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生平

毛澤東出生於湖南湘潭韶山沖，幼年入私塾讀書，曾務農。1918年畢業於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1921年參與建立中國共產黨，後參與第一次國共內戰、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國抗日戰爭、第二次國共內戰。自1945年中共七屆一中全會出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至1976年逝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第一代最高領導人。在經濟社會等方面，毛澤東於1949年起逐漸推行計劃經濟，1950年起推進了掃盲運動，1953年起推動社會主義改造和工業化，1954年主導制定了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58年提出開展「兩彈一星」工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口總數由5億多增長到9億多，人口生育率高於世界平均水平、人口死亡率呈波動式下降，期間中國政府並未嚴格實行計劃生育、曾一度鼓勵生育。與此同時，在政治文化等方面，1949年至1976年間，毛澤東主導或發動了土地改革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三反五反運動、肅反運動、反右運動、大躍進、人民公社、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和社會運動，

毛澤東生平年表

早年

主條目：毛澤東早年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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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年
1893年	12月26日，毛澤東出生於湖南省湘潭縣韶山沖（今湖南省湘潭市韶山市）南岸上屋場。毛澤東幼年大部分時間在湘鄉唐家圫外祖父家度過；外祖父家四世同堂，務農為業，生活富裕；毛澤東同表兄弟生活，6歲開始作些田間零星勞動；因受母親影響，幼年曾信佛。
1901年	毛澤東被送入私塾讀書，接受儒家傳統教育。
1902年	春，毛澤東從唐家圫外祖父家回到韶山，入南岸私塾讀書，啟蒙教師鄒春培，先讀《三字經》，接着讀《幼學瓊林》、《論語》、《孟子》、《中庸》、《大學》；毛澤東記憶力強，能口誦心解，領悟很快；在學字以後，父親便要毛澤東習珠算，並繪家裡記帳。
1904年	秋，毛澤東到韶山關公橋私塾讀書，塾師毛詠生。
1905年	春，毛澤東就讀於韶山橋頭灣、鍾家灣私塾，塾師周少希。
1906年	秋，毛澤東到韶山井灣里私塾讀書，塾師毛宇居；毛澤東在私塾裡繼續讀四書五經，並開始練習書法；毛澤東不很喜歡讀經書，喜歡讀中國古代傳奇小說，曾讀過《精忠傳》、《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隋唐演義》等。毛澤東13歲之後的兩年時間，他輟學在家與長工們一起種田，對農民的疾苦深有體會。堅定了不做農民，好好讀書的理想。
1907年	1907年至1908年，毛澤東停學在家務農，白天同成年人一起在田間勞動，晚間替父親記帳；雖然輟學，仍繼續讀書；期間從表兄文運昌處借書，有鄭觀應《盛世危言》、馮桂芬《校邠廬抗議》等。
1908年	其父毛貽昌是一名富農，羅一秀1910年春因痢疾而不幸病逝。母親文七妹則是普通農村婦女。毛澤東雖為家中老大，但是其母之前有兩次懷胎夭折的經歷，故毛澤東幼年時，其母帶毛澤東在後山拜滴水洞山石為乾親，並按當地習俗取小名為「石三伢子」。
1909年	秋，毛澤東復學，在韶山烏龜井私塾就讀，塾師毛岱鐘（以訟筆著稱於韶山一帶）。
1910年	春，毛澤東到韶山東茅塘一位秀才毛麓鐘（在蔡鍔部下供過職）家裡讀書，選讀《綱鑒類纂》、《史記》、《漢書》等古籍。4月，湖南糧荒，長沙饑民到湖南巡撫衙門示威要求平糶救災，被巡撫激怒，沖進衙門，砍斷旗桿，嚇走巡撫；後饑民暴動遭鎮壓，許多人被捕殺；毛澤東和同學們對此事議論多日，對「謀反者」所受冤屈深感不平；給毛澤東留下很深印象。秋，毛澤東考入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毛澤東很長進，寫得一手好文章，受到校長和教員們特別是國文教員喜歡；國文教員賀嵐崗買《了凡綱鑒》送給毛澤東；毛澤東對表兄文運昌借給《新民叢報》連載之梁啟超《新民說》，看得非常用心。毛澤東16歲時請親戚說動父親允許他去「洋學堂」東山高等小學堂上學，在那裡他接觸到了梁啓超等維新派的改良思想。
1911年	春，毛到長沙，考入湘鄉駐省中學讀書，首次看到中國同盟會《民立報》，知道孫中山和中國同盟會綱領、黃興在廣州領導反清武裝起義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事跡，開始擁護孫等革命黨人；毛澤東第一次發表自己之政治意見，主張由孫、康有為、梁啟超組織新政府，反對專制獨裁之清王朝。5月，國內掀起反對清政府出賣鐵路權之運動；毛澤東和同學一起捲進鬥爭潮流；毛澤東和另一同學首先剪去辮子，並強制10幾個人也剪掉辮子。10月10日武昌起義後，長沙城內緊張，湖南巡撫宣布戒嚴；一天，革命黨人到湘鄉駐省中學激烈講演，號召建立民國；四五天後，毛澤東決心投筆從戎；10月22日長沙起義，湖南獨立；月底毛澤東參加駐長沙起義新軍第二十五混成協五十標第一營左隊當列兵；在軍隊認真接受軍事訓練，重視研究時事和社會問題，每月餉銀大都用於購買報紙，貪讀不厭；從《湘漢新聞》上，第一次看到新名詞「社會主義」。長沙革命黨率先響應起義，毛澤東投入革命軍，成為湖南新軍的一名士兵。
1912年	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毛澤東認為革命已經結束，退出軍隊，決定繼續求學；毛澤東在專業選擇上，舉棋不定，變換再三，先後報考警察學堂、肥皂製造學校、法政學堂、商業學堂、公立高級商業學校；在公立高級商業學校學習一個月，感到不滿意，最後以第一名成績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後改名省立第一中學）；6月，毛澤東寫題為《商鞅徙木立信論》，高度評價商鞅變法，說：「其法懲奸宄以保人民之權利，務耕織以增進國民之富力，尚軍功以樹國威，孥貧怠以絕消耗。此誠我國從來未有之大政策」，受到國文教員稱讚；國文教員看到毛澤東愛好歷史和文學，借給他《御批歷代通鑑輯覽》閱讀。3月毛澤東考入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學校，但一個月後因為英文無法跟上教學而退學。秋，由於第一中學課程有限，毛澤東認為在校學習不如自學，便退學寄居在湘鄉會館，每日到湖南省立圖書館讀書；在半年中，廣泛涉獵18、19世紀歐洲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書籍；讀了嚴復譯亞當·斯密《原富》，孟德斯鳩《法意》，盧梭《民約論》，約翰·穆勒《穆勒名學》，赫胥黎《天演論》和達爾文關於物種起源的書，還讀俄、美、英、法等國的歷史、地理書籍，以及古代希臘、羅馬的文藝作品；在圖書館第一次看到世界大地圖，興趣很大，反復細看，受到啟發。毛澤東在湖南省立圖書館自學西方政治和科學的經典著作。
1913年	春，毛澤東開始認真思索前程，認為最適合於教書，同時因父親不同意他自修，拒絕供給費用，生活十分困難，於是決定報考不收學費、膳宿費低廉之師範學校，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師範學校預科；10月至12月，毛澤東聽課時記萬餘言之《講堂錄》，主要是國文課和修身課筆記，涉及哲學、史地、古詩文、數理等，記錄較多古今名人治學、處世、治國和倫理道德言行，凡典故、詞義、要旨和警句，都分條寫出，有內容突出理想情操，求實好學，不務虛名；以楷書全文抄錄屈原《離騷》和《九歌》；國文教員袁仲謙嫌毛澤東之作文像新聞記者，認為不應學梁啟超文風，而應研讀唐宋八大家尤其是韓愈文章；毛澤東買《昌黎先生集》，精心鑽研，學會古文文體。
1918年	4月，與蔡和森等人創建新民學會。6月，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範畢業。8月15日，毛澤東同蕭子升、羅學瓚、羅章龍、陳贊周等20多名準備赴法勤工儉學之青年離長沙去北京。8月間，毛澤東作出湖南學生留法勤工儉學計劃，同蕭子升等駐北京主持湖南青年留法勤工儉學工作。 10月，經楊昌濟介紹，認識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徵得蔡元培同意，被安排在圖書館當助理員，負責登記新到報刊和閱覽人姓名，月薪8塊銀元；由於工作關係，時常到李大釗處請教，讀到傳播馬克思主義之書刊，並參加李大釗組織之學生研討各種新思潮活動；期間曾與在北京之新民學會會員，邀請蔡元培、陶孟和、胡適分別在北大文科大樓談話，主要談論學術和人生問題；還同北大學生朱謙之討論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之前景；此時毛澤東同楊昌濟女兒楊開慧成為摯友。圖書館主任李大釗的言行使毛澤東開始具體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此外，毛澤東首次認識了陳獨秀，並受到很大影響。
1919年	1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研究會成立，毛澤東參加並旁聽北大之課程；2月19日，毛澤東參加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改組大會；毛澤東在研究會聽《京報》社長邵飄萍講授《新聞工作的理論與實踐》課程，曾多次拜訪邵飄萍，並得到邵經濟上接濟；3月12日，因母親病重，毛澤東從北京動身回湖南；3月14日，到達上海。春，毛澤東南下上海送蔡和森出國赴法勤工儉學同學送行，得到章士釗2萬大洋贊助。3月15日，毛澤東在上海參加環球中國學生會召開之赴法留學學生歡送會；4月6日，毛澤東由上海回到長沙，對母親親侍湯藥4月，毛澤東回湖南後，主持新民學會會務；為解決生活問題和便於工作，毛澤東住到長沙修業小學，教歷史課，並聯絡長沙教育界、新聞界和青年學生。五四運動爆發之後，毛澤東等人組織學生成立新的湖南學生聯合會，發動學生總罷課以響應北京運動。 7月14日，湖南省學聯刊物《湘江評論》創刊，毛澤東為主編和主要撰稿人，「以宣傳最新思潮為宗旨」；毛澤東為創刊號撰寫創刊宣言及長短文二十餘篇，揭露和抨擊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 9月中旬，毛澤東在商業專門學校召集原學聯骨幹醞釀驅逐張敬堯問題，指出北洋軍閥內訌是驅張之大好時機，湖南學生要做驅張運動之主力，當即布置：一、盡可能策動教員和新聞界人士支援學生驅張；二、指派彭璜和商專代表李鳳池等去上海，聯絡省外驅張力量；三、積極恢復學聯。9月，毛澤東在當時聯省自治運動中於長沙《大公報》發表文章，主張湖南自治10月16日，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舉行第一次研究期滿式大會，毛澤東獲得該研究會聽講半年的證書。11月8日至11月10日，長沙《大公報》連續三天刊登特別啟事稱：「本報添約毛潤之先生為館外撰述員」，此後三年中，毛澤東同《大公報》建立良好合作關係，為該報撰寫不少文章。12月1日，毛澤東把《學生之工作》發表在《湖南教育月刊》上，設計理想社會藍圖：創造新學校，實行新教育，讓學生們在農村半工讀；再由這些新學生，創造新家庭，把若干個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以創造一新社會；在這個社會裡，設立公共育兒院，公共蒙養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工廠，公共劇院，公共病院，公園，博物館等等；以後，把這些一個個新社會連成一片，國家便可以逐漸地從根本上改造成一個大的理想的新村。12月4日，毛澤東在楚怡小學出席長沙各校教職員代表和學生代表聯席會議，會議決定開展驅張運動，繼續發動全省學校總罷課、遊行演說；之後毛澤東在楚怡小學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組織驅張代表團，分赴北京、天津、上海、漢口、常德、衡陽、廣州等地擴大驅張宣傳；12月6日，毛澤東率驅張請願團離長沙赴北京，代表團在漢口停留10天左右，分頭動員旅鄂湖南學生一道驅張，聯絡湖北學生支持驅張運動，在赴京期間毛澤東等發表「快郵代電」，向全國揭露張敬堯在湖南的罪行；12月18日，湖南驅張請願團到達北京，鄧中夏等十餘人到車站迎接，毛澤東到京後主持驅張運動，北京成為當時湖南驅張運動之大本營；12月22日，為揭露張敬堯之罪惡和宣傳驅張運動，毛澤東同張百齡、羅宗翰等組織平民通信社，毛澤東任社長，每日發稿分送京、津、滬、漢各報，將張敬堯禍湘之罪惡及各地驅張運動之消息，加以傳布。12月27日，平民通信社印發由毛澤東起草、以湖南旅京公民署名之呈文《湘人力爭礦廠抵押呈總統府、國務院及外、財、農商三部文》，揭發湖南政務廳長串通水口山的德籍礦師，同美商以合資辦理湖南白鉛煉廠名義，行抵押借款之實的罪行，要求政府迅電張敬堯，取消草約，交款退出，並撤懲礦務局長，「以儆官邪而維礦政」12月31日，毛澤東同彭璜、張百齡等以湖南旅京公民名義，就張敬堯違禁運煙種事上書國務院，揭露張敬堯到湘後，大開煙禁，並勸民種煙，要求國務院「速即呈明大總統，將湖南督軍張敬堯明令罷職，提交法庭依律處辦，以全國法而救湘民」；12月，楊昌濟病重，在北京德國醫院治療，毛澤東到醫院探望，楊昌濟在病中給滯留上海之章士釗寫信，向他推薦毛澤東、蔡和森。
1920年	1月17日，楊昌濟在北京病逝，毛澤東曾與楊開慧、楊開智一起守靈；1月22日，同蔡元培、范源濂、章士釗、楊度、黎錦熙、朱劍凡等聯名，在《北京大學日刊》發出《啟事》稱：楊先生操行純潔，篤志嗜學，無意於富貴利達，依薪資維持生計；為撫恤遺孤，請諸知交慨加賻助。1月23日，父親毛貽昌在家鄉病逝，與母親文氏合葬於韶山土地沖；毛澤東在北京忙於驅張活動，未能回湖南奔喪。5月，從北京去上海，送蕭三等出國留學。在上海結識陳獨秀，陳給毛澤東提供了一個工作的機會，即在長沙賣由陳主編的新青年。同時受此影響，毛澤東開始注意共產主義。7月初，毛澤東離滬返湘，經過武漢，與利群書社創建人惲代英會見，商談在長沙開辦「文化書社」問題。同年他在湖南創建共產主義組織。他在上海《國民日報》和長沙大公報上發表系列文章，鼓吹「湖南的門羅主義」、湖南獨立，主張建設「湖南共和國」、將中國「分為二十七國」。9月，毛澤東被湖南第一師範學校校長易培基聘請擔任一師附小主事、一師校友會會長，寄宿於朱劍凡創辦的周南女中教工宿舍。對羅素在長沙的講演《布爾什維克與世界政治》，毛澤東聽後反倒是更傾向於馬克思主義，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採，單要採取這個恐怖的方法。」9月3日，毛澤東於《大公報》發表文章《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一一湖南共和國》，他主張各省獨立，將中國解構為「二十二行省，三特區，兩藩地，合共二十七個地方，最好分為二十七國。」9、10月間，他個人或與他人聯名在長沙《大公報》等報紙上連續發表多篇文章，系統地提出實現湖南自治的具體主張。10月下旬-11月上旬，在長沙參與主辦了羅素、蔡元培、張東蓀、李石岑、楊端六等中外學者的公開講座，並擔任長沙《大公報》特邀演講速記員與評論撰稿人。11月，毛澤東等創建湖南共產主義小組。1920年之前，毛澤東堅持實行「呼聲革命」——麵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無血革命」，不主張起大擾亂，行那沒效果的「炸彈革命」、「有血革命」。但驅張運動依賴於軍閥的最終成功，以及湖南自治運動的最終失敗，卻使毛澤東當時的思想態度發生了很大變化，從傾向於改良主義轉變為傾向於馬克思主義。12月1日，毛澤東寫長信給蔡和森，蕭子升和其他在法會友，回答蔡和森、蕭子升等提出關於新民學會之方針、方法之意見，表明自己接受馬克思主義，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回信贊同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學會的方針，並說這「正與我平日的主張相合」，認為這個方針是世界主義；關於改造中國與世界之方法，不同意蕭子升等所主張實行「溫和的革命」，以教育為工具之方法，而對於蔡和森提出用俄國式方法，組織共產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之主張，「表示深切的贊同」；從歷史經驗來看，「凡是專制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國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因此，「用和平方法去達共產目的」不行；信中對於過去接受過的無政府主義和西方民主主義的觀點有所改變。12月2日，毛澤東到張文亮處，商討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問題；提出建團應分兩步進行，第一研究，第二實行；要「多找同志」；青年團成立會，等陳獨秀來湖南時再開。冬，毛澤東同楊開慧結婚。
1921年	1月，毛澤東創建湖南社會主義青年團。夏秋間，毛澤東被聘任湖南第一師範二十二班國文教員；毛澤東推薦何叔衡接任一師附小主事職務；毛澤東主張一師之教育方針是民主和切合實際，方法要注重啟發；在一次校務會議上提出，學生自治會之代表可參加校務會議，學校經濟要公開，不開除學生等意見，獲得校務會議通過。7月，與何叔衡一起代表湖南共產主義學習小組赴上海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和劉仁靜是會議書記員。11月下旬，湖南勞工會接受毛之建議，進行改組；把各工團之合議制改變為書記制，將原有之8個部，集中為書記、宣傳、組織三個部；並請毛澤東助理會務。 8月，毛澤東參加中共「一大」後返湘，擇湖南省立第三師範學校（湖南三師）為湖南建黨據點之一 10月親臨三師演講，發展黨員，建立起衡陽地區第一個黨小組。10月10日，毛澤東在長沙建立中國共產黨湖南支部，任支部書記，成員有何叔衡、易禮容等；毛澤東在小吳門外清水塘租賃一所房子，作為中共湖南支部之秘密機關，並與楊開慧搬到這裡居住；湖南支部建立後，慎重吸收學生和工人中之先進分子入黨。
1922年	5月底，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成立，毛澤東任書記，何叔衡、易禮容、李立三等為委員，區委機關設在長沙清水塘22號，湘區黨員發展到30多人。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主任。6月17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長沙執行委員會改組大會；大會通過由毛澤東修改定稿之《長沙執行委員會細則》；改組大會選出長沙執行委員會委員3人：毛澤東為書記，李立三為經濟部主任，羅君強為宣傳部主任；大會還同意委派王梁為學生運動委員會委員長，李立三為勞工運動委員會委員長（兼），易禮容為社會教育運動委員會委員長，周毓明為婦女運動委員會委員長，王萼為農民運動委員會委員長，李六如為政治宣傳委員會委員長，陳子博為非宗教運動委員會委員長。7月16日至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毛澤東沒有出席；大會選出中央執行委員會，陳獨秀被推選為委員長。毛澤東因黨務繁忙未能出席會議。後來毛澤東對斯諾笑稱自己和奇數有緣，黨的一、三、五大他都得到重用。二大未參加，四大則被維經斯基排斥。 9月14日凌晨，安源路礦工人一萬七千人舉行罷工，發表罷工宣言；罷工前夕，毛澤東從長沙寫信給李立三等：罷工勝利的條件首先要靠工人群眾有堅固的團結和堅強的鬥志，同時必須取得社會輿論的同情和支持；因此，必要用「哀兵必勝」的道理，提出哀而動人的口號；中共安源黨組織召開緊急會議，根據毛澤東意見，提出口號「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並對罷工鬥爭作部署；會議決定成立罷工指揮部，李立三為罷工總指揮，劉少奇為工人俱樂部全權代表；罷工宣言提出改良待遇、增加工資、組織工會等17項條件，要求同路礦兩局談判；罷工期間，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致電萍鄉安源路礦工友表示竭力援助；9月18日，工人俱樂部代表、路礦兩局代表會同地方商會和紳士調停人，對工人提出之條件進行磋商，同意工人提出之條件，三方簽訂協議。 10月24日，毛澤東長子毛岸英在長沙清水塘出生；11月1日，毛澤東在長沙新河主持召開粵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30多個團體參加成立大會，80多名代表一致贊成組織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當即召開聯合會第一次代表會議，毛澤東被推為主席並代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發表演說。11月5日，全省各工團召開第二次代表會議，正式成立全省工團聯合會；毛澤東作為粵漢鐵路總工會之代表參加並主持會議；會議通過會章；選舉毛澤東任工團聯合會總幹事。11月25日，長沙印刷工人在毛澤東指導下，宣布罷工；罷工之前幾天，鉛印活版工會曾向各印刷公司經理提出增加工資、改良待遇等13項要求，要求3日內答復；趙恆惕政府只答應每月增資1元，工人非常不滿；毛澤東同工會骨幹研究，一致認為罷工時機已成熟，宣布罷工；印刷工人罷工之後，全城10餘家印刷局同時休業，報刊10餘家同時停刊（長沙《大公報》停刊18天）；長沙看不到當地出版之報紙，社會上震動很大。11月，經毛澤東同意，安源黨組織決定派蔣先雲、謝懷德等4人去幫助工作；12月5日，工人俱樂部發出罷工宣言，水口山3,000多工人全體罷工；隨即，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通電全國，請各工會團體予以支援；12月27日，礦局答應工人俱樂部提出之增加工資、實行8小時工作制、承認工人俱樂部的地位等項要求；罷工勝利以後，工人俱樂部創辦學校，毛澤東從長沙派來校長和教員。12月11日至12月13日，由於近來勞資糾紛加多，政府壓迫、破壞罷工事件不斷發生，工人憤慨和恐慌情緒日甚一日，毛澤東認為「實有與各級行政官廳直接交涉之必要」；為此，以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總幹事身份，率領粵漢鐵路、泥木、理發、鉛印活版等11個工會之代表郭亮、任樹德、羅學瓚等20餘人，於11日會見長沙縣知事周瀛干、省警察廳長石成金，12日會見省政務廳長吳景鴻，13日會見省長趙恆惕，就10個問題進行交涉：第一，請政府說明對工界之態度，在談到黃、龐被害一事；第二，集會結社問題，毛澤東和代表提出，政府不許集會結社不符合省憲；第三，表明工人態度問題；第四，工人與政府接頭問題；第五，設勞資裁判所問題；第六，人力車工會會牌被警方取下問題；第七，理髮工會提出之營業自由問題；第八，筆業罷工拖延不決問題；第九，機械工會改選、更名問題；第十，縫紉工會舊總管不交財產文卷問題；以上10個問題，經過毛澤東等工會代表之鬥爭，基本上得到解決。
1923年	2月8日，在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領導下，粵漢鐵路全體工人舉行罷工，要求承認京漢鐵路工人提出之條件外，還提出本路工人之7項條件；同日全省工團聯合會在長沙召開死難工友追悼會，舉行工人、學生2萬餘人之遊行示威，並組織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援助京漢路委員會，發動全省工人、學生募捐援助，通電全國，聲討吳佩孚、蕭耀南；「二七」慘案後，毛澤東對安源工人運動之指導意見是，要以「彎弓待發」之姿勢等待，看形勢發展再決定是否罷工；當時安源只舉行遊行示威，在鬥爭條件方面也只提出不高之經濟要求，很快被礦局所接受；安源之工人運動在全國工運低潮時沒有受到損失，反而有所發展。4月，毛澤東離長沙去上海，到中共中央工作；行前向繼任中共湘區委書記之李維漢移交工作，把領導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社會主義青年團之具體工作，分別交給郭亮、夏曦等；在清水塘湘區委召開之兩次會議上，向李維漢介紹全區工作情況和組織情況；在介紹工作經驗時強調兩點：一、利用趙恆惕政府省憲法中之民主條文，進行鬥爭；二、用接近群眾的方法，如在工人中辦夜校、讀書班，在學生中辦刊物或組織社團，從中發現和培養積極分子，並逐步擴大成為建立工會、學生會的核心；還同李維漢單獨談話兩次，介紹湘區委和各方面負責幹部，並陪同李維漢到從事上層統戰工作之李六如家裡，一起交談湖南上層人物之情況。 6月上旬，毛澤東離上海到廣州，參加中共「三大」預備會議，由陳獨秀主持，李大釗、張國燾、譚平山、蔡和森、陳潭秋、羅章龍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等出席，馬林傳達共產國際關於國共合作問題之意見，報告國際形勢，會議討論中央委員人選和起草「三大」各個決議案。6月12日至6月20日，毛澤東同朱少連作為湘區黨組織代表，出席在廣州東山恤孤院後街31號召開之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在大會上發言，介紹湖南農民和工人運動之情況，強調農民問題之重要意義；大會通過《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決定中國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但仍舊保存並努力擴大中國共產黨之組織；大會選出由9名委員、5名候補委員組成之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出陳獨秀、毛澤東、羅章龍、蔡和森、譚平山5人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中央局委員長，毛澤東為中央局秘書，協助委員長處理中央日常工作；會後，毛澤東同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向警予等留在廣州。大會通過之《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規定：「秘書負責本黨內外文書及通信及開會記錄之責任，並管理本黨文件。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秘書籤字。」 9月16日，遵照中共中央之決定並受中國國民黨本部總務部副部長林伯渠之委託，毛澤東回到長沙，在湖南籌建國民黨。林伯渠還委任毛澤東為國民黨中央黨部籌備員。毛澤東在給國民黨本部總務部長彭素民、 副部長林伯渠的信中說：「租定房子成立籌備機關（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義及其有活動能力的人入黨。」在他的指導下，長沙最先設立國民黨支部，接着常德、衡陽也相繼設立分支部。毛澤東在長沙和夏曦籌建國民黨地方組織。 10月初，國民黨長沙支部成立；毛澤東在長沙、寧鄉、安源等地建立國民黨分部和湖南總支部；後來，湖南成為國民黨組織最發達之省份之一。11月20日，湘江中學成立，11月24日正式開課，毛澤東、何叔衡、李維漢、羅宗翰、易禮容、姜夢周、陳昌、夏曦、夏明翰、謝覺哉、王季范、李六如等為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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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國共合作
1924年	1月中旬，毛澤東同中國國民黨部分代表乘輪船離上海到廣州，參加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月20日至1月30日，毛澤東作為湖南中國國民黨地方組織之代表，出席在廣州召開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黨員李大釗等20餘人參加；大會由孫中山主持；通過有中國共產黨人參加起草、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內容之宣言以及新之中國國民黨黨綱、黨章等，確定孫中山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之三大政策；大會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國共產黨人李大釗、譚平山、于樹德為委員，沈玄廬、林祖涵、毛澤東、于方舟、瞿秋白、韓麟符、張國燾為候補委員；會議期間，毛澤東被指定為章程審查委員之一，並在會上多次發言。1月31日，毛澤東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第一次全體會議；會議由孫中山主持；決議設立中央機構，組成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會議還決定派遣中央執行委員分赴上海、北京、漢口等特別區，組織執行部，指導和監督當地黨務；毛被派到上海執行部；2月6日會議閉幕。 2月25日，毛澤東出席中國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第一次執行委員會會議，並作記錄；會議宣布正式成立中國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管轄江蘇、浙江、安徽、江西和上海；會議通過邵元沖任文書科主任，邵未到任前，由毛澤東代理；胡漢民任組織部長，毛澤東任秘書。
1925年	1月，毛澤東缺席中共四大，並落選中央局委員。3月，毛澤東以毛福軒、毛新枚、鍾志申、龐叔侃、李耿侯等為骨幹組織秘密農協，並通過他們發展會員；不久，韶山一帶出現一些秘密農民協會組織；毛澤東經常召集農協骨幹開會，講述土豪劣紳如何壓迫、剝削農民，農民應當怎樣向土豪劣紳開展鬥爭等。4月，毛澤東通過楊開慧、李耿侯等發動進步教師，利用原來之公立學校、族校、祠堂等，在韶山一帶創辦農民夜校；夜校除教農民識字、學珠算，還講三民主義、國內外大事等；毛澤東常去夜校察看，提出夜校講課要通俗易懂，如講打倒帝國主義，就說打倒洋財東，這樣農民才容易明白；夜校學員大都成為秘密農協的骨幹分子，夜校場所一般即是秘密農協會址；到7月間，夜校發展到20多所。6月中旬，中共韶山支部成立；經過幾個月培養和了解，毛澤東同毛福軒介紹毛新枚、李耿侯、鐘志申、龐叔侃等加入中國共產黨；一天，在毛家中樓上秘密舉行新黨員入黨儀式，並成立中共韶山支部；委派毛福軒為黨支部書記；為適應秘密工作要求，以「龐德甫」作為黨支部代號；還在銀田鎮開辦一書店，為韶山黨支部之秘密聯絡機關；至年底，韶山、銀田一帶發展黨員近百人；毛澤東還在韶山秘密發展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建立團組織。7月初，毛澤東在韶山成立中國國民黨第七區黨部，並任常務委員；郭運泉、周嘯泉、李耿侯、鐘志申分別擔任組織和宣傳工作。8月28日，湖南省長趙恆惕得到成胥生關於毛澤東組織農民進行「平糶阻禁」鬥爭之密報後，電令湘潭縣團防局派快兵逮捕毛；本日，毛澤東在湘潭、韶山黨組織和群眾幫助下，離開韶山，去長沙。 9月上旬，毛澤東同準備到農民運動講習所（第五期）學習之龐叔侃、周振岳由長沙動身赴廣州；路經衡陽、資興、耒陽、郴州、宜章等地；然後到廣東韶關，再轉乘火車抵廣州。9月中旬，毛澤東到廣州後，因身體極度虛弱，住東山醫院，進行短期療養。 12月5日，毛澤東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名義創刊並主編《政治周報》在廣州出版。這是在國共兩黨合作的情況下，由國民黨宣傳部主辦的一個刊物。在《〈政治周報〉發刊理由》中寫道： 「為什麼出版《政治周報》？為了革命。為什麼要革命？為了中華民族得到解放，為了實現人民的統治，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上幸福。」這「便是《政治周報》的責任」，「《政治周報》的體裁，十分之九是實際事實之敘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對於反革命派宣傳的辯論」。 12月，在《革命》半月刊上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
1926年	1月8日，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繼續舉行，下午毛澤東報告宣傳部兩年經過狀況。1月16日，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繼續舉行，選出第二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24人：白雲梯、毛澤東等。中央常委會批准毛澤東繼續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委員。 5月3日，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開學，9月11日結業。毛澤東任所長，招收來自全國20個省區的300餘名學員，為北伐戰爭中全國農民運動的蓬勃發展準備了幹部。前五屆農講所主任有彭湃、阮嘯仙、羅綺園、譚植棠等。 9月，毛澤東發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 一文，指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毛澤東一面與國民黨內的反共勢力（毛澤東稱之為「國民黨右派」）周旋，一面維護國共合作，他起草並與陳獨秀聯合簽署了一系列文件，他寫道：「（對右派的言行）都不可隱忍不加以糾正」，但仍強調「須盡我們的力量忍耐與之合作」。因此在中共黨內，他被張國燾和李立三嘲諷為做「國民黨的工作」、是「胡漢民的秘書」。
1927年	3月，在《戰士》周報上公開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反駁了黨內外懷疑和指責農民運動的論調，總結了湖南農民運動的豐富經驗，提出了解決中國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問題的理論和政策。 3月，與鄧演達等在武昌創辦並主持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分所。 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事件，開列通緝193中共要員，毛澤東名列其中。毛澤東從此終止了在中國國民黨中央機關的工作。4月底到5月初，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秋收起義到遵義會議
1927年	8月7日，出席了中共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八七會議），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臨時常委會作報告。毛澤東批評黨中央在國共合作中沒有積極去實現無產階級的領導。他指出，今後黨的「上級機關應盡心聽下級的報告」，「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即槍桿子裡出政權）」會並當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會議派遣毛澤東到群眾基礎較好的湖南組織秋收起義。 9月毛澤東作為中共中央特派員被派到湖南，和中共湖南省委一起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 9月29日，毛澤東率秋收起義部隊到達江西永新縣三灣村。毛澤東召開前委擴大會議，提出「支部建在連上」，稱「三灣改編」。三灣改編確定了「黨指揮槍」的原則。 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上海召開（簡稱為「十一月擴大會議」），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瞿秋白、蘇兆征、李維漢；政治局委員任弼時、羅亦農、向忠發、顧順章；政治局候補委員周恩來、張太雷、李立三、鄧中夏、張國燾，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參加了會議。通過了《政治紀律決議案》，評價秋收起義「完全違背中央策略」，是「單純的軍事投機」，開除毛澤東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與湖南省委委員職務。
1928年	4月，與朱德領導的南昌起義受挫餘部在寧岡礱市會師。部隊整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後來美國女作家史沫特萊這樣描述這次會師：「土地革命的兩大主流匯合了，這次會見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朱德任軍長，毛澤東為前委書記兼黨代表。朱德部編為第10師，毛澤東部編為第11師，湘南農軍編為第12師。紅4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支正規紅軍。 6月，紅四軍在朱德於永新、寧岡兩縣交界的龍源口殲滅統治江西的滇軍千餘人。此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進入全盛時期。 6月下旬，毛澤東與永新縣革命委員會主席賀敏學的妹妹（賀子珍）結婚。（與楊開慧並未離婚，楊開慧於1930年11月14日被何鍵殺害）。 10月，首次明確提出「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初步建立「農村包圍城市」戰略。
1929年	11月，毛澤東把部隊集中到紅色江西的中心。此時中共中央肅清反革命分子，宣布彭德懷軍裡發現了AB團組織，並對一部分中共黨員採取逮捕和處決措施；其中有人暗中使離間計試圖分裂毛澤東和彭德懷，被彭識破。 12月，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即古田會議），毛澤東再次當選前委書記，古田決議明確了中國工農紅軍的階級性質、任務：「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紅軍建設的根本原則是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古田會議明確了紅軍建設的根本原則是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1930年	1月，紅四軍第一縱隊司令員林彪給毛澤東寫了《新年賀信》。5日，毛澤東針對林彪「紅旗還可以打多久」的疑問給他寫了覆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的主張，指出農村鬥爭「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6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紅四軍、紅十二軍和紅六軍（7月改稱紅三軍）在福建汀州（即長汀）整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路軍，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委。 5月，贛西南特委領導開展了所謂肅清「AB團」的運動，此次肅反運動展開迅速，到6月下旬，在中央蘇區已相當普遍，9月進入高潮。毛澤東對此十分支持，認為贛西南蘇維埃政府與地方軍隊中有大批AB團分子，肅反運動有加強的必要，需要對行委「來一番根本改造」（《毛澤東致中共中央的信》，一九三○年十月十四日）。但反AB團的運動很快招致了反對，紅二十軍在12月12日發動了富田事變，喊出了「打倒毛澤東」的口號。 9月，毛澤東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第一次正式進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1930年10月到1931年9月，毛澤東與朱德等領導紅軍反擊國民政府三次大規模軍事圍剿，並取得勝利。
1931年	11月1日-5日，在江西瑞金召開的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會贛南會議上，毛澤東關於紅軍作戰、建軍和蘇區工作中的觀點和主張，被會議認定為是政治上的「非無產階級觀點」，軍事上的「單純防禦」、「游擊主義」，實際工作中的「狹隘經驗論」、「富農路線」及「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主持會議並批判毛的是項英為首的蘇區中央局，開始排擠毛在中央蘇區對黨和紅軍的領導。 11月7日至11月20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葉坪村謝氏祠堂舉行，召開中央蘇區黨組織的第一次代表大會（贛南會議），項英主持會議並批判毛澤東，並通過《政治決議案》，毛澤東被免去了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位。11月27日，毛澤東在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此後毛澤東開始被稱呼為「毛主席」。
1933年	1月，臨時中央政治局與蘇區中央局合併為中共中央局，毛澤東為其成員，毛澤東理應相當於政治局委員或候補委員。一年之後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時中共中央局全體成員都進入政治局的事實證明之。
1934年	1月舉行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毛澤東第一次正式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10月蔣介石大力打擊共產黨，迫使紅軍穿越中國最險惡的地形進行逃亡，其後毛稱之為「戰略轉移」又或者「長征」。10月10日晚，黨中央和紅軍總部從瑞金出發，率領紅軍主力及後方機關86000餘人向湘西進軍，開始戰略轉移，毛澤東率中央政府隨軍行動。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率領紅軍主力及後方機關向湘西進軍，開始戰略轉移。在紅軍出征前夕及隨後長征途中，毛澤東極力接近洛甫，多次與他談論軍事問題，說服爭取他並得到其認同。在到達甘肅南部哈達鋪時，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首次把這次戰略轉移命名為長征。
	遵義會議到中共七大
1934年	12月11日，湖南通道會議，毛澤東提出放棄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主張向敵軍力量比較薄弱的貴州方向前進。12月12日，中央部分領導人召開通道會議，毛澤東被邀請參加會議，他提出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改向國軍力量比較薄弱的貴州方向前進，會議認同其意見而否決李德、博古北進之主張；同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開黎平會議，通過《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採納毛澤東主張而作出戰略性轉變。
1935年	1月初，中央紅軍強渡烏江，7日占領遵義。 1月15日—1月17日，在遵義會議增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軍事三人團成員（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最後負總責的仍是周恩來），進入中共最高層，重新取得軍事前敵指揮權。遵義會議是中共獨立自主解決問題的開端。2月，中央政治局召開雞鳴三省會議，洛甫取代博古成為中共總負責人，博古改任紅軍野戰政治部主任；同年3月，中央政治局召開苟壩會議，成立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三人組成的軍事指揮小組，恢復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3月10日至12日，中央政治局在遵義縣第十二下區平安鄉苟壩一所當地人稱為「新房子」的堂屋召開了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和部分中革軍委局以上首長20多人參加的會議，討論是否進攻打鼓新場，殲滅駐紮在那裡的黔軍。3月10日會議開了整整一天，大家都贊同進攻打鼓新場。只有毛澤東一個人不同意，最後只好搞民主表決，少數服從多數，通過了進攻打鼓新場的意見，毛澤東的紅軍前敵司令部政委的職務也被表決掉了。當夜，毛澤東找到周恩來力勸，說服了周恩來。第二天3月11日繼續開會，經過一番爭論後，一致同意放棄進攻打鼓新場的計劃。鑑於張聞天主持中央工作後，每遇戰事都要召集20多人開會討論，往往爭論不休，毛澤東提議成立由幾個人參加的小組全權指揮軍事，獲得周恩來、張聞天的贊同。3月12日，張聞天在苟壩「新房子」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提議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三人小組（新「三人團」），全權指揮紅軍軍事行動。該提議在會上獲得一致通過。這意味着毛澤東自寧都會議之後重新執掌軍事指揮權，且從遵義會議後「幫助下最後決心者」變為新三人團中「下最後的決心者」。持續3天的苟壩會議上，毛澤東力主不進攻打鼓新場，事後證明是完全正確的意見。毛澤東在關鍵時刻不顧個人得失，用政治生命再一次挽救了黨和紅軍，讓支持他的人理直氣壯、更堅定地支持他；讓反對他的人改變了看法，對他成為最高軍事決策者服氣，在黨內軍內的地位進一步鞏固提高。毛澤東從此才有職有權，帶領紅軍勝利走出了長征。苟壩會議毛澤東反對進攻打鼓新場的意見從被否決到最後被採納用事實論證了「有時真理在少數人手裡」的客觀性。長征勝利後，很多與會者都記不清開會的地點了，但毛澤東1943年延安整風時、1959年4月5日上海的一次會議上、1967年1月22日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等場合都深情地提到了在苟壩召開的政治局會議。1943年，毛澤東在一次中央會議上說：「在打鼓新場，洛甫每天要開二十餘人的中央會議。洛甫提議要我為前敵總指揮……以後組成三人團（毛澤東、周、王）領導。」「苟壩會議」作為一個政治概念，也是毛澤東1959年4月5日在上海提出來的，當時他回憶：「……大會都通過了，你來變更?大多數人也可以搞錯的，而一兩個人可能是正確的。列寧那個時候有這種情況。我也有許多經驗。比如，苟壩會議，我先還有三票（支持），後頭只有一票，就是我自己。我反對打打鼓新場，要到四川繞一圈，全場都反對我。那個時候我不動搖，我說要麼聽我的，我要求你們聽我的，接受我的這個建議。如果你們不聽，我服從，沒有辦法。散會之後，我同周恩來講，我說，不行，危險，他就動搖了，睡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又開會，聽了我的了。」 隨後，毛澤東指揮四渡赤水戰役，擺脫國軍包圍。經過彝海結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夾金山等事件，1935年6月，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同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達維鎮會師。中共中央政治局之後在懋功兩河口開會，決定紅一、四方面軍共同北上，建立川陝甘蘇區。8月，中央紅軍主力部隊通過松潘草地，打開了進軍甘南的門戶。9月9日，毛澤東、張聞天、博古趕到紅三軍團駐地巴西，連夜召開政治局緊急會議，決定率一、三軍團單獨北上。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開擴大會議。會議決定將一、三軍團、中央縱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由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委，單獨北上。9月17日，紅軍攻克臘子口天險，進入甘南哈達鋪。在哈達鋪，毛澤東得知劉志丹領導的陝甘根據地的相關消息後，最終將陝甘根據地定為目的地。11月，毛澤東親自指揮直羅鎮戰役，紅一軍團、紅十五軍團合力消滅東北軍牛元峰第109師及第106師1個團，成為中共大本營設於陝北之「奠基禮」。毛澤東參加瓦窯堡會議，會議決定將中共的工作重心轉向抗日方面；據此，毛澤東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
1936年	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最終在甘肅會寧會師。12月7日，統一的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在保安縣組成，毛澤東任主席。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之後，毛澤東等曾經一度主張審蔣乃至除蔣，但在黨內張聞天持異議、黨外國共多方實力較量與協調、共產國際指示要求與國內外輿論影響等情況之下，最終主張和平解決事變問題。西安事變解決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37年	1月13日，毛澤東率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由保安遷到延安。4月至7月間，毛澤東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講授辯證法唯物論，其中兩節後來整理成《實踐論》和《矛盾論》。毛澤東系統而創造性地闡述歷史唯物辯證法的實踐觀和矛盾觀，並成為後來《論持久戰》、《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論人民民主專政》等著作的哲學基礎。但毛將矛盾的鬥爭性絕對化，這又成為1949年建國以後其革命和建設的實踐走向理想化和極端化的理論根源。 7月7日盧溝橋事件，中國軍隊被迫反抗日本軍，標誌著中國抗日戰爭終於開始。7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通電：「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掠！」7月13日，在延安召開中國共產黨員和機關工作人員之緊急會議，毛澤東到會動員，號召「每一個共產黨員與抗日的革命者，應該沉著地完成一切必須準備，隨時出動到抗日前線」。毛澤東於7月14日在內部致張雲逸電報，提出工作總方針：「此時各方任務，在一面促成蔣氏建立全國抗戰之最後決心（此點恐尚有問題）；一面自己真正地準備一切抗日救亡步驟；並同南京一道去做。……蓋此時是全國存亡關頭，又是蔣及國民黨徹底轉變政策之關頭，故我們及各方做法，必須適合於上述之總方針。」；又於7月15日致張雲逸電報，指定張奔走兩廣當局之間，「求得他們贊助堅決抗戰與國共合作的方針，求得他們開展愛國運動，積極救亡」。毛澤東在7月23日發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提出對付日本之進攻方針有兩種，一是堅決抗戰，「就一定得一個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實現中國自由解放的前途」；一是妥協退讓，「就一定得一個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中國、中國人民都做牛馬奴隸的前途」；他強調「國人應從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頓在恰當的位置。在今天，誰要是在團結兩個字上不生長些誠意，他即使不被人唾駡，也當清夜捫心，有點兒羞愧。」。8月20日，毛澤東從延安出發前往洛川，會址設在洛川城郊馮家村。洛川會議是在8月22日至8月25日召開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軍事問題和同國共兩黨關係問報告，並作多次發言。適應戰爭需要，會議決定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成員增加為11人，書記是毛澤東，副書記是朱德、周恩來。洛川會議結束後，中共中央又在8月27日組織一次座談會，討論毛澤東思考問題。7、8月，毛澤東在延安抗大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撰寫《實踐論》和《矛盾論》。 9月針對八路軍內部主張八路軍要集中兵力打大仗、硬仗、打運動戰的想法，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發出了關於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基本原則的指示，將獨立自主山地游擊戰的基本原則具體化。「此原則中包含：（一）依照情況使用兵力的自由。（二）紅軍有發動群眾、創造根據地、組織義勇軍之自由，地方政權與鄰近友軍不得干涉。（三）南京只能作戰略規定，紅軍有執行此戰略之一切自由。（四）堅持依傍山地與不打硬仗的原則。」隨後又發出關於實行獨立自主的游擊戰方針，要求八路軍進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1]。1940年給新四軍的指示是「西起南京，東至海邊，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儘可能迅速地並有步驟有計劃地將一切可能控制的區域控制在我們手中，獨立自主地擴大軍隊，建立政權」。
1938年	5月，毛澤東發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首先指出戰爭的基本原則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然後提出抗日游擊戰爭的六大戰略原則。同年5、6月間，毛澤東作《論持久戰》長篇講演，全面系統地闡述抗日戰爭的戰略方針，並指出「兵民是勝利之本」。毛澤東發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全面地分析中日戰爭所處的時代以及敵我雙方的基本特點，闡明持久抗戰的總方針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以及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對抗日戰爭的發展過程作出預測，反駁了「亡國論」和「速勝論」以及輕視游擊戰爭的錯誤思想。這兩篇著作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軍事科學。《論持久戰》得到國軍副總長白崇禧的肯定，並用於指導武漢會戰。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客觀上造成毛澤東與中共紅軍得以採取保存壯大自己、鉗制消滅敵人的戰略策略。之後因許多其他因素影響，中共實力不斷發展壯大並最終在後來國共決戰中奪取國家政權。美國傳記作家羅斯·特里爾後來肯定日本無意之中幫助了中國共產黨，「在20年代，沒有斯大林的幫助，毛澤東也一樣會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人物」，「但如果沒有30年代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毛澤東不會在1949年成為中國的最高領袖。」 毛與賀子珍因史沫特萊和吳莉莉發生矛盾賀子珍出走西安後去蘇聯，而來自上海的藍苹（江青）逐漸步入毛澤東生活，與其同居。11月19日，毛澤東與江青結婚。
1939年	5月26日，毛澤東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成立3周年發表文章指出，「抗大的教育方針是：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這三句話和毛澤東以前的題詞「團結、緊張、嚴肅、活潑」八個字，後來被林彪稱為三八作風。在這個時期，毛澤東代表中共從蘇俄處秘密接收大約每個月三十萬美元的活動經費。12月，毛澤東發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提出「必須把落後的農村造成先進的鞏固的根據地」，「藉以在長期戰鬥中逐步地爭取革命的全部勝利」……「而且革命的最後目的，是奪取作為敵人主要根據地的城市」，「農村包圍城市」戰略明確形成。
1940年	1月，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標誌新民主主義理論得以成熟。毛澤東指示新四軍「西起南京，東至海邊，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儘可能迅速地並有步驟有計劃地將一切可能控制的區域控制在我們手中，獨立自主地擴大軍隊，建立政權，設立財政機關，徵收抗日捐稅，設立經濟機關，發展農工商業，開辦各種學校，大批培養幹部。」
1941年	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號召全黨樹立理論和實際相統一的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作風，提出反對主觀主義；他對典故「實事求是」作出新的經典的解釋，並闡明其為中共思想原則。「新四軍事件」爆發後，中共陝甘寧邊區的財政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毛澤東面對中國國民黨停止撥款的經濟壓力，後期他不得已下令在陝甘寧地區大量種植、製造和輸出鴉片，以其所得進口邊區急需的棉布、棉紗和醫療器材，鴉片因而成為陝甘寧邊區財政的重要支柱。
1942年	2月1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會上作《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開始了延安整風運動。8日，在延安幹部會上作《反對黨八股》的報告。4月3日，中共中央宣傳部作出《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5月2日，在延安楊家嶺召開的文藝工作者座談會上，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文藝為人民大眾、首先為工農兵服務」。該講話成為共產黨指導文藝創作的指導綱領。5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中央總學習委員會，領導整風運動。通過延安整風運動，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政治思想。6月8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又發出《關於在全黨進行整頓三風學習運動的指示》。
1943年	6月，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撰寫《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決定，將中共「群眾路線」概括為「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1944年	6月，會見包括斯坦因、愛潑斯坦等在內於延安考察的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並發表演講稱「只有民主，抗戰才有力量」。
	七大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945年	6月19日，中共中央舉行七屆一中全會，毛澤東被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書記處主席。 日本投降後，蔣介石命令共產黨軍隊原地待命，國軍則接受日軍投降，此命令一出，毛澤東發電蔣介石，堅決駁斥抗拒。毛下令林彪和羅榮桓進入蘇軍控制下的東北，搶奪地盤。8月9日，毛髮表《對日寇的最後一戰》的聲明，號召「八路軍、新四軍及其它人民軍隊，應在一切可能條件下，對於一切不願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實行廣泛的進攻」。 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在國民政府代表張治中、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陪同下從延安抵重慶與蔣介石談判。經過43天的談判，10月10日國共雙方代表簽署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在《會談紀要》中，國民黨表示同意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迅速結束國民政府的訓政；承認各黨派的平等合法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權利；最重要的一項，是雙方確定將召集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但國民政府不承認共產黨在當時其聲稱解放區的政權；國民大會問題也未達成協議；中共所領導的軍隊整編的問題，實際上也沒有解決。談判期間，毛澤東將1936年所作詞《沁園春·雪》手書後贈予柳亞子先生，柳亞子因此而和詞，《沁園春·雪》一時之間在國統區重慶文壇引起轟動。從重慶回到延安後，毛澤東因病休整了一段時間。
1946年	2月，國民黨召開六屆二中全會，國共開始爭吵。3月初，馬歇爾三人小組訪問延安，毛澤東接見馬歇爾並表示準備搬到淮安辦公。3月下旬，蘇軍撤離東北，國共為爭奪東北開始爆發內戰。6月，國民政府下達停戰令。7月之後，國共談判陷入膠着，馬歇爾，司徒雷登多次調停未果。8月，中共宣布國軍飛機轟炸延安。入秋之後，國民大會召開制定憲法。國共由此徹底破裂。
1947年	3月20日，國軍胡宗南部占領延安，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撤離，此後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和江青，以及其他中央警衛人員組成「崑崙縱隊」，堅持留在黃河西岸與胡宗南周旋。入夏之後，陝北戰局逐漸有利於國軍，劉戡部根據無線電定位儀測定了毛澤東居住的村莊，緊急搜捕毛澤東。毛澤東等冒雨向西逃跑，脫離虎口。此後由於陝北戰局變化，毛澤東轉危為安。
1948年	3月23日，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黨中央領導機關在陝北吳堡縣川口東渡黃河，經「晉綏解放區」前往晉察冀解放區。以後於4、5月相繼到達西柏坡，中央工委隨之與中央合併。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在毛澤東領導下，解放軍在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和平津戰役中戰勝國軍，取得內戰決定性勝利。
1949年	2月24日，毛澤東、周恩來在西柏坡與受李宗仁派遣、以私人資格來訪的顏惠慶、邵力子、章士釗等，達成關於國共和平談判的非正式協定八點，主要內容為「談判以中共1月14日聲明及所提八點為基礎」。 3月，毛澤東主持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提出關於奪取全國勝利、中共工作重心轉移以及新中國建設的指導方針和基本政策。 4月20日，國共最後和平談判完全破裂；次日（4月21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即聯名發出《向全國進軍的命令》。 4月22日毛澤東親自起草新華社社論《抗議英艦暴行》，指責「英帝國主義的海軍竟敢如此橫行無忌和國民黨反動派勾結在一起，向中國人民和人民解放軍挑釁，闖入人民解放軍防區發炮攻擊，英帝國主義必須擔負全部責任」。是為「紫石英號事件」。 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民主革命28年的經驗，闡明即將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性質，各階級在國家政權中的地位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政外交的基本政策。指出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包括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政權。 9月，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在開幕詞中宣告：「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主持制定具有臨時憲法意義和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並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9月21日至30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宣告：「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主持制定具有憲法意義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並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1949年	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由毛澤東主持舉行第一次會議。同日，首都北京30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集會，隆重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宣讀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典禮上，毛澤東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面臨着對內軍事統一全國、確立國家制度、恢復國民經濟，以及對外謀求有利的國際環境、保障國家安全的艱巨任務。 12月16日毛澤東首次出國訪問蘇聯，出行目的有兩個，第一力圖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第二是給斯大林的七十歲生日祝壽，此次出行毛澤東認為受到了蘇聯方面的冷遇，在很多問題上進行了爭吵，毛澤東對此次訪問大為不滿，印象很差。
1950年	6月6日至9日，中國共產黨七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上，毛澤東作了《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的書面報告，並作了《不要四面出擊》的講話。 10月8日，毛澤東發出《給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命令》，派遣解放軍第13兵團以中國人民志願軍名義參加朝鮮戰爭，戰事達三年之久，最後戰線穩定在北緯38度（三八線）附近。 11月25日，長子毛岸英在朝鮮戰場上陣亡。
1951年	10月12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出版發行。此後，在全國掀起了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和第三卷，也相繼於1952年4月和1953年4月出版發行。
1953年	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在板門店簽署。朝鮮戰爭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威望。 1953年8月，毛澤東發表《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一文，修正「新民主主義」是建國目標這一說法，改為「新民主主義只是一個過渡時期」。 1953年2月19日至24日，毛澤東首次視察海軍艦艇部隊，先後乘坐「長江」艦、「洛陽」艦航行4天3夜，並為5艘軍艦題詞，先後5次寫下了「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我們一定要建設強大的海軍」。

晚年

年代	記事	圖片
	晚年
1954年	7月31日，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乘機秘密抵達北京，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畔穿着游泳褲頭歡迎和會見赫魯曉夫。8月4日，北京和莫斯科同時發表《毛澤東和赫魯曉夫會談公報》。 9月，毛澤東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全票當選為首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並主持通過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1956年	1月，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在北京召開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會議向全國人民發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1956年2月，國務院成立科學規劃委員會，700多名科學家共同參與，年底編成《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規劃》本着「重點發展，迎頭趕上」的方針，提出有全局性意義的12項重點任務，在人力、物力上優先予以保證。 4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係》的報告，提出他關於處理政治、經濟、文化建設中的十大關係和矛盾的思想，被認為體現了開放的思想。毛澤東決定提前全黨整風，4月30日召集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請他們積極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 5月，毛澤東正式提出在藝術方面「百花齊放」、在學術方面「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毛澤東宣布次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毛澤東指出，整風是一種民主的方法，「以後凡是人民內部的事情，黨內的事情，都要用整風的方法，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決，而不是用武力來解決。」5月1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整風運動正式開始。5月15日，毛澤東開始撰寫《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在黨內高層傳閱，表示中共應暫時讓右派任意鳴放，準備後發制人，這是毛澤東準備反右的信號。 6月1日，在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召集的座談會上，光明日報社總編輯儲安平稱「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係的不好，是一個全面性的現象。」而且與中央也有很大關係。並且稱在百花政策後「大家對小和尚（基層和一般黨員）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中共高層）沒有人提意見。」批評政府已經成為一黨天下，最後總結「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次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以醒目標題顯著位置全文刊登，其中出現之激烈言論引起毛澤東極大警覺和強烈反應。隨後，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正式反右之指示，決定將原本以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之整風運動轉為「反右運動」之對敵鬥爭。 下半年，中國經濟出現了供應緊張，社會矛盾也開始抬頭，全國先後約有1萬多工人罷工、1萬多學生罷課。一些中共幹部用類似處理敵我矛盾的辦法處理罷工、罷課，造成矛盾激化。針對這些問題，毛澤東在同年11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認為民主革命解決了舊的矛盾之後又出現了的新矛盾，並認為上述問題的根源是官僚主義。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鼓勵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對中共提出意見。
1957年	為消除黨外人士的顧慮，中共重申「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在這種政策影響下，經歷胡風案等一系列批判事件後的知識分子開始逐漸向中共提出批評意見。經過多次小範圍通氣吹風之後，在2月底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毛澤東作《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講話，宣傳關於如何在思想領域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之主張，到會各方面人士1,800多人反響熱烈。這個講話經過補充，寫成《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下發，在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當中引起強烈反響，事實拉開中共整風序幕。然而，與黨外人士對毛澤東之熱烈回應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共黨內的牴觸情緒，《人民日報》等中共機關報對毛澤東之講話一聲不響，讓毛尤其不滿。 5月22日，中共中央統戰部舉行座談會，民盟中央副主席羅隆基在會上發言，建議共產黨、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組成委員會，檢查「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失誤偏差，即「成立平反委員會」。民盟副主席、農工民主黨主席章伯鈞建議實行「兩院制」，被指為要搞「政治設計院」。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親自執筆的社論《這是為什麼？》。7月1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社論中指出，他在5月初請黨外人士放開批評是為了引「牛鬼蛇神」「出籠」、讓「毒草」「出土」的「陽謀」。 毛澤東發動「反右派」運動。「反右運動」在鄧小平和彭真的實際執行下嚴重擴大化，把包括在「雙百」中提意見者在內的五十五萬知識分子（包括黨員和非黨員）打成了「右派」。55萬在雙百中提意見的知識分子（包括黨員和非黨員）被中共打成「右派」，遭到批判和勞動改造。毛澤東最初認定全國有「右派」四千人。 11月2日，毛澤東率領中國代表團乘圖-104專機離開北京，去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的慶祝典禮以及1957年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赫魯曉夫、布爾加寧、米高揚等蘇共最高領導集體都親自前往機場迎接，這是毛澤東第二次出國訪問（也是最後一次）。11月17日，毛澤東在莫斯科大學會見留蘇學生時提出「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11月21日下午乘圖-104專機返抵北京。
1958年	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希望能在短期內「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全國各地土法煉鋼，誓言二十五年內超英趕美（後來又被縮減為二十年、十年甚至五年）。又實施人民公社制度。大躍進、「總路線」和人民公社被合稱為三面紅旗。此後在1958年至1960年三年時間內，工業產值暴增，鋼鐵、煤炭等工業產品產量激增，城鎮基礎設施建設大規模增長，並伴隨着大規模的群體掃盲。但是由於片面追求工業增產，使得浮誇風、高指標、亂指揮蠻幹盛行，為大躍進最終失敗埋下伏筆。毛澤東非常急迫的期待全國糧食增產並採取了一定的政治手段，造成了糧食生產的波動。 7月31日，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訪問中國，在北京小住三日。因毛澤東和赫魯曉夫在很多重大關係上產生分歧，中蘇交惡，蘇聯停止援助中國。毛澤東認為蘇聯試圖通過和中國合作建立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來全面控制中國，蘇聯已經由社會主義國家變成帝國主義國家。 8月4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畔身着泳衣迎接身着西服革履的赫魯曉夫，雙方會晤後中蘇雙方同時發表公報。8月20日，毛澤東親自指揮金門炮戰，雖被蔣中正、中華民國國軍和美國(外交與軍事援助)予以還擊並粉碎其武力犯台的決心，沒有攻佔金門。此後到與美國建交前，對金門採單打雙不打的政治軍事策略。 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一度着手糾正「大躍進」中「左」的偏差，強調要壓縮空氣、反對浮誇，務求讓國民經濟回歸正軌。 軍委擴大會議，毛澤東批判劉伯承、葉劍英、肖克為首的軍事教條主義。解放軍的正規化建設被衝擊，正規化被政治工作至上所取代。 由於大躍進後期國家工農業生產失衡，許多人發現問題，中共召開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以及1959年7月廬山會議。彭德懷在廬山向毛上書，原本主張「糾左」的毛轉而批判「彭德懷反黨集團」。 大躍進的最終失敗加之自然災害，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無數人非正常死亡。
1959年	4月27日，毛澤東卸任國家主席和國防委員會主席的職務，由劉少奇接任。毛澤東留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黨內地位維持第一位。 7月，廬山會議中，毛澤東因不接受彭德懷所上萬言書中的批評，發動批判「彭德懷反黨集團」。會議後，「反右傾運動」再次展開，「左傾」恢復為經濟工作的「思想方針」。廬山會議後，毛澤東支持林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朱德、彭德懷均被排斥。彭德懷被解除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和國防部長職務。
1960年	冬，回應中共黨內壓力，從形式上中止大躍進運動，但並未根本停止。
1961年	發生「竊聽器事件」，毛澤東在專列上發現了隱秘的錄音裝置，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受到此事波及而向毛澤東作出檢討。
1962年	七千人大會，劉少奇和鄧小平認為毛澤東主導的1958年以來的經濟、社會的建設方針存在問題。國家主席劉少奇糾正施政錯誤，鄧小平、鄧子恢支持農民「三自一包」。 秋，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重申階級鬥爭的必要性，提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發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到1964年發展成為「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的「四清運動」，並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毛澤東指示周恩來領導尖端科技的中共中央專門委員會的工作。 毛澤東在後方指揮中印邊境戰爭。
1963年	3月，首都各大報紙發表毛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學習雷鋒好榜樣」，成為學雷鋒活動的起端。
1964年	毛澤東開始中國援助越南（抗美援越）參加越南戰爭。 針對四清運動的一些問題，毛澤東與劉少奇發生爭執。1964年底到1965年中央工作會議上，爭執到了很嚴重的程度，國家主席劉少奇曾向毛澤東書面檢討，但是兩人關係並未緩和。
1965年	11月，毛澤東和林彪一起打倒了羅瑞卿。 12月，姚文元發表文章批判《海瑞罷官》。該文章受到毛澤東的鼓勵，但遭到北京市委和中宣部抵制。
	文化大革命時期
1966年	1月，彭真等人為此事起草了《二月提綱》，將辯論局限在學術角度，不以政治角度批判。未經毛澤東同意，彭真將此提綱下發全黨。 3月，江青首次進入政治視野，發表講話，批判十七年文藝黑線，毛澤東為此起草了《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同年5月，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嚴厲批判了二月提綱，將彭羅陸楊打倒。5月16日，遠在杭州的毛澤東遙控康生等人在北京召集政治局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文革開始。《通知》除點名批判彭真外，還宣布撤銷《二月提綱》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改設中央文革小組指導。 入夏後，北京學生開始組織運動，國家主席劉少奇經請示毛澤東後，組成了工作組，維持秩序。發動文化大革命，紅衛兵批鬥中共幹部、知識份子、地富反壞右，並展開大規模毀壞文物和書籍的「破四舊」運動。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批鬥致死，總書記鄧小平也遭免職。 8月，毛澤東返回北京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嚴厲批判劉少奇。8月5日毛澤東用鉛筆在一張報紙的邊角上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8月7日，毛澤東在謄清稿上修訂後加標題，由當日會議印發。隨後舉行了新一輪常委選舉，林彪成為黨內第二號人物和黨內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降為第八位。在周恩來的倡議下，林彪以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身份出現在媒體上。 8月18日，毛澤東、林彪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此後毛澤東於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1日和11月25、26日，共八次九天接見了超過1100萬人次的紅衛兵。 12月，北京出現公開標語，打倒劉少奇。
1967年	文化大革命前期，中國大陸對毛澤東個人崇拜達到頂峰。1月，毛澤東最後一次接見劉少奇，四天後劉家的電話線被撤除。同月，經毛澤東同意，陶鑄被打倒。 8、9月間，毛澤東南巡，國家主席劉少奇在中南海遭到毒打。毛澤東在武漢時，遭遇七·二〇事件，周恩來安排，毛澤東匆忙之下登上飛機飛往上海。隨後，支持「百萬雄師」的武漢軍區陳再道倒台。 8月，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被隔離。 1967年下半年，毛髮動全國範圍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12月22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毛的號召後，上山下鄉運動開始高潮。
1968年	1月，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和戚本禹一起關入秦城監獄，是為王、關、戚事件。 10月，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會議決定將國家主席劉少奇開除出黨。
1969年	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毛澤東全票當選中央委員，九屆一中全會再度全票當選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 發生了在珍寶島的中蘇邊境衝突。中國共產黨「九大」，毛澤東選的第二個接班人林彪寫入《中國共產黨黨章》。 1969年10月14日到1970年4月11日，毛「戰備疏散」到武漢（1969年11月12日去長沙）。
1970年	8月，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全會批判張春橋，毛澤東寫下《我的一點意見》，批判陳伯達。此次會議是毛和林彪關係的轉折點。隨後，毛澤東發起批陳整風運動，矛頭直指軍委辦事組和葉群。
1971年	8月，毛澤東秘密南巡，沿途不斷打招呼，宣傳第十次路線鬥爭，為林彪倒台作輿論準備。消息輾轉到達林彪處，林立果「小艦隊」企圖暗殺毛澤東未遂。9月12日毛澤東突然返京，林彪等人連夜乘飛機出走，即九一三事件。 林彪事件後，毛身體狀況急劇衰退，在1972年發生嚴重休克。此後又發生白內障，雙目失明，直至1975年手術後恢復一半。
1972年	1月10日，參加陳毅的追悼會。 2月21日下午，毛澤東與到訪的美國總統尼克松會晤。
1973年	中共十大召開，毛澤東啟用王洪文為中共中央副主席。隨後，毛澤東重用鄧小平，任命其為第一副總理。
1974年-1975年	1974年毛會見埃及副總統沙菲時說：「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罵我是秦始皇。中國歷來分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一派講秦始皇壞。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因為秦始皇第一個統一中國，統一文字，不搞國中有國，而用集權制。」毛澤東發起批林批孔運動，將林彪與孔子放在一起批判。 1974年11月，毛澤東在長沙批評王洪文，決定鄧小平等人進入國務院。 1974年7月17日到1975年4月15日，毛澤東在南方的武漢（7月18日至10月12日）、長沙（10月13日至次年2月3日）和杭州（2月6日至4月13日）長時間休養。 1974年秋天，醫生診斷毛澤東患運動神經元症，還發現了肺心病、冠心病、右臂部褥瘡和血中含氧過低等病。 1975年，發起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毛澤東與盧荻談到《水滸傳》，導致了評《水滸》運動。4月13日，因準備會見金日成，毛澤東決定啟程，4月14日回到北京。劉冰向毛澤東寫信，揭發遲群和謝靜宜的問題，1975年11月2日毛澤東與毛遠新談話認為：「信中的矛頭是對着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清華大學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11月20日，根據毛澤東意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提出由鄧小平主持作文化大革命的決議，總的評價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鄧小平拒絕了。11月24日，中共中央召開「打招呼會議」，由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宣讀經毛澤東審閱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正式定性為「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11月，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開始。
1976年	1月，周恩來逝世。2月3日，經毛澤東提議，華國鋒主持中央工作並任國務院代總理。2月25日，華國鋒主持召開「第二次打招呼會議」，傳達《毛主席重要指示》，3月3日，中共中央印發《毛主席重要指示》到縣團級，4月上旬，傳達範圍擴大到基層黨支部書記。 4月，北京群眾自發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對姚文元攻擊周恩來的事件表示抗議，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出現大量紀念周恩來的花圈、詩抄。4月6日，毛澤東聽取毛遠新報送的政治局會議報告，下午，江青報告稱鄧小平是天安門事件的總後台，並建議開除鄧小平黨籍。4月7日，毛澤東決定：「開除鄧的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議將4月5日的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由華國鋒接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 4月20日，毛澤東會見了埃及副總統穆巴拉克，這是他最後一次站着接見外賓，此後又於4月30日會見新西蘭總理羅伯特·馬爾登，5月12日會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 5月27日，毛澤東會見了訪問中國的巴基斯坦總統阿里·布托，因身體狀況所限，會見時間僅10分鐘，這是他生前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此後毛澤東的健康狀況進一步惡化，經常處於昏迷狀態。 6月，病重的毛澤東希望回到故鄉韶山休養，但中共中央政治局沒有同意他的要求。 7月唐山大地震發生後，毛澤東親自過目地震情況匯報，面對慘重的損失嚎啕大哭，中共中央《關於唐山豐南一帶抗震救災的通報》（7月18日）是毛澤東生前圈閱的最後一份文件。 9月初，毛澤東病危，8日，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分組前來告別。9月9日0時10分（一說為1976年9月8日9點45分），毛澤東在北京去世。他逝世後國內各地城市都舉行了大規模的追悼會。部分其他國家和地區也舉行了追悼會並設立了9天到10天的哀悼日。 聯合國以及53個國家降半旗致哀。雖然毛澤東在生前主張火化，但他的遺體被注射福爾馬林放入水晶棺中以永久保存，而且後來在天安門廣場建了毛主席紀念堂來存放他的遺體並開館對民眾開放。

毛澤東在長沙

毛澤東是湖南省長沙府湘潭縣韶山沖人。他在青年時代曾來到長沙城求學，接觸外界社會，並開始了早期革命活動。在長沙，毛澤東得到了恩師楊昌濟、徐特立等人的教導，結識了許多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並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他在長沙與楊開慧結婚，生下了第一個兒子毛岸英。建國以後他也多次回到長沙。他在長沙的清水塘、橘子洲頭、第一師範、愛晚亭、嶽麓書院、新民學會舊址等地的足跡，是「紅色旅遊」的一部分。

故址今存

主條目：毛澤東居所列表

今天在長沙，保存的毛澤東曾經歷過的地方還有很多。

• 長沙市一中：留下今存最早文章的地方。
• 湖南第一師範：讀書時間最長的地方，共5年。
• 嶽麓書院：曾經寄宿並學習過的地方。
• 愛晚亭
• 新民學會舊址
• 湖南自修大學舊址：最早是曾國藩祠；後改為船山學社，成為研究和學習王船山（即王夫之）的地方。王夫之影響了清末開始的包括曾國藩、毛澤東在內的很多湖南籍名人。毛澤東與何叔衡等人在這裡創辦自修大學有很深刻的意義。
• 湖南省圖書館：今址仍然在長沙定王台，已經重建多次。
• 南門口：當年毛澤東經常在這裡臨街讀書，鍛煉自己在鬧中求學的能力。
• 清水塘22號：曾與楊開慧一起居住的地方，並在這裡生下了毛岸英。這裡也是中共湘區委員會舊址。
• 東方紅廣場：毛澤東逝世的同時建立的廣場，廣場上有毛主席塑像，後有《沁園春·長沙》的詩詞碑。
• 蓉園賓館：位於湖南省委，是毛澤東在長沙的居所。目前已經對外開放。
• 橘子洲頭：他寫下《沁園春長沙》的地方，並愛在這裡的湘江游泳。1980年代建成橘洲公園。

毛澤東擔任過的重要職務

主條目：毛澤東任職年表

職銜	任職時期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1931年11月27日－1937年9月6日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	1931年11月27日－1934年2月3日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1936年12月7日－1937年8月22日
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1937年8月22日－1945年8月23日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主席	1943年3月20日－1956年9月28日
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主席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	1945年6月19日－1976年9月9日
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1945年8月23日－1949年初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1949年初－1949年10月1日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	1949年9月21日－1954年12月25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1949年10月1日－1954年9月27日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1954年9月27日－1959年4月27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主席
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1954年9月28日－1976年9月9日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名譽主席	1954年12月25日－1976年9月9日

其他

毛澤東逝世後，長沙修建了東方紅廣場、橘洲公園、清水塘紀念館等和毛澤東相關的紀念場所。

他在長沙市一中留下了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論》，是迄今為止發現他一生中最早之文稿，全文413字。當時老師滌庵看到文章，留下批語：「歷觀生作，練成一色文字，自是偉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對於楊開慧的被害，他在《蝶戀花·答李淑一》中表達了遺憾。

毛澤東在回憶求學時期的經歷時說：「我沒有進過大學，也沒有留過洋，我讀書最久的地方是湖南第一師範，它替我打好了文化的基礎。但我學習生活中最有收穫的時期卻是在湖南圖書館自學的半年。」

2003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出版的惟一一部毛澤東影集《毛主席近影集》在長沙露面，這也是目前毛澤東影集的最早版本。

參考文獻

注釋

來源

• 《毛澤東在第一師範》
• 《湘鄉與長沙》
• 《毛澤東為何不去法國留學》

外部連結

• 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傳》在線閱讀（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毛澤東的最後一次出巡（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毛澤東情系「西方山洞」
• 毛澤東首次出訪蘇聯始末（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