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運動
「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原指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7年,北京一度存在一個名為「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的組織,利用五·一六通知散發反對周恩來的傳單。中共中央認定該組織為「反革命組織」,並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運動,簡稱清查五一六。清查五一六運動導致數以百萬計的幹部、群眾和學生遭到迫害,被打成「五·一六分子」[1][2]。另有學者估計受到清查的人以千萬計,整死人以十萬計[3]。
背景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中央文革小組對周恩來的態度模稜兩可,北京的造反派中始終有一股反對周恩來的暗流[a][2]。「二月逆流」發生後,社會上出現了一股「炮打周恩來」的思潮[4]。
1967年5月16日,北京外語學院「六·一六紅衛兵獨立營」貼出大字報《戳穿一個大陰謀》,攻擊周恩來是「反革命兩面派」[2]。1967年5月17日的《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發動階段的基礎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一些學生據此認為將「揪出第二個劉少奇」[5],周恩來將被打倒[2]。反對周恩來的北京鋼鐵學院的學生張建旗等人遂以貫徹《五一六通知》的名義,成立了「北京鋼鐵學院五·一六兵團」,成員共7人[2]。6月2日,張建旗貼出大字報《給周總理的一封公開信》,認為周是「二月黑風」的總後台[2]。
「炮打周恩來」的行動並未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5月24日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發表聲明,稱:「誰要是惡毒攻擊我們敬愛的周總理,我們就打倒誰!」5月27日,外交部的唐聞生、王海容給毛澤東寫信稱:「最近社會上出現了一股攻擊周總理的風氣,同時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及所屬各戰鬥隊內部,爭論頗為激烈。」[b]毛澤東亦反對炮打周恩來的行動,於5月29日在唐、王二人的信上批示:「林彪、恩來同志、文革各同志:此件請閱。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志向他們做說服工作。」[2]得到批示的中央文革小組遂於5月29日和6月3日兩次接見北京高校的造反派,指出:「周總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總管事務的參謀,反對總理是嚴重的政治問題。」,「北京鋼鐵學院五·一六兵團」中3人宣佈退出該組織[2]。
此後,張建旗與北京農業大學、師範大學、商學院、一〇一中學的一些人繼續串聯[c],於1967年7月1日,在北京外語學院成立了名為「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的群眾組織,骨幹約有20餘人[2]。成立大會上通過了《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第一屆代表大會決議》,其中將周恩來稱為「中國最大的反革命兩面派,是中國最大的賣國主義者,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之一」,並稱他為「我國黨內出現的一股資本主義暗流的總後台之一」、「中國第二個赫魯曉夫式的個人野心家」,聲稱「誓與以周恩來為首的反革命集團干將譚震林,李先念,陳毅,余秋里,谷牧等決一死戰」[3]。自7月起至8月初,「五·一六紅衛兵團」頻繁活動,在北京鬧市區西單、王府井貼大字報、發傳單,繼續攻擊周恩來[2]。
8月11日,中央文革小組召開座談會,點名「五·一六紅衛兵團」為「反革命組織」,各造反組織旋即成立「專揪反革命五一六兵團聯絡站」,揪斗張建旗等人。8月26日,北京及全國的一千多個單位在北京鋼鐵學院召開「徹底砸爛反動組織五一六黑匪兵團大會」,張建旗等5人被揪斗、逮捕[2]。9月12日,北京紅衛兵召開10萬人大會,慶祝粉碎「五·一六」分子的勝利。至1967年10月,人數本就不多的「五·一六紅衛兵團」的活動已經基本偃旗息鼓[3]。
擴大化
1967年9月8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發表的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中加了一段話:「現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採用了這個辦法,他們用貌似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口號,颳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挑撥離間,混水摸魚,妄想動搖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所謂『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縱者,就是這樣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組織。應予以徹底揭露。」「這個反革命組織的目的是兩個,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以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支柱——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次公開在報刊上提出要在全國徹底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
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專案領導小組,陳伯達(後被列為「五一六」陰謀集團的操縱者)任組長,公安部副部長李震為辦公室主任,謝富治、吳法憲為領導小組成員。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 ,進一步在全國大規模地開展清查「五一六」運動。3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共中央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通知說:「國內外階級敵人同我們的鬥爭是很複雜的,反革命秘密組織決不是只有一個『五·一六』」,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運動。10月,毛澤東作出批示:「『五一六』問題不能一風吹,有些單位已經一風吹了,例如外語學院。」
1971年2月8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建立『五·一六』專案聯合小組的決定》。專案聯合小組以吳德為組長,李震為副組長,組員有13人。《決定》指出:在清查過程中「要防止擴大化,又不要一風吹」。此後,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更加「深化」。
這場清查運動一直持續到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之後不了了之。清查運動不僅嚴重擴大化,而且演變成全國性的兩派群眾組織大混戰。[7][8]
江蘇省的「清查五·一六」
在江蘇省的清查五·一六運動中,省革委會主任許世友主張「深挖」,藉機打擊異己[9],其主政的江蘇省革委會45名常委中25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在持續3年多的清查過程中,全省25萬多人[10]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超過2000人死亡[11]。
江蘇省委書記吳大勝以南京大學為突破口,派出「調查組」進駐清查。南京大學先後被莫須有地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師生員工達1560人,占當時師生員工總數(4950人)的近三分之一。其中被關押批鬥的有389人,被判刑的16人,被迫害致死多達28人[10]。
江蘇省農業局64名「留守人員」,有39人打成「五·一六」。打成「五·一六」的局領導佔60%,處室負責人佔62%,黨支部委員佔80%,黨員佔64%,黨支部幾乎成了「五·一六」支部[11]。據記載[12]:江蘇省農業局有一個受吳大勝影響的局領導,自稱會「相面」,他不時深入各個「深挖小組」,以至飯廳、會議室,以「相」出哪個人是「五一六」——講話多的,是「若無其事」;講話少的,是「故作鎮靜」;吃飯多的,是「準備頑抗」;吃飯少的,是「心中有鬼」;戴一頂普通帽子,成了「聯絡暗號」;哼一句樣板戲,是為同夥「打氣」,制訂「攻守同盟」;進會場時走慢了,是「包袱沉重」;走快了,則又是「內心空虛」;看報紙,是「思想不集中」;學習毛主席著作,是「打着紅旗反紅旗……反正不管怎樣,一舉一動都可以成為判定的證據。
謎團
中央黨校教授金春明曾說[3]:「我雖然研究文化大革命多年,但對清查「五·一六」一直不清楚。為什麼1967年對「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問題已經解決之後還要清查「五·一六」?為什麼九大以後還清查「五·一六」?清查「五·一六」是怎樣進行的?為什麼專案組長李震自殺?這些問題都不清楚。清查「五·一六」是個迷。將來檔案公開了,也許能解這個謎。「
註釋
參考文獻
- ^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70年. 人民網.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1-21) (中文).
- ^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卜偉華. 中共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 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 2009: 504–510. ISBN 978-988-17274-6-6.
- ^ 3.0 3.1 3.2 3.3 楊繼繩. 清查「5·16」之謎. 天地翻覆: 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 天地圖書. 2016: 551–584. ISBN 9789888257553.
- ^ 吳超. 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周恩来.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3: 224–226. ISBN 978-7-5108-1746-5. OCLC 825741674.
- ^ 首都紅代會北京鋼鐵學院革命造反公社. 砸烂反革命阴谋组织——“五·一六”黑兵团. 1967.
- ^ 陳益南. 读《外交部文革纪实》. 華夏文摘增刊. 2006-03-22, (490).
- ^ 許人俊. 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内幕.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11-01-2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3-06) (中文(簡體)).
- ^ 李曉航.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始末. 炎黃春秋. 2003, (10): 55–61. ISSN 1003-1170.
- ^ 董國強. “批林批孔”运动与江苏“军管”的终结. 華夏文摘增刊 (中國新聞電腦網絡). 2012-07-10, (855) [2023-04-1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5-13).
- ^ 10.0 10.1 王春南. “文革”中批判清查“五·一六”运动. 華夏文摘增刊 (中國新聞電腦網絡). 2015-02-03, (978) [2023-04-1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4-29).
- ^ 11.0 11.1 潘祝平. 江苏清查“五一六”冤案. 華夏文摘增刊 (中國新聞電腦網絡). 2007-12-05, (616) [2023-04-1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4-19).
- ^ 陳白塵. 缄口日记(1966—1972,1974—1979). 鄭州: 大象出版社. 2005: 186. ISBN 7-5347-37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