆智識的言論，實則是“從隱蔽之處挖出來的自己的醜惡，不能使大衆羞，只能使大衆笑”。以上文章分別在兩人身後收錄進《章士釗全集》和《魯迅全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