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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码转换

关于彻底改用另一种语言（Languages shift），请见“语言迁移”。

语码转换（英语：Code-switching）是一个常见的语言现象，指一个人在一个对话中交替使用多于一种语言或其变体。此现象是众多语言接触现象之一，常出现于多语者的日常语言。除了日常语言的对话，语码转换也出现于文字书写中。“语码转换”之讨论必定会牵涉“双语”（Bilingualism）之内容。语码转换的语料中可见两种以上语言在语音、句法结构等多方面的相互影响。语言学家与心理学家对人类的语言运用与大脑如何处理语言讯息产生极大兴趣，许多相关的讨论也因而产生。

多语者有时会在对话中使用多种语言的元素。语码转换是以符合各语言语法、声韵的方式使用多于一种语言学上的变体。语码转换相较于其他语言接触现象较为独特，如外来语、皮钦语、克里奥语、借译及语言移转，语码转换并不改变一语言内容也不产生新语言。外来语影响一个语言的词库（英语：lexicon），语码转换则在各独立的发言（英语：Utterance）中发生。[1][2][3] 皮钦语在各对话方语言不互通的情况下产生，语码转换则发生于对话参与者可流利使用参与语言的情境。

定义

“语码转换”指说话者在同一段对话或句子里使用两种以上的语言或方言。

弗里斯和派克[4]等多位语言学家认为，“语码”之概念挪用自资讯与通讯科技领域。在资讯与通讯科技领域中，“码”（Code）之转换指的是两套以上系统之间准确传导信号的机制。将此概念挪用至语言学领域中，“码”成了伞式术语（或称雨伞术语），所涵括的意思就更广了。“语码”含括语言、方言、语体风格等不同的层面；而“转换”（Switching）指的是不同语言在同一对话中的交错运用。语言的运用涵盖两个层面：

  1. 对说话者所说的内容的理解。
  2. 语言的产出。

语码转换与语码混合的关系

语言学家大致认同“语码转换”涉及多种语言的交错使用，但对其严格的定义有不同的意见，也常将“语码转换”和“语码混合（英语：Code-mixing）”并置讨论。某些语言学家认为，若所运用的语言皆保留各自的语言特性（如：句法结构），此种语言的交错运用即称为“语码转换”；若多种语言的特性相互影响而使语言有所改变并且提高彼此的相似度，此种语言的使用就称为“语码混合”。

虽然在定义上，二种概念有此明显的区别，但在实际判断语言的使用或分析语料时语言学家难以明确地判断语言使用者的表现为何者。这是因为“语码转换”和“语码混合”的语言现象常常并存于同一个谈话中。此外，二者于概念上也有其相似之处。

S. 斯里达尔、K. 斯里达尔[5]和博卡巴[6]认为，“语码混合”是同一句子中不同语言的使用；而“语码转换”是不同的句子中语言的转换。除了上述两种观点，迈泽尔认为“语码混合”是两套语言系统和语法的融合；而“语码转换”则是说话者因说话对象、主题、语境等因素而选择语言的语用技巧。另外，苏珊·丹普[7]等语言学家以“语言混合”泛指多种语言混杂的现象，以避免名词与定义的争辩。也有语言学家以“跨语言结构”（Cross-linguistic structure）来指称此语言现象。

心理语言学中的语码转换

语码转换此语言现象为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提供了另一扇研究人类大脑如何运作的窗口，学者能够透过对语码转换的研究而进一步了解人类大脑如何处理语言。

心理语言学家对人脑中单一语言与复数语言如何形成、组织与建构感到好奇。语言学家对于双语或多语使用者的人脑中“不同的语言是否各自形成一套系统或是同属一套系统”、“不同语言的词库是否分属两套系统”，或“同属一套系统并能够自由运用”等此类问题莫衷一是，但大致上认为双语或多语使用者无法将某一语言完全“关闭”。

关于大脑如何处理语言资讯，学者也试图探究语言在大脑中如何被理解与产出：潘菲尔德和罗伯茨[8]在1959年提出了“单开关模式”（Single switch model）之说法，此说法认为一个语言的启动抑制了另一个语言的操作；麦克纳马拉[9]则提出了“双开关模式”（Two-switch model），一个“开关”负责处理语言的产出，另一个则负责处理语言的接收；而阿尔伯特和奥布勒[9]则认为大脑中控制双语或多语的系统是连贯且灵活的。尽管多次尝试，学者仍然无法准确标示不同语言在大脑中的分布，这似乎意味着不同的语言在双语使用者的大脑中是融合成一个整体的，而不同双语者对于语言的特征可能也有着不同的分类方式。另一方面，语言学家也探究不同语言中相似与相异的词汇与语素结合的可能性，某些词汇或语素的组合能够轻易地被接受与使用，某些组合并不容易被接受，甚至不可能出现。

在认知方面，双语儿童的语言习得大致上与单语儿童相似，但是双语儿童比单语者更能够掌握两种语言中共有的语言结构，而提早接触双语被普遍认为有助于提升一个人的认知能力。这是因为双语使用者比单语使用者更需仰赖自身的语言监管机制以处理不同的语言讯息。更甚者，双语者比单语者更有能力掌握较抽象的概念，这或许是因为双语者在语言习得初期就必须明确的分辨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

社会语言学中的语码转换

语码转换常出现于移民社群、区域性少数民族社群和多语族群的日常语言中，也是双语社群的语言特征。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探讨语码转换，也是非常重要研究领域，例如托马森和考夫曼就将影响语码转换的社会因素分为三个层面[10]：

  1. 独立于环境背景之因素：撇除因特定的对话者与情境产生的影响，整体大环境对于社群内大部分的多语言使用者都会有类似影响，这样的因素归于此类。
  2. 相依于人或群体之因素：多语言使用者会因面对不同的人或身处于不同群体里，而产生不同的语码转换的方式，这样的因素归于此类。
  3. 相依于对话内容之因素：语言使用者也会随对话之内容与主题而转换其语码，这样的因素归于此类。

在语码转换早期的研究里，约翰·甘柏兹（英语：John J. Gumperz）的研究非常重要。他的许多研究都汇整于1982年出版的《Discourse Strategies》[1] 里。他提出将语码转换分为“我方语码”（We-code）及“他方语码”（They-code）的二分类法，以及“情境型语码”（situational code-switching）及“对话型语码”（conversational code-switching）的二分类法，这两种分类法至今对于语码转换的研究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我方语码”指的是使用者对于该语言有较高的认同，认为该语言是属于自己的语言；反之，则被归类为“他方语码”；我方语码的使用代表其人认为与谈者与自己所属的社会文化较同质，而他方语码的使用表示了与谈者之间关系的疏离。迈尔斯-斯科顿[11]认为，在较宏观的层面上，语言行为会受到社会结构的支配。语言也是权力的象征，而对于民族来说，语言亦是民族本身的象征。甘柏兹指出在双层语言的影响之下，民族本身的语言（下层语言）通常被人们归类为我方语码，而具有较高威望的官方语言则被该民族视为是他方语码。但是，这样的上、下层语言对应他方、我方语码的分类并非绝对的结果，实际上仍会因不同的社会因素的影响产生不同的分类结果。另一方面，殖民地里有部分的语码转换亦不能全然依此二分法分类。甘柏兹提供了好几个例子（印地语－英语、西班牙语－英语之间的语码转换）以说明语码之转换有其沟通上的功能，这些例子亦充分说明了语言可作为身份的象征。不只如此，甘柏兹也指出，除了表示身份之亲疏，语码之转换也象征了说话者对于话题的参与度。

“情境型语码”的转换意指为了因应不同的情境、对话者、内容、主题等较为外部的因素而在对话中产生语码转换；“对话型语码”的转换则是指在对话中，为了表达隐含于字面意义之后的意思（类似隐喻）而具有言外之意的语码转换。在此两者之间，E. 麦克卢尔和M. 麦克卢尔[12]认为情境型语码转换通常比对话型语码转换更重要，而后者的出现常常具有强调的功能。

另外，语码转换并不只有字面上的语言差异，而更有其背后的象征双重性（Symbolic duality）。例如，一般来说人们对于来自家乡的语码转换及其价值有较高的认同，这常常使得在异乡的游子听到来自母语的语码转换会感到温暖。在常使用语码转换的社群里，语言使用者的年龄与其使用的语码转换类型有很大的关联性，不同年龄层的成长背景和教育程度之差异会影响语言的使用。值得一提的是，在移民社会中，语码转换是在语言能力不足的情况下的沟通策略：第二代的移民因为母语能力不足，与家人沟通时常常出现语码转换之现象以弥补其语言能力之不足。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个体会为了达到其目的而改变语言的使用，语言也会因对话者和场合的不同而转换。多语使用者在面对不同的人或群体时，会根据其人际关系、意识形态、自我认知与对他人的认知等等，适当地转换语言之使用，例如，在公开场合中，一个人所使用的语言会比在家中的语言正式。另外，语言也会因对话内容和主题而转换，譬如在谈论学术领域的各种概念时，虽然有中文翻译，但是说话者仍倾向在提及专有名称时使用英文。这或许是因为说话者最初以英文来学习该概念，或是英文专有名称较为人所知，又或是使用者认为英文较能显现其专业能力。

现今主要的语码转换研究大多是以微观语言学的观点为主，聚焦在以微观的方式去解释语码转换，而较少以宏观的语言学方法（Macro-linguistic approaches）去解释语码转换之于社会的交互影响。事实上，社会语言学涵盖的范围非常广，从语言政策到各语言之间的“市场”(不同语言间的竞争与选择)，例如男性及女性、中产及劳工阶级等等，各式各样不同族群在语言学上有什么样不同的表现行为，都是其研究范畴。所以，从宏观的角度分析语码转换仍是非常重要的，关于这部分的研究，海勒[13]指出，在一个可能产生冲突或欺压的环境里（如学校），适当的语码转换能够达成切换角色认同、避免冲突的功效；加尔[14]则指出，语码转换常常涉及官方语言与被压迫语言的议题，而适当的语码转换使用，具有象征、提高反抗权威的功效。

然而，针对宏观的语言学研究，卡梅伦[15]也点出这个领域早期研究的缺陷：过去的社会语言学家倾向把语码转换层次化，将之视为社会影响的结果呈现，认为语码转换单纯是反映了社会与政治的影响，而去忽略其中包含的冲突与不满。如今，我们可以确信的是，社会及语码转换之间事实上是相辅相成的双向交互影响，并不可以偏废。

习得

关于语言习得，语言学家提出了“关键期假说”，一般来说，语言习得之“关键期”于青春期末结束。在此之前，儿童有足够的能力完全掌握母语。若儿童遭受意外或疾病而影响了其语言发展，在此关键期结束以前，儿童仍然能够恢复其语言习得之能力，而儿童在此关键期结束以前也有能力完全习得第二或第三语言。语言习得之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同步双语儿童在语言习得与运用的过程中也会出现语码转换之现象，另外，由于学习语言的环境和条件不同，同步双语儿童和第二语言学习者之语码转换性质上常常有所不同。

另外，语码转换之现象可能源自一个人母语能力的退化。当说话者某一语言的能力不强，但该语言又有表示身份的作用时，说话者倾向于转换语码。

语言学家在研究同步双语儿童语码转换之现象时，最关心的议题乃是儿童习得的内容和两种语言同步发展的结果。此项研究特具挑战。语言学家需要精准且清楚地分辨目标问题是否和语言发展相关。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逐渐成熟的语言和元语言学（英语：Metalinguistics）能力会改变其语码混合的比例。许多语言学家，如：迈塞尔[16]指出，儿童在年幼时期所出现之语码转换或混合的现象与成年人所出现的语码转换现象不同：成年人的语码转换现象大多数与语言能力有关，而儿童在语言学习过程中所出现的语码转换现象大多与其语言发展有关。我们知道儿童语码转换的模式，会随着语言能力的增强而有所改变，然而，成年人语码转换的模式会受到某一语言能力的限制。

某些语言学家认为，双语儿童的语码转换是其语言发展的结果。儿童在习得语言的阶段未必意识到自己正在学习不同的语言，也无法明确分辨两种不同的语言。因此，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混合”能够更准确地指涉儿童的语言现象。

对儿童来说，语码转换有其实际的用途。语码转换有助于儿童与成年人沟通，更可作为一种语体风格的变化。当儿童与成年人沟通时，语码转换常具有强调的作用。再者，儿童会因为与谈者与其关系的不同而转换语言，语言的转换也会改变对话者的权力关系，儿童也因此达到其对话目的。

对于成年的非母语使用者来说，语码转换是一个很好的沟通策略。当成年人在学习第二语言时，适时的转换成母语让初学者能够避开较困难的部分，有助于学习者更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类型

语码转换主要可分成下列两种类型[17]:15：

句内转换

句内转换（Intra-sentential switching）：句子内部出现语言之转换。

例子：
  1. 你那篇article还没finish啊？（意旨：你那篇文章还没写完啊？）[17]:18
  2. 你看你说话的表情多么地骄傲，难道不怕我 say sorry get out？（蔡依林《爱情36计》）（65-pop song）[18]
  3. 周卿家，同朕再check吓，睇吓各地各省仲有冇人欠税。（崇祯帝，《帝女花》，陈豪饰）

句外转换

句外转换（Inter-sentential switching）：句子与句子之间出现语言之转换。

例子：
  1. 你暑假不修课了。I heard you will graduate in May, won't you?（我听说你将在五月毕业，不是吗？）[17]:19
  2.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想祝福不知该给谁 爱被我们打了死结。（陈奕迅《Lonely Christmas》）[18]:69

参见

参考资料

  • Gardner-Chloros, Penelope. Code-switch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07-20. ISBN 978-0521862646. 
  1. ^ 1.0 1.1 Gumperz, John J. Discourse Strateg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2. ^ Poplack, Shana; David Sankoff. Borrowing: the synchrony of integration. Linguistics. 1984, 22 (269): 99–136. doi:10.1515/ling.1984.22.1.99. 
  3. ^ Muysken, Pieter. Code-switching and grammatical theory. L. Milroy & P. Muysken (编). One Speaker, Two Languages: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ode-switch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77–98. 
  4. ^ Fries, C. C. & Pike, K. L. 1949. Coexistent phonemic systems. Language 25(1), 2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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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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