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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謀論

非主流或非官方，将某事诉诸阴谋的理论
提示：此條目頁的主題不是陰謀、宿命論、決定論或都市傳說。
關於與「陰謀論」標題相近或相同的條目頁，請見「陰謀理論」。

陰謀論（英語：Conspiracy theory），是指在其他解釋更有可能的情況下[3][4]，將事件或現實情況解釋成邪惡而又強力的集團在背後密謀的理論，這些理論一般由於缺乏更多可靠的證據而不可證偽，並且邏輯上可能是自洽的，因此可能有相當多的信眾，並且認為實施陰謀的行為者基於政治動機會打壓陰謀論者的言論[5][6][7][8]。

一些人認為一美元紙幣上的上帝之眼（或全視之眼）是美國開國元勛與光明會有關的陰謀證據[1]:58[2]:47–49

陰謀理論的支持者被稱為陰謀論者，此一用詞一般具有負面意味，因為陰謀理論是支持者可能是靠着偏見或不充分的證據去將事件是原因訴諸陰謀[9]。

陰謀論並不等同陰謀；前者指的是具有若干特質的假說。比如它們總是與有資格評價其準確性者（像是科學家或歷史學家）的主流共識唱反調[10][11][12]。

陰謀論欠缺可否證性，並靠着循環論證強化論點：不論是反對陰謀論的證據，還是實質證據欠奉，都能被陰謀論者視為支持其想法的證據[9][13]，致使其成為了信念問題，並不能夠證明或反駁[1][14]。研究顯示相信陰謀論可能對心理有害，或可視作一種病態[15][16]。它跟心理投射、偏執狂、馬基雅維利主義有關[17]。心理學家認為，虛幻的模式認知會使人們在沒有陰謀的地方「發現」陰謀[18][19]。不過，目前的科學共識認為大多陰謀論者並不具有病態特徵，因為有關認知取向（比如施事者偵測（英語：Agent detection）、焦慮反應）可能與經演化產生的人類神經系統有一定關係[10]。

陰謀論在歷史上跟偏見、獵巫、戰爭、種族滅絕存有密切關係[20][21][22]。恐怖襲擊的肇事者往往對陰謀論深信不疑。提摩太·麥克維、安德斯·布雷維克，乃至納粹德國、斯大林治下的蘇聯、埃爾多安治下的土耳其等政府都以陰謀論去合理化自己的行為[20][23]。姆貝基治理下的南非政府在陰謀論的推動下進行了愛滋病重估運動，導致約330,000人因愛滋病而死[24][25][26]。與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結果有關的陰謀論致使人們衝擊美國國會大廈[27][28][29]。贊比亞政府因相信轉基因食品陰謀論，而在饑荒期間拒絕糧食援助[21]——當時贊比亞有300萬人在挨餓[30]。陰謀論也是公共衛生的一大障礙[21][31]。它導致人們反對疫苗接種和飲水加氟等提升公共衛生水平的措施，跟疫苗可預防疾病的流行有一定關係[21][24]。陰謀論的影響還有使人們對科學證據的信任下降[21][32]、令極端主義團體更為激進、意識形態固化[20][33]、損害經濟[20]。

陰謀論的傳播曾經只流於邊緣受眾，不過到了現代則因大眾媒體、互聯網、社交媒體而能夠更貼近主流[10]，成為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一種文化現象[34][35][36][36][37]，並開始相當程度的影響政策，這種風氣叫做後真相政治。它們為世界各地人口之信奉，甚至成為大多數人的信念[38][39][40]。目前網絡大規模陰謀論傳播的解方，主要是認為情況能透過保持開放社會和提高公眾的分析思考能力來減少[38][39]。

詞源應用

《牛津英語詞典》把陰謀論定義為「將已發生的事或現象視為因既得利益者在背後密謀而導致的一套理論。特別是認為某種隱蔽但有影響力的機構（通常具有政治動機和壓迫意圖）要對不明原因的事件負責」。它認為最早應用該組字詞的文獻為1909年於《美國歷史評論》上發表的一篇文章[41][42]。不過此一用詞早在1870年4月便於印刷品上出現[43]。英語的陰謀「conspiracy」為拉丁語「con-」（一起）跟「spirare」（呼吸）拼合而成。

羅伯特·布拉斯基維茨（Robert Blaskiewicz）評論道，早在19世紀就有應用「陰謀論」一詞的例子，並指出此一用詞在用法上一直帶有貶義[44]。根據安德魯·麥肯齊-麥卡格（Andrew McKenzie-McHarg）的研究，在19世紀，陰謀論一詞僅僅是指「提出了一個可信的陰謀假設」，其「並不帶有任何評價，不論是消極還是積極」，儘管有時如此標榜的假設會受到批評[45]。「陰謀論」一詞本身便是陰謀論的對象——此一說法認為陰謀論一詞是中央情報局推廣給大眾，以使陰謀論支持者成為被嘲笑的對象，令人們對其失去信用，這點在華倫委員會批評者身上尤其突出[46]。政治科學家蘭斯·德哈文-史密斯（Lance deHaven-Smith）在其於2013年發表的著作《美國的陰謀論》（Conspiracy Theory in America）中寫道，自1964年華倫委員會就約翰·F·甘迺迪遇刺案推出報告，以及《紐約時報》在五篇報導中使用陰謀論一詞以來，它便成為了美國的日常用語[47]。不過蒂賓根大學美國文學和文化史教授米高·巴特（Michael Butter）批評了德哈文-史密斯的說法。他以德哈文-史密斯引用的中央情報局文件《關於〈沃倫報告〉的批評》（於1976年因《信息自由法》而公開）作有關理據，指其通篇都沒出現過「Conspiracy theory」一詞，只有提及「conspiracy theories」一次——「陰謀論[Conspiracy theories]經常使我們的組織受到懷疑，例如錯誤地聲稱李·哈維·奧斯瓦爾德幫過我們做事」[48]。

跟陰謀的不同

陰謀論並不等同於陰謀，後者是指至少有二人參與的密謀[11]。陰謀論者假定的陰謀具有若干特徵。例如陰謀論者的信念總是與有資格評價其準確性者（像是科學家或歷史學家）的主流共識唱反調[12]。陰謀論者認為自己擁有特權去獲得受到社會迫害的知識，或視自己的思考模式受到污名、不能跟相信官方說法的大眾相提並論[11]。米高·巴爾昆（英語：Michael Barkun）形容陰謀論為「加諸於世界的模板，使得事件看上來更有秩序」[11]。

真正的陰謀實際上很難去掩蓋，而且在實行過程中經常會遇到意想不到的問題。這點對於簡單的陰謀同樣適用[49]。與之相比，陰謀論所指的陰謀通常做得滴水不漏，認為像官僚機構般的陰謀家集團可以以近乎完美的能力和保密性行事。陰謀論簡化了事件或現實情況的成因——把複雜或互相影響的因素，乃至偶然和意外都排除在外。把差不多所有的觀察結果都解釋成陰謀者蓄意策劃[49]。

陰謀論經常推定陰謀者具有極度的惡意[49]。如羅伯特·布瑞克頓（Robert Brotherton）所述：

陰謀論所推定的惡意，往往會超出私利、腐敗、殘忍、犯罪等範疇。他們所想的陰謀者不僅僅是具有自私議程或不同價值觀的人。相反，陰謀論假設的世界是十分黑白分明。在那個世界裏，正邪鬥爭兩交鋒不斷。而大眾則為組織性迫害的受害者。他們所想的陰謀者往往是近乎純粹的瘋狂邪惡，並因此而行動。陰謀者至少會被指近乎毫無人性地漠視普通民眾的基本自由和福祉。更為宏大的陰謀論則會將陰謀者描繪成邪惡的化身：我們所受的所有苦都是他們造成。他們經常犯下令人憎惡且難以想像的殘忍行為，努力顛覆或摧毀我們所珍視的一切。[49]

流行度

陰謀論信念遍佈世界各地[38]。在非洲農村地區，陰謀論的常見目標有社會精英、敵方部落、西方世界。支持者往往認為陰謀家透過術法來實施陰謀，還有就是指責現代技術本身就是一種邪術，用以傷害或控制人民[38]。在中國大陸，則廣為流傳着針對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陰謀論。該一說法認為希特拉掌權、亞洲金融風暴、全球變暖都為羅斯柴爾德家族一手策劃。它有可能影響了大眾對於通貨政策的討論[39][50]。

陰謀論的傳播曾經只流於邊緣受眾，不過到了現代則因大眾媒體而能夠更貼近主流，成為20世紀末21世紀初美國的一種文化現象[34][35][36][37]。相信陰謀論的傾向跨越了黨派和意識形態。陰謀論思維跟反政府取向和低政治效能感相關，陰謀論支持者認為政府對個人權利構成威脅，並會懷疑投票給誰是否真的重要[51]。

世界上不少人支持陰謀論，當中部分甚至成為大多數人的信念[38][39][40]。美國有很多人或多或少相信一些陰謀論[52]。比如一項於2016年進行的研究發現，有10%美國人相信化學尾跡陰謀論「完全正確」，20-30%則認為其「有幾分道理」[53]。這「相當於美國人當中有1.2億人相信『化學尾跡是真的』」[53]。

網絡上有着不少陰謀論，它們以網誌、YouTube影片、社交媒體的形式流傳。但互聯網是否使陰謀論更為流行則仍待研究探討[54]。已有研究探討了搜尋引擎上的陰謀論結果，結果顯示不同主題的陰謀論存在顯著差異。陰謀論結果的連結普遍缺乏信譽，而且質量較低[55]。

在奧巴馬在位期間，不少有關他的陰謀論開始流傳，其中一個有關其出生地的陰謀論[56]稱他不是在夏威夷出生，真正的出生地點反而是肯尼亞[57]。阿肯色州前州長、奧巴馬的政治對手麥克·赫卡比及一眾共和黨人一再質疑奧巴馬的公民身份，使此事於2011年成為頭條[58]。

谷歌前工程師紀堯姆·查斯洛特指出YouTube的推薦算法為了將用戶更久地在網站看視頻，偏向推薦陰謀論的視頻。查斯洛特和他的團隊進行了18個月的研究，每項研究都發現YouTube在系統性地放大各類型的陰謀論視頻[59]。

類型

陰謀論可以只影響本地，亦可以影響國際。它們一部分只聚焦於單一事件，另外一部分的範圍則涵蓋多個事件、整個國家地域，乃至一段歷史時期[11]。

沃克五分類

傑西·沃克（英語：Jesse Walker）（2013年）把陰謀論分成五類：

  • 外部敵人：指責外部某些人對社群圖謀不軌。
  • 內部敵人：指責陰謀家就混在國內人民之中。
  • 上層敵人：認為有權勢者為自身利益而去操縱事件。
  • 下層敵人：認為下層階級密謀顛覆社會秩序。
  • 善意的陰謀：認為像天使般的勢力正在幕後改善世界，造福人群[60]。

巴爾昆三分類

米高·巴爾昆（英語：Michael Barkun）把陰謀論分為三類：

  • 跟事件有關的陰謀論：跟已有明確定義的事件有關的陰謀論。比如甘迺迪遇刺案、九一一襲擊、愛滋病的傳播[61]。
  • 體制性陰謀論：認為有人在密謀支配整個國家、地域，乃至全世界。根據此一類型的說法，陰謀者具有十分廣大的目標，不過陰謀的機制則一般較為簡單：某個邪惡的組織有着滲透和顛覆現有制度的計劃。此一類型的陰謀論很多時候會聚焦於猶太人、共濟會、共產主義、天主教會的「可疑」動向[61]。
  • 超陰謀論：將多個陰謀論層層聯到一起的陰謀論。最頂點為自有永有，全知全能的邪惡勢力。他把大衛·艾克和米爾頓·威廉·庫珀兩人的理念視為超陰謀論的例子[61]。

羅斯巴德的分類

穆瑞·羅斯巴德支持把陰謀論分成深淺兩層。羅斯巴德指出，「淺層」陰謀論支持者在觀察事件的同時會問到「這令誰獲益？」，然後一下子跳到結論，認為他所認定的受益人暗中影響事件進程。而「深層」陰謀論支持者則為先由直覺導出結論，然後才尋找證據。羅斯巴德形容後者為以某些事實來證實自身打從一開始就有的偏執[62]。

陰謀論與證據的關係

支持者因自身的信念而去信奉陰謀論，此舉一般並非建基於證據之上[63]。諾姆·喬姆斯基將陰謀論跟制度分析比較，指後者主要聚焦於知名機關的長期公開行為上，並以主流媒體或學術文件上的記錄佐證有關行為的真確性[64]。陰謀論則跟制度分析相反，先假定世上存有跟某些人有關的秘密組織，然後推測他們會怎樣活動[65][66]。相信陰謀論跟像合取謬誤般的推理謬誤有關[67]。

倫敦國王學院的克萊爾·伯查爾（Clare Birchall）形容陰謀論為一種「通俗易懂的知識或詮釋」[a]。伯查爾在這使用了知識一詞，用以顯示陰謀論可以跟正當的認識方法聯繫起來[b]。伯查爾認為與常見的陰謀論駁斥相比，正當與不正當的知識之間的關係比較接近[69]。

若證明了多個陰謀者參與其中的說法是正確的，它們通常就會被稱為「調查性新聞」或「歷史分析」，而不是陰謀論——水門事件便是一例[70]。而「水門事件陰謀論」則是用於代指被定罪者背後還有黑幕的假說[71]。

修辭

陰謀論的修辭利用了幾個重要的認知偏誤，比如比例性偏誤（英語：proportionality bias）、假資訊來源、確認偏誤[24]。最成功的陰謀論能吸引各界市民支持，致使宗教界、新聞界、政治界都有人信奉之。提倡者不一定真的相信該套陰謀論，反而有可能希望藉着陰謀論獲得公眾認可。部分陰謀論運用了訴諸情感的修辭策略，藉此說服一部分公眾[21]。

大多陰謀論都聚焦於知識的空白或含糊之處，然後藉此辯稱事情之所以是這樣，唯一的答案就是背後有人在密謀[49]。凡是能直接支持其主張的證據，質量一般都十分低下。例如陰謀論往往以目擊者的證詞作佐證，不過它本身並不可靠，而且忽視了對證據的客觀分析[49]。

陰謀論欠缺可證偽性，並靠着循環論證強化論點：不論是反對陰謀論的證據，還是實質證據欠奉，都能被陰謀論者視為支持其想法的證據[9][13]，致使其成為了信念問題，並不能夠證明或反駁[1][14]。陰謀論的認識策略稱為「級聯邏輯」：每當一項新證據出現時，陰謀論支持者都會宣稱這是另外一些人為隠藏真相而故意設好的「偽證據」，以此批評其本身不足以採信[21][49]。任何與陰謀論相悖的信息，都會被視為陰謀者發放的假消息[32]。同樣，若缺乏直接支持陰謀論主張的證據，支持者則會把之視為「沈默的陰謀」；支持者把其他人沒有發現或揭露任何陰謀的事實解作這些人就是陰謀的一部分，而不考慮到這可能是因為事件背後沒有陰謀[24][49]。這種策略讓陰謀論與中立的證據分析絕緣，使其無法受到質疑或糾正——這點稱為「認識上的自我絕緣」[24][49]。

陰謀論支持者能從媒體的虛假平衡報導獲益。他們可能會宣稱自己提出的是正當的替代觀點，故應予以同樣時間或篇幅讓其論證自身的觀點。比如提倡智能設計的教授爭論運動經常稱科學家密謀打壓其觀點。如果他們成功找到一個以辯論形式表達自身觀點的平台，那麼他們就會執著於在修辭上訴諸人身，攻擊主流說法對其的批評，同時忽略自身立場有何缺點[21]。

陰謀論的典型做法就是對當局的任何行動或聲明提出質疑，哪怕自身理由多麽薄弱也好。然後採用雙重標準去評價當局的答覆，如果不能立即作出令陰謀論者滿意的答覆，即會說這證明了背後有陰謀。答覆中的任何細微錯誤都會一再強調，同時寬待支持陰謀論的論點[21]。

在科學領域，陰謀論者可能會認為一個科學理論可透過一點其所認定的缺陷來推翻，即使他們所說的事件極為罕見。此外，無視陰謀論支持者的宣稱，或對之進行反駁，都能被他們視為證明有陰謀的證據[21]。其他陰謀論者的論點未必建基於科學；例如很多反對者在批評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第二次評估報告時，都把焦點落在起草程序上。具體而言，他們會宣稱部分程序反映了壓迫異議者的陰謀，成功地將公眾討論從科學帶開[21]。

作為世界觀的陰謀論

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1964年的一篇文章《美國政治中的偏執風格（英語：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中，論及了偏執狂和陰謀論在美國歷史上的角色。伯納德·貝林在其經典著作《美國革命的思想意識淵源（英語：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967年）中，同樣表示類似現象能在美國革命前的北美找到。陰謀史觀為人們的態度貼上標籤，乃至使陰謀論的範圍更為廣泛[72]。

其中一項得到廣泛證明的陰謀論相關事實如下：相信某個陰謀論者，往往傾向於相信其他不相干的陰謀論[24][73]。即使兩個陰謀論直接互相衝突，這點同樣適用——比如相信奧薩馬·本·拉登在巴基斯坦受襲前已身故者，更傾向於相信其仍然在生。從這一發現可見，陰謀論者所相信的內容往往不如「當局在隱瞞些什麼」的想法重要[24][74][75]。

弗蘭克·P·明茨（ Frank P. Mintz）這名學者於1980年代使「陰謀史觀」（conspiracism）一詞更廣為人知。明茨把陰謀史觀定義為：「相信陰謀在歷史發展中具備決定性作用」[76]:4：

陰謀史觀滿足了世界各地不同政治和社會團體的需要。它識別各路精英，然後把經濟和社會災難視之所為。認為一旦民眾行動起來，將他們趕下權力崗位，情況就會好轉。因此，陰謀論跨越了時代和意識形態[76]:199。

《時代雜誌》的賈斯汀·福克斯（英語：Justin Fox）認為，華爾街的交易員為較有陰謀意識的群體。他以一部分跟金融市場有關的陰謀論的真實性，以及陰謀論能夠為市場的日常活動提供必要的導向作相關論證[77]。

中東

陰謀論在阿拉伯文化與政治中頗為常見[78]。他們部分陰謀論跟殖民主義、錫安主義、超級大國、石油、反恐戰爭有關；他們可能視反恐戰爭為對伊斯蘭教發動的宗教戰爭[78]。當地亦廣為流傳着指稱猶太人密謀掌控世界的偽造文件《錫安長老會紀要》[79][80][81]。羅傑·科恩（英語：Roger Cohen）認為，陰謀論之所以在阿拉伯世界受到歡迎，是因為他們「窮途末路」[82]。阿爾-穆明（Al-Mumin）指出了陰謀論的危險性，表示它們「使我們遠離真相，無法面對自己的錯誤和問題」[83]。

奧薩馬·本·拉登和艾曼·扎瓦希里利用有關美國的陰謀論，去為阿拉伯世界的阿爾蓋達組織爭取支持，把自身跟類似組織區分開來，不過他們有可能不相信從自己口中吐出的陰謀論[84]。

美國

哈利·G·韋斯特（Harry G. West）等人表示，雖然在大眾的觀感上陰謀論者只是「邊緣的少數」，但某些證據顯示，美國很多人或多或少相信一些陰謀論。韋斯特把陰謀論跟超民族主義和宗教原教旨主義相提並論[85][86]。

神學家羅伯特·朱伊特（Robert Jewett）和哲學家約翰·謝爾頓·勞倫（英語：John Shelton Lawrence）認為陰謀論在美國盛行的背後原因在於冷戰、麥卡錫主義、抗拒權威的反文化運動。他們指出，不論左右翼，皆會以蘇聯的陰謀、華倫委員會報告的不一致之處、九一一襲擊等真實事件，去支持沒有得到證實的大規模陰謀的確存在的說法[87]。

水門事件亦為其他陰謀論加添幾筆可信性，理查德·尼克遜自身曾稱它作「墨跡測驗」，其他人能夠不斷為之加添自己的猜想[70]。

歷史學家嘉芙蓮·S·奧姆斯特德（Kathryn S. Olmsted）提到了美國人傾向於相信陰謀論的三個原因：

  1. 冷戰期間，美國政府部分行動做得太過火，並有着一股秘密主義作風。相關例子：水門事件、塔斯基吉梅毒試驗、MKUltra計劃、暗殺菲德爾·卡斯特羅事件。
  2. 政府過去有着為了宣傳而支持陰謀論的先例。相關例子：二戰期間宣稱德國已滲透到美國、錯誤指責薩達姆·侯賽因在九一一襲擊中扮演着一定角色。
  3. 美國政府把監視和騷擾持不同政見者視為《1918年煽動法》、反諜計劃、紅色恐慌等行動的一環，導致人民不信任政府[88]。

影響

陰謀論在歷史上跟偏見、獵巫、戰爭、種族滅絕存有密切關係[20][21]。 恐怖襲擊的肇事者往往對陰謀論深信不疑。提摩太·麥克維、安德斯·布雷維克、布倫頓·塔蘭特，乃至納粹德國、蘇聯等地的政府都以陰謀論去合理化自己的行為[20]。南非政府在陰謀論的推動下進行了愛滋病重估運動，導致了約330,000人因愛滋病而死[24][25][26]。贊比亞政府因相信轉基因食品陰謀論，而在饑荒期間拒絕糧食援助[21]——當時贊比亞有300萬人在挨餓[30]。

陰謀論也是公共衛生的一大障礙[21][31]。支持健康相關陰謀論的人較不願意遵循醫學建議（英語：medical advice），更有可能尋求替代療法[20]。像藥廠陰謀論般的反疫苗陰謀論信念，可導致疫苗接種率下降，跟疫苗可預防疾病的流行有一定關係[24][21][89][31]。與健康相關的陰謀論往往會使人們反對飲水加氟，與MMR-自閉症事件一同影響人們對疫苗的信心[21][31]。

很多激進或極端主義團體皆以陰謀論為基石。陰謀論可能使它們及內部成員的意識形態固化，使成員的信念更趨向極端[20][33]。該些陰謀論的主題往往大同小異，部分出現根本性對立的團體會相信同一群陰謀者在背後密謀，比如極左或極右派皆有人支持反猶太陰謀論[20]。普遍而言，相信陰謀論與極端和不接受妥協的立場有關，並可能幫助人們繼續採取同樣立場[32]。雖然陰謀論並不總是出現在極端主義團體之內，而且在出現時也不一定會導致暴力事件，但陰謀論可以使該團體變得更極端、把仇恨引導至陰謀者上、使得成員在社會當中更為孤立。要求人們立即行動、訴諸偏見、將敵人妖魔化或視其為罪惡根源的陰謀論最容易激發暴力[33]。

職場當中的陰謀論有可能損害經濟。比如它跟工作滿意度和貢獻低下有關，致使職員更有可能辭職[20]。陰謀論跟職場謠言有着一些共同特點，兩者都會導致生產力下降，增加職場內的壓力。繼使上級的利潤減少、員工對其的信任度下降，損害公司形象[20][90]。

陰謀論會轉移人們的關注點，使之難以聚焦在重要的社會、政治、科學問題[91][74]。此外支持者會利用陰謀論詆毀科學證據，有關策略跟試圖詆毀專家證詞的律師如同。該些律師會宣稱作證的專家有着不可告人的動機；試圖找人作供，以此暗示專家意見比實際情況更有分歧[21]。

在某些情況下，陰謀論可能會對社會產生一定益處。比方說，它們可以幫助人們識別政府的欺騙行為，並鼓勵政府以更透明的作風執政——這點在高壓社會尤其明顯[39][91]。不過真正的陰謀往往只能由像吹哨人和新聞工作者般的體制內人士揭穿，而陰謀論者所花費的精力大多都為枉費心機[33]。那些煽動暴力、將弱勢群體當作替罪羊、關乎重要社會問題的陰謀論，相對而言較有危險性[92]。

對策

保持開放社會為對抗陰謀論的一線對策。此類社會需要同時存有多個可靠消息來源；官方資訊則需擺脫各種宣傳技倆，並讓廣大民眾視之為可靠的消息來源。此外需要有獨立的非政府組織糾正錯誤信息，不應要求民眾相信政府[39]。除此之外，亦可從陰謀論信念的情感和社會特質入手，以減低陰謀論的吸引力。比如推廣分析性思維的對策更有可能有效。另外一些手段則以減少負面情緒為基石，改善希望感和賦權感[38]。

直接打擊錯誤資訊可能具有逆效果。比方說，陰謀論可將不確定的信息重新解釋作其敘事的一部分，反駁一個說法可能會使之更為固化[49][93]。此外發表對陰謀論的批評，可能會使之正當化[91]。在這種情況下，則可能需認真選擇哪些是應該反駁的陰謀論、要求獨立的觀察者進行更多的分析、引入其他認知方法，以破壞其差劣的認識論[91]。任何正當效應都可能在回應多個陰謀論時削弱[39]。

然而現有證據顯示，向人們糾正事實，或強調陰謀論中的邏輯矛盾，在很多情況下都有着積極作用[38][93]。例如在向九一一事件陰謀論支持者轉達專家和證人的陳述時，便體會出這點[38]。如果某些批評挑戰了某人的世界觀或身份，那麼便較有可能適得其反。故此若能做到在批評的同時，避免這類挑戰，那麼便較有可能有效應對陰謀論[93]。

心理學

自1960年代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遇刺以來，大量有關此事的陰謀論便於美國民眾間傳播，使得心理學家、社會學家、民俗學家開始對陰謀論產生興趣。社會學家圖爾凱·薩利姆·內費斯（Türkay Salim Nefes）強調了陰謀論的政治性質。他認為，這些說法主要是為了嘗試揭露社會群體中「真實而隱蔽」的權力關係[94][95]。

研究顯示相信陰謀論可能對心理有害，或可視作一種病態[15][16]。它跟心理投射和能夠透過馬基雅維利主義的程度預測的偏執思想有着強烈關係[96]。相信陰謀論的傾向與思覺失調的精神健康障礙有着強烈關聯[97][98][99][100][101]。陰謀論的傳播曾經只流於邊緣受眾，不過到了現代則因大眾媒體而能夠更貼近主流，成為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一種文化現象[34][35][36][37]。人們在新聞或娛樂產品上接觸到不少陰謀論，致使他們更為接受陰謀或邊緣理念[20][102]。

陰謀論的論點往往十分複雜而又詳細，當中有的論點看似具備分析或科學特質。不過相信陰謀論者主要受到情感驅使[38]。分析性思維可使人們對陰謀論的信賴減少，當中一部分原因在於它強調理性和批判性認知[32]。一些心理學家認為，跟陰謀論有關的解釋往往符合當事人在「陰謀」發生前，所抱持的堅定信念[32]。

陰謀論的吸引力

相信陰謀論的心理動機可分為認識性、存在性和社會性三類。這些動機尤見於弱勢和處境不利者。然而陰謀論信念不僅無助解決該些動機，還可能使得支持者自欺欺人，令情況變得更糟[32][93]。比方說，儘管人們可能因無力感而支持陰謀論，但陰謀論同樣會使當事人的自主和控制感下降。此外相信陰謀論亦會使人們失去就現況採取行動的動機[32][93]。

此外現有證據亦證實陰謀論具有其他不良影響[32]。比如它們會使支持者對所認定的陰謀家更有負面觀感和不信任感——他們認為該些陰謀家因着反社會和憤世嫉俗的動機而行動。可合理預期此將使異化和失範的程度增加，繼令社會資本減少。它們也把公眾描述成對所謂的陰謀家一無所知、無能為力，社會的重要事項皆由邪惡勢力一手決定——這種觀點很可能使人更具無力感[32]。

認同陰謀論者背後有着各種各樣的理由[103]。那些覺得陰謀論很有吸引力的人很多都表現出一種疏離感；不滿自己的處境；有着一種非傳統的世界觀；還有就是感到無能為力[103]。雖然人格的各個方面都會影響對陰謀論的易感性，但五大人格特質當中沒有一個跟陰謀論信念有關[103]。

政治科學家米高·巴爾昆在探討當代美國文化中對於陰謀論的運用時，認為其是用於代指「一種將事件解釋成特別強大而又狡猾的陰謀家為了達到某種邪惡目的，而在背後密謀所致的信念」[104][105]。巴爾昆表示，陰謀論的誘人之處主要有三：

  • 「首先，陰謀論宣稱能夠解釋制度分析所不能解釋的事。它們讓這個原本混亂無序的世界看上去十分合理。
  • 其次，它們簡單而又吸引地把世界上的勢力二分成光明與黑暗。它們把所有的罪惡都追溯到一個源頭——陰謀家及其代理人。
  • 最後，陰謀論往往被說成他人不知道或不了解的特殊知識。對於陰謀論者而言，群眾全都被洗腦，陰謀論者則可以慶幸自己識破了陰謀者的騙局。」[105]

美茵茨大學社會心理學系教授羅蘭·伊姆霍夫（Roland Imhoff）的研究證實了上述三點。研究表明，相信某種觀點的人愈少，對陰謀論者就愈有吸引力[106]。

人本主義心理學家認為，即使陰謀論當中的陰謀者幾乎都是與己方敵對，但支持者往往能從中找到使人感到一絲安慰的元素。因為他們認為某些人一手策劃事件本身，而該些陰謀者正好控制該些事件的劇本。故此若事件有一個陰謀集團在背後操縱，那麼便有希望使之瓦解，或可以加入它們。相信一個陰謀集團的力量事實上隱含着一種肯定人類尊嚴的主張——在無意識中肯定人類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107]。

人們可能會以陰謀論來解釋社會群體中的權力關係，以及黒惡勢力本身[c][105][94][95]。研究者還提出了其他陰謀論的心理起源，比如投射；需要以「重大的原因去解釋重大的事件」；各類思想障礙的產物（像是偏執狂傾向），乃至患上了可以經由診斷確定的精神障礙。與將事件視作隨機、不可預知、不可解釋地發生相比，一些人更喜歡以社會政治的角度解釋事件，藉此減低不安全感[77][108][109][110][111][82]。

貝雷特和里昂表示：「陰謀論是一種典型的替罪羊敍事，其將敵人妖魔化，視之為違反公眾利益的大陰謀的一壞，同時將替罪羊奉為敲響警鐘的英雄。」[112]

起源

一些心理學家認為通謀論的常見根源在於找尋意義。一旦認知到某種思路，確認偏誤和對於認知失調的迴避便可能使某種信念得以固化。若陰謀論滲入了社會集體，有關信念便可能因大眾強化（英語：communal reinforcement）而得以鞏固[113]。

研究顯示，接受非理性陰謀論背後的潛在動機[114]跟事件所造成的痛苦有關，這點可在九一一襲擊事件上看到。此外曼徹斯特都會大學的研究亦發現[115]，抱有「妄想觀念」者最有可能相信陰謀論。 研究[67]還表明，人們愈受到這些非理性信念吸引，就愈不欲參與公民活動。相信陰謀論跟焦慮症、偏執狂、威權信念有關[116]。

夸西姆·卡薩姆（英語：Quassim Cassam）教授認為陰謀論者之所以相信陰謀論，是因為他們的思維存有缺陷（更確切地說，是他們的思想性格存有缺陷）。他引用了哲學家琳達·察格岑布斯基（英語：Linda Zagzebski）的著作《思想的美德》（Virtues of the Mind），以此論及知性上的美德（謙虛、謹慎、用心）與惡德（輕信、大意、閉關自守）。他表示該些美德有助於正確審視事情本身，而惡德則「阻礙了有效和負責任的調查」。也就是說，那些容易相信陰謀論的人欠缺知性上的美德之餘，亦擁有某些惡德[117]。

投射

一些歷史學家認為陰謀論當中存有心理投射的元素。此一說法認為陰謀論支持者會將自身的不良特點投射到陰謀者身上。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Richard Hofstadter）表示：

這個敵人在很多方面似乎都是自我的投射；「理想我」和「自身所不欲的我」都投射到他身上。偏執風格的一個根本悖論就是模仿敵人。例如敵人可能是舉界知名的知識分子，但自己卻在學術乃至知識量上超越了他……三K黨模彷了天主教，以至於身穿牧師的法衣，制定一套差不多複雜的儀式和等級制度。約翰·博齊協會模彷了共產主義者的基層及「前線」組織，並稱它將會以跟『共匪』類近的路線進行意識形態鬥爭。反共基本教義派組織「十字軍」的發言人公開表示，他們對共產主義事業所要求的奉獻精神、紀律性、戰術智慧感到欽佩[110]。

霍夫斯塔德還指出，「性自由」是他們認定的陰謀家的共同特點：「很多時候，支持者皆會在談吐上顯露出一股強烈的虐待慾望，比如，反共濟會人士為虐待共濟會成員此事感到喜悅」[110]。

社會學

除了心理因素外，社會因素也有助於解釋誰會相信陰謀論，以及他們會相信當中的哪些。比如選舉落敗者更傾向相信陰謀論。強調陰謀論的精英和領袖會使得思想具陰謀論傾向的追隨者趨向於相信之[118]。

克里斯托弗·希欽斯形容陰謀論為「民主的廢氣」[111]：由於大量信息在人與人之間不斷流傳，故陰謀論不可避免地出現。

陰謀論可以使人在情感上得到滿足——透過責備一個支持者不從屬的集團，去使他們認為自身不用為事件負上道德或政治責任[119]。羅傑·科恩在為《紐約時報》擇文時同樣寫道：「沒有選擇權的心靈；……會訴諸陰謀論，因為它是無力者的最終避難所。如果你不能改變自己的生活，那一定是有更為強大的力量控制着這個世界」[82]。

社會歷史學家霍爾格·赫維格（Holger Herwig）在研究德國對第一次世界大戰起源的解釋時發現：「那些最重要的事件往往最難理解，因為它們吸引了神話創造者和騙子的關注」[120]。

批判理論的影響

受到馬克思主義啟發的批判理論自1970年代開始盛行。法國社會學家布魯諾·拉圖爾認為，它有可能使得陰謀論更於大眾文化中盛行[121]。

拉圖爾表示學術界9成的當代社會批評都利用了以下2種方法的其中1種：「事實立場」與「童話立場」[121]:237。

  • 「童話立場」：此一方法反對拜物教，認為「信仰的對象」（比如宗教、藝術）只是一門概念，而權力則被投射到這些概念上[誰說的？]；拉圖爾認為，使用這種方法的人存有偏誤——認為自己的固執教條「最為科學支持」。雖然在表面上，他們十分注重事實完整、方法正確，但拉圖爾指出，科學方法不過是為他們的心儀理論增添一層包裝罷了。
  • 「事實立場」：此一方法認為外在因素（比如經濟、性別）經常在不知不覺中支配人的一切。[121]

拉圖爾結論道，學術界的這兩種方法都導致了一種兩極化而又低效率的氛圍。他設問道：「你現在明白為什麼擁有一顆具批判性的頭腦會那麼感覺良好嗎？無論你採取哪種立場，『你總是對的！』」[121]。

拉圖爾指出，像全球暖化否定者和九一一真相運動般的陰謀論者已佔據了上述的社會批評：「也許我把陰謀論看得太重了，但我擔心的是，在這些『本能地懷疑』的瘋狂混合體中，我察覺到許多原為社會批評所用的武器：刻薄求證、自由並無止境地使用來自社會的有力解釋」[121]。

融合性偏執

《華盛頓郵報》記者兼反戰運動批判者米高·凱利（Michael Kelly）以自創詞「融合性偏執」去代指左右派在反戰議題和公民自由上的政治融合——他表示兩方之所以站在同一立場，是因為他們皆在相信同一套陰謀論或反政府觀點[122]。

巴爾昆則借用了此一用詞，用以代指偏執陰謀論的融合——它們的傳播曾經只流於美國邊緣受眾，不過到了現代則因大眾媒體而能夠更貼近主流[123]，致使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美國人民開始為世界末日或千年王國作準備[124]。巴爾昆指出，獨狼衝突與執法部門充當既有政治權力的威脅代理人有關[125]。

陰謀論的可行性

物理學家大衛·羅伯特·格萊姆斯（英語：David Robert Grimes）以參與的人數去計算陰謀論所指的陰謀需要多少時間揭穿[126][127]。他以稜鏡計劃、塔斯基吉梅毒試驗、美國聯邦調查局鑑證醜聞這3件真實洩密事件的數據去計算之：

  • 阿波羅登月計劃陰謀論所涉及的參與人數達411,000人，並會在3.68年內揭穿；
  • 氣候變化陰謀所涉及的參與人數達405,000人，並會在3.70年內揭穿；
  • 疫苗接種陰謀所涉及的參與人數至少達22,000人（不包含藥廠），並會在3.15至34.78年內揭穿（視乎有多少人參與）；
  • 封鎖高效治癌方法的陰謀所涉及的參與人數達714,000人，並會在3.17年內揭穿。

政治

哲學家卡爾·波普爾表示，基本歸因謬誤為陰謀論的核心問題，陰謀論支持者普遍認為每一個事件都是有目的、有計劃的，嚴重低估隨機和意外的影響[74]。他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著中以「陰謀論社會」去形容一種把「戰爭、失業、貧窮、短缺等社會現象視為有權者或組織直接設計之結果」的理念[128]。波普爾認為，極權主義建立在陰謀論之上；部落主義、沙文主義、種族主義促成了該些妄想。他亦表示陰謀家很少達到其目標[129]。

真正的陰謀在歷史上影響並不大，而且陰謀者往往需承受不可預見的後果。正如布魯斯·卡明斯指出，歷史反而「被人類全體之力和龐大的集體結構所撼動」[130]。

案例

政治

科技

外星人

  • 美國軍方隱瞞論：軍方刻意向外散佈一些誇張失實的外星人謠言。久而久之，使國民覺得外星人只是無稽之談，降低普羅大眾對外星人的興趣及相信程度。
  • 納粹飛碟：納粹德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布拉格建立了飛行試驗基地，並研發出軍用飛碟（英語：Military disc-shaped aircraft）。而在蘇俄紅軍攻入布拉格後，納粹科學家緊急銷燬當時眾多的原型、藍圖、樣本，根據傳言，這些頂尖的科學家在戰後被帶往美國從事秘密武器的研發。此理論被探索頻道拍成紀錄片《真實的飛碟》。
  • 51區
  • 羅斯威爾飛碟墜毀事件：由於美國政府對其進行情報控制，相關的小報消息與都會傳奇就成為陰謀推測的材料，著名的包括51區跟軍方的新型秘密飛行器。
  • 外星技術：近代的一些科學成果其實是參考、模仿或學習一些外星智慧生命的產物，因此某些組織或政府想隱藏當中的一些資料，特別是為面對國與國之間的軍事和技術競賽。
  • 黑衣人
  • MJ-12

災難和末日

SARS

主條目：SARS陰謀論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在2002年至2003年間爆發疫情時，因其源於中國南方並向外蔓延至世界各國，故有傳言指出SARS是美國政府有意或意外外流的生物武器，在SARS發生期間便有民眾私下議論此一可能，因為他們認為SARS是廣東沿海居民長期嗜食野味，因而感染的一種類似禽流感的變異生命體細菌；但2008年台灣國安局局長蔡朝明在立法院接受質詢時，曾聲稱SARS可能為中國政府的生物武器，SARS的疫情來去如風，而中國大陸受害程度之高，令好多人有所猜測。

911恐怖攻擊

主條目：九一一事件陰謀論

有論者認為美國政府高層與大商家覬覦伊拉克境內的石油儲備，所以自導自演是次恐怖襲擊，不惜犧牲國民性命，更誣衊伊拉克境內有大殺傷力武器以便決定全面出兵。論者對世貿大樓的襲擊，有以下懷疑：

  1. 飛機撞擊大樓後漏出的燃油所燃燒的高溫，並不足以燒熔鋼筋以至影響全棟大廈的結構。
  2. 建築歷史上的所有鋼筋大樓，並沒有一棟是因為燃燒而倒塌。
  3. 大樓倒塌的速度類似裝有炸藥的拆樓解體。
  4. 世貿一號及二號大樓遭飛機撞擊，七號大樓並沒有遭到任何有記錄的襲擊，卻在同一日與一號及二號大樓一同倒塌。
  5. 世貿大樓群的擁有者Larry Silverstein於911襲擊前幾個月為大樓更新99年期租約，及購買大額損毀賠償，指明包括恐怖襲擊。
  6. 時任紐約市長朱利安尼迅速地將世貿殘骸當作廢物運出國外，當中有否炸藥引致的爆炸痕跡已經不能被鑑別。

亦有論者認為是次恐怖襲擊的幕後策劃係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者。目的是製做世界混亂，國與國甚至人與人之間互不信任，從而販賣各種大小武器圖利為副，最終實現統一世界為主。

2019冠狀病毒病

主條目：2019冠狀病毒病陰謀論

體育

每一屆世界盃都必然有至少一組被譽為死亡之組，2006年世界盃抽籤，阿根廷被編入被譽為死亡之組的C組，同組對手包括歐洲勁旅荷蘭、非洲黑馬科特迪瓦和pot4唯一一隊歐洲隊塞黑，阿根廷傳媒揚言有幕後黑手做小動作，將阿根廷兩度被抽進死亡之組。而意大利傳媒亦認為德國前國家隊隊長馬圖斯將pot4中實力較強的美國抽中和意大利同組是有內情。

宗教

撒但[142]是基督教對魔鬼的名稱。由於猶太人相信「666」這個數字是魔鬼的代表，有不少物品並認為與魔鬼崇拜有聯繫。例如：條碼的「6」字無論從左往右或是從右往左掃描都是一樣，所以亦被用來當作條碼的分隔線。這樣，每一組條碼都會兩個「6」字包着。所以因此而說每一個條碼都隱藏着「獸名數目」，並聲言當世界末日來臨之時，魔鬼會要求每個人在額上印上一個條碼。

經濟

國際大財團在背後壟斷了國家經濟以及政治的主導權，為自己圖謀暴利。宋鴻兵的《貨幣戰爭》對此詳細描述。

參見

註釋

  1. ^ 伯查爾於2006年寫道：「我們可以把陰謀論理解為獨特而又通俗易懂的知識或詮釋……以此作我們理解認識它的切入點[68]:66」
  2. ^ 伯查爾於2006年寫道：「我們很快就發現……不可能將陰謀論和學術話語明確劃分為不正當/正當」[68]:72
  3. ^ 巴爾昆於2003年寫道：「陰謀論信念的本質在於試圖界定和解釋邪惡。廣義來說，陰謀論認為歷史是由集團式的惡魔力量控制……就我們的目的而言，『陰謀論信念』是指認為由個體或多個集團組成的組織曾經或正在秘密行動，以達到某種邪惡的目的。」[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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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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