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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保卫战

1937年发生于中国南京的战争

南京保卫战或南京战役、南京之役，是1937年继淞沪会战之后，大日本帝国中支那方面军向中华民国首都南京推进的战役。日本称为南京攻略战。

南京战役
中华民国的抗日战争的一部分

1937年的南京地图
日期1937年12月1日－12月13日
地点
 中国南京市和邻近地区
结果 日军攻陷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随即发生南京大屠杀。
参战方

 中华民国

 大日本帝国

指挥官与领导者
唐生智
萧山令 †（市长）		 松井石根
朝香宫鸠彦王
兵力
81,500人[1]
5452
6,000[2]
16辆战车[3]		 200,000人
伤亡与损失

36,500多名阵亡、受伤、被俘、走散、逃亡[4]

6,000－10,000名作战死伤[5]		 至少阵亡1,558人，受伤4,619人（欠山田支队）[6]。然而此数据严重低估日军于此战役之死伤，例如根据统计第6师团在牛首山仅阵亡19人，受伤97人[7]，但根据日方其他资料显示第6师团在牛首山遭遇激烈顽抗而死伤惨重，仅工兵联队组成的40人敢死队就几乎全灭，生还者仅3人[8]，另据该统计日军在12月10日至11日于安德门一带战死163人、战伤288人，但该师团仅下辖之第47联队第3大队却有3个步兵中队在10日晚间至11日凌晨在安德门附近的82高地遭遇毁灭性打击，其中第11中队几乎全灭，中队长首藤武中尉也伤重不治，足见该项统计低估日军伤亡之严重[9]。

背景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让中华民国的抗日战争获国际注目，并希望藉国际压力逼迫日本停止进攻华北。1937年8月11日，军事委员会下令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师、第八十七师和第八十八师投入上海，向日本上海租界发动进攻，随后因作战不利逐渐自各地加运部队至上海；随后因战局僵持，中日双方均调集大量军队投入这一战场。国军投入70万兵力，日军前后增援30万兵力左右。日方从战局僵持到后期登陆杭州湾取得战场主动权，最终取得淞沪会战全面优势。国军面临前后夹攻，因此全线撤退。国民政府于1937年10月末决定迁都，而军事委员会仍留南京；然至1937年11月，军事委员会便已移至武汉。

1937年11月7日，日本参谋本部向中支那方面军下达“临命600号（统制线）”，规定中支那方面军的作战区域为苏州、嘉兴连结之线以东，只扫荡上海附近之敌，不准进取南京。11月9日，蒋介石命令上海国军全面向南京及杭州撤退。11月12日，上海全部陷落。11月13日，日军舰15艘入长江。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告移都重庆。

11月24日，蒋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部司令官[10]。当时南京城防工事亦稍有规模，据一般估计，均可守一相当时期，而各方且又相信苏嘉线工事可能发生作用，故各机关及私人撤退，无一定计划，及至京沪战事急转直下，若干人已无法撤退[11]:82。

日本参谋本部下达“大陆指第5号（第二统制线）”，废除临命600号统制线，中支那方面军之作战区域扩大到无锡、湖州一线以西部分地区。11月28日，随着无锡、常州、广德的沦陷，日本参谋本部决定向南京追击[12][13][14]。

外交局势

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穿梭于英、美、德、苏之间，希望借由列强发挥牵制日本的作用，但西方国家的注意力仍集中在西班牙内战，对日军行动采取消极姑息的绥靖政策。

美国国内正面临严重的经济恐慌，无力对日方进行制裁。美国政府此时禁止美国船只向交战国运输战时禁制品（1935年8月31日所通过的中立法），其禁令阻碍国民政府取得武器[15]；英国则保持中立，均有利日方的战事。

国联申诉案

1932年3月，满州国成立。1933年3月27日，日本退出国际联盟。

1937年9月10日，国际联盟第99届常委会，中华民国代表顾维钧在日内瓦依《国际盟约》第10、11、17条，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日本侵华。9月16日，国联进行中华民国申诉书的讨论。9月28日，国联常委会仅谴责日本轰炸中华民国平民，并没有制裁日本的打算。9月29日，国联咨询委员会经连日会议后，英国代表发表：“按照常规，中日两国关系应由两国直接解决。惟从国联义务上言则不应如是。此次冲突不能谓为事关两国，实则与远东有经济利益之各国均有关系”。10月1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拒绝国联调解中日冲突。10月4日，国联咨委会承认日本军事行为是事实，但不愿用“侵略”的字眼。经顾维钧抗议争辩均无效果[16]。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隔离演说。国联咨委会因此受到激励，重新起草会议报告，并建议采取具体步骤阻止日本侵华。但11月6日，意大利加入德日协定，12月1日，协会承认满州国，12月11日意大利跟进，退出国际联盟。

1938年2月2日，国联决议鼓励会员国援助中华民国。9月30日，国联通过决议，由各会员国个别依盟约第16、17条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

九国公约会议（比京会议）

主条目：九国公约会议

1937年10月22日，蒋中正在与驻俄大使蒋廷黻的电报上，表达英美可能偏袒日本的担忧：（节录）

九国会议在即，现在所亟应考虑者，我国此次固为自卫而战，亦为远东整个安危之所系。……惟英美为求息战起见，是否将有过分迁就日本之处，殊堪顾虑。日本正在横行无忌，如不参加会议、或拒绝一切调解，愈见其甘为戎首。……。

11月3日，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九国条约会议，日本、德国均拒绝派代表参加会议，日本政府声明中日两国纷争他国没有权利干涉。意大利则重申要求中日两国直接交涉，并在会议上反对向日本施行经济封锁。国民政府诉求仿效华盛顿会议解决山东问题（11月5日中国国防最高会议拟订[17]），希望各国协助中华民国与日本交涉。英国表达中立，美国在会议中声明不介入战争，法国则表示无能为力。中华民国代表顾维钧抗议会议中没有对日本进行任何制裁，11月24日宣布无限期休会，此会议终究没有任何具体成果[18]。

陶德曼调停

主条目：陶德曼调停

1937年6月，应德国政府驻中华民国大使陶德曼之邀，中华民国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率团访问德国，与希特勒详谈中德关系发展。9月，国民政府派特使蒋方震赴德国，希望促使第三方调停中日战争[19]。11月2日，日本外交部透过德国驻日大使迪克生提出“中国事变对处要纲”[20]。11月5日，陶德曼在南京与孔祥熙会晤，转达日方的媾和条件。11月6日，迪克生大使访问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传达中华民国的回应：蒋中正表示因为中日战事现受到九国条约会议的关注，除非日本恢复到战前状态，否则他不接受任何条件，而且他也不承认收到日方媾和内容，将不被日方分化离间的手段影响。11月24日，九国公约会议无限期休会，国民政府未获得实质成果。12月2日，蒋中正向陶德曼表示以保全领土主权为基础，愿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12月21日，随着南京的沦陷，日本强硬派抬头，日本政府重新研议媾和条件，除原先内容外另要求中国赔款、建立非武装地带等。德使迪克生对此媾和条件感到非常失望[21]，认为内容已非主权国家能接受的。12月26日，陶德曼向孔祥熙转达日方四项新要求，蒋中正在日记中留下：

倭所提条件如此苛刻，决无接受余地。
近日，各方人士与党中重要负责同志，均以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殊不知此时求和，无异灭亡！……[22]

12月31日，汪兆铭在国防会议：“与孔委员见蒋主席商谈德使所转递之日本条件经过。蒋主席意须考虑国家主权，如外交、政治、财政一无自由，则妨碍国家生存，无从谈起。现在一、革命之立场不可放弃；二、外交途径未绝望；三、财政虽告困难，军事上需要时间整理。故决定暂不正式答复。”

1938年1月2日，蒋中正决心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坚持抗战国策。1月9日，日本驻中华民国大使川越茂于上海传递日方讯息：“国民政府未有和平交涉之意……恐怕日本将会否认国民政府为中国中央政府。”1月11日，日本大本营举行御前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对于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谋求将其消灭，或设法收容于新兴中央政权旗帜下”。

1月16日，日本发表第一次近卫声明：
日本政府攻占南京以后，仍为对中国国民政府反省给予最后机会已达今日。但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的真意，竟策动抗战……今后日本政府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待足够与日本确实合作之新兴中国政权的成立发展……。

16日傍晚，日本接到德国驻日使馆转达孔祥熙的中日和平口述笔录，参谋本部认为中国有和平诚意，以无希望处理是日本内阁重大的错误判断；同日，蒋中正通知陶德曼：“如日本再提苛刻原则，则拒绝其转达[23]。”1月18日，国民政府发表“维护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之声明”，中日两国各自召回双方驻馆大使（20日，许世英自横滨向上海撤离；28日，日本召回川越茂大使）。陶德曼的和平调停工作至此停止[24]。 1月24日，日本参谋本部认为，中国战事短期内无法结束，应扶植亲日政权，避免消耗国力。日本宣布四点：“一、日本不与国民政府交涉。二、为阻止外国援华，仍可对华宣战。三、日本对华北新政权居于监护人地位。四、绝不容许第三者出面调解。”

苏联方面

1937年8月21日，在斯大林的坚持下，苏联与中华民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两国和解。9月8日，杨杰率领考察团赴俄国购买军火，国民政府希望借道滇越铁路来运输，但法国认为转运军火恐招惹日方报复，在顾维钧、李石曾、孔祥熙、陈公博、蒋百里等人赴法交涉与美国的协助下，法国同意经法属印度支那转运军需物资，直到1940年6月法国向德国投降，维希法国成立，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为止。11月30日，蒋中正致电斯大林：“中国今为民族生存与国际义务已竭尽其最后、最大之力量矣，且已不得已退守南京，惟待友邦苏俄实力之应援，甚望先生当机立断，仗义兴师。”12月5日，斯大林推诿回电：“……需在九国公约国同意共同对付日本，且经两个月后的最高苏维埃会议批准，才可出兵[25]。”

保卫战的决定

11月，对于首都防卫，白崇禧一开始便表示：“现部队已残破不全，也没有后续部队可调度，建议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张群则说：“如我军自动退出南京，将来和谈时，日军就不能以武力攻占南京的战胜者自居。”陈诚当时也反对守南京。

刘斐回忆：“战局的演变，使蒋介石筹建了多年的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工事，丝毫没有起到阻止敌人前进的作用，出乎意外地迫使他急于解决南京防守的问题。”11月中旬连续在蒋中正的中山陵园官邸召开了三次高级幕僚会议。

11月12日，蒋中正召开第一次防卫会议，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和作战组组长刘斐等几个人参加，蒋公说：“说南京是国际观瞻所系，守是应该守一下的，至于如何守法，值得再加考虑。”刘斐建议：“日军拥有海陆空优势，国军将处在立体包围之下，加上上海会战损失太大，国军未经整训，无法恢复战力。建议用12至18个团象征性的适当抵抗后主动撤退。”与会的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均表示支持。蒋中正并没有马上作出决定，但在会议之后曾一度有不守南京的念头。

11月17日第二防卫会议有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刘斐，以及唐生智（时任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王俊（时任第一部次长）、谷正伦（时任南京警卫司令）参加，蒋公在这次会上既没有作肯定的决定，也没有改变以前的部署。唐支持蒋公守的意见，白、刘坚持应付守一下的原意，其他人没有明确表态。然唐虽然主张守，却认为应由谷正伦、桂永清为城防正、副司令，或再加上罗卓英为总司令就可以了，这一点同蒋公设想不符，再次休会。

11月18日一整天，蒋找唐生智沟通，带领唐到了南京复廓一带看桂永清所指挥的教导总队的阵地。蒋希望由唐来守，在唐应允后，11月18日召开第三次防卫会议，会议上蒋问：“谁负责固守南京为好?”这时没有一个人做声。最后唐生智打破了一时的沉寂，坚决地说：“委员长，若没有别人负责，我愿意勉为其难，我一定坚决死守，与南京城共存亡!”“现在敌人已迫近首都，首都是国父陵寝所在地。值此大敌当前，在南京如不牺牲一二员大将，我们不特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更对不起我们的最高统帅。本人主张死守南京，和敌人拼到底！”蒋说：“很好，就由孟潇负责。”蒋并望着何应钦说：“就这么办，有什么要准备的，马上办，可让孟潇先行视事，命令随即发表。”何应钦表示唐生智担负这个责任很适当，蒋中正也认为，南京为首都所在，总理陵寝所在，不可不作重大牺牲，期望固守南京三个月至一年[26]。白崇禧回忆参加第三次作战会议：

“淞沪会战转移阵地之前，对南京防守事宜，蒋委员长曾经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出席之高级将领有参谋总长何敬之将军，训练总监唐生智将军，第一部副部长王俊将军与我等人。委员长在会场宣称南京是我们之首都，国父陵寝之所在地，必须防守。会中询问谁愿担任防守责任，唐生智立起发言，慷慨陈词，自愿防守。他批评自抗战以来中下级士官牺牲甚多，但未见有高级军官牺牲者，他愿担任防守责任与城共存亡。委员长嘉奖其壮志，但与会人多为唐担心。因为参加南京保卫战的部队，多是甫由淞沪战场撤下，有的部队伤亡过半，至少也在三分之一以上，而沿途撤退，上有敌机，后有追兵，士气非常低落。以久战疲敝之师来保卫南京，这是我们为唐担心的最大原因。

宋希濂回忆：

“我于二十三、二十四两日先后会见了唐、白崇禧、张群、王俊（第一部次长）、钱大钧（蒋之侍从室主任）、萧自诚（蒋之秘书）等人，大体了解到关于守卫南京的会议经过及计划。自敌军在金山卫登陆，上海战局急转直下之后，“守不守南京”成为当时军事上的中心问题。蒋介石于十七、十八两日曾三次遨集何应钦、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王俊，刘斐、谷正伦等人开会。……由于意见分歧，在头两次会议上未作出决定。到十八日晚最后的一次会议，蒋介石说：“南京是我国的首都，为国际观瞻听系，对全国人心也有重大影响，完全不守是不可以的。应较十二个团的兵力酌量增加。”随着蒋介石就问：“守南京问题就这样奂定，大家看谁来负责好？”当时都没有人作声，沉默了一会儿。唐生智自告奋勇说军人以身许国，当此危难之际，何能畏难以求荀安。如果委员长还没有预定人来担任，我愿负此责。”

据这些人回忆，李宗仁未参加保卫南京的三次作战会议。但有说法李宗仁也参加了防守南京三次作战会议，主张弃守南京：“南京在战术上是个绝地，敌人可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以新受挫折的部队来坐困孤城，实难望久守。”蒋中正询问德国军事顾问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他以军事观点赞成李宗仁的论点，并竭力主张“不作无谓的牺牲[27]。”

11月20日，蒋中正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官。11月21日，蒋中正在日记中留下：“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而高级将领，亦有丧胆落魄而望和者。呜呼！若辈竟无革命精神若此，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战之为何也。”[28]11月23日，日军至无锡，无锡一失南京屏障已去[11]:81。宋希濂回忆：“截至11月25日止，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都已迁移到武汉或重庆去了。在八一三上海战争未爆发以前，南京人口约为100万，至此所剩仅30余万。”11月26日，日记：“南京孤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对国对民殊难为怀也。”11月27日日记：“余能多留京一日，则国家与人民及前方军队多一日之益，总理与阵亡将士亦多得一日之安。”11月27日，蒋巡视南京城防工事。11月28日，另一路日军进犯宜兴[11]:82。12月1日，蒋下令将沿海工厂、企业等陆续迁入内地复工生产。

参战部队

中国方面

刚从上海前线撤退下来的第36师、第87师和第88师，加上从他处抽调来的10个师，总共13个师，再加上由军事学院学生组成的教导总队（共计1万2千余人）、宪兵部队、江宁要塞部队，理想上这些部队满编将有18万人左右，然而除去第10军的第41师及第48师是汉口开来的增援部队[29]，其余均是由上海战场撤出，受创整补中的残部。因此实际上没有满编，按唐生智统计约有8万人，其中新兵就占3万人。[30]

日本方面

奉皇命“大陆命第7号”，中支那方面军战斗序列主要由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构成。此外，还有通信部队、铁道部队、航空部队、工兵部队、兵站部队等。日军大将松井石根属于“中国一击论”的强硬派，认为日本唯有透过前线将领击垮国民政府才能解决中国问题。第10军军团长柳川平助也是主战派，无视参谋本部的统制线范围，放任各师团追击国军，以逼迫大本营扩大战线[31][32][33][34][35]。

中国军队作战序列 日本军队作战序列

战役过程

 
南京东边的镇江最先失守。1938年1月20日，日本军官在日占区——镇江——教中华民国学生日语。

12月1日，日本裕仁天皇批准“大陆命第8号”：“中支那方面军应与海军协同，进攻敌国首都南京。”国民政府调集第十军徐源泉，第八十三军邓龙光，及淞沪会战撤出之第六十六、七十一、七十二、七十四、七十八军，教导总队、警备、宪兵步队[37]参与南京保卫战。粤军第八十三军、第六十六军担负龙潭、汤山第一线防御。

12月2日，江阴方面发生激烈陆海空激战，丹阳与江阴同在12月2日失守，3日日军进至句容，离南京120里，另数路亦赶到石头城下，开始围攻南京[11]:82。日军第9师团、第16师团分别攻占金坛、丹阳[需要消歧义]，第114师团占领溧阳。日军第3师团于苏州集结，被定位为二线师团，跟随9师团的路线前进。

12月3日，上海派遣军第9、16师团主力沿丹阳[需要消歧义]向句容推进。

12月4日，国军第八十八师孙元良部，与陆军装甲兵团第三连（一号战车）在南京南方和日军正面接触。

12月6日，日军发动全面进攻，第三飞行团以龙华、王滨机场为基地，广德、常州为前进机场，猛烈轰炸国军主要阵地。日军第11师团第10旅（天谷支队）占领镇江，并继续沿扬州－仙女庙朝江北大运河前进。国军以第七十四、八十三军防卫主要阵地，第七十二、七十八军及教导总队部署于狮子山、雨花台、紫金山等最后防御阵地。第六十六军在汤山坚决抗击日军的进攻[38]。

12月7日，蒋中正于凌晨离开南京，前往庐山。日军第114师团占领秣陵关，第6师团急行军至114师侧翼，联合对雨花台一线阵地进行攻击，遭国军顽强抵抗。12月7日下午，日军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汤山作厂言家村遭66军炮火被炸伤左腿。7日，日本中支那方面军下达南京城攻占要领：（节录）

一、劝告开城谋求和平方式进城……
……

七、（之二）特别严格规定部队军纪风纪，使中国军民尊敬服从日本军的威武……

12月8日，日军占领汤水镇（今汤山镇）。12月8日晚，日军全线突破中国军队的外围防线。唐生智下令撤守外围阵地，退向城廓一线阵地；但没有拟订撤退计划，造成守军移动时遭到日军尾随，直逼南京城。本日日军第6师团与第114师团对驻守将军山与牛首山的国军第58师发动进攻而战况激烈，国军第58师在伤亡惨重的情况下，退至城内水西门修整[39]。然日军仅在将军山就战死300多人，包括1名少佐[40]。

12月9日，日军攻占市郊后，派出军机向南京上空投放松井石根对守军之中译文“致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劝降文告”，限国军在隔日中午前投降，否则将要发动总攻击。日军国崎支队占领太平，渡过长江朝浦口前进。日军第三飞行团密集轰炸中华门[41]。

12月9日，为避免部队和机关职员逃命过江，唐生智通过卫戍司令长官部发布命令，把南京通浦口的船只，一起交宋希濂第三十六师看管，长官部也没有留下一条船只；擅自过江者以军法从事。“各军所有船只，一律交本部运输司令部（司令周鏊山）负责保管，不准私自扣留；着派第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负责指挥沿江宪警，严禁部队散兵私自乘船渡江，违者即行拘捕严办，倘敢抗拒，准以武力制止。”命令下达后，实际上有不少部队的船只并未交出，其中以徐源泉部扣留的为多。

12月10日，上午11点要求投降遭拒后，日军在朝香宫鸠彦王指挥下向南京发起大规模进攻，国军士气低落、部队溃散。日军第18师团推进至芜湖。第16师团占领苍波门、下麒麟门，并朝附近之紫金山进击[42]。日军第6与第114两个师团共约4万人的兵力也对防御雨花台的孙元良部第72军(下辖仅第88师，加上军直属部队共约8,000~9,000人)发动强攻[43]，结果遭遇顽抗死伤惨重，其中第6师团出动下辖的3个步兵联队合力进攻第88师阵地，在火力与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却被孙部痛击重创，仅步兵第47联队第3大队的3个步兵中队就遭遇毁灭性打击，其中第11中队更是几乎全灭，中队长也伤重不治，第6师团第2野战医院一部就已经接收超过300名伤兵，最后第6师团在装甲部队与航空兵支援下才总算攻陷雨花台[44]，代价却极为巨大，仅11日当天第6师团就有8名中队长惨遭孙部官兵击毙[45]。同样参与围攻孙元良部的日军第114师团也付出极高昂代价，仅第步兵115联队第3大队就在12月10日至13日投入716名兵力参战，结果被孙部击毙38人且有145人轻重伤[46]，该师团另一步兵联队步兵第150联队则在12月10日至13日投入2,236名兵力参战，结果被孙部击毙55人且被击伤148人[47]，第114师团亦有2个大队长被孙元良部所击毙[48]。估计9-12日，孙部至少击毙15名军衔在中尉以上的日军军官，而日军于南京保卫战期间可确认的军衔中尉以上阵亡军官也仅27人[49]。

就在日军第6师团主力进攻雨花台的当下，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也派出该师团下辖的步兵第45联队对上新河（上河镇）、水西门、清凉山发动进犯，试图切断南京守军的退路，结果在12月11日早晨遭遇驻防当地的宪兵部队的顽抗，由于宪兵部队配备一定数量的自动武器（如MP18冲锋枪），所以率先进攻的步兵第45联队第3大队死伤惨重，即便在炮兵、装甲兵与航空兵支援下，直至11日傍晚日军仍然无法攻陷国军阵地，直到步兵第45联队第2大队投入作战才总算逼退驻守上新河与江东门阵地的国军宪兵部队与第58师一部[50]。

12月11日，南京卫戍司令官唐生智，向蒋中正发了一则电报：

从12月9日到11日，日军自光华门迫近三次。……11日中午开始，坏消息频传，雨花台地区、安德门、鳯台门陷入敌手，迅速下令第八十八师迳赴前线，与第七十四军、第七十一军并肩作战……

12月11日蒋公在三峡船上同陈布雷一起商定了给南京唐生智的撤城令。12月11日中午十二时许，该命令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电话转告唐，“委员长已下令要南京守军撤退，你赶快到浦口来，我现在要胡宗南在浦口等你。”“敌人已到六合，情况非常紧急。”“你今晚务必撤退过江。”唐拒绝立即过江，于当晚组织制订撤退方案。

12月12日凌晨二时，卫戍司令长官部副长官罗卓英、刘兴，参谋长周斓、参谋处长廖肯、副处长林维周、参谋处第一科科长谭道平在唐公馆到齐，唐生智说：“现在城已被击破，无法守卫了，委员长已有命令，叫我们撤退，你们赶快去准备撤退命令吧！”即由参谋处长廖肯、参谋处第一科科长谭道平执笔起草撤退令。

12月12日，南京东南方紫金山、雨花台沦陷，守军全数殉国。

孙元良第八十八师之战斗详报：（节录） 12月12日晨，沿京芜铁路进攻之敌已逼近赛虹桥。雨花台方面因系敌主攻所在，虽经全部我官兵奋勇苦斗，奈外无粮弹，内无援兵，且敌挟战车、飞机、大炮……上午，韩团长宪元、营长黄琪、周鸿、符仪廷先后殉难；下午旅长朱赤、高致嵩，团长华品章、营长苏天俊、王宏烈、李强华亦以弹尽援绝，或自戕或阵亡，悲壮惨烈，全部官兵六千余员皆英勇壮烈殉国。

雨花台阵地沦陷后，日军直攻中华门。防御中华门的便是孙元良指挥的第72军补充团与第88师工兵营，面对日军强大的炮火与装甲部队支援，孙部官兵持续顽强抵抗，双方于城墙边与城墙上展开激烈的战斗，因为守军作战勇猛以及南京城墙坚固厚实，日军一时之间难以得手，日军甚至组织敢死队试图登城，阵地数次易手，日军在伤亡惨重下才总算攻陷88师阵地，孙部官兵在阵地失守下仍旧发动反击试图夺回，其强悍意志令日军战后仍然记忆深刻[51]。

12月12日下午，第八十八师遭日军重炮轰击，俞济时、孙元良想渡江撤退经唐生智与宋希濂劝阻返回。据宋的回忆：

“十二日，……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率所部两千余人向下关方面退却，企图过江。唐生智得悉，命我负责堵阻。我当力劝孙元良万不可这样擅自行动。孙为情势所迫，乃又率所部回中华门附近。……十二日敌军猛攻中华门，这一地区落的炮弹颇多，许多房屋被毁，遂使这一带的居民发生恐慌，纷纷趋往安全区。当其奔走逃难之时，更高呼亲友，告以日军已冲人城内。而第八十八师及一些高射炮队等亦加入退却。至是，自中山东路起通往下关江边之马路上，拥挤不堪，纷纷争先，梗塞于途。亦有急于奔逃，而将各物抛弃途中者。逃难中的居民及一部分散兵，亦有迁入难民区者。总之，十二日下午形成了极端混乱的状态。”

然而与宋希濂回忆大相径庭的是，南京警察厅保安总队长赵世端于1937年12月19日的所上交报告却指出：“八八、八七、三六等师司令部及重要辎重灰（10日）晚已由八八师之军需处卸运汉口。孙元良军自文（12日）晨雨花台失守至长官公署请援，即刻再返中华门督战。”孙元良并未如宋希濂回忆那样擅离职守率部逃亡却被宋希濂挡下劝阻[52]，而根据日军资料与战后参战日军编写的部队史，日军于12日在中华门遭遇孙部官兵有组织且顽强的抵抗，阵地数度易手，守军并未有溃逃现象[51]。

唐生智于12月12日下午二时通过长官部电话通知南京守军各军师长召开作战会议。[53]12月12日下午17时各军长、师长以上将领以及卫戍司令长官部的罗卓英、刘兴、周斓、佘念慈等在在百子亭唐公馆开会，这是南京卫戍战中的最后一次会议。出示军事委员会电：“如情况不能久持时，可相继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唐生智下达守军全军撤退的命令，撤退部署每人发一张（用油印印好的），对于各部队的撤退时间、先后、路线都有详细规定。制订了各部队当夜十一时的突围方向与目标及集结地点，要旨是“大部突围，一部渡江”（即36师和总部从下关过江，其他部队应正面突围）。到会将领都默不作声。唐生智即着各军师长在突围计划上签字。唐生智说：“各部队应指出统率的长官，如其因为部队脱离掌握，无法指挥时，可以同我一起过江。”“惟特许各军长随同过江。”[54]会议只历时二十分钟就散会。会议尚未结束，撤退的消息就已传开。当日17时半，守军各部队在混乱中开始突围[55]。唐生智、宋希濂、孙元良、徐源泉、邵百昌先后撤离。除了广东的两个军（邓龙光和叶肇部）按计划正面突围，宋希濂部第36师遵照命令由浦口撤退以外，其他部队都没有按照命令实行正面突围，而是一拥而上直奔下关江边。并在由于司令部间很多互相矛盾的命令及简单的命令被遗漏，[56]少数部队不知撤退命令，事实上成了“大部渡江，一部突围”，守军绝大部分部队都向城北下关挹江门一带江边溃退。而在上新河与日军第45步兵联队第3大队及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激战近两日且击退敌军数十次冲锋的宪兵部队，则在后方桥梁被炸毁的情况下与第58师一部一同撤往下关，并在城郊设伏痛击尾随追击的日军步兵第45联队第2大队，但在日军支援炮火轰击下后撤，但国军奋战之精神令参战日军在战后编写的部队史表示敬佩，而第74军下辖的第51师师长王耀武则利用军长俞济时准备的小火轮接应大量第74军官兵渡江撤退，撤至下关准备搭乘小火轮撤退的第74军官兵则与试图切断其退路的日军步兵第45联队第3大队遭遇，经血战后第74军凭借数量优势成功突破第3大队防线撤至下关搭船，日军第45步兵联队第3大队也战死军官2人、战伤军官1人并丧失再战之能，然第74军第58师第174旅副旅长刘国用却不幸在突围过程中殉国[57]。七十四军军长俞济时认为“各级干部伤亡已尽，老兵所余无几。未经训练之新兵难达冲击任务，乃与冯王两师长尚决转挡渡河。……至于渡河船只，各师兵站为有一部，计每次可渡千八百人”[54]，即放弃执行唐生智的正面突围的书面命令，而是率领冯王两师退向下关渡江。负责下关防守随总部渡江的第36师宋希濂回忆：[58]

“（撤退）命令规定占领挹江门至幕府山一线的第三十六师，负责掩护长官公署及直属部队渡江后得继续渡江，其余部队一概不许渡江，按照长官部指定的方向——广德、宣城、芜湖间地区——突围。但除第六十六军军长叶肇，第八十三军军长邓龙光执行了这个命令，率所部绕过栖霞山附近敌军，穿过其间隙突围成功外，其余多拥向下关，企图觅船过江。这就造成了十二日晚间在挹江门下关一带的极度混乱。”

“十二日下午五时半我在长官部开会回师部后，即以电话令各部队严密戒备，掩护唐长官等渡江。至九时左右长官部人员已渡江完毕。我于九时三十分集合各部队长而授要旨：（一）军掩护长官部渡江后陆续渡江；（二）第一〇六旅之第二一二团担任挹江门至下关一带的警戒，待命渡汀；（三）第一〇八旅留一部担任和平门、尧化门等地的警戒，待命渡江；四、无任务之部队，本（十二）日晚十一时开始移动，至和记公司附近集合，归第一O八旅刘英旅长指挥；五、各部队概由金川门出城，不准经过挹江门。我率师司令部人员及直属队于是日晚十二时到达和记公司附近，当觅得小汽艇两艘，民船十五只，即开始渡江。第一次渡江后，派人将船押回江南续运。但麇集下关之其他部队均向和记公司附近拥挤，第三十六师的部队多被冲乱，有些船亦被他们抢渡去了。至十三日晨八时止，本师渡江到了浦口的约为三千人，未能渡江者占半数以上。”

在此防守的第36师宋希濂部没有及时得到新的命令，仍依唐生智以前关于不让一人一枪出城的指示，误以为友军擅自撤退[56]而使用机枪扫射。这些混乱加上战前欠缺心理准备，让国军很少有机会可以撤退。仅粤军第六十六军与第八十三军依照唐生智的撤退计划：“广东部队归叶肇指挥，掩护主力撤退后，由太平门突围出城，经当涂、宣城、宁国集结徽州整训的任务”[53]，“率部到太平门集中；我们立即向太平门移动，部署突围”，以叶肇部作先锋（叶部66军入城后未被使用，故集结容易），邓龙光部83军作后卫，抢先突围，当晚20时许从太平门出城，叶肇、罗策群亲自指挥部队拆除堵塞太平门城门的沙包，“时又值教导总队撤入城内，互相挤拥，队伍紊乱”[59]，当晚九时许在太平门开路出城，沿京杭国道（即宁杭公路）南进，沿途为防敌的堑壕、地雷所阻，进展迟缓。当晚约十二时到达紫金山东北岔路口，先头部队与据守该处日军接触，罗策群几次督队扑敌，最后举起马鞭，大呼：“跟我来，几大就几大，晤好做哀仔呀”壮烈殉国。[60]12月13日凌晨，邓龙光军长突围到淳化镇附近，身边只剩下直属队十几人。叶肇军长回忆：[59]“我军死守孤城，虽可稍延时日，然我守敌攻，主客互易，处处陷于被动。敌可集中陆空军击我一点，城池虽固，势难持久。况十二日雨花台、紫金山第一峰之要点，亦已失陷，城内全被瞰制。若向后转移，则有长江之阻，大部队渡江，甚感不利。与其为敌歼灭，或自淹死江中，如何反攻，与敌作殊死战，则胜负之素，未可定也。兵法有云：置之死地而后生。故宜以旺盛之企图，出敌不意毅然反攻也。”叶肇与军参谋长黄植南冲过岔路口后，即遥望山地摸索前进，天明至汤山附近，便衣化装难民走到上海搭轮回粤。日本航空部队与特别攻击队在攻占南京的过程中，于长江上游15至28英里处，误击英美船只巴内号[61]（美国警备艇）、列迪巴多号及瓢虫号（英国军舰，遭日本陆军炮击），引起外交纷争。

12月13日早晨，日军第6师团及第114师团首先入城，同时第9师团进入附近的光华门，日军第16师团与第9师团其中一部则进入中山门及太平门，山田支队占领乌龟山，朝幕府山前进。同日下午，2支日本海军小型舰队到达长江两岸。

12月13日下午六时许第83军军长邓龙光在秣陵关附近龙都化装为难民时，想把名片和唐生智的书面突围命令焚毁，经身边副官劝说保留下来。12月21日第83军军长邓龙光一行数人到达南陵上官云相的防地，突围成功。[53]

根据日军第16师团下辖的步兵第33联队在南京保卫战后写的战斗详报，该联队在12月10日至14日共投入兵力2,235人参与战斗，其中该联队参战单位为联队本部、第2大队、第3大队、联队炮中队、速射炮中队，上述单位共计阵亡40人，受伤164人，但该联队第1大队伤亡人数未在统计范围内，极有可能配属其他单位而将其伤亡数据纪录于被配属单位之战斗详报[62]。

随后6个星期，日军展开了南京大屠杀。

1938年1月中旬，第六十六军、第八十三军各收容得由南京陆续突围出来的官兵一两千人不等。第六十六军由林伟俦、莫福如、郭永镳率领，第八十三军由王得全率领，分别向湖南的攸县、安仁等处集中训练。

1938年1月中旬，蒋介石在武昌珞珈山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会上不少尝过南京逃难风险的将军们都说唐生智放弃南京，没有下达命令，弃城逃走，酿成惨重的牺牲，唐生智应负完全责任。邓龙光出示了唐生智撤离南京前给他的油印的撤退、突围命令，给唐生智解了围。[53]

结果和影响

中国正统政权的首都在明末的甲申之变近300年后，再次被外来民族占领，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中华民国才得以还都南京。同时，南京在80年前的太平天国一役中遭到曾国藩的湘军摧毁，在清末民初时期逐步恢复元气，但此次南京保卫战后日本在城内发动大屠杀，把南京城再次摧毁。在相隔不够100年的时间中遭到两次屠城，放眼世界历史亦为罕见。

此役殉国之国民革命军将领

战后

1937年12月13日起，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下令“纪律肃正战俘”（屠杀战俘）。日军第16师团占领紫金山后，俘虏敌军万余人向师团参谋中泽三夫请示，经参谋长确认后下令俘虏全杀；16师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则对蒋中正私人物品非常感兴趣，将官邸、办公室财物陈设搜括一空。同日，日军进入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劫走图书古物玉器铜器等[65]。12月17日，日军举行“南京入城式”。12月18日，“慰灵祭”。

根据日军内部档案，从1937年11月8日到12月13日为止，华中方面军总共死伤2万6,000多人[66]。

根据日方资料，日军仅第6师团就在南京保卫战至少战死306人，战伤882人[7]，然此数据严重低估日军第6师团死伤，例如根据该统计第6师团在牛首山仅阵亡19人，受伤97人，但根据日方其他资料显示第6师团在牛首山遭遇激烈顽抗而死伤惨重，仅工兵联队组成的40人敢死队就几乎全灭，生还者仅3人[8]，另据该统计日军在12月10日至11日于安德门一带战死163人、战伤288人，但该师团仅下辖之步兵第47联队第3大队却有3个中队在10日晚间至11日凌晨在安德门附近的82高地遭遇毁灭性打击，其中第11中队几乎全灭，中队长首藤武中尉也伤重不治，足见该项统计低估日军伤亡之严重[9]。另外第9师团下辖之经理部则纪录该师团至少战死460人，战伤1,156人[67]，然而此数据仍然严重低估，因为根据《步兵第三十六联队中支那方面行动概要》此一日军原始档案，仅第9师团下辖的步兵第36联队就在南京战役战死257人、战伤546人[68]。

日军第114师团于隔年10月还必须接收补充人员1,731人[69]，考虑该师团在徐州会战期间伤亡极低[70]也未参与武汉会战，且先前就很可能接收大量补充人员，以此可推断该师团自11月上旬登陆杭州湾直至南京沦陷为止，因阵亡与残废退伍人数甚多导致产生大量缺额（重伤致残者以外的伤兵应未在补充范围内）。

根据研究者依据日本史料的考证，南京保卫战国军总共击毙日军中尉以上军官至少27名，包括大佐1名、少佐5名、大尉13名、中尉8名，其中官阶最高者为野战重炮兵第14联队联队长井手龙男大佐，他死后被追赠为少将[71]。

据战后出版的日本部队史，日军第9师团下辖之步兵第36联队自10月初登陆上海至南京沦陷，总共阵亡1,565人，其中该联队在南京保卫战的阵亡人数有206人、257人、275人这几种说法[68]。

1937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会议，随着日军攻占南京，毛泽东所坚持的独立自主路线获得党内肯定，会议里纠正了以王明为首，所谓统一战线团结抗日的右倾投降主义[72]。

1937年12月16日，汪兆铭向蒋中正表示：“想以第三者出而组织，以为掩护。”

1937年12月16日，蒋中正发表《我军退出南京告全国国民书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重申抗战到底的决心，其内容足以媲美丘吉尔的告英国同胞书[73]：

此次抗战，开始迄今，我前线将士伤亡总数已达三十万以上，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更不可以数计。……就中国本身论之，则所畏不在鲸吞，而在蚕食，诚以鲸吞之祸，显而易见，蚕食之祸，缓而难察。……且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晓然于敌人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制敌之死命。……

1937年12月18日，唐生智至达武汉：“原定14日撤出，嗣于12日午后敌由几处冲进，遂分别突围，即第36、51、58、87、88师过江北撤。原定只36师保护重兵器渡江走，乃临时随88师走。其余出太平门西南撤走[74]。”

1937年12月19日，徐永昌日记：13日，南京失陷。18日唐生智到达武汉向我说：“原定14日撤出南京，嗣于12日午后敌由几处冲进，遂分别突围。若不为复仇，真不愿出围也。”一个月前，唐生智自请誓死守南京，并引述太原守城自戒，以傅作义未能与太原共存亡为耻。如今以“复仇”自解。当日蒋中正在纪念周会上斥责军政人员不负责、没能力、可耻种种，所言极是[75]。

1937年12月26日，唐生智见到蒋中正称“比以待罪之身来鄂晋谒，反承温慰，并觉惶悚。”并未有当面责备之事。

1938年2月26日，松井石根、朝香宫鸠彦王、柳川平助等人被裕仁天皇召回日本，特赠银瓶以嘉勉他们攻克南京。

1938年起苏俄对中国之协助转趋积极[76]，但出口到中国的物资仅占外蒙古的三分之二。

1938年9月30日，唐绍仪在上海家中遭军统局“制裁”。隔天，蒋中正日记：“实为革命党除一大奸。此贼不除，汉奸更多，伪组织与倭寇更无忌惮矣。……”

日军战败后，曾借口推诿南京大屠杀罪行：

中国军由于民族主义的自觉，在上海死力抵抗，苦战多时；攻南京时亦遭中国军坚强抵抗，日军伤亡很重，因此痛恨国军。所以引致南京屠杀报复[77]。

日军中将武藤章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讯问中曾说：“由于日华战争是不宣而战的事变，所以决定对被捕的中国人不作俘虏处理（屠杀）[78]。”

孙元良认为松井石根是：“无天良、无见识、无节操、无骨气”[79]。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1939年内地产钢量掉至1,200吨，国军兵工厂每月最多只能生产1,500万发步枪子弹。

国军失利之检讨

1938年1月11日，蒋中正在开封会议中对第一战区、第五战区将领自责表示：“我作为全军统帅第一个有罪过，我们对不起已死的官兵和同胞，对不起国家，尤其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 1937年12月12日，蒋中正给唐生智的手谕：“五日激战，京城屹立无恙，此全赖吾兄之指挥若定与牺牲精神。”
  • 唐生智拒绝向日军投降后下令扣留所有船只，不许军民渡江，却私藏船只为自己预留退路，本想让将士们“破釜沈舟”、“置死地而后生”，结果扣留船只的军令反成了国军突围时的最大阻碍。当南京城郊还在激战时，唐生智已乘车北上，经徐州往武汉[80]。之后唐生智更将弃守南京的责任归咎于新补士兵过多与孙元良之88师溃败。
  • 黄仁宇：以唐生智报告来看，他部署未定即仓卒应战，……少数敌兵入城时，无反攻计划，尤无撤退及突围规划。蒋中正的作战计划缺乏纵深，此等错误成为日后政敌（史迪威、李宗仁）攻击蒋不知兵之口实。
  • 李宗仁：唐生智当初自告奋勇担任南京城防司令，其实只想趁机掌握兵权，所谓与城共存亡的话，不过是空头支票。……据说，撤退时毫无计划，任由官兵乱窜，各自逃生。少数勇敢部队不知究竟，误认友军畏缩，擅自撤退，竟在城楼架起机枪，扫射溃窜出城的友军，卒至自相残杀死伤枕藉…（略）[81]
  • 白崇禧：唐氏已脱离部队近十年，又没有基本部队可依靠……何况参与南京保卫战的部队多是从上海战场上刚退下来的，有的部队伤亡过半，士气非常低落，以久战疲惫之兵保卫南京不会守久。唐的体质羸弱不堪，蒋以唐防守南京，实无知人之明。
  • 顾祝同：唐生智对防守南京的国军各部情况不甚熟习，于是蒋中正命令我留在南京协助唐生智指挥作战。
  • 孙元良：唐生智未能灵活运用部队，也未尽指挥官的责任，任由部队战至战力全失……由于他的“清静无为”、“作壁上观”，若干部队被冻结起来，始终没放过一枪。
  • 宋希濂：第36师打完淞沪战役后，全师仅剩3,000人又奉命参战，驻京之后虽补充新兵4,000人，但全师多是初入伍没摸过枪的新兵。另外，在突围作战时，各军师不重视上级命令，因此部队失其掌握，草木皆兵。以导致各级官长放弃职责互不相顾。
  • 日军步兵33联队：紫金山的国军阵地是仓促构筑的，因此除迫击炮外，无法使用炮兵火力炮击日军。且国军阵地设备笨拙，射击死角多，又未能清除影响射击之树林。南京天文台高地有构筑坚固防御工事，紫金山顶锋虽被日军攻占，国军仍可据守抵挡，但天文台高地守军几乎未加抵抗就撤退。
  • 杜聿明：德制一号战车有枪无炮，威力不大，性能也不适宜。不如留下英制水陆两用战车（装甲兵团第2连“维克斯”战车），有枪有炮，必要时又可横渡长江[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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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 11月5日柳川平助扬言：二十天之内，攻占南京。转引自田中正明（前松井石根随从秘书），南京虐杀的虚构－松井石根大将的阵中日记，东京，芙蓉书房，第148页，1985年
  33. ^ 11月15日，华中方面军与第10军幕僚均主张攻占南京“现在敌军的抵抗，各阵地均极微弱”如不进攻“不仅错失战机，且令敌军恢复其士气，造成重整军备的结果，恐难彻底挫其战斗意志。”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三联书店（香港），2008年3月，ISBN 978.962.04.2736.7，第237页
  34. ^ 11月15日晚间，第10军幕僚会议决定擅自向南京追击，“因湖东会战之不彻底，已经错失击灭敌军主力的机会，但敌军现处溃散状态，如把握此沸腾的战机，断然实施追击，约20天即可占领南京”。11月20日下午6点，多田骏次长覆电：“接到丁集团部署经湖州向南京倾力追击内容之报告，因此认为上述事项脱离临命600号指示正以为念。”《从卢沟桥事变到南京战役－初期陆军作战(一)》，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译，1987年6月，第601-602页
  35. ^ 11月20日，日军第10军电报：“……集团军于19日上午命令全力向南京追击，其部署约在如左……。”陈鹏仁，近代中日关系史论文集，五南图书出版，1999年9月，ISBN：957-11-1916-4，第192页
  36. ^ 南京大屠杀，（2）南京保卫战，马振犊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ISBN：7-214-03984-2，第392页“全连由十七辆德国克芬伯式五吨重的并列双机枪的新式战车……”，另据某些记载仅10辆与役
  37. ^ 刘凤翰，抗战期间国军扩展与作战，国防部史政编译室，2004年8月，第181页，转引自41师师长丁治磐将军访问纪录，ISBN 978-957-01-7921-7
  38. ^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德丁于12月6日，自行驾车深入汤山最前线，近距离观察了粤军将士的战斗。写道：“记者于正午驱车前往句容，未曾想到刚驶出南京城仅16英里就到达了前线阵地……绕过一座山，我们来到一个可以将战线一览无余的地方。在前方1英里远的地方，中国和日本的机关枪手正隔着一条狭窄的山谷进行激烈的枪战。在左侧，双方的炮兵部队隔着一道有三座山峰的山梁互相炮击。在右侧，我们可以听见日军大炮正在从远处炮轰汤山附近阵地的中国军队……通过这次采访，我们可以看出，南京东部一带到处都在做着抵抗日军的工作”。. [2014-12-1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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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 国史馆档案史料文物查询系统，戴笠电蒋中正据赵世端电报告南京失陷经过且因长官公署毫无撤退计划及部署序列指示渡口与备船故淹毙被俘者甚多现每团仅余百人等，典藏号：002-090200-00032-123
  53. ^ 53.0 53.1 53.2 53.3 时任八十三军军部参谋处处长刘绍武：《第八十三军南京突围记》，原载《广州文史资料》第三辑，收入《南京保卫战》. [2019-01-3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1-09）. 
  54. ^ 54.0 54.1 时任七十四军军长的俞济时1937年12月18日给南昌委座行营钱大钧的书面报告：“ 当日下午五时，招集各军师长面告于夜十一时撤退，一部渡江、一部突围，且着各军师长签字。曾经全体反对未果，即草发命令。惟特许各军长随同过江。……各级干部伤亡已尽，老兵所余无几。未经训练之新兵难达冲击任务，乃与冯王两师长尚决转挡渡河。……至于渡河船只，各师兵站为有一部，计每次可渡千八百人。”
  55. ^ “首都卫戍部队决于本晚冲破当面之敌，向浙皖边区转移。我第七战区各部队刻据守安吉县、柏垫〔宁国东北〕、孙家铺〔宣城东南〕、杨柳铺〔宣城西南〕之线，牵制当面之敌，并准备接应我保卫军之转移”“各部队突击时机为12日23时开始，但第八十三军为13日6时……”。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综合月刊，1973年5月，第402页
  56. ^ 56.0 56.1 唐生智、罗卓英、刘兴等人编撰的官方战报《南京卫戍军抗战战报》中，提到在撤军会议上唐附加了一个口头命令： “又最后口授命令要旨：87D、88D、74A、教导总队诸部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向滁州集结。”但参加会议的宋希濂、谭道平等回忆材料均未提到有这个口头命令，宋的第36师当晚仍然在阻止各部到下关。突围后五天12月18日，时任第74军军长俞济时给南昌委座行营钱大钧的报告也未提及这个口头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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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 “二十七年，日德义三国缔结同盟已具体化。莫斯科对于我们中国对日抗战，认为可解其东顾之忧。莫斯科这时对中国抗战的长期化的希望，更是迫切。”蒋中正，苏俄在中国，黎明文化，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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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 孙元良，亿万光年中的一瞬-孙元良回忆录，时英出版社，2008年7月，258页，ISBN 978-986-6653-09-4
  80. ^ 李宗仁回忆录，晓园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458页“职司津浦路南段的第十一集团军李品仙：唐孟公要我在浦口车站替他预备一列车……”
  81. ^ 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
  82. ^ 曾钰甯，军事史评论，第14期，国防部编印，2007年6月，ISSN：1994-1943，第3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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