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慶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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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慶施（1902年10月10日—1965年4月9日），原名柯尚惠，又名思敬、怪君，號立本，男，安徽歙縣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1950年代、1960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之一。
| 柯慶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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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市長 | |
| 任期 1950年7月—1952年12月 | |
| 前任 | 劉伯承 |
| 繼任 | 惠浴宇 |
| 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長 | |
| 任期 1958年11月—1965年4月 | |
| 前任 | 陳毅 |
| 繼任 | 曹荻秋 |
| 個人資料 | |
| 出生 | 1902年10月10日 大清安徽省歙縣 |
| 逝世 | 1965年4月9日（63歲） 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川省成都市 |
| 政黨 |  中國共產黨 |
生平
早年
柯慶施是安徽歙縣南鄉竹溪村人。1920年18歲的柯慶施開始與陳獨秀通信。陳獨秀喜歡這位比他小20多歲的小同鄉。不久陳給柯寫信，讓他來上海。1920年經楊明齋、俞秀松介紹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0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八卷第三期上，刊登了柯慶施寫給陳獨秀的有關討論勞動專政問題的信。來到上海之後，柯慶施常去陳獨秀家。1921年10月4日下午2時，巡警突然包圍了陳獨秀住所，除了陳獨秀被捕之外，同時被捕的還有陳獨秀夫人高君曼以及包惠僧（中共一大代表）、楊明齋（中共早期著名活動家，當時與張太雷剛從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歸來）、柯慶施，共五人。上海報紙紛載陳獨秀被捕的消息，柯慶施的名字也曝光於媒體。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花了保金500兩白銀營救五人，10月26日五人出獄。
1922年1月，20歲的柯慶施與張國燾、鄧培（1927年犧牲）前往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受到列寧接見，並同列寧握過手。周子健（曾任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在2000年5月28日回憶說：「1939年初在延安，調我到剛成立不久的中共中央統戰部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王明任部長。副部長是柯慶施同志。聽王明說，黨內現在只有柯慶施見過列寧[1]。」1922年從莫斯科回到上海之後，柯慶施「團轉黨」，由張秋人介紹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柯慶施由林伯渠介紹參加了國民黨。1924-1926年在海參崴做黨的工作。1927年任中共安徽省臨委書記，上海閘北區委書記。1930年任中國工農紅軍紅八軍政治部主任，1931年任中共中央秘書長。1933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前委書記、組織部長，負責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工作，期間曾不經討論就將中共張家口特委書記張慕陶開除黨籍[2]。1935年與高文華、李大章共同主持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並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組織部長。
抗戰
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部長王明）、中國女子大學副校長（校長王明）。1942年下半年，柯慶施在延安搶救運動中被打成特務[3]。劉少奇點出柯慶施的「要害」在於始終沒有揭露王明[4]，楊尚昆、張聞天夫人劉英、李葆華、韓光等對柯慶施被打成特務一事均有過回憶，幾位都說當時是對柯突然襲擊，斗柯時提的問題是：「你為什麼沒有被捕過？你同特務是不是有關係？」劉英回憶：「難道被捕才是會革命嗎？沒被捕是隱蔽得好嘛！」幾位回憶說：面對殘酷鬥爭，長期做秘密工作的柯什麼話也不說。柯的新婚夫人曾淡如（李蜀君、李淑雲）因所謂「四川紅旗黨」於1943年1月投井自殺。「搶救小組」找不到柯的夫人，就質問柯：「你把特務老婆藏到哪去了？」半年後，當時的中央反內奸鬥爭專門委員會主任劉少奇對柯說：「把你搞錯了。」毛澤東親筆修改了對柯的結論，加了兩句，說柯「守紀律，有成績」。[5]
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任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財委副主任，1947年11月12日石家莊市解放後首任市長，率領從中央和各解放區調集的3600名幹部進入市區，分佈在各級政府、工礦、事企業單位、文化宣傳部門。[6]
建國後
1949年冬，從石家莊市長調任南京市市長，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1950年8月任南京市委書記。1952年11月，江蘇省人民政府籌建，是為三位副主席之一，同時出任中共江蘇省委第一書記。1954年8月下旬全家去上海，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中共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1957年12月25日，柯慶施在上海市委第一屆第二次會議上作《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的報告，支持激進的建設步伐。1958年1月南寧會議上，毛澤東批評周恩來、陳雲力主的反冒進，他說自己是反「反冒進」的，還對周恩來等人說：「你能寫出這樣的文章（指柯的報告）嗎？」周恩來等人被迫做了檢討。據李銳後來回憶說，柯慶施成了南寧會議的「頭號標兵」，65歲的毛澤東在講話中屢稱年僅56歲的柯慶施為「柯老」。柯慶施年紀不大就被尊稱為「柯老」，原因在於其資格老。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柯慶施是「我們黨最早見過列寧的同志」。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58年5月28日上海市委常委會議決定把全市年產75萬噸鋼鐵的指標提高到100萬噸。1958年6月上旬，主持華東協作區會議，規劃1959年華東五省一市鋼的產能達800萬噸。
市委辦公廳的陳揚回憶：「1958年8月9日上海的《新民晚報》刊登一條消息：上海縣魯匯鄉紅旗社一個生產隊創出早稻畝產2000斤的高產新紀錄。柯老看到這顆『衛星』，認為不可信。他讓我連夜通知上海的黨報《解放日報》以及《文匯報》等本市的大報，這條消息不得見報。」[5]李富春在1965年講的一段話：「在大躍進中，全國各地區中上海的損失較小。」[7]1958年10月接替陳毅兼任上海市長，南京軍區第一政治委員。
1959年2月16日出版的《紅旗》雜誌半月刊第4期發表了柯慶施的文章《論「全國一盤棋」 》。首創了「全國一盤棋」說法。這一經濟口號一經提出，很快獲得輿論重視。上海的報紙更是把「全國一盤棋」的口號作全面宣傳。2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全國一盤棋》的社論。3月1日《紅旗》雜誌半月刊發表陳雲的文章《當前基本建設中的幾個重大問題》：「工業佈局必須按照『全國一盤棋』的精神，使目前利益同長遠利益結合起來，局部利益同全局利益結合起來。在一個省、自治區內企圖建立完整無缺、樣樣都有、萬事不求人的獨立工業體系是不切實際的。」
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柯慶施本來也是在談「糾左」的問題；但當毛澤東將彭德懷致他個人的信批轉與會者時，柯慶施轉為「批右」。在7月21日的華東組會上，張聞天分析了大躍進以來的「左傾」錯誤，柯慶施則以主持者的身份不斷責難張的發言。
柯慶施把上海警備區「南京路上好八連」、科學家彭加木、輪船服務員楊懷遠、紡織女工楊富珍等樹為上海的「十大標兵」。
1960年11月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
1964年3月28日發燒，3月29日住進上海市華東醫院。1964年4月17日周恩來專程到上海了解柯慶施的病情，4月18日代表中共中央批准醫學專家對柯慶施的肺癌的手術建議。4月19日周恩來在滬參加柯的術前會診。4月20日晨，柯開始手術，周恩來在醫院守候了3小時。當晚，周恩來看望尚未甦醒的柯。1964年6月初出院，被安排住進市委招待所興國路一號樓一樓養病。1964年7月14日，遵照周恩來的指示，柯慶施在北戴河等地療養，「一般不再過問上海的工作」。9月18日柯離開北戴河去北京。10月23日由北京乘火車去廣州養病。1965年1月4日第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當選為國務院副總理，在16位副總理中排名第六。當時六個大區中央局的第一書記，有兩位任副總理，兩位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兩位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1965年3月23日從廣州出發，與賀龍、聶榮臻同機去成都，考察三線建設工作。4月5日與董必武、賀龍、聶榮臻、李井泉等共進晚餐，午夜突發急腹症。1965年4月9日18時30分，柯慶施在成都病逝。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部長錢信忠、中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吳階平主持了遺體解剖，死因結論為出血性胰腺炎。
其他
- 1958年3月召開的成都會議上，柯慶施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大力樹立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8]
- 1958年，在上海「反右補課」中，柯慶施執意要劃傅雷為右派，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兼上海作協黨組書記周而復則認為傅雷屬於「可劃可不劃」的範圍，恰逢周揚赴上海聽取意見，柯慶施同意了周而復、周揚的意見。但正當傅雷做了檢討，準備放下包袱時，柯慶施卻變卦拍板把傅雷定為「右派」。[來源請求]
- 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柯慶施支持毛澤東，安排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協助江青組織撰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開展對吳晗及北京市委的攻擊[9]。
- 在中共八大20名政治局委員中，唯一沒有出版傳記的，只有柯慶施。
評價
關於對柯慶施的評價，特別是對其在中共取得政權後政治生涯的評價，存在較大爭議。
- 有人[10]認為，大躍進前後，他在農業政策、工業政策和公共食堂等問題上都過於激進，對中央的決策起了錯誤的引導作用。例如，在公共食堂問題上鼓吹「敞開肚皮吃飯」：三年困難時期，由於上海在中國的特殊地位，糧食供應得到保障，未出現較大規模的饑荒；但他所代表的激進政策在全國範圍內的饑荒造成重大影響。
- 也有人[7]認為，柯慶施為1949年以後上海等城市的發展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而且他逝世在文革以前，儘管他晚年非常欣賞張春橋等人，但不能把張春橋等人後來的問題算到他的頭上。
- 陳雲曾指出：「毛主席的錯誤，地方有些人，有相當大的責任。毛主席老講北京空氣不好，不願呆在北京，這些話的意思，就是不願同中央常委談話、見面。他願意見的首先是華東的柯慶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11]
- 柯慶施的老同事陳丕顯曾在回憶錄中多處指責柯慶施，稱其存在「歷史問題」：「1933年，黨中央要柯慶施攜大量經費從上海去滿洲，因敵情緊張，柯慶施沒敢去，就留在天津，花完了經費，寫出假報告。開始的時候說火車不通滿洲，後來又說已去過滿洲，就返回上海了。1935年，滿洲省委的同志到陝北找到黨中央，這才揭穿了柯慶施這一段謊言。延安整風時，關於這段歷史問題，對柯慶施的結論是『犯有在危險時刻動搖並欺騙組織的錯誤』」[12]。但在1965年的柯慶施追悼會上，陳丕顯致悼詞稱：「柯慶施同志在他的光輝的一生中，對黨對人民無限忠誠，把全部精力貢獻給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堅決地執行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路線和方針政策，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在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義建設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柯慶施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是中國人民的偉大戰士，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他受到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愛戴。柯慶施同志的逝世，是我黨我軍和全國人民的重大損失，是華東各省和上海市全黨、全軍、全體人民的重大損失。全國人民和廣大幹部都感到深切的悲痛。」[12]
- 薄一波認為柯慶施「在1936年營救我們出獄和1937年營救王若飛出獄中表現不錯」。當薄一波擔任了華北中央局實際負責人之後，他準備提名時任中共石家莊市委書記的柯慶施進入華北局，遭到深知柯慶施為人的劉少奇的堅決反對。薄一波堅持使用柯慶施，劉少奇說：「那好，但後果會是嚴重的，你可要負責。」薄一波日後寫道：「後來事實證明，少奇同志是經過長期觀察得出的結論，是完全正確的，我的看法是根據一時一事的判斷，完全錯誤。從這件事我深深感到，考核任用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用錯了人，一旦讓他們鑽到高級領導層，必然要玩弄詭計、興風作浪、其禍患極大。」[13]
著作
- 《調動一切力量積極發揮上海工業的作用為加速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而鬥爭》1956上海人民出版社
- 《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委第一屆第二次會議上
- 《論「全國一盤棋」 》1959年2月16日《紅旗》雜誌半月刊第4期
- 《勝利十年》1959上海人民出版社
- 《領導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沿着正確的科學的全民的軌道前進》1960上海人民出版社
- 《關於工業戰線的群眾運動》1960上海人民出版社
家庭
- 夫人於文蘭，1948年5月與柯慶施在石家莊結婚。兩人育有三女一子。1983年12月底從上海市康平路搬家到原籍北京市定居，中辦老幹部局調整了她的級別，按照黨和國家領導人遺屬的規格給予相應政治和醫療待遇。
- 長女柯六六，在中直機關工作。《紅星照耀的家庭:共和國開創者家事追憶》文集中有她的《爸爸柯慶施的身影》 一文。
- 次女柯五四，考入北大，一直在北京。
- 兒子柯友京，一直在上海。妻子是葉劍英元帥孫女，鄒家華副總理女兒。
- 三女柯友寧，考入北大，一直在北京。
參考文獻
- ^ 在十月革命勝利後的6年裏，見過列寧的中國人不下百人，其中絕大部分是參加十月革命的在俄華工和中國共產黨的著名活動家。1919年初，由瀋陽人李富清率領的70多位華工紅軍戰士來到列寧身邊擔任警衛。1919年5月，列寧還接見了蘇維埃第四團第三營（中國營）全體中國戰士。1920年，列寧在克里姆林宮接見了蘇俄紅軍第3集團軍步兵第29師「中國團」團長、烈士任輔臣的家屬，稱讚任輔臣同志作戰英勇，是一位卓越的指揮員，是一位優秀的布爾什維克，還高度評價了中國工人階級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見過列寧的中共著名活動家有陳獨秀、張國燾、劉仁靜、彭述之、瞿秋白、張太雷、劉少奇、任弼時、蕭勁光、蕭三、柯慶施、鄧培等，他們主要是在共產國際歷次代表大會上見到列寧的。在1921年6月至7月舉行的共產國際「三大」上，張太雷作為正式代表出席，瞿秋白以記者身份擔任大會採訪報道工作，當時正在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的劉少奇、肖勁光等作為會議工作人員參加了大會。肖勁光回憶說：「當我第一次見到列寧時，情不自禁地高喊"烏拉！烏拉！"雖然我由於語言不通，難以聽懂報告的全部內容，但列寧獨特的手勢和聲調，仍強烈感染着我」。1970年列寧誕辰100周年之際，瞿秋白和劉澤榮的回憶被蘇共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收入《回憶列寧》第5卷，成為這部目前世界上最完備的回憶列寧文集中僅有的兩篇出自中國人之手的文章。1922年初，列寧還抱病接見了參加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的部分中國代表，他們是張國燾（代表中國共產黨）、張秋白（代表中國國民黨）、鄧培（代表中國工人）。在談話中，列寧表達了對中國建立反帝反封建革命統一戰線的關切。1922年11月舉行的共產國際「四大」的中共代表團成員有陳獨秀、劉仁靜、彭述之等，陳獨秀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成為第一個參加國際共運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見過列寧的中國人中，還有四個特殊人物。一是1920年11月2日會見北洋政府派往蘇聯的軍事外交使團團長張斯麟中將。二是旅俄華工聯合會總會會長劉澤榮（劉紹周）3次得到列寧的接見。三是張秋白。此外，1921年「中國社會黨」黨魁江亢虎參加共產國際三大會場旁聽。
- ^ 張軍孝著. 史論集[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09. pp378.
- ^ 据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幕前指挥者是李富春。高华认为批斗柯庆施的幕后策划者是康生和刘少奇，而康生、刘少奇的活动又得到毛泽东的默许。柯庆施与刘少奇有历史积怨。柯庆施是原[[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1936年3月，刘少奇赴天津担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对原北方局进行大改组，任命自己的老部下彭真取代柯庆施担任北方局组织部长，并在党内展开了对柯庆施等人「左的关门主义错误」的批判<. [2015-07-2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5-23）.
- ^ 王明著《中共五十年》，第133頁、142頁，東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
- ^ 5.0 5.1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邓伟志]]：“评柯庆施”，《江淮文史》2004年第一期. [2019-04-0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5-20）.
- ^ 楊振華：「憶柯慶施在石家莊」，《石家莊文史資料第7輯 紀念石家莊解放四十周年》，1987年出版
- ^ 7.0 7.1 金平：“关于柯庆施几件事的真相——评《“好学生”的最后十年》”，发表于《随笔》2003年第一期. [2019-04-0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5-20）.
- ^ 姚桂榮著. 大躍進運動的社會心理基礎研究[M]. 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 2013.10. pp: 256
- ^ 史雲. 联手点燃“文革”导火索（一）. 華夏文摘增刊 (中國新聞電腦網絡). 2022-06-21, (1324) [2023-04-1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4-24）.
- ^ 馮錫剛：《「好學生」的最後十年》，發表於《隨筆》雜誌2002年第4期（總第141期）
- ^ 鍾文：《百年陳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382頁。
- ^ 12.0 12.1 余汝信. 官式文革史观的范本——对《陈丕显回忆录》的若干质疑. 華夏文摘增刊 (中國新聞電腦網絡). [2022-11-2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6-15）.
- ^ 薄一波著《七十年奮鬥與思考》上卷，第463、464頁
 中華民國政府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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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任： 尹文堂 （中華民國石門市政府市長） |
石門市政府、石家莊市政府市長 （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華北人民政府任命） 1947年 - 1949年 |
繼任： 劉秀峰 |
 中國共產黨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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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任： 劉 曉 省委書記，至1943年 |
中國共產黨江蘇省委員會第一書記 1952年－1956年 |
繼任： 江渭清 |
| 前任： 陳 毅 |
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員會第一書記 1954年－1965年 |
繼任： 陳丕顯 |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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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任： 陳 毅 |
上海市人民委員會市長 1958年－1964年 |
繼任： 曹荻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