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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日

仇日情绪举止和行为
2017年英國廣播公司國際頻道調查結果[1]
各國對日本的態度
（按正負面差排序）
國家 正面 負面 中立 正負面差
 中華人民共和國
22%
75%
 3 -53
 西班牙
39%
36%
 25 3
 土耳其
50%
32%
 18 18
 巴基斯坦
38%
20%
 42 18
 印度
45%
17%
 38 28
 俄羅斯
45%
16%
 39 29
 秘魯
56%
25%
 19 31
 尼日利亞
57%
24%
 19 33
 英國
65%
30%
 5 35
 墨西哥
59%
23%
 18 36
 肯雅
58%
22%
 20 36
 德國
50%
13%
 37 37
 印度尼西亞
57%
17%
 26 40
 美國
65%
23%
 12 42
 法國
74%
21%
 5 53
 巴西
70%
15%
 15 55
 澳洲
78%
17%
 5 61
 加拿大
77%
12%
 11 65
2013年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
針對亞洲/亞太各國民眾對日本的態度調查
國家 正面 負面 中立 正負面差
 中華人民共和國
4%
90%
 6 -86
 南韓
22%
77%
 1 -55
 巴基斯坦
51%
7%
 42 44
 菲律賓
78%
18%
 4 60
 澳洲
78%
16%
 6 62
 印度尼西亞
79%
12%
 9 67
 馬來西亞
80%
6%
 14 74
2011年英國廣播公司國際頻道調查結果[3]
各國對日本的態度
（按正負面差排序）
國家 正面 負面 中立 正負面差
 中華人民共和國
18%
71%
 11 -53
 墨西哥
24%
34%
 42 -10
 巴基斯坦
34%
15%
 51 19
 南非
41%
17%
 42 24
 印度
39%
13%
 48 26
 法國
55%
29%
 16 26
 葡萄牙
43%
13%
 44 30
 英國
58%
26%
 16 32
 德國
58%
25%
 17 33
 加納
55%
11%
 34 34
 澳洲
60%
26%
 14 34
 西班牙
57%
19%
 24 38
 埃及
52%
14%
 34 38
 肯雅
61%
20%
 19 41
 土耳其
64%
21%
 15 43
 南韓
68%
20%
 12 48
 意大利
66%
18%
 16 48
 巴西
66%
16%
 18 50
 尼日利亞
65%
14%
 21 51
 加拿大
67%
16%
 17 51
 美國
69%
18%
 13 51
 智利
66%
14%
 20 52
 秘魯
64%
10%
 26 54
 俄羅斯
65%
7%
 28 58
 菲律賓
84%
12%
 4 72
 印度尼西亞
85%
7%
 8 78

反日為對於日本、日本人、日本民族及日本文化存在不滿意、不信任以至仇恨的負面情緒或者行為表現，相似詞彙有「仇日」和「排日」，相反詞彙為「崇日」、「哈日」和「親日」。依據各個地區歷史差異，因為可能受到日本侵略、殖民統治、日本政府、日本文化及日本企業等負面言行舉止所影響，產生對於日本戒備、反感、憤慨甚至仇視或者排斥的態度；關於這點，又能夠稱之為反日情感、反日情緒或者反日主義。相關的情緒表現亦經常涉及對於日本民族、日本文化及日本天皇等等與日本相關的文化符號及習慣。

日本在二戰中的戰爭暴行是在東亞其他地區引起反日情緒的主要原因之一

近代因為殖民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等歷史因素，在美國、中國、朝鮮半島等交戰國或殖民地區中，曾有明顯與集體的反日輿論發表和行為，比如：美國和中國等主要交戰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有製作並散佈反日的戰爭宣傳，和當時的親日戰爭宣傳形成宣傳戰[4][5] [6]。另外，美國戰後1980年代因日本汽車工業興起挑戰美國汽車工業，也發生少數日製車遭公開毀損的事件。1982年一名中國出生的美籍華裔陳果仁還因美國的反日情緒遭美國人圍毆打致死。1990年起因歷史教科書、靖國神社和慰安婦等事件，在東亞諸國也有不少從抗議或反對日本政府作為的抗爭遊行，而其部份情緒的表現包括從對日本政府特定行為的不滿，轉化或延伸為針對日本文化或日本人的本質或種族的仇恨。

概述

日本文化有深厚的中國背景，然而，日本經歷明治維新強大之後，開始展開對外擴張政策，並發動甲午海戰並且全殲中國北洋艦隊。並迫使大清帝國割讓台灣群島、澎湖群島、遼東半島和佔領朝鮮半島等，史稱馬關條約。日本經過一系列軍事與外交勝利後，以甲午戰爭為分界線日本開始厭棄中國和中國文化，認為中國人是劣等民族。由於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對日本造成衝擊，軍國主義勢力開始掌權，意圖轉移國內矛盾，於1931年侵略中國東北，1937年後展開全面侵華，給中國人民帶來沉重的災難，二戰後由於日本戰敗，中國與西方大國處於平起平座地位，解除了日本的威脅。

另外，有人認為，在亞洲製造反日情緒，符合了美國的利益。日本在二戰失敗的陰影下迅速崛起，成為亞洲乃至世界一股強大的經濟力量。為了各種經濟、政治、軍事的需要，美國利用各種途徑製造和推動了亞洲反日情緒，來制衡亞洲國家。

反日情緒很多時候是由於日本近代對所實施的侵略、對待這段歷史的態度以及歷史原因所造成的。雖然反日情緒在日本戰敗後有所減弱，但是卻仍然時不時地受到激發，例如日本對其太平洋戰爭的懺悔不足和粉飾一些歷史事件的嘗試都引起外界的批評。此外，日本與一些國家的領土爭端也激發了這些國家人民的反日情緒。

而日本國內一些人的活動也激發着這種情緒。例如小泉純一郎在任時每年都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就受到國內外的批評。日本右翼團體編寫的歷史教科書也被外界批評為粉飾其軍國主義歷史。但是其他人，特別是日本人，則相信這些反日情緒來源於國外民族自身的民族優越感，外國政府的反日宣傳（特別認爲是中國）以及對其經濟成就的嫉妒，不過日本同時也會宣傳中國威脅論。

雖然反日甚至仇日情緒主要源自歷史上的糾葛（參見抗日戰爭、日本戰爭罪行），在二戰之後還發生了多宗深化仇日情緒的事件，提升了東亞、東南亞各國對日本的反感情緒。

各地反日情形

日本

主條目：反日亡國論和日本原住民論

中國大陸

主條目：中國反日情緒
參見：200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日示威活動、2010年中國反日示威活動和2012年中國反日示威活動
 
2012年9月1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眾在日本駐北京大使館前遊行抗議
 
中國大陸某家西餐廳的反日標語

中國的反日情緒非常強烈，對日本、日本人民和文化的不信任、敵意和負面情緒在中國普遍存在。反日情緒是一種現象，大部分可以追溯到現代（自1868年以來）。與帝國主義時代的許多西方列強一樣，日本談判的條約往往從中國吞併土地。由於對日本定居點和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條」要求的不滿，導致中國對日本產品的嚴重抵制。

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日本的戰爭罪行和日本戰後行為仍然懷有怨恨，特別是認為日本沒有直接承認這些暴行、日本政府參拜戰犯，以及日本歷史修正主義教科書。在小學，孩子們會詳細了解日本的戰爭罪行。例如，數千名兒童被小學帶到北京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博物館，要求觀看戰爭暴行的照片，例如日本軍隊強迫中國工人進入戰時的記錄展品、南京大屠殺、以及慰安婦問題。據報道，參觀完博物館後，孩子們對日本人民的仇恨明顯增加。雖然戰爭結束已經過去了很多年，但今天有關日本在戰爭期間的行為的討論仍然能喚起強烈的情感。日本軍事標誌的使用在中國仍然存在爭議，例如2001年中國流行歌手趙薇在為時尚雜誌拍攝寫真時身披日本戰旗的事件。網絡上引起巨大反響，南京大屠殺倖存者還轉發了要求公開道歉的公開信，甚至還對歌手進行了攻擊。根據2017年BBC世界服務民意調查，只有22%的中國人對日本的影響持正面看法，75%的人持負面看法，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反日的國家。[7][8][9][10][11]

近年來，中國的親日派常常被民族主義者斥為漢奸、精日。[12]但亦有歷史認知不周而存在過激與扣帽子的情況，比如把抹茶當作日本飲料而抵制（實際上抹茶源於中國，是宋朝時傳入日本），誤把漢服當和服強迫脫衣，毆打自己人所駕駛中國本土產豐田汽車的U型鎖事件等。

抗日劇

目前中國大陸正在製作和播放的戰爭片中也可以看到反日情緒。僅2012年一年，中國就製作了200多部抗日影片。在一個較為溫和的抗日戰爭電影的特殊情況下，中國政府禁止了2000年的電影《鬼子來了》，因為它描繪了一名日本士兵與中國村民的友好關係。[9]

針對日本民眾的暴行

2024年間，中國發生2起中國人攻擊日本人的事件，令1名女子及1位兒童死亡[13]。日本前駐澳洲大使山上信吾（日語：山上信吾）表示，這是中國反日情緒長年受北京當局煽動下的後果[14]。

香港

香港雖作為英國殖民地，但在二戰時仍不能倖免受到日本的佔領，日本持續3年零8個月的高壓統治，造成嚴重的經濟及人命損失，至今在香港粵語中仍以「3年零8個月」來指稱那段時期或用來借喻困苦的日子。

在二戰後，一些在日佔時期被強迫兌換軍票的市民仍堅持每年到日本領事館抗議，要求賠償。另在每逢7月7日、8月15日和9月18日（七七事變、日本無條件投降和918事變），亦會有團體組織到日本領事館示威，希望日方為戰時的侵華罪行道歉及賠償。時至今日，部份老一輩的香港人仍帶有反日的思想。但是相對於中國大陸的激進反日人士，反日的香港人只是不滿日本政府不肯以正確的態度去面對史實，對於在香港旅遊、公幹或居住的日裔人士並沒有太大的反感。現今的新一代香港人於日本文化的影響下，反日情緒並不高漲，甚至非常喜歡日本文化，如該國的動漫、歌影視、飲食與旅遊等，使他們對日本產生濃厚興趣和好感，一般不會對日本存有仇恨心態。根據日本國家旅遊局的資料，2016年香港人訪日人數有184萬，佔全港總人口四分之一，創下歷年新高，香港更是全球重遊日本次數最高的地區。雖然香港人對日本的侵略歷史有一定的認知，但普遍不仇視日本[15]。

近幾年來，因為中日之間關於釣魚島爭議的相關事件不斷發生，香港人亦常常呼應內地以及其他華人地區的保釣運動。2010年9月7日，日本海上保安廳巡視船在釣魚島海域與中國漁船發生衝撞，並扣押了中國船長。當日，香港地區的保釣人士在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外焚燒日本國旗，手舉抗議標語，並向日方遞交請願書要求釋放被扣押的中國船長，要求日方認識到釣魚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同時，又有香港的政黨代表前往日本領事館進行請願。遊行負責人表示，將會根據事態的發展制定進一步的行動[16]；不過中國大陸的激進反日活動，如焚燒日本製汽車、砸毀日資商店和抵制日貨等行為，並無蔓延至香港。

2012年10月9日，保釣行動委員會的成員闖入日本駐港領事館，在館內高唱中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達半小時。過往港府對於中日關係多採取中立態度，但是在2020年中共在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及修改選舉制度後，香港特區政府及立法會議員對港日兩地關係的言論及措施變得「戰狼」上身，其舉措被指是為博取黨中央的「印象分」而故意在香港社會煽動仇日情緒[17]。

澳門

澳門因當時作為中立國葡萄牙的殖民地，加上葡萄牙政府於外交上親軸心國，故此日軍沒有侵略澳門。然而現在大部分的老一輩都曾在中國大陸或香港經歷過日軍的炮火，而且澳門回歸前已開始推行國民教育，香港的反日行動同樣受到澳門民間的響應。同時，澳門受香港文化影響相當深，現今澳門的年輕一代反日情緒不高漲，對日本往往有濃厚的興趣，也沒有對日本存有仇恨心態。

台灣

參見：去日本化

台灣曾經受日本統治長達50年之久，而對日本有複雜的情感。態度立場往往因為政治、個人經歷或背景及立場而出現不同，例如在1896年發生的學務官遭難事件（六氏先生事件），由賴唱率領的起義軍攻台北城，途中遇日警與六氏先生將其斬殺，被日本當局指為土匪，事後大舉清算八芝蘭地區居民，然而在國府統治時期，日本政府口中的土匪賴唱成為了烈士，被清算的居民成為義士，芝山巖事件成為一反日教材，時過境遷，又有不斷的爭論。 日本初期在台灣施行特別法以及高壓的統治政策，亦讓不少台灣本島人倍感歧視。雖然後來有內台一體政策及皇民化運動的影響，但仍有台灣人通過和平和參政手段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目的在爭取台人與日裔人民的民族平等。並在大正民主時期的風氣影響下，積極爭取台灣住民的地方自治權。台灣的第一個本土社會團體台灣同化會以及第一個政黨組織台灣民眾黨便在此目的和社會背景下應運而生，許多受到日本高等教育的臺灣菁英階層都是非武裝反日主力，經濟上採殖民掠奪式經濟，在台灣設立糖廠壓榨蔗農，使得辛苦的農夫宛如日本製糖會社的農奴，以此孕育出台灣共產黨及台灣農民組合等團體，日治時期反日情緒源於此。

始政初期1896-1915

在日佔時期發生多起台灣抗日運動，日本統治自1896年至1915年，大量捕殺抗日者，遭判死槍決者多達4423人，尚不包含戰爭與屠殺的死亡人數，政策上採愚民政策，初期建設皆以掠奪式經濟為主，例如，製糖會社的成立、台灣西部鐵路幹線及森林鐵路，基隆港的興建都是為了將物資源源不絕運回日本。初期在台灣施行特別法以及高壓的統治政策，讓不少台灣本島人倍感歧視。目的在爭取台人與日裔人民的民族平等。此時期由於高教體系不健全，台灣知識菁英以留日及中國為主，許多受到日本高等教育的臺灣菁英階層日後都成為非武裝反日主力，在經濟上日本對台採殖民掠奪式經濟，在台灣設立糖廠壓榨蔗農，使得辛苦的農夫宛如日本製糖會社的農奴，以此逐漸孕育出台灣共產黨及台灣農民組合等團體，也是日後反日最主要的組織。

日佔初期日本軍隊以屠殺手段回應台灣住民連續不斷的武力抗日運動，如大嵙崁大燒殺、雲林大屠殺、霧社事件、西來庵事件、蕭壠事件屠村等，近年隨着遺跡陸續出土，使得這些屠殺事件得以公諸於世，如:新化發現三千枯骨，焦吧哖屠村遺骨出土[18]、雲林莿桐發現千人塚、澎湖的千人塚[19]、阿公店大燒殺屍骸出土，衣物黑色焦痕清晰可見[20]，蕭壠事件走番仔反遺骨安放於佳里港安宮將軍府[21]。 甚至是歸順式慘案，後藤新平在《日本殖民政策一斑》中描述，當討伐土匪時，有一個土匪歸順法，說要發給土匪歸順證，將他們全部集中於警察署裏，預先下達順令，使軍隊同時把他們殺得乾乾淨淨。然後假稱義軍歸順式妄動，一齊殺戮。

這些事件至今逐漸被淡忘在歷史記憶裏，但是，廖添丁的故事卻在民間廣為流傳，廖添丁義賊劫富濟貧對抗日本高壓統治乃至成仁的意象，反映出當時台灣人民對日本統治消極抵抗隱晦的表現。其它如慰安婦等日軍犯下的戰爭罪行，也讓對過去日本產生負面印象。日本統治期間以經濟掠奪與高壓統治為基調，後藤新平行政長官甚至在台灣販賣鴉片，而製糖株式會社的壓迫導致蔗農反日情緒高漲成為普遍現象，如二林事件都是反日思漢的根源，對民間宗教信仰初期以舊慣溫存政策維持民間信仰，中期則因為西來庵事件使總督府對台灣廟宇管理或派日本僧侶主持，皇民化運動後更拆毀廟宇，造成許多百年廟宇遭毀，也造成民眾反抗，如台南府城聯境中的二十一境中竟有十二座廟宇如溫陵媽廟遭到日本改為郵局龍王廟遭到拆毀，四湖參天宮白河福安宮盡數遭到拆毀，日佔中後期台灣民間對日本及日本統治受皇民化運動而逐漸淡化反抗。

內化時期1916-1937

1916-1937年，由於武裝抵抗受到壓制，而新生之台灣人在日本不平等的對待環境下成長，此時期以爭制度與爭權利為主，透過成立會黨與社會運動來凝聚力量，先有志之士成立台灣文化協會，後來因為地方自治權而引發治警事件，許多仕紳遭日本當局逮捕判刑，後期更結合台灣共產黨、台灣農民組合[22]等左派勢力反抗日本的高壓統治，被總督府當局視為眼中釘，大加禁絕與監視，而此時期高壓統治仍延續六三法，台灣人民不得翻身，在政治上沒有任何權利，僅有保甲及文官制度，1930年，準備武裝反抗的台灣共產黨，遭當局破獲而大肆逮捕判刑，另有楊逵遭日本當局逮捕坐牢十次，鹽分地帶作家吳新榮醫師遭日警關押等，仕紳階級則遭到當局的監視與限制，如林獻堂在前往上海訪問，回台後遭日本當局於始政紀念會上大加撻伐與污辱為日奸。[23]

受到蔣渭水台灣民眾黨號召，在日軍侵華後有志青年反日思漢，例如白色恐怖受難者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就曾前往中國參加抗戰，而出身宜蘭的蔗農之子吳克泰，更是對日本人咬牙切齒，拒絕改換日本名，受到日本當局的迫害而逃往中國，又如蘆洲公學校教師李蒼降閱讀抗日書籍《清算日本》遭逮捕刑求入獄，蘆洲李家李友邦將軍，投身抗日，成立台灣義勇隊。[23]

皇民運動1937-1945

白色恐怖受難者黃玉坤回憶，在求學階段的他看到日人對台灣人的欺壓，當時日本人稱台灣人清國奴，台灣學生則稱日本中學「狗仔中」，而當時台灣人只能讀二中，竟有同學因為說台語而無法錄取，就是這種不公平的影響，1938年皇民化動伊始，台北二中即爆發反日思漢事件，李沛霖、楊友川等密謀組織台灣脫離日本的列星會，大量熱血青年遭到逮捕入獄刑求，此外，甚至有雷燦南公開反日遭日警刑求致死。二戰後期的抗日活動謝娥與陳炳基更是激進，甚至計劃在自來水中下毒，還有帝大響應祖國案的蔡忠恕、郭琇琮等許多參與者也遭日本當局破獲逮捕入獄，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李中志，加入新四軍的朱天順，藍明谷成立東京興漢會，鹽分地帶文學家吳新榮在日記中寫到:「最後希望埋骨於大陸，為達成此理想，該有實際行動」。[23][24]

由於皇民化政策的推廣來自各面向，如成立皇民奉公會，改日本姓名，全面提升為小學校打破日本人與台灣人的藩籬，而理蕃政策方面，以「莎韻之鐘」作為日本統治台灣皇民化政策成功的宣傳樣本，以台灣日日新報為官方宣傳媒體，乃至於思漢反日情緒受壓制無法傳播，使得日軍侵華期間，有不少台灣人自願充當台籍日本兵，例如翻譯員等等。許多中國人以為這些翻譯員都是「漢」奸，部分台灣人不承認自己是「漢」人。

日軍自西元1942年（昭和17年）中途島戰敗後，兵員消耗驟增，於是緊急徵兵籌集戰備人員。在「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開始實施以後，台灣人對於志願兵制度的反應算是「相當熱烈」，但是也有青年一心投入抗日，如台北二中反日思漢林水旺等，及後來的吳克泰、林如堉、吳思漢、呂芳魁、林棟、林思平、邱剛明等，都反抗日本徵召，投入抗日反日戰爭。[23]

二戰後的反日情緒

國府統治開始即對台灣人民受日本影響展開國語運動，並大量的拆毀日本神社及建築，因此，只有被充當宿舍的建築得以保存。部分建築遭到毀棄數十年，有幸獲得整建重生。而光復初期對於反日情緒極度高張，例如台大杜聰明校長極力肅清日籍學生，欲將日人一掃而光。[25]但由於皇民化運動，當時許多台灣人產權都使用日本名字登記，造成在日後日產接收問題上出現重大問題，許多台灣人的產業遭到政府接收，被比喻為劫收，原本對日本壓迫的反感情緒減弱，而激化了對政府的不信任，終導致二二八的發生。

二戰後反日情緒在釣魚台事件達到高峰。日本於1972年從美國取回沖繩的控制權（當中包括釣魚台列嶼），並於9月29日宣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政權）建立外交關係，同時與中華民國（台灣國民黨政權）終止大使級外交關係，台灣部分民眾多次爆發激烈的反日示威行動，日本特使椎名悅三郎於該年9月17日中午抵達台北松山機場時，即有大批民眾於機場外手持標語抗議。

1970年代以後台灣產業轉型，台商踏足新興產業並與傳統日本大廠發生競爭，深耕已久日系產品以優良品質排擠台灣本土產品，當時政府與民間常用「愛用國貨」為口號鼓勵台製產品，間接也造成台灣社會愛用國貨的情緒，但未造成反日情緒。

整體來說，由於台灣反日情緒在日本統治初期就遭不少鎮壓有減弱一點點，而相對於韓國有民族主義所支持的三一運動，因為這樣日本對台灣的統治相形較為順利，乃至後來得以推展皇民化運動，現在當代台灣民眾並未因「歷史因素」仇視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投降後，大多數台灣人認為來自中國大陸同屬華人的國民政府會帶來美好前景，從台灣光復時的各項慶祝活動可知台灣民眾對抗戰結束後的中國懷有期許。[26]

一些台灣民眾對日治時期社會雖然嚴格但是秩序安定的生活不太反感甚至有一點點好感。許多經歷日治時期的老年人對日語、日本文化相當了解，而日本流行文化對年輕一輩台灣人的影響也十分大。許多民調顯示，日本是台灣人比較喜歡的亞洲國家。[27]

此外，美國在亞洲戰略的態度上多少也影響到台灣人的反日情緒，主因在於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國際間的冷戰局勢，美國希望聯同日本牽制共產陣營在亞洲地區的擴張，也曾試圖將台灣納入防禦體系以聯結東亞的反共陣線，故在戰略考量上必須和日本同一陣線；再加上政府遷台後為爭取日本對中華民國為正統中國的支持，這也讓反日情緒在台灣比較少[28]

現今在台灣的反日情緒

台灣隨着民主化後，台灣民眾與歷屆執政政府在幾經省思歷史事件的利弊與基於台灣的周邊國際間外交利害關係的衡量，加上兩岸關係在政治觀念上仍存歧見之下，儘管仍有些許反日團體堅持反日之外，除非日本方面做出違悖道義與利益的爭議事件，基本上仍維持一定程度交流關係。

台灣在二戰期間曾經有許多婦女被徵召為慰安婦，這些慰安婦多年來求訴無門，經過多年爭取，中華民國立法院2008年11月11日院會通過決議，要求日本政府對慰安婦道歉和賠償，2018年8月首座慰安婦銅像在台南矗立，日本右翼團體人士藤井實彥作勢腳踹慰安婦，引起民眾一波反日情緒[29]。

台日漁權及食品問題

日本於2016年5月在沖之鳥附近扣捕台灣漁民，由於許多漁民世代在此海域捕魚，日方片面將沖之鳥擴大為島，並宣稱其經濟海域，造成台灣漁權損失，導致漁民抗爭與社會人士聲討。而釣魚台島周圍從事捕撈的漁民遭扣捕更是漁民反日的遠因，甚至在日本交流協會前焚燒日本國旗抗議，同時，由於日本政府與蔡英文政府關係友好，但台日漁權爭議仍無法解決，卻藉由台日友好之際，有來自日本福島曾經屬於核災核污染縣市食品輸台的提議，導致一連串的反核食品進口抗爭事件，更使得社會上觀感普遍不佳。[30][31]

其他相關問題

日本欲將有遭核污染之用品輸台，導致反核食品進口抗爭事件。另外更敏感的是海域、空域之敵我識別問題，尤以在釣魚台列嶼、與那國島、八重山群島最嚴重（其中最為嚴重的就是釣魚台列嶼，中華民國強烈且嚴厲主張此列嶼為中華民國固有領土）。凡中華民國之船隻（無論是漁船、海洋研究船（如海研號、達觀號）、學術研究用動力船或帆船等）、航空機（包含客機、無人機、氣象研究機（即「追風計劃」）皆在內）等進入此範圍，即遭日方警告。因此爆發超過數十次的外交爭議，歷任中華民國駐日代表皆對此向日本歷任內閣或議員抗議，但日方皆不理不睬。此些問題甚至變成嚴重的國際爭議問題，連歐盟、聯合國、東南亞國協等國際上強力組織都無法有效解決。

朝鮮半島

韓國

參見：獨島主權爭議
2019年日韓貿易戰
韓民間反日貨活動
 
店面反日貨貼紙
 
反日貨宣傳廣告

朝鮮半島的反日情緒主要是源於歷史侵略問題，兩國很早就結下樑子。日本對朝鮮半島的侵略遠可溯至16世紀的壬辰倭亂。豐臣秀吉率領當時的日本軍隊入侵朝鮮半島，當時朝鮮王朝的將軍李舜臣率領朝鮮海軍大敗日本軍隊，被歷代朝鮮政府奉為民族英雄。

近代日本對朝鮮半島的侵略是其大陸政策的第一步，起於1876年兩國簽訂的江華島條約。根據此條約，日本取得了自由勘測朝鮮海口、領事裁判權、貿易等特殊權利。之後，日本就朝鮮半島的主導權和當時的中國、俄國展開了激烈的鬥爭，日本得到了英國的支持。1895年甲午中日戰爭之後，中國放棄了朝鮮半島的宗主權，而日俄戰爭之後，俄國勢力也從朝鮮半島撤出，日本實質上獨佔了朝鮮半島。1910年日本吞併朝鮮半島後，剛成立不久的大韓帝國正式成為大日本帝國的一部分。朝鮮總督府推行皇民化運動，即使用日本姓名，更改官方宗教為神道教，禁止在學校、商業及公共場所使用韓語等等。

1919年3月1日，韓國爆發大規模反日運動，約有200萬人參加，鼓動韓國獨立，但遭到日本的武力鎮壓。

二戰後，朝鮮半島南部的韓國雖然和日本同為美國同盟國，但是由於和日本之間存在的根深蒂固的歷史認知問題，民間的反日情緒仍然較濃，也拆除了象徵殖民的朝鮮總督府，這點與韓民族的強烈自尊心有些關係。

與韓國的竹島領土爭端也是反日情緒蔓延的原因之一。2005年，日本島根縣決定立例把2月22日訂為「竹島日」，使不少關注獨島（竹島）問題的韓國人更為不滿。2005年3月，韓國有人到日本駐韓大使館抗議並焚燒日本國旗，還有人以割手指、自焚、跳江等方式抗議，街頭掛上了不少「獨島是大韓民國領土」的廣告。這種情緒還蔓延至互聯網上，如雅虎韓國網站出現過一幅宣示獨島主權的橫額。2012年時任韓國總統李明博登上獨島（日本稱竹島），更加劇雙方的負面情緒。

2019年7月15日，發動「日本限制出口半導體原料 韓群眾籲抵制日貨」活動。

朝鮮

作為半島北側的朝鮮，其反日情緒則更為複雜。一方面，金氏家族的革命史是從抗日活動開始的，對於日本的反感情緒和戒備心理成為了金氏政權合法性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由於日本在二戰後成為了美國的同盟國，日本和美國一起構成了對朝鮮國家安全的最重要威脅，因此朝鮮民眾的反日情緒往往和反美情緒聯繫在一起。

美國

二戰期間

美國的反日情緒在二戰以前便以成形。19世紀晚期，包括日本人、中國人、朝鮮人、菲律賓人等在內的美國亞裔移民常受到種族主義。當時通過了許多法案，不允許這些人獲得公民權、享有基本的權利，例如擁有土地等。有人引證，反亞洲移民聯盟的形成標誌着加州反日運動的開端。

20世紀初，很多美國人相當看重日本，認為它是效仿西方文明在遠東的成功例子，使落後的亞洲國家在世界舞台上有了一席之地。但是隨着美國媒體對日本佔領地上的暴行的描述增多，美國的公衆意見開始逆轉。1931年日本開始在中國東北製造事端，以及隨後吞併滿洲的行為，更美國公眾所批評。此外，中華民國遊說美國介入，以使日本力量離開中國，這種遊說在美國外交政策的成形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傳入美國政府的關於日本的負面報導越來越多，美國一方面基於對中國大眾的考慮，一方面基於美國的太平洋利益，對日本禁運石油及其它供給。美國的歐裔大眾更顯得非常地親華和反日，例如，曾有運動號召婦女停止購買尼龍襪，因為尼龍是由日本從殖民地取得的。

 
美國的反日情緒於二戰期間達到頂峰。圖為美國政府資助的宣傳畫，裏面使用了極度誇張的造型：「來自東京的小子表示：『感謝你們那麼浪費，我很開心。』」

1937年中日正式爆發戰爭。美國歐裔大眾支援中國，白人記者帶回來的日本軍對中國平民暴行的見證更加深了反日情緒。

 
「我們的粗率，是他們的秘密武器。請預防山火」：美國在二戰中的宣傳海報，圖中也有包括被醜化的日本軍官（形象原型為時任日本首相的甲級戰犯東條英機，圖中另外一個人物是納粹德國的元首阿道夫·希特拉）

珍珠港事件是美國反日情緒達到高潮的導火線。許多美國人將此次偷襲視為懦夫行為，隨後美國向日本宣戰。

二戰期間，美國西太平洋海岸有大約112,000至120,000名的日本移民和日裔美國公民遭到美國政府集中囚禁，而未考慮他們的態度是支持美國還是支持日本。靠近戰區的夏威夷有許多日裔人士，他們中的大多數也沒得到疏散。這些日裔美國人（Nisei）為了證明他們對祖國的忠誠，有許多人選擇加入美國軍隊作戰，例如442步兵團。

此外，在美國人看來，極度不願接受失敗的日本人失去了人性。美國宣傳電影《我的日本》顯示了這一點。

日本經濟奇蹟

參見：猛抨日本

1970年代至1980年代，美國經濟因石油危機陷入經濟衰退，與當時急速發展的日本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日本成了對美國市場的主要衝擊力量，大量日本的資金、消費電子產品及汽車迅速進入美國市場，美國與日本之間錄得巨額貿易赤字。[32][33]此背景下，美國國內的反日輿論開始增多、日美貿易戰開打，加上媒體及政客的推波助瀾，[34]無根據地指責日本的成功是建立在「偷取美國技術」及「日本人正在將美國日本化」[35][36]，「猛抨日本」因此成了流行辭彙，最終導致了美國國內的反亞種族歧視情緒加劇。1982年一名中國出生的美籍華裔陳果仁因而成為了代罪羔羊。[37]而到了1990年代期，美國人對日本的不信任及歧視甚至反映到其大眾文學及流行文化上，例如美國暢銷書作家麥可·克萊頓在1992年的著作《旭日東升》帶有明顯的反日語調甚至是種族主義色彩。[38][39][40]

其後美國與日本簽訂廣場協議，導致了日本經濟泡沫爆破。1990年代後期，因為日本經濟不再被視為威脅，美國的反日情緒逐漸緩和。由於廣場協議使日本泡沫經濟導致衰退，美國經濟隨着互聯網的興起達到高潮。美國公眾媒體的注意力放到了反日情緒以外的地方，如印度的外包服務產業、可能與美國全球利益相左的正在現代化的中國等。[41][42]

捕鯨問題

參見：日本捕鯨業

西方人士對於日本常年的捕鯨行動一貫持反對的態度並用實際行動加以阻止。如「綠色和平組織」，此組織反對任何類型的商業捕鯨，其往往用「柔美線條」、「悠揚歌聲」等詞彙來喚醒大眾的同理心，現在「綠色和平組織」年年都會到南極海作反對日本捕鯨的示威，另外美國環保人士製作的影片《海豚灣》也刺激了許多西方民眾的心靈。

2010年，在韓國蔚山閉幕的國際捕鯨協會年會中，以澳大利亞、新西蘭和英國為首的反捕鯨國家獲得了66個成員國中30張支持票，但是日本仍然堅持將其捕殺小鬚鯨數量翻倍的計劃。美國、西班牙、墨西哥、阿根廷等海洋觀光旅遊業發達的國家在這一問題上堅定反對日本的立場，而挪威、冰島等糧食自給率不高、需要以海洋生物補充食材的國家則始終支持日本捕鯨。

澳大利亞

在澳大利亞，白澳政策的部分靈感來自於19世紀末的擔憂，如果允許大量亞洲移民，將對工人、小企業主的收入以及社會產生嚴重不利的影響。儘管如此，仍有大量日本移民在1900年之前抵達澳大利亞。到1930年代末，澳大利亞人擔心日本的軍事實力可能會導致其在東南亞和太平洋地區的擴張，甚至可能入侵澳大利亞本身。這導致澳大利亞從1938年起禁止向日本帝國出口鐵礦石。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向日本士兵投降（或試圖投降）的澳大利亞人經常遭受暴行，最著名的是倫納德·西弗利特被拍到的斬首儀式，以及同類相食和擊落跳傘飛行員的事件。手無寸鐵的半人馬座醫療船（塗成白色並帶有紅十字標誌）的沉沒尤其激起了反日情緒，造成268人死亡。澳大利亞戰俘的待遇也是一個因素，僅緬甸鐵路就有2,800多名澳大利亞戰俘死亡。

巴西

與阿根廷和烏拉圭一樣，巴西精英希望在19世紀和20世紀期間實現該國人口的種族白化。該國政府一直鼓勵歐洲移民，非白人移民總是遭到相當大的反對，日本移民社區被視為巴西白人化的障礙。巴西法學家、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奧利維拉·維亞納這樣描述日本移民：「他們（日本人）就像硫磺一樣：不溶。」 巴西雜誌《O Malho》1908年12月5日刊對日本移民進行了指責，並附有這樣的傳說：「聖保羅政府很頑固，在第一批日本移民失敗後，它僱傭了3000名黃種人。給巴西一個與我們截然相反的種族。」1923年10月22日，眾議員提出了一項關於移民入境的法案，其第五條如下：「黑人種族定居者禁止進入巴西。對於亞洲移民，每年允許的人數相當於居住在該國的人數的5%......」[43][44]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幾年，熱圖利奧·巴爾加斯總統的政府啟動了對巴西移民和原住民的強制同化進程。1933年，憲法修正案以多數票通過，規定了不提及種族和國籍的移民配額，並禁止移民人口集中。根據文本，巴西接收的各國籍參賽者數量不得超過過去50年接收的各國籍參賽者總數的2%。只有葡萄牙人被排除在外。這些措施並未影響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等歐洲人的移民，這些人已經大量入境，且移民流量呈下降趨勢。然而，直到20世紀80年代仍然有效的移民配額限制了日本，韓國和中國移民。[44][45]

1942年巴西站在同盟國一邊對日本宣戰時，與日本切斷一切聯繫，日本新移民被禁止入境，許多限制都影響到了日裔巴西人。日本報紙和學校日語教學被禁止，這使葡萄牙語成為日本後裔的唯一選擇。由於許多日本移民不懂葡萄牙語，他們獲得任何社區外的信息變得極其困難。1939年，聖保羅巴西鐵馬路的研究表明，87.7%的日裔巴西人閱讀日語報紙，識字率遠高於當時的普通民眾。沒有警方發佈的安全規定，日本巴西人就無法旅行，日本學校被關閉，無線電接收器被沒收，以阻止來自日本的短波傳輸。日本公司的貨物被沒收，多家日本公司還受到政府的干預。日本巴西人被禁止駕駛機動車輛，日本人僱用的司機必須得到警察的許可。數千名日本移民因涉嫌間諜活動而被捕或被驅逐出巴西。1943年7月10日，居住在桑托斯的大約10,000名日本、德國和意大利移民有24小時的時間離開巴西海岸。警方在沒有任何通知的情況下採取了行動。大約90%的流離失所者是日本人。為了居住在沿海地區，日本人必須有安全的行為。1942年，在帕拉州引入胡椒種植的日本社區實際上變成了「集中營」。當時，巴西駐華盛頓大使卡洛斯·馬丁斯·佩雷拉·索薩鼓勵巴西政府將所有巴西日裔人轉移到「拘留營」，而不需要法律支持，就像對待美國的日本居民一樣。但日本人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的嫌疑並未得到證實。[46][47]

即使戰爭結束後，巴西的反日情緒依然存在。 戰後，由日本移民成立的恐怖組織「新藤仁美」成立，專門殺害相信日本投降的日裔巴西人。 該組織的暴力行為加劇了巴西的反日情緒，並引發了巴西人和日裔巴西人之間的多起暴力衝突。1946年國民制憲會議上，里約熱內盧代表米格爾·庫托·小提出憲法修正案，稱「禁止任何年齡、任何血統的日本移民入境」。最終投票結果為99票贊成、99票反對，雙方打成平手。主持制憲會議的參議員費爾南多·德梅洛·維亞納投了決定票，否決了憲法修正案。 僅以一票之差，1946年巴西憲法並未禁止日本人移民巴西。[46]

2010年代後半葉，巴西國內出現了一定的反日情緒。巴西現任總統雅伊爾·博爾索納羅被指控發表了被認為歧視日本人的言論，這在媒體和巴西日裔社區中引起了反響。2020年，可能由於COVID-19大流行，聖保羅和里約熱內盧等城市針對日裔巴西人發生了一些仇外心理和犯罪事件。[48][49][50][51][52][53]

加拿大

與其他移民國家一樣，加拿大的反日情緒在20世紀最為強烈，為了應對日本人和其他亞洲移民，加拿大成立了排亞洲聯盟等反移民組織。1900年代初的溫哥華也經常爆發這樣的反日排華騷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裔加拿大人像美國一樣被拘留。1988年，布賴恩·莫羅尼政府最終為倖存的被拘留者支付了經濟補償。[54]

法國

日本公共廣播機構NHK提供了一份海外旅行安全風險清單，並在2020年初將反日歧視列為前往法國和其他一些歐洲國家旅行的安全風險，可能是出於對新冠病毒的擔憂，流行病和其他因素。[55]法國反日情緒高漲的跡象包括日本國民報告的反日事件有所增加，例如在街上被嘲笑、拒絕出租車服務，以及至少一家日本餐館遭到破壞。[56][57]一群在巴黎遊學的日本學生遭到當地人的辱罵。[58]另一群日本公民遭到襲擊，這促使日本大使館和外務省向在法國的日本公民發出警告，敦促謹慎行事。由於歧視現象日益嚴重，巴黎的一名日本電視台播音員表示，最好不要在公共場合說日語，也不要穿和服等日本服裝。日本人還受到法國娛樂業的許多刻板印象的影響，這些刻板印象鞏固了日本人的總體形象，通常是負面的。[59][60]

德國

據日本外務省稱，德國的反日情緒和歧視一直在上升，特別是當COVID-19大流行開始影響該國時。[61]

據媒體報道，德國的反日情緒有所上升，一些日本居民表示，對他們的懷疑和蔑視明顯增加。與這些情緒相一致的是，反日事件不斷增加，例如至少一個主要足球俱樂部因擔心冠狀病毒而將所有日本球迷趕出體育場，當地人向日本人的家中扔生雞蛋。[62][63][64]

印度尼西亞

日本駐印度尼西亞大使館在新聞稿中表示，針對日本人的歧視和騷擾事件有所增加，可能與2020年的COVID-19大流行有關，並宣佈已設立一個幫助中心，以協助日本居民處理這些事件。有報道稱該國普遍存在反日歧視和騷擾，酒店、商店、餐館、出租車服務等拒絕日本顧客，許多日本人不再被允許參加會議。日本大使館也在短短幾天內收到了至少十幾起針對日本人的騷擾報告。據日本外務省稱，印度尼西亞的反日情緒和歧視不斷上升。[65][61][66]

秘魯

秘魯的反日情緒始於20世紀，是中國移民秘魯後普遍反亞洲情緒的一部分，因為日本人和中國人一同被列為惡化種族併入侵秘魯領土的「黃色威脅」。政客和知識分子試圖通過公報、報紙和小冊子上的文章等出版物來嘲笑亞洲人，甚至煽動秘魯人民攻擊秘魯裔日本公民及其企業。秘魯工人的抗議導致1917年成立了反亞裔協會，並於1923年廢除了合同移民。[67][68]

戰前時期對日本移民來說尤其困難，他們開始影響秘魯政府本身（二戰期間日本人被驅逐到美國的集中營，特別是該國位於水晶城的唯一德克薩斯州的家庭拘留營）。儘管和日裔秘魯人之間的緊張關係持續存在，但戰爭使局勢急劇惡化。日本農民和商人在小眾但可見的部門取得的經濟成功、大量匯款匯回日本、擔心日本人搶走當地人的就業機會以及日本和秘魯之間日益嚴重的貿易不平衡，這些都是實施立法的動機。遏制日本移民進入其邊境。1937年，秘魯政府通過了一項法令，取消了有日本血統的秘魯人的公民權，隨後又頒佈了第二項法令，使保持公民身份變得更加困難，其結果包括將日本移民污衊為「獸類」，「 不值得信賴」、「軍國主義」，以及與秘魯人「不公平」地競爭工資。這些導致民族主義和反日情緒日益高漲，並隨着秘魯經濟的蕭條和不穩定而惡化。[69][69][67]

在立法歧視和媒體宣傳的推動下，一場大規模種族騷亂於1940年5月13日開始，持續了三天。在騷亂期間，日裔秘魯人遭到襲擊，他們的房屋和企業被毀。利馬600多處日本住宅和企業遭到破壞，造成數十人受傷、一名日本人死亡。這不僅是「秘魯歷史上最嚴重的騷亂」，而且還是第一次針對種族群體的騷亂。儘管規模巨大，但事件卻沒有得到充分報道，這反映了當時公眾對日本民眾的情緒。[69]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後，受到美國壓力，日本人被視為對秘魯和美國的威脅，這影響了秘魯人的「反日態度」。他們將日本秘魯人驅逐到美國還涉及在沒有補償的情況下徵用他們在秘魯的財產和其他資產。1943年的一份備忘錄所述，外敵控制部隊中南美分部的雷蒙德·伊克斯觀察到，許多日本人被送往美國「……僅僅是因為秘魯人想要他們的生意，而不是因為那裏有日本人」。是否有任何對他們不利的證據。」[70][71]

戰後，秘魯社會的反日情緒有所下降，特別是1960年之後（當時日本開始與秘魯及其日經社區發展更密切的關係）。然而，在日裔秘魯人阿爾貝托·藤森上台後，這些情緒略有復甦，他參與了秘魯的腐敗行為，在秘魯圈子裏產生了對日本的反感。這種情緒的復甦如此強烈，以至於引起了日本政府的關注，在阿爾貝托·藤森被捕並受審後，日本駐秘魯大使館和當地媒體頻繁接到電話，威脅要傷害日裔秘魯人、在秘魯的日本企業、大使館及其工作人員的設施。[72][73]

菲律賓

 
一份提及1942年巴丹死亡行軍的宣傳剪報被分發，引發了全世界的憤怒。

菲律賓的反日情緒可以追溯到二戰期間日本對該國的佔領。據估計，戰時1700萬菲律賓人中有100萬在戰爭中喪生，還有更多菲律賓人受傷。幾乎每個菲律賓家庭都在某種程度上受到戰爭的影響。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馬帕尼克市，倖存者講述了日本佔領期間菲律賓男子遭到屠殺，數十名婦女被趕走用作慰安婦的情況。今天，菲律賓與日本有着和平關係。此外，菲律賓人一般不會像中國人和韓國人那樣因為某些方面的說法而感到被冒犯，即日本的暴行幾乎沒有受到關注。這種感覺的存在是由於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和1970年代向該國提供了大量援助。

棉蘭老島的達沃地區有一個龐大的日本移民社區，他們在戰爭期間充當了歡迎日本侵略者的第五縱隊。日本人受到摩洛穆斯林和中國人的仇恨。摩洛人對日本人進行了自殺式襲擊，摩洛人也沒有攻擊過中國人，與日本人不同，中國人不被視為摩洛人的敵人。[74][75][76][77][78]

根據2011年英國廣播公司世界服務民意調查，84%的菲律賓人對日本的影響持積極態度，12%的人表示消極看法，使菲律賓成為世界上最親日的國家之一。[79]

新馬地區

老一輩的新馬人民由於經歷過日本佔領時期的二戰經歷，對日本有一些怨恨，但由於如今發展了良好的經濟關係，新加坡目前與日本有着積極的關係。 [80]

泰國

20世紀70 年代，泰國民主學生抗議者中普遍存在反日情緒。示威者將日本公司受泰國軍方邀請進入該國視為經濟入侵。此後，該國的反日情緒逐漸平息。[81]

俄羅斯

在俄羅斯帝國，1905年日俄戰爭中日本的勝利阻止了俄羅斯在東方的野心並使其蒙羞。在後來的俄國內戰期間，日本是協約國干涉軍的一部分，幫助佔領符拉迪沃斯托克，直至1922年 10月。二戰結束時，裕仁天皇於8月15日宣佈日本投降，蘇聯紅軍接受了近60萬日本戰俘的投降；其中473,000人被遣返，其中 55,000人在蘇聯囚禁期間死亡，其他人的命運未知。據推測，他們中的許多人被驅逐到中國或朝鮮並被迫充當勞工和士兵。南千島群島爭端是當代俄羅斯反日情緒的根源。

英國

1902年，英國與日本簽署正式軍事同盟。然而，該聯盟尤其在1923年終止。到了1930年代，由於英國反對日本的軍事擴張，雙邊關係變得緊張。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的反日宣傳與美國的反日宣傳非常相似，其內容即使不是直接將日本人描繪成蜘蛛等動物，也怪誕地誇大了日本人的身體特徵。戰後，英國的反日情緒主要集中在英國戰俘所遭受的待遇。[82]

靖國神社

主條目：靖國神社爭議

靖國神社是日本東京的一座神社。它不僅是數千名日本士兵的安息之地，也是在戰爭中陣亡的朝鮮半島和台灣士兵的安息之地，其中大部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陣亡。靖國神社供奉着東條英機、廣田光輝等13名甲級罪犯，他們因在日本侵略中國、朝鮮和東亞其他地區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被定罪處決，靖國神社供奉着1068名戰犯。

近年來，靖國神社已成為日本與鄰國關係的癥結所在。供奉戰犯極大激怒了被日本帝國侵略各國人民。此外，靖國神社還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指出「為了保護日本的獨立並與我們的亞洲鄰國共同繁榮，戰爭是必要的」，並且戰犯「被作為戰犯進行了殘酷和不公正的審判」。一個虛假的盟軍法庭」。雖然西方和日本的法學家和歷史學家確實對這些審判的公正性存在爭議，但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曾五次參拜靖國神社，每次訪問都在中韓兩國引起軒然大波。他的繼任者安倍晉三也是靖國神社的常客。一些日本政界人士回應稱，靖國神社以及參拜都受到憲法權利的保護。2007年9月當選首相的福田康夫承諾不參拜靖國神社。[83]

貶稱

因反日情緒而產生的對日貶稱多帶種族主義色彩，不過這些貶稱不一定指整個日本的種族，部分可能指特定的政策或特定的歷史時期。

漢語
簡稱「鬼子」，常用於二戰期間的中國，歧視性極高，源自於針對西洋侵略者的「洋鬼子」一詞。該詞亦用於日本導演松井稔在2001年拍攝的電影《日本鬼子：日中15年戰爭·原皇軍士兵的告白》。
倭是日本的曾用漢字名，漢朝時期的中國人以及日本人並不將它當成貶稱使用（日本人使用「和」、「大和」）。倭寇在古代用於中國沿海，原指來自日本人海盜，後泛指包括華人在內，從日本來的一切海盜。不過，在現代中國，這兩個詞的意味都變了。倭寇在二戰期間最常用，是對侵華日軍的貶稱。
貶損意味不高，更由於此詞使用頻率高，因此在大多數情境中幾乎成為同口頭禪般的用語，因此其衝撞意味顯得不怎麼濃，僅僅略具貶意，部份人以抗日戰爭時日本人大多矮小於中國人或日本土地比「大中華」小得多來解讀「小日本」的「小」。一說，乃嘲諷日本人自稱「大日本帝國」。而近期中國大陸網絡術語「小日子」為「小日本」的變體，來自「小日子過得不錯的日本人」的梗。
四腳仔本為台語的「狗」之意[84]，引申為「四腳畜生」，為台灣日治時期本島人對日本人的差別用語，具強烈的歧視與敵意內涵。
為老一輩香港人及粵語地區民眾對日本人之貶稱，意指日本人身材像蘿蔔一樣矮小，或源自香港日佔時期日軍配給民眾，以蘿蔔乾充作糧食的印象。
  • 日本仔
為粵語對日本人最為常用的稱謂，相似於英語中的「Jap」，字面上的意思是日本的小子。此詞已經非常普遍的使用，有時還帶有少許幽默感，貶損意味並不大。
  • 阿本仔
為台語對日本人最為常用的稱謂（台語中的「阿本」是「日本」的俗稱）[來源請求]，與粵語中的「日本仔」同義，一樣沒太大的貶損意味。
  • 架仔/架妹
同為粵語對日本人最為常用的稱呼，「架」在粵語中相似於日語平假名中的「が」音，以往廣東人聽日本人說日語（日語一般疑問句一般以「か」音結尾）說起來好像經常有個「架」的粵語音調，故有此名稱。此詞帶有幽默感，貶損意味並不大。
「が」字在日文中有提示主詞、連接句子等助詞性的功用，本身無義但在句子中很重要。
  • 大腳盆/腳盆
為華北地區對日本人的種族歧視用語，戲謔性高，貶損意味不大。主要是來自天津市，據說是源於天津租界地區，清末時當地的車夫、苦力，揶揄日本女人不纏足，其腳如盆子一樣大（但是這絕非事實，因為日本人身材普遍都很嬌小所以就算不纏足腳也一樣很小。[來源請求]，後來推及日本男性。另說，腳盆一詞也有可能來源於外國稱日本一詞（Japan）的直接音譯，為北方人對日語「支那」的相應反擊。
韓語
意為矮子，從「倭」字演化而來。朝鮮人常用此詞來取笑日本人普遍身高較矮。
英語
為英語中對日本的縮寫，是美國人用來貶損日本人，這兩個詞彙在二戰期間特別流行。

相關問題和事件

中國大陸
美國

參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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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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