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旋门是一种独立的纪念性结构,该建筑呈现拱门形状,是的一种,通常为横跨在一条道路上之独立性建筑,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凯旋门由两个拱门连接的巨大桥墩组成,顶部设有一个平坦的柱顶或阁楼,上面能够安装雕像或刻有纪念铭文。主体结构通常雕刻装饰、浮雕和奉献者等。更精致的凯旋门则可能设有多个拱门。

巴黎凯旋门

凯旋门是与古罗马建筑相关,最有影响力和最独特的建筑类型之一。凯旋门被认为古代罗马人创建的,用于纪念战争胜利的重大公共事件,例如新殖民地的建立、道路或桥梁的建造、皇室成员的去世或新皇帝的登基等,至今留存的罗马凯旋门包括提图斯凯旋门塞维鲁凯旋门君士坦丁凯旋门等。启发了许多后罗马国家和统治者以模仿凯旋门。使世界各地皆有仿照古罗马凯旋门建造的建筑物。最著名的是巴黎的凯旋门、圣彼得堡的纳尔瓦凯旋门与伦敦的威灵顿拱门

凯旋门本身具有庆祝军事成功之宣传性质功能,因此不应与纪念门、拱门和城门混淆,例如柏林的勃兰登堡门、纽约市的华盛顿广场拱门或新德里的印度门。或是因纪念一个事件(例如国家独立、战争伤亡)而建造的建筑。凯旋门也是中世纪教堂圣坛入口上方拱门的名称,能够放置十字架。[1]

起源与发展

罗马凯旋门

凯旋门的创立及发展通常被视为古罗马建筑的一部分。如同过古罗马时期所兴建的渡槽、桥梁、圆形剧场和圆顶一样,凯旋门也是采用拱形原理技术而兴建。[2]罗马人可能从伊特鲁里亚文明学习了拱门建造技术。在当时,伊特鲁里亚人经常兴建精心装饰的单海湾拱门,作为通往城市的大门或门户[3] ;伊特鲁里亚拱门的例子在今日的佩鲁贾沃尔泰拉依旧可见。[4]

罗马凯旋门共有两个关键元素:圆顶拱门和方形柱顶,自古希腊长期以来一直作为独立的建筑元素使用,但希腊人更喜欢在神庙中使用柱顶,并且几乎完全将拱门的使用限制在承受外部压力的结构,如坟墓和下水道。因此,罗马凯旋门在一个独立的结构中结合了圆形拱门和方形拱顶。最初的支撑柱变成了拱门外表面的装饰元素,而拱顶从建筑支撑的角色中解放出来,拱门建造者则希望通过使用建筑上的雕像,传达著公民和宗教资讯的框架,以及象征性、叙事性和装饰性的元素。[5]

现代术语的凯旋门基本源于罗马凯旋门的观念,即这种建筑形式是通过罗马元老院投票表决,以授予特别成功的罗马将军凯旋式胜利的奖励、纪念有关。最早为纪念胜利而建立的凯旋门是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建造的。当时被称为“fornices(穹窿门)”,并带有描述纪念胜利和凯旋归来的意象。卢修斯·斯特里蒂努斯(Lucius Steritinus)曾在公元前196年竖立两个拱门,以纪念罗马共和国在西班牙的胜利。另一个穹窿门建在公元前190年由大西庇阿卡比托利欧山建造,公元前121年,昆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阿洛布罗吉库斯 (Quintus Fabius Maximus Allobrogicus)则在罗马广场建造一座穹窿门[6],上述结构至今并未有幸存下来,因此人们对其外观知之甚少。

罗马的凯旋式习俗最终在罗马帝国初期发生了重大变化,奥古斯都元首下令凯旋和纪念荣誉仅限于皇室成员。“穹窿”一词则被“拱形”取代。共和党的凯旋门可以由凯旋者自行决定并自费建造,而罗马凯旋门则是由元老院颁布的法令赞助,或者是由身居高位的富有人士所赞助,通常拱门纪念和提升皇帝、他们的职位和帝国的价值观而建立。拱门不一定是作为入口建造,并通常竖立在马路对面,目的是供人通过,而非绕行。

大多数罗马凯旋门都是在帝国时期建造的。到公元4世纪,罗马共有36座凯旋门,但至今仅存三座凯旋门幸存下来——包括提图斯凯旋门(公元81年)、塞维鲁凯旋门(公元203-205年)和君士坦丁凯旋门(公元315年)。在罗马帝国的其他城市也建造了许多凯旋门。单拱门最为常见,但也建造了许多三重拱门,其中奥朗日凯旋门(约公元21年)是现存最早的例子。从公元2世纪开始,有许多四角弓的例子:在十字路口竖立的方形凯旋门,四面都有拱形开口,尤其是在北非。罗马和意大利的拱门建筑图拉真时代(公元98-117年)之后逐渐减少兴建,但在公元2世纪3世纪期间,罗马凯旋门在各省仍然普遍兴建;通常是为了纪念帝国访问而建立。

人们对古罗马人如何看待凯旋门知之甚少。公元1世纪的古罗马作家老普林尼是唯一一位讨论过它们的学者。他曾写道,凯旋门成立的目的是“提升于普通世界之上”的尊贵人物形象,通常以带有四轮马车的雕像形式描绘[7]。然而,罗马帝国凯旋门的设计随著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复杂,并演变出一套规则化的特征,显然是为了向传达许多资讯。

拱门的装饰旨在作为对于战役的胜利和胜利者的资讯为重点。它专注于事实意象,而非寓言。立面装饰设有大理石柱,桥墩和阁楼装饰有飞檐。雕刻的面板描绘了胜利和成就、胜利者的事迹、敌人缴获的武器或凯旋游行本身。拱肩通常描绘维多利亚的胜利,阁楼则常刻有命名、赞美胜利者的题词。内部通道也装饰有浮雕和独立雕塑,一些凯旋门上方有一尊雕像,或是一组描绘皇帝或将军乘坐四轮马车的雕像。罗马凯旋门上的铭文也具有非常精细的切割,有时还会镀金。每个字母的形式和它们之间的间距也经过精心设计,以实现最大程度的辨识,并没有任何华丽的装饰,强调罗马人对秩序的品味。这种后来成为字体排印学的概念,直到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后罗马凯旋门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Triumphal Arch》,1515年

罗马的凯旋门在罗马帝国的衰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作为过去罗马帝国辉煌的代表和国家权力的象征,使得凯旋门仍然被人们重视。洛尔施隐修院实际也是故意模仿罗马凯旋门而建造的,以表示加洛林帝国与前身罗马帝国之间的连续性。然而,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到来,各地的统治者才试图通过建造自己的凯旋门,系统地将自己与古罗马的遗产联系起来。最早的拱门之一是位于那不勒斯新堡的“阿拉贡凯旋门”,是由阿拉贡的阿方索五世于144年竖立,卡普阿门也采用相似的设计,到16世纪末,凯旋门已与宫廷剧院、国家盛典、军事防御工事密切相关。凯旋门的图案也开始融入了市政厅和教堂等公共建筑的外墙。[8]

由板条和石膏制成的临时凯旋门通常是为皇室成员竖立的。与罗马征服者竖立的永久性拱门不同[9][10],文艺复兴时期的统治者经常建造一排拱门,并通过这些拱门举行游行,并标明了在每个阶段传达特定资讯的重要地点。例如,新当选的教宗可以建造的临时凯旋门下穿过罗马的街道。或是为了王朝婚礼而特地建造的。1585年,当萨沃伊公爵卡洛·埃马努埃莱一世与西班牙公主卡特琳娜·米盖拉举办婚礼时,也曾建立了临时凯旋门。

此外,此时也留存许多凯旋门的图像,虽然临时凯旋门通常在使用后被拆除,但广泛分布的版画中也对当时时代的凯旋门进行了详细的记录。雕刻的媒介,也让观众从而得知凯旋门所呈现的寓言和铭文的关键讯息。然而,有时所描绘的拱门甚至不是真实的结构,而完全是作为皇家宣传的虚构表现而存在。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Triumphal Arch》 ,该画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所委托创作,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印刷品之一,高3.75公尺(12.3 英尺)。[11]

波旁王朝拿破仑一世因带领法国对抗一系列的反法同盟,他在欧洲大陆建立霸权时,同时为了彰显自身的胜利而人率先建造了新的永久性凯旋门。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拱门是建于1806年至1836年的巴黎凯旋门[12]

到了近代,凯旋门曾被视为独裁者的权力宣言和国力强化的象征性。阿道夫·希特勒曾计划在柏林建造世界上最大的凯旋门。拱门比以前建造的任何拱门都大得多,宽550英尺(170公尺),深 92英尺(28公尺),高392英尺(119公尺),原本打算刻上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180万人的名字。然而,该项目建设从未开始。[13]朝鲜独裁者金日成最后则于1982年在平壤市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凯旋门。[14]

凯旋门的形式也被用于其他目的,特别是建造纪念性拱门和城门,例如柏林勃兰登堡门纽约市华盛顿广场拱门新德里印度门,或简单的欢迎仪式拱门,例如巴塞罗那凯旋门,尽管以凯旋门为原型,但它们的建造目的却截然不同:主要以纪念战争伤亡,民事事件(例如国家独立),或为城市提供纪念性仪式等,而不是传统的庆祝军事胜利。

参见条目

参考资料

  1. ^ Curl, James Stevens (2006). Oxford Dictionary of Architecture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nd ed., OUP, Oxford and New York, p. 658. ISBN 978-0-19-860678-9.
  2. ^ Honour, Hugh; Fleming, John. A world history of art. 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2005. ISBN 978-1-85669-451-3. 
  3. ^ "Arches."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An Encyclopedia for Students. Ed. Carroll Moulton. Vol. 1.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98. 45-46. World History in Context. Web. 1 Dec. 2013.
  4. ^ Zaho, Margaret Ann. Imago triumphalis: the func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riumphal imagery for Italian Renaissance rulers . Peter Lang. 2004: 18–25. ISBN 978-0-8204-6235-6. 
  5. ^ Sullivan, George H. Not built in a day: exploring the architecture of Rome . Da Capo Press. 2006: 133–134. ISBN 978-0-7867-1749-1. 
  6. ^ F. B. Sear and Richard John. "Triumphal arch." Grove Art Online. Oxford Art Online. 30 Jul. 2010
  7. ^ Ulrich Fürst; Stefan Grundmann. The architecture of Rome: an architectural history in 400 presentations. Edition Axel Menges. 1998: 43. ISBN 978-3-930698-60-8. 
  8. ^ Pollak, Martha. Cities at War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44–265. ISBN 978-0-521-11344-1. 
  9. ^ Briffa, Joseph A. Pietro Paolo Troisi (1686–1750): A Maltese Baroque Artist (PDF). Baroque Routes. January 2006, (6): 9–17 [2022-11-15].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3-01-17). 
  10. ^ Thake, Conrad. Architectural scenography in 18th-century Mdina (PDF). Proceedings of History Week (Malta Historical Society). 1994: 63–76 [2022-11-15].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0-02-27). 
  11. ^ Bartrum, Giulia. German Renaissance Prints, 1490-1550.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5. ISBN 978-0-7141-2604-3. 
  12. ^ Rosenblum, Robert. Transformations in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art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131–132. ISBN 978-0-691-00302-3. 
  13. ^ Zalampas, Sherree Owens. Adolf Hitler: a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 views on architecture, art, and music. Popular Press. 1990: 81. ISBN 978-0-87972-488-7. 
  14. ^ Lankov, Alexei. North of the DMZ: essays on daily life in North Korea. McFarland. 2007: 83. ISBN 978-0-7864-28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