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人流散

猶太人流散希伯來語תְּפוּצָה‎,Tfutza)或猶太人流亡希伯來語גָּלוּת‎,Galut意第緒語Golus‎)是指以色列人、猶大族人英語Ioudaios和隨後的猶太人離開祖先的故土(以色列地),隨後在世界各個角落定居。

根據希伯來文聖經,「流亡」一詞是指公元前8世紀從以色列王國流亡出來的以色列人的命運,也指公元前6世紀從猶大王國流放出來的猶太族人的命運。在流亡中,人們將猶太族人稱為「猶太人」(יְהוּדִים,或Yehudim)——以斯帖記中的「猶太人末底改」是聖經中第一次提到猶太人這個詞語。

第一次大流散是亞述流亡英語Assyrian exile,始於公元前733年亞述提格拉特帕拉沙爾三世開始將猶太人從以色列王國驅逐出去,直至公元前722年,在薩爾瑪那薩爾五世對以色列進行長達三年的圍城後,薩爾貢二世摧毀了以色列王國後。第二次大流散爲公元前597年的巴比倫流亡——猶大王國的一部分猶太再度被驅逐。公元前586年尼布甲尼撒二世治下的新巴比倫王國又再一次驅逐猶太人。

第二聖殿被摧毀之前,猶太大離散已經持續了數個世紀。直至公元一世紀中葉,除了猶太王國、敘利亞和巴比倫,大型的猶太社區亦存在於羅馬埃及行省克里特與昔蘭尼加以及羅馬本身。[1]

在公元前63年耶路撒冷被占領後,哈斯蒙尼王朝成為羅馬的附庸國,隨後在公元6年,該地區被進一步被列爲猶太行省。猶太人在公元66年期間反抗羅馬征服者,歷史稱為猶太戰爭,它最終導致了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摧毀。在侵占期間,羅馬人摧毀了第二聖殿和耶路撒冷的大部分地區。這個事件標誌著猶太人從羅馬流亡的開始,也被稱為以東流亡。猶太領袖和精英從故地出逃、被殺、或被帶到羅馬做奴隸。[2]

公元132年,剩下的猶太人在巴爾·科赫巴的領導下反抗哈德良。公元135年,哈德良的軍隊擊敗了猶太軍隊,猶太人從此失去了獨立。作為懲罰,哈德良流放了更多的猶太人,將他們作為奴隸出售,將耶路撒冷的名字改名為愛利亞加比多連,並禁止猶太人進入,哈德良猶地亞更名爲敘利亞巴勒斯坦。

詞源

希臘語 διασπορά(流散/分散)首先出現在古希臘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它隨後用於舊約七十士譯本中:ἔση διασπορὰ ἐν πάσαις βασιλείαις τῆς γῆς(你將在萬國中成為流散者)(申命記28:25)。[3]在塔木德和塔木德後的拉比文獻中,這種現象被稱為galut(流亡),這是一個具有強烈負面含義的術語,經常與geula(贖回)形成對照。[4]美國猶太錫安主義學者Simon Rawidowicz [5]在20世紀30年代引進了現代希伯來概念Tefutzot(תפוצות,分散,流散),他在某種程度上認為人們應該接受猶太人存在於以色列國外是一種現代的現實,是不可避免的。在新約中,希臘詞「流散」(διασπορά)也出現了三次,它指的是以色列人的分散,即,與南部猶大王國對抗的北部以色列十支派。

羅馬時期前的流散

在公元前722年,亞述人薩爾貢二世薩爾瑪那薩爾五世的繼承者)的統治下征服以色列王國 (後期),許多以色列人被驅逐到美索不達米亞[6]猶太大離散開始於公元前6世紀的巴比倫流亡。[7]

公元前586年尼布甲尼撒二世推翻了猶大王國(見巴比倫囚虜),並且將相當一部分居民驅逐到美索不達米亞之後,猶太人有兩個主要的文化中心:巴比倫以色列地[8][9]

聖經的以斯拉記包括兩個文本,據說是新巴比倫王國的征服者居魯士二世的詔令,允許被驅逐的猶太人在回歸故土,並命令重建聖殿。但該詔令的兩個文本——希伯來語和亞蘭語——在內容和語調上的差別,令部分學者質疑該道詔令真實性。[10]居魯士文書(又譯居魯士圓柱或居魯士銘筒)是一個古代泥制圓筒,以居魯士大帝的名義用古代阿卡德語楔形文字所寫成,其中提到了重建聖殿,讓流亡人民重新歸國,人們經常認為這能夠證明聖經中居魯士法令的真實性,[11]但是其他學者則指出,這個圓筒的文本針對的是巴比倫美索不達米亞,沒有提到猶大王國耶路撒冷。 美國古代猶太人史專家萊斯特·格拉布(Lester L. Grabbe)稱所謂的「居魯士大帝詔令」並不真實,但是,確實存在一般政策允許被驅逐者返回故土和重建敬拜地點。他還表示,考古學表明,猶太人的回歸是幾十年中一個漸進的過程,而不是一次性發生的事件。

雖然這個時期大多猶太人,特別是富裕的家庭,都在巴比倫,但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塞琉古帝國安息帝國薩珊王朝的連續統治者下,他們的存在是默默無聞的,沒有什麼政治影響力。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期間,流亡者中最貧窮但又最具宗教熱情的的猶太先民返回到猶大王國/以色列地,並在耶路撒冷重建了聖殿作爲自己社區的中心。該猶太分支以其強烈的宗教情感著稱,對摩西五經有著執著的依靠,並將其作為自己身份的核心。

在埃及的猶太人最先出現於第二十六王朝時期象島古卷記載著一個居住在埃及的猶太人僱傭兵團,該兵團曾先後爲波斯第一帝國托勒密王國和羅馬人效力,大量猶太官員亦被派遣到埃及的軍事重鎮及城市地區。[12]根據猶太歷史學家約瑟夫斯的記載,在托勒密一世攻佔猶太地區後,有12萬猶太人被擄至埃及,但亦有大量猶太人被和托勒密王國的富饒及寬容的政策所吸引,而自願遷往埃及。[13]隨後托勒密二世解放了被猶太奴隸,並將其安置在專門的殖民地。[14]

哈斯蒙尼王朝王子(他們首先是大祭司,然後成為國王)的統治下,猶太國家逐漸強大,並且吞併了幾處領土。然而,不久之後,王室內的不和,加之宗教虔誠者對那些不再體諒臣民真正願望的統治者不滿,猶太國家很容易成為這時越加獨裁和專橫的羅馬人的獵物。公元前63年,格奈烏斯·龐培入侵耶路撒冷,猶太人失去了政治主權和獨立,耶路撒冷被羅馬將軍格奈烏斯·龐培占領,設為羅馬的一個行省;保留猶太人國王,作為傀儡,羅馬設置總督。

希臘化時期

早在公元前3世紀,猶太人社區已遍佈愛琴海諸島、希臘、小亞細亞昔蘭尼加、義大利和埃及。[15]:8–11希臘文化影響著猶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西部的猶太人社區中,希臘語迅速占主導地位,並且鮮有證據表明該時期的希臘化猶太人仍然能夠深度使用希伯來語或亞蘭語。隨著亞歷山大大帝東征,很多猶太人亦隨之移民至地中海東岸及前波斯帝國的領地尋找機會。[16]公元6年羅馬人吞併猶太地區,僅剩巴比倫的猶太人處於羅馬統治之外。[17]:168不同於其生活在西面已經在語言上被希臘化的同胞,巴比倫及猶太地區的猶太人依然以亞蘭語爲主要語言。[7]

公元前2世紀中葉,西比拉神諭第三本書的猶太作者提到了「被上帝選中的人(選民)」,「每一塊土地和每片海洋都充滿了你。」諸如斯特拉波斐洛塞內卡路加使徒行傳的作者),西塞羅弗拉維奧·約瑟夫斯等很多作者都見證了猶太人居住在地中海盆地希律亞基帕一世國王在給卡利古拉的一封信中,列舉了幾乎所有有猶太居民的希臘化和非希臘化東方國家。這個列舉還不是很完整,因為義大利昔蘭尼都沒有包括在內。每年的金石學發現都揭示越來越多的古代猶太社區,但是由於缺乏確切的數量證據,因此人們必須謹慎對待這些發現。據古代猶太歷史學家弗拉維奧·約瑟夫斯,在以色列地和巴比倫之後的最密集的猶太人人口居住地是敘利亞,特別是在安提阿大馬士革,在大叛亂期間,有10,000到18,000猶太人被屠殺。古代猶太哲學家斐洛記載埃及的猶太居民數量是一百萬,占總人口八分之一的。亞歷山卓是迄今為止埃及最重要的猶太社區。埃及流散的猶太人與托勒密王朝的其它流民族地位相當,他們與耶路撒冷有著密切的聯繫。像其他希臘化和移民一樣,他們更多是自願居住在埃及而並非受逼。[18]

根據對公元前115年基多戰爭的記載,昔蘭尼加賽普勒斯美索不達米亞的猶太居民人數同樣很多。從奧古斯都統治時期開始,羅馬至少7000多名猶太人——希律王之子希律·阿基勞斯曾代父管治猶地亞,但由於不得民心,最終猶太人組一貴族團上訪羅馬要求罷免阿基勞斯,而7000人該數據,則爲當時羅馬城內參與護送上訪團的猶太人數量。許多信息來源認為,猶太人占羅馬古城人口的十分之一。最後,若羅馬執政官盧基烏斯 ·瓦萊里烏斯·弗拉庫斯(Lucius Valerius Flaccus)在公元前62/61年期間徵收的金額總數是一年內每人1德拉克馬銀幣的人頭稅,那麼,這意味著安那托利亞的猶太成年男子數量為45,000名,總人口至少有18萬人。

羅馬帝國統治期間

13世紀歷史學家阿卜·法拉茲認爲在羅馬帝國期間,共有6,944,000猶太人生活在帝國內。波蘭裔美國歷史學家薩洛·維特邁爾男爵亦認可該統計。[19]很長一段時間,學界都認爲直至公元1世紀中葉,分別有700萬及100萬猶太人生活在帝國內及外。但近代的研究指出,阿卜·法拉茲的的記錄是基於一份全部羅馬公民的人口調查,[20]:90, 94, 104–05[21]因此數據明顯包含了其他非猶太族裔,故並不準確。[22]:185其他古代的記錄還有斐洛的統計,他認爲帝國時期共有100萬猶太人生活在埃及亞歷山卓。羅馬帝國並不區分生活在猶地亞內外的猶太人,並在第二聖殿被毀前,一直對境內所有猶太人統一徵收聖殿稅。

羅馬對猶地亞的破壞

 
流散博物館收藏的提圖斯凱旋門復刻品,描繪了羅馬士兵的凱旋遊行,帶領著剛被奴役的猶太人。並展示著洗劫耶路撒冷時從聖殿中偷來的物品。

羅馬統治對猶地亞的統治始於格奈烏斯·龐貝於公元前63年攻佔耶路撒冷。之後數千猶太人淪爲奴隸被送去羅馬,很多在恢復自由身沒有選擇回歸,而是選擇在台伯河右岸定居,並以貿易謀生。[23][24]公元前37年,在羅馬人的幫助下,大希律王攻佔耶路撒冷,亦有可能又有猶太人被羅馬軍隊帶走並賣作奴隸。公元66年爆發大起義(第一次羅馬-猶太戰爭),猶太人試圖擺脫羅馬地國和希律王朝爭取獨立。但起義最終於公元73年被鎮壓,並導致耶路撒冷被占及象徵猶太人民族性和宗教性的第二聖殿被焚毀。根據古代歷史學家弗拉維奧·約瑟夫斯,在大起義期間,有97,000名猶太人遭猶太人奴役。很多猶太人從猶地亞出逃至其他地中海地區,約瑟夫斯稱有三萬名猶太人遭羅馬人放逐到迦太基[25]

羅馬何時開始反猶太教的是一個學術上有爭論的問題,然而歷史學家本·薩森(H.H. Ben-Sasson)提出,羅馬皇帝卡利古拉於公元37-41年的統治危機是「羅馬與猶太人之間的首次公開分裂」。[26]再第二聖殿被毀後,羅馬帝國內的猶太人仍然繼續保持獨立運動。隨著回歸故土的希望越發渺茫,他們力圖在昔蘭尼賽普勒斯埃及美索不達米亞的希臘文化的廢墟上建立聯邦。隨後,公元115-117年間帝國在地中海東岸及美索不達米亞的領土爆發的基多戰爭(又稱第二次羅馬-猶太戰爭),戰爭結束後,克里特島賽普勒斯和北非的猶太人社區完全被摧毀,更多的猶太人出逃至帝國更偏遠的地帶。[27]此後,大量非猶太人和撒馬利亞人遷入原先爲猶太人居住的村莊。[28]

公元130年,哈德良大帝決定重建已被夷爲平地的耶路撒冷,並將其改名為愛利亞加比多連,將其轉變爲一座羅馬-希臘文化城市,在原聖殿遺址上興建宙斯神殿,[29],其目的是為了侮辱猶太人,以抹除這片土地的猶太特徵[30][31]。面對此羞辱,猶太人再次於公元132年發動巴柯巴起義(第三此羅馬-猶太戰爭),在鎮壓起義後,哈德良於公元135年正式取消猶太行省,並將其更名爲敘利亞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一詞在此前就已經存在,在埃及和亞述文獻中意指黎凡特南部的海岸地區。哈德良此舉被部分學者認爲是試圖在語言上割裂猶太人及其故土。[32][33]但亦有研究指出,即使是古代猶太人歷史學家約瑟夫斯(其生活的年代猶地亞依然存在)也會在其希臘語著作中用「巴勒斯坦」一詞指代猶地亞,故哈德良的真實意圖可能僅是想增強帝國在文化和行政上的羅馬屬性,並將猶地亞納入一個更大的地理單元[34] 並不意味著哈德良意欲剷除猶太教。[35]耶路撒冷被異教化,亦被認爲是爲了抵禦帝國內部當時的基督教傳播,因爲該城在基督教中同樣亦擁有特別意義。[36]巴爾科赫巴起義失敗後,羅馬人再度對猶太人進行大規模的處決、驅逐和奴役,摧毀了大量猶太行省的城鎮,並禁止猶太人定居在耶路撒冷或其周圍地區,並除了聖殿被毀日外禁止猶太人入城,違則處死,但羅馬人依然允許其帝國內的離散猶太人人繼續保持其民族和宗教特性。在此之後,直至現代以色列國成立,猶地亞再沒有出現過一個由猶太人組建的政府。並且,各種限制(稅收,歧視,社會排斥)進一步疏離和邊緣化了留在內蓋夫加利利的猶太人,羅馬帝國更偏好其他信仰異教的民族,例如敘利亞人和腓尼基人等。[37]猶太行省/猶地亞被摧毀不論是對以色列人,還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都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最重要的變化之一是將宗教權威中心從聖殿的聖職人員轉移到拉比上。

在羅馬帝國的三世紀危機中,內戰在帝國境內此起彼伏,爲籌集戰爭經費,政府對依然生活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徵收沉重的賦稅,很多猶太人因此逃往薩珊王朝(第二波斯帝國)控制下的巴比倫,因爲波斯人當時對猶太人的政策更爲寬容友好。[38]隨著移民的增加,巴勒斯坦和巴比倫都成爲其時猶太人的學術中心,但兩大中心之間卻衝突不斷,因爲巴勒斯坦的猶太學者擔心猶地亞會最終喪失其在猶太教中的中心地位。很多巴勒斯坦的學術大師拒絕承認其在巴比倫的同行,並拒收來自巴比倫的學生。儘管如此,大量遷往巴比倫的移民依舊對巴勒斯坦的猶太教學術造成深遠的影響,直至公元三世紀末葉,巴勒斯坦的宗教研究已經完全依賴於來自巴比倫的捐贈。[39]

學術界通常認爲歐洲的猶太移民始於公元66年至公元135年的三次猶太人起義後。[40]:224 英國歷史學家馬丁·古德曼(Martin Goodman)認爲猶太人是在耶路撒冷被摧毀後才開始出現在北歐和地中海西岸地區。[41]以上學術觀點傾向認爲猶太人離散是出於歷史上從猶地亞/巴勒斯坦突發性的驅逐潮,且該觀點相當流行。但亦有反對聲音指出,該觀點實質上在嚴肅的猶太人學研究中不值一提。[42]相反,他們認為流散是發生多個世紀的漸進過程,首先是以色列被亞述摧毀,然後是巴比倫對猶大王國的破壞,再到羅馬對猶地亞的破壞,隨後則是基督教穆斯林的統治。在起義後,猶太宗教文化和文化中心轉移到了巴比倫的猶太團體和學者中。在接下來的幾代人中,第二聖殿被摧毀標誌著對猶太人的一種根本認知:在大部分歷史中猶太人是一個不斷受壓迫的民族。[43]猶太人是在巴柯巴起義後才徹底成爲一個流散民族。[44]

歷史學家埃里希·格魯恩(Erich Stephen Gruen)認爲,人們過於關注聖殿的摧毀,從而忽視了在此之前流散已經出現。強制性遷移只是大量流散人口中很小的一部分。[45]事實上,在公元70年第二聖殿被毀時,散居各地的猶太人人口要大於居住在以色列的同族,[46]第二聖殿時期,流亡在外的猶太人要佔當時猶太人總人口的60%,[47]從亞歷山大時期到提圖斯任內,共有300到500萬猶太人並不居住在巴勒斯坦的故土,[48]亞歷山卓也許就已有一百萬人猶太居民。[49]巴比倫囚虜在猶太人的意識中創造了一個回歸故土的應許,這種意識在第二聖殿摧毀後增強了猶太人對流亡的自我認知,儘管這種民族離散是由於一系列非驅逐的因素導致的。[50]雖然有著條條框框的限制,但是猶太人在耶路撒冷的三千三百多年中一直存在著。直至公元6世紀,以色列仍存在著43個猶太社區——12個分佈海岸地帶、內蓋夫沙漠和約旦東部,餘下31個則在以色列地北部的加利利的村莊和約旦河谷。在沿海平原的亞夫內是猶太教的重要中心。[51]

拜占庭帝國、伊斯蘭及十字軍時期

公元4世紀,羅馬帝國分裂,巴勒斯坦歸拜占庭帝國所統治。其時巴勒斯坦依然有著可觀的猶太人口,但依然禁止居住在耶路撒冷。隨著西羅馬帝國於公元5世紀覆滅,大量基督徒遷入了巴勒斯坦並改變了當地的人口結構。猶太人是唯一依然被官方允許的非基督教宗教,但猶太人依舊在方方面面遭受歧視,被禁止建造猶太公會、擁有奴隸或就任公職。[52]公元7世紀拜占庭-薩珊戰爭期間,生活第一巴勒斯坦行省英語Palaestina Prima猶太人發動叛亂,這亦是現代之前猶太人最後一次試圖在和以色列謀求自治。猶太人叛亂幫助最終幫助波斯人佔領耶路撒冷,猶太人亦因此被允許自治,直至公元617年波斯人決定不再與猶太人結盟。隨後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佯言會恢復猶太人的權力,猶太人故助其趕走波斯人。之後希拉克略食言並發動猶太人屠殺,摧毀了耶路撒冷週邊和加利利的猶太社區,很多猶太人故出逃至埃及。[53][54]

公元638年,穆斯林征服黎凡特。有統計指出當時應有30萬到40萬猶太人生活在巴勒斯坦。[55]其後,阿拉伯人開始成爲黎凡特的優勢民族,哈里發歐麥爾·本·赫塔卜亦允許甚至鼓勵猶太人定居耶路撒冷,這是500年來猶太人首次獲准自由出入聖城。但歐麥爾二世之後卻禁止猶太人在聖殿山禮拜,之後長達1000年的穆斯林統治時期,該禁令一直被執行。[56]公元717年,哈里發開始對非穆斯林施加限制,並且對農地徵收高稅,很多原先務農的猶太人被迫遷往城市地帶。社會歧視以及隨後公元8-9世紀的穆斯林內戰迫使猶太人出逃。直至公元11世紀末期,巴勒斯坦的猶太人人口已經大幅度減少。[57][58]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時期,生活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和穆斯林慘遭屠殺及奴役。耶路撒冷大多數猶太人居民在十字軍圍城戰中死亡,生還的數千人亦被當作奴隸出售。一些猶太人戰俘亦被發配至義大利普利亞[59][60][61]

之後穆斯林阿尤布王朝擊退十字軍及重新征服巴勒斯坦,當地猶太人處境有所改善,但好景不長,隨後巴勒斯坦易手於馬木留克蘇丹國,猶太人遭受嚴厲的迫害,其社會經濟地位急劇下降。當地的猶太人和基督徒人數萎縮。雖然仍有部分猶太人從歐洲、北非和敘利亞遷入巴勒斯坦,避免了當地的猶太人社區徹底消失,但無論如何,猶太人在巴勒斯坦變得更少了。[62]

直至鄂圖曼帝國佔領巴勒斯坦,當地的猶太人僅有數千人,但之後該地區開始進入相對穩定的時期。根1517年的統計,巴勒斯坦有五千名猶太人,當中包括後遷入者及一直堅守祖地者的後代。[63][64]

羅馬之後猶太民系變遷

在中世紀,由於地域上的分散和重新定居的越加頻繁,猶太人發展出了不同的民系,今天一般由兩個主要的地理分組來描述:北歐和東歐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以及伊比利半島西班牙葡萄牙)、北非中東塞法迪猶太人。這兩個團體具有平行的歷史,分享著許多文化相似性,都經歷過一系列屠殺、迫害和驅逐,例如1492年被驅逐出西班牙,1290年被驅逐出英國,1948—1973年被驅逐出阿拉伯國家。雖然這兩個分支都有許多獨特的民族文化習俗,並與當地主體居民有著聯繫(例如,阿什肯納茲猶太人與中歐人的聯繫;塞法迪猶太人與西班牙人和阿拉伯人的聯繫),但是,他們共同的宗教和祖先,以及他們不斷的溝通和人口轉移,已經從羅馬時期一直到現在塑造了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塞法迪猶太人之間統一的文化和宗教身份認同感。

到1764年,在波蘭立陶宛有大約75萬猶太人。全球猶太人口(包括中東歐洲其他地區)估計有120萬。[65]

古典時期:猶太人和撒馬利亞人

猶太人也被稱猶太民族,他們是一個種族-宗教族群,一般認爲其根源主要追溯到黎凡特的古代以色列人及其他民族。撒馬利亞人認為自身是北以色列王國的遺民,他們在亞述流散英語Assyrian captivity時期並沒有被驅逐,並與後來的亞述人一起組成撒馬利亞群體。一些聖經學者還認為,猶地亞人的一部分人口在猶太人流亡期間一直住在原處,後來加入了從巴比倫返回的以色列人,並形成了古典時期哈斯蒙尼王朝時期的猶太人。

波斯在公元前539年征服了巴比倫之後,猶太王國成為波斯帝國的一個省,並一直持續到希臘化時代,之後耶胡德成為埃及托勒密王國和敘利亞塞琉古帝國之間的爭議領土。公元前2世紀早期,反抗塞琉古帝國的起義最終使哈斯蒙尼王朝建立了一個獨立的猶太王國。 哈斯蒙尼王朝有意采模仿和重建大衛王國,並強迫其他色列地的民族改信猶太教,包括納巴泰人以土利亞英語Iturea人,非利士人摩押人亞捫人以東人。在占領了撒馬利亞之後,還試圖轉化撒馬利亞人。但這種大規模的強行改宗可能性存疑,因為大多數民族仍保留了其獨立性,並且很多後期都希臘化或改信基督教。以東人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他們在希律王朝和隨後的猶太-羅馬戰爭中融入猶太社會。[66]雖然根據記載,在哈斯蒙尼王朝時期以色列各部落依舊維持其獨立性,但猶大支派的主導地位,以及哈斯蒙尼王朝時期的民族主義政策(該政策將所有猶大王國的居民稱為猶太人)實際上抹去了各部落間區別,唯一倖免能夠依舊保留自身特性的是利未支派亞倫派的祭司身份。

巴比倫猶太群體雖然與哈斯蒙尼王朝和後來的希律王國保持著長期的聯繫,但卻發展成為一個單獨的猶太民系。在塔木德時期他們收集並整理了自己的習俗,並編撰巴比倫塔木德,並耶路撒冷的塔木德略有不同。巴比倫猶太人被認為是大多數米茲拉希猶太人的前身。

三大分類

阿什肯納茲猶太人

阿什肯納茲猶太人是猶太人的最常見民系,他們在中世紀移民到現在的德國和法國東北部。在現代之前,他們曾經遵守意第緒和阿什肯納茲的禱告風格。有證據表明,部分猶太人在羅馬時代移民到了日耳曼尼亞,並可能在羅馬人擴張時期隨軍的商人。大多數現代阿什肯納茲猶太人是在古典時期從中東遷徙(或被擄掠)到南歐的猶太人後代——他們在公元800-1000左右遷移到法國北部和德國南部,後來由於受迫害,不少亦遷入東歐。[67][68][69][70]一些阿什肯納茲猶太人擁有塞法迪猶太人血統,後者是世居西班牙的猶太人,並在歷史上數次大規模迫害後從西班牙出逃——首先是在伊斯蘭教迫害期間(11至12世紀),之後是收復失地運動(13至15世紀)和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期間(15至16世紀)。在這個意義上,現代術語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是指猶太宗教習俗意義上的一個派別,而不是嚴格的種族-地理劃分,因為這些區分隨著時間的流逝而逐漸消失。

2006年,以色列理工學院海法蘭巴姆醫療中心的一項聯合研究(Doron Behar 和 Karl Skorecki)表明:絕大多數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都有中東的祖先。[71]根據尼古拉斯·韋德斯(Nicholas Wades)2010年的常染色體研究,阿什肯納茲猶太人與其他猶太人群體有著共同的祖先,並與塞法迪猶太人一樣,攜帶著30%的歐洲居民血統,其餘的血統則源自中東。[72]

杜克大學遺傳學家和杜克人類基因組變異中心主任大衛·戈德斯坦(David Goldstein)表示,以色列理工學院海法蘭巴姆醫療中心的聯合研究只能證實遺傳漂變在塑造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的母系粒線體DNA(mtDNA)上發揮了重要作用。戈德斯坦認為,該聯合項目的mtDNA研究未能在現代猶太人和中東人口之間在母系上建立顯著的數據學關係,但戈德斯坦同時亦承認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的父系毫無疑問是來自中東。[73]

2010年6月,Behar 等人指出,「大多數猶太人的樣本與中東的共同基因庫有著非常緊密的亞群聯繫,但該中東基因庫雖有覆蓋了德魯茲人賽普勒斯人,卻並沒有進一步覆蓋其他來自黎凡特的人口。相比之下,衣索比亞猶太人(貝塔以色列)和印度猶太人(以色列之子柯枝猶太人)則分別與衣索比亞和印度西部相鄰的本地居民的樣板交錯在一起,雖然父系上依然和黎凡特有顯著關聯。」[74]「對這些觀察結論的最簡潔解釋是:存在一個共同的基因起源,它與猶太人的歷史描述相一致,即,猶太人是從古代黎凡特的希伯來人和以色列人的後裔。」而對於實驗中採用的人口樣本,Behar 則解釋:「我們的樣本採集自近一、兩代沒有混血史的人群,故我們可以進一步肯定,猶太人擁有共同的祖先,其基因聯繫絕非是近代以來的通婚所導致」。

2013年,Costa 等人對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的粒線體DNA研究得出結論,該族群四位主要的女性祖先和多數母系旁系其祖源是在史前歐洲而不是近東高加索地區。該研究表明,歐洲本地婦女與猶太人的中東父系先民通婚並皈依猶太教,對於形成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分支具有重要作用。」[75]

Haber 等人(2013年)的一項研究指出,雖然以前對黎凡特的研究(主要針對流散猶太人)表明猶太人在中東確是一個獨立的群體,但這些研究並沒有明確說明導致這一結構的因素是否還將涉及到黎凡特的其他群體。研究者們發現一些有力的證據,表明現代黎凡特人口主要從兩派祖先人口中衍生出來。第一派與現代歐洲人和中亞人分享著相同的基因特徵,並在黎巴嫩亞美尼亞賽普勒斯,德魯茲、猶太人,以及土耳其人,伊朗人和高加索人等黎凡特人中是最為明顯的。第二派的基因特徵則與中東其他地區的人口以及一些非洲人口有相同特徵。攜帶第二派基因特徵的黎凡特人主要有巴勒斯坦人,約旦人,敘利亞人,以及北非人,衣索比亞人,沙烏地阿拉伯人和貝都因人。作者進一步指出,雖然第二派祖源與伊斯蘭教的擴張有關聯,並且在前伊斯蘭時期,黎凡特與歐洲人而不是中東人具有更多遺傳相似性,但該派祖源在卻同樣能夠在黎巴嫩基督徒、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和塞法迪猶太人、賽普勒斯人和亞美尼亞人中觀察到,故該派系進入黎凡特的時間,可能發生在伊斯蘭教擴張前。作者還發現,在黎凡特,宗教與祖源之間有很強的相關性:

「所有的猶太人(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和塞法迪猶太人)都集中在一個分支上;起源於黎巴嫩山迦密山來的德魯茲派則另組一支;黎巴嫩的基督人口與亞美尼亞和賽普勒斯的基督教人口共同形成一個獨立分支,並將黎巴嫩的穆斯林排除在外。敘利亞人、巴勒斯坦人和約旦人的主要人口爲穆斯林,他們與其它穆斯林(最遠可達摩洛哥和葉門)形成獨立的關聯。[76]

2013年,以色列蘭巴姆醫療中心的Doron M. Behar和其他研究人員的研究表明,經過不斷的積累,其分析強烈地表明阿什肯納茲猶太人主要來自歐洲和中東人口,而不是來源於高加索或其週邊區域。並且沒有證據表明,可薩人,尤其是生活在窩瓦河北岸和高加索北部的支系,是現代猶太人的祖先。[77]

塞法迪猶太人

塞法迪猶太人的祖先住在西班牙葡萄牙。在十五世紀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之前,約有三十萬猶太人居住在西班牙,當時天主教雙王從驅趕摩爾人並重新佔領西班牙,並命令猶太人改宗天主教、否則必須離開西班牙或面臨處決。在《阿罕布拉法令》之後,選擇不改宗的猶太人(大約有在4萬到10萬之間)在1492年被驅逐出西班牙。[78]隨後的塞法迪猶太人遷往北非(馬格里布),基督教歐洲(荷蘭,英國,法國和波蘭),遍及鄂圖曼帝國乃至之後發現的拉丁美洲。在鄂圖曼帝國,塞法迪猶太人大多定居在帝國的歐洲部分,主要在伊斯坦堡塞薩洛尼基布爾薩等主要城市。現代希臘的塞薩洛尼基,擁有一個龐大而繁榮的塞法迪猶太人社區,如同在馬爾他的猶太人社區一樣。

16世紀,少數稱為「瑪拉諾」的塞法迪猶太人通過荷蘭遷移到定居在德國的漢堡阿爾托納區,並最終採用阿什肯納茲禮。部分人遷往美國,並建立了美國首個有組織的猶太人社區及美國的第一座猶太會堂。然而,大部分塞法迪猶太人仍然留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並改信天主教,遷居到西葡兩國治下拉丁美洲的猶太人亦有改宗。塞法迪猶太人演變為現今北非的猶太社區,在鄂圖曼帝國內的土耳其,敘利亞,加利利和耶路撒冷亦有大量塞法迪猶太人。

米茲拉希猶太人

米茲拉希猶太人是中東、中亞和高加索的猶太社群的後裔,他們主要發源自古典時期的巴比倫猶太人。「米茲拉希」這個術語在以色列的政治、媒體和一些社會科學家的措辭中用於指代來自阿拉伯世界的猶太人。米茲拉希的定義還包括馬格里布猶太人葉門猶太人,但後兩者的歸屬更多是出於政治考量而非祖籍考究。

西亞分支
葉門猶太人

葉門猶太人是指移民到鄂圖曼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前就住在葉門的猶太人。由於多年地理上和社會上的隔離,該分支發展出與其他東方猶太人民系明顯不同的禮儀和習俗;他們自己包括三個明顯不同的群體,但多是出於宗教律法和禮拜儀式上的不同而非種族性質。傳統上認爲,葉門猶太人是在巴比倫流亡後出現的,儘管亦有部分意見認爲應該往後推延至羅馬時期。

猶太教卡拉派

猶太教卡拉派是中世紀主要生活在埃及,伊拉克和克里米亞的猶太人。他們因為自身遵守的獨特猶太教教規而與其它猶太派區分開來。在數千年期間,各種拉比猶太人的社群都與與卡拉派社區有聯繫。因此,猶太教卡拉派並不是一個不同的民族,而是猶太教的一個獨特的分支。卡拉派猶太教承認塔納赫是猶太人唯一的宗教權威。當闡釋塔納赫時,他們使用語言原則和語境解釋來解釋它的正確含義。 卡拉派猶太人努力在解釋塔納赫時堅持對文本的明白直白的意思。相比之下,拉比猶太教認為,口述律法(在「米書拿」和「塔木德」中有編撰和記錄)對猶太人具有同等的約束力,並得到上帝的授權。在拉比猶太教中,口述律法構成了宗教、道德和猶太人生活的基礎。猶太教卡拉派主要使用合理的推理和語言工具的應用來確定塔納赫的正確含義;而拉比猶太教依靠塔木德中編纂的口述律法,從而為猶太社區提供對希伯來經文的準確理解。

猶太教卡拉派和拉比猶太教之間的差異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拉比猶太教起源於第二聖殿時期的法利賽人。卡拉派猶太教可能起源於同時代的撒都該人。卡拉派猶太人把整個希伯來聖經作為宗教權威。因此,絕大多數卡拉派猶太人相信死人的復活。[79]卡拉派猶太人被正統拉比認為是遵守猶太律法的猶太人。同樣,Moetzet Hakhamim認為如果拉比猶太人社群的成員是從父系上是猶太人的話,那麼他們就是猶太人。

變遷至近現代的猶太民系

以色列猶太人

以色列的猶太人包括越來越多大規模的阿利亞運動構成的混血的猶太社區,它們來自歐洲、北非和中東。雖然以色列猶太人的很大一部分仍然保留了他們的阿什肯納茲、塞法迪和米茲拉希來源的記憶,但在社區之間的猶太人混血婚姻是非常普遍的。這裡還有數量較小的葉門猶太人,印度猶太人和其他人仍然保持半獨立的社區生活的猶太人。還有大約5萬名卡拉派猶太教徒的信徒,其中大多數居住在以色列,但他們的確切數字仍是不清楚的,因為大多數卡拉派沒有參加任何宗教人口普查。雖然有人認為貝塔以色列是古以色列人的後代,但他們在以色列被普遍承認是衣索比亞猶太人

美國猶太人

 
歐洲猶太移民來到紐約。

大多數美國猶太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移民到美國的阿什肯納茲猶太社群,以及最近大量湧入的波斯和其他米茲拉希猶太移民。美國猶太人社群被認為是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之間混血婚姻的百分比最高的,這同時讓越來越多的非猶太人被同化,認同自己是猶太人。美國最普遍的猶太教是猶太教改革派,它不要求猶太人是猶太族或聖經上的以色列人的直系後裔,在改革派看來,遵守猶太信仰就可以是猶太人,這與以色列主流的猶太教正統派相反,它認為猶太人是一個非常封閉的種族-宗教群體,在歸信上有非常嚴格的程序。

法國猶太人

 
1182年驅逐法國猶太人。

現代法國的猶太人約40萬人,他們主要是北非社群的後裔,其中一些是來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塞法迪社群——其他人是來自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西亞的阿拉伯和柏柏爾猶太人,他們在猶太人離開伊比利半島前住在北非洲。他們還有一小部分的阿什肯納茲猶太社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納粹大屠殺中生存下來。

高加索猶太人

高加索猶太人是來自高加索山脈東部和北部的猶太人,主要是亞塞拜然車臣共和國達吉斯坦共和國。他們是來自伊朗的波斯猶太人的後裔。[80]

布哈拉猶太人

布哈拉猶太人是來自中亞的一個民族,他們在歷史上遵從猶太教,並說布哈里安語,一種塔吉克語方言。

中國猶太人

對於猶太人來華最初的時間點,中外學界有持三種時間推斷,其中前兩種以1489年開封猶太人所立「弘治碑」(又稱《重建清真寺記》碑),和據絲稠之路開通年代、1512年開封猶太人所立「正德碑」(又稱《尊崇道經寺記》碑)碑文的記載來認定相應入華時間,但均有頗多疑慮[81]。而唐代進入時間依據有較多考古和記述佐證,是在8世紀時猶太人沿絲綢之路經中亞到達西域進行貿易[82],並在敦煌千佛洞進行過猶太禮拜[83];10世紀阿拉伯旅遊家阿布·賽義德·哈桑(Abu Zayd Hasan)在其《中國印度記聞錄》(Ancient Accounts of India and China)中,提到過874至901年間所爆發的農民騷亂,曾在廣州殺死了包括伊斯蘭教徒猶太教徒拜火教徒等數萬人,而後世也有發掘到屬唐代具有明顯閃米特人特徵的陶俑,作為間接佐證[81]

開封猶太人

開封猶太人是中國河南開封的一個小型猶太社群,他們保留了一些猶太傳統習俗的同時融入了中國社會。

印度

柯枝猶太人也叫馬拉巴爾猶太人,是印度猶太人中最古老的族群,據說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所羅門王的時代。[84][85]柯枝猶太人定居在印度南部的科欽王國中,[85]現在是喀拉拉邦的一部分。[85][86]早在十二世紀,人們就提到印度南部的黑人猶太人。猶太旅行者圖德拉的班傑明提到了在馬拉巴爾海岸上的奎隆,他在《行程》中寫道:「整個島嶼,包括其所有城鎮,住了幾千個以色列人。居民全是黑人,猶太人也是黑人。後者是善良而仁愛的。他們知道摩西律法和先知,知道小部分的塔木德哈拉卡。」[87] 這些人後來被稱為馬拉巴爾猶太人。他們在十二,十三世紀在喀拉拉邦建立猶太會堂。[88][85]眾所周知,他們已經發展出猶太-馬拉雅拉姆語,一種馬拉雅拉姆語方言。

帕拉德錫猶太人

帕拉德錫猶太人主要是塞法迪猶太人的後代,他們在十五和十六世紀最初從西班牙和葡萄牙移民到印度,在阿罕布拉法令頒布後,他們為了逃離強迫的轉信或迫害,從西班牙流亡出去。他們有時被稱為白人猶太人,雖然這種用法通常被認為是貶義性或歧視性的,這個詞語是用來指代最近的猶太移民(15世紀末以前),他們主要是塞法迪猶太人。

柯枝的帕拉德錫猶太人是一個塞法迪猶太人社群,他們的祖先居住在位於印度沿海南部喀拉拉邦的較大的柯枝猶太社區。[89]

馬德拉斯(欽奈)的帕拉德錫猶太人交易鑽石、寶石和珊瑚,他們與Golkonda的統治者有很好的關係,他們與歐洲保持貿易往來,他們的語言技能大有用途。雖然塞法迪猶太人說拉迪諾語(即西班牙語或猶太-西班牙語),但在印度,他們從馬拉巴爾猶太人那裡學會了說坦米爾語和猶太-馬拉雅拉姆語。[90][需要完整來源]

喬治亞猶太人

在種族上和文化上,喬治亞猶太人被認為與鄰近的高加索猶太人不同。在傳統上,他們也是與喬治亞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沒有什麼來往。

克里木查克人

克里木查克人克里米亞的民族-宗教上的猶太社群,它源於說土耳其語的猶太教正統派

Anusim

在猶太人流散的歷史中,那些居住在基督教歐洲的猶太人經常受到當地的基督教人口的攻擊,他們經常被迫轉信基督教。很多被稱為「Anusim」(「被強迫改信的人」)的人秘密地繼續遵守猶太教,雖然在外表上好像普通基督徒一樣生活。最著名的Anusim社群是西班牙的猶太人和葡萄牙的猶太人,儘管他們遍布整個歐洲。自伊斯蘭教興起幾個世紀以來,居住在穆斯林世界的許多猶太人被迫轉信伊斯蘭教,如波斯的Mashhadi猶太人,他們繼續秘密地遵守猶太教,並最終遷往以色列。許多Anusim的後裔在後來不斷離開了猶太教。 2008年12月發布的對伊比利半島人口基因研究「證明了由宗教不容忍的歷史事件導致大量宗教轉信(無論是自願的還是強制的),這最終導致了Anusim後裔的融合。 [91]

在古典時代,撒馬利亞人組成一個較大的群體,他們現在有745人。今天,他們住在以色列和約旦河西岸地區的兩個社區中,他們仍然認為自己是以Ephraim支派(他們命名為Aphrime )和Manasseh支派(他們命名為Manatch)的後裔。撒馬利亞人堅持稱撒馬利亞五經妥拉版本,它在某些方面與馬所拉文本有所不同,有時在重要的方面也是非常不同,而與七十士譯本則較為接近。

撒瑪利亞人認為他們是Bnei Yisrael(「以色列的孩子」或「以色列人」),但他們不認為自己是Yehudim(猶太人)。他們將「猶太人」一詞視為猶太教信徒,他們認為這是一個與自己的宗教相關的宗教,但是被重新回到故土的流散以色列人修改過的宗教,因此這不是真正的古代以色列人的宗教,他們認為真正的宗教是撒馬利亞人的宗教。

基因研究

Y染色體的研究往往能夠確定在古代人口中少數創始人,這些創始人的成員經常分離,並遵循不同的遷移路徑。[92]在大多數猶太人口中,這些男性祖先似乎主要是中東地區。例如,阿什肯納茲猶太人與其他猶太人、中東群體而不是居住在東歐、德國和法國萊茵河谷的非猶太人群體有著更多的共同父系。這與猶太傳統一致,因為這個傳統將大多數猶太父系的來源認定在中東地區。[93][94]相反,通過觀察猶太群體的粒線體DNA,人們發現他們的母系一般更為異質。[95]哈里·奧斯特勒(Harry Ostrer)和拉斐爾·法爾(Raphael Falk)等學者認為,這表明許多猶太男性在逃離古代以色列後,在流散遷徙的地方(歐洲和其他社區)找到了新的伴侶。[96]相比之下,Behar已經發現有40%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來自於只有四名中東地區的女創始人。塞法迪和米茲拉希猶太群體的人口「沒有顯示出受到狹窄的創始人影響的證據。」Feder等人進行的後續研究確證了在阿什肯納茲猶太人中有大量非本地母系來源。研究者在反思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的母系來源發現時,總結道:「顯然,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之間的差異遠遠大於猶太社區內所觀察到的差距,所以,當比較猶太人與非猶太人時,猶太社區之間的差異可以被忽略。」[97][98][99]

隨著技術的發展,對常染色體DNA的研究(這種研究觀察整個DNA mixture)變得越來越重要。它們表明,猶太人口往往在獨立社區中形成相對密切關聯的群體,一個社區中的大多數人擁有共同的祖先。[100]對於流散的猶太群體來說,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塞法迪猶太人和米茲拉希猶太人的基因組成顯示了他們有著共同的中東祖先。Behar認為,對這個共同的中東祖先最簡單的解釋是,它符合猶太人的歷史背景,因為猶太人是黎凡特的古代希伯來人和以色列人的後代」,而且「在古代,古以色列的人民分散在整個世界。」而基因中的北非、義大利和其他伊比利半島起源顯示了在母系的歷史中常常與非猶太的主導人種群混合。在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和塞法迪猶太人(特別是摩洛哥猶太人)的案例中(這兩派是緊密相連的),非猶太人混血來源主要是南歐,而米茲拉希猶太人顯示出與其他中東人口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人的混血的證據。 Behar等人提到了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和現代義大利人特別密切的關係。[101][102]人們發現猶太人與新月沃土北部的群體(庫德人,土耳其人和亞美尼亞人)而不是阿拉伯人的血緣關係更親近。[103]

研究還顯示,今天的伊比利西班牙葡萄牙)和伊比利美洲(西班牙裔美國人和巴西)遍布著具有Sephardic Bnei Anusim(那些被迫轉信天主教的anusim的後裔)血統的人,據估計,伊比利近現代人口的19.8%,和至少10%的伊比利美洲人口在過去幾個世紀中都有塞法迪猶太人血統。同時,印度的以色列之子以及衣索比亞貝塔以色列,以及南部非洲的一部分倫Lemba人儘管與當地國家的人口更加相似,但他們也有一些偏遠的古代猶太人血統。[104][105][106]

錫安主義「對流散的拒絕」

根據Eliezer Schweid的觀點,所有錫安主義潮流的中心觀點是對流散生活的拒絕。[107]這種態度的基礎是,流散限制了猶太民族生活的全面發展。例如詩人Hayim Nahman Bialik寫道:

我的心為不快樂的人而哭泣…… 
如果這樣的種子在它的土壤中枯萎, 
我們的命運是如此焦灼、劇烈地燃燒…… 

Schweid說,Bialik 的「種子」是指猶太人的潛力。這種子保存在流散中時只能帶來畸形的結果;然而,一旦條件改變,種子仍然可以帶來豐收。 [108]

在這個問題上,澤夫·斯特恩赫爾區分了錫安主義的兩派思想。一個是西奧多·赫茨爾馬克斯·諾道的自由派或實用主義派。特別是在德雷福斯事件之後,他們認為反猶主義永遠不會消失,他們認為錫安主義是對猶太人的理性解決方案。

另一個是有機民族主義派。它在錫安主義olim中非常普遍,他們認為這個運動是拯救猶太國家的一個計劃,而不是一個只能拯救猶太個體的計劃。對他們而言,錫安主義是「國家的重生」。[109]

與這種反對流散的觀點相反,像Simon Rawidowicz(同樣是錫安主義者)一樣接受以色列以外的猶太社區的人士認為,猶太人是一種文化,它被演變成一個新的「世俗」實體,因為不需要尋求一定回歸(無論是身體上的,情感的還是屬靈的回歸)到遠處的土地上,他們相信猶太人在以色列仍舊是一個民族。

有人認為,猶太人被迫害、隨後的無數次流亡以及政治和經濟的條件影響了流散的運動,它創造了一種新的猶太人對世界的認識,以及世界人對猶太人的新認識。

實際上,今天有許多錫安主義者並不將「對流散的否定」看作是一種絕對的信念,而且在一種健康的、自我尊重的猶太團體中的流散生活(如在美國加拿大和其他西方國家的猶太社區)和一個有活力的、進化的以色列社會/以色列國家之間並沒有衝突,而且,兩者之間的關係甚至是有益的、世俗的、積極的共生的關係。

神秘的解釋

拉比 Tzvi Elimelech of Dinov(Bnei Yissaschar,Chodesh Kislev,2:25)解釋說,每一次流亡都者不同的消極方面:[110]

  1. 巴比倫流亡的特徵是身體的痛苦和壓迫。巴比倫人傾向於向於嚴厲的品質(Sefirah of Gevurah),即力量和身體強力。
  2. 波斯流亡是一次感情的試探。波斯人是享樂主義者,他們宣稱生活的目的是追求放縱和欲望 - 「讓我們吃吃喝喝,因為明天我們可能會死」。他們偏向於愛(Chesed)的品質,即吸引力和善良(儘管是對自己)。
  3. 希臘文明具有高度教養和複雜性。雖然希臘人具有強烈的美學意識,但卻高度誇張,他們認為美學本身就是一種目的。他們過分依賴Tiferet(美)的品質。這也與他們傾向於用智慧超越身體有關,這揭示了精神的美。
  4. 以東的流亡開始於羅馬,以東的文化缺乏明確的哲學。相反,它採用了所有以前的文化的哲學,導致羅馬文化在不斷的變化中。雖然羅馬帝國已經被摧毀,但猶太人仍然在以東流亡,事實上,人們可以發現這種不斷變化的趨勢主導著現代西方社會。羅馬人和繼承著羅馬統治的各個國家(例如,神聖羅馬帝國,歐洲人,美國人)偏向主權(Malchut),這是最低的Sefirah,它可以從任何其他人那裡得到,並可以作為這些人的中介而行動。

猶太人在聖殿被毀日的禁食日是紀念耶路撒冷第一和第二聖殿的破壞以及隨後從以色列地的流亡。猶太傳統認為,羅馬流亡將是最後一次流亡,他們相信,當以色列人民返回家園之後,他們再也不會流亡。這是基於經文:「你為你的罪付出的代價已經高於錫安的女兒,他不會再讓你流亡。」["תם עוונך בת ציון, לא יוסף להגלותך"].[111]

根據Aharon Oppenheimer的說法,在第二聖殿被毀後開始的流亡概念是由早期基督教徒發展起來的,他們將聖殿的破壞視為對猶太人殺死了神的懲罰,廣義上,他們將聖殿的破壞看作是上帝肯定了基督徒是「選民」,或「新的以色列」。實際上,在聖殿毀滅之後,猶太人有許多自由。以色列人民有宗教、經濟和文化上的自主權,而巴爾科赫巴起義表現出當時以色列統一的政治軍事力量。因此,根據Aharon Oppenheimer的說法,人們應該注意到,猶太人的流亡只是在巴爾科赫巴起義之後才開始的,這破壞了猶太人的猶地亞社區。和通常的看法不同,雖然大多猶太人在流亡,但猶太人仍然在以色列的土地上繼續存在著。在這次起義幾百年之後,耶路撒冷的塔木德是在第四世紀簽署的。此外,在幾個世紀以後許多猶太人仍然留在以色列,包括在拜占庭時期(人們發現了許多這個時期的猶太會堂遺留物)。[112] 猶太人在流亡之後的一千年來一直是耶路撒冷主要族群或多元族群之一,除了少數的例外(包括十字軍發動的耶路撒冷圍城戰 (1099年)之後,和約旦占領東耶路撒冷18年的時期,在這些期間,耶路撒冷居住了很久的猶太人被驅逐)。

現況

截至2010年,最多猶太人生活在以色列(5,703,700),美國(5,275,000),法國(483,500),加拿大(375,000),英國(292,000),俄羅斯(205,000),阿根廷(182,300),德國119,000)[113]巴西(107,329)。這些數字反映了「核心」的猶太人口,它的定義是「不包括猶太家庭中的非猶太人成員、具有猶太人血統卻信仰別的一神論宗教的信仰者、其他具有猶太祖先的非猶太人,和對猶太問題感興趣的非猶太人。」 在以色列以外的中東和北非國家,尤其是伊朗土耳其摩洛哥突尼西亞葉門,仍舊有大量猶太人口存在。一般來說,這些人口由於低增長率和高移民率(特別是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而一直在萎縮。

猶太自治州繼續是俄羅斯的一個自治州。[114]比羅比詹的首席拉比莫迪凱·舍勒(Mordechai Scheiner)說,首都有4000名猶太人。[115] 政府官員Nikolay Mikhailovich Volkov表示,他打算「支持我們當地猶太人組織中維持的所有有價值的舉措」。[116]Birobidzhan會堂成立於2004年,在該地區成立(1934年)70周年紀念時開放。[117]據估計,有75,000名猶太人生活在廣闊的西伯利亞地區。[118]

以下列出了猶太人口最多的大城市地區,儘管 jewishtemples.org的消息來源[119]指出:「人們難以說出一個國家人口的確切數字,更不用說世界城市的人口數目。俄羅斯和其他獨立國家國協數據是根據資料的猜測。」 這裡引用到的2010年「世界猶太人口調查」(2010 World Jewish Population Survey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指出:「與我們對個別國家猶太人口的估計不同,這裡報道的城市猶太人口數據並沒有完全修正因為多處住宅導致的重複計算。美國的城市差距非常大,在大城市和小城市中,其差異幅度數以萬計。」

  1. 特拉維夫都會區(特拉維夫和周邊地區)– 以色列– 2,979,900
  2. 紐約市,紐約美國 – 2,007,850
  3. 耶路撒冷– 705,000
  4. 洛杉磯加州美國 – 684,950
  5. 海法以色列 – 671,400
  6. 邁阿密佛羅里達美國. – 485,850
  7. 貝爾謝巴 – 以色列– 367,600
  8. 舊金山,加州– 美國 – 345,700
  9. 巴黎法國– 284,000
  10. 芝加哥,伊利諾州– 美國– 270,500
  11. 賓夕法尼亞州費城– 美國– 263,800
  12. 波士頓– 美國 – 229,100
  13. 華盛頓. – 美國 – 215,600
  14. 倫敦 – 英國 – 195,000
  15. 多倫多加拿大– 180,000
  16. 亞特蘭大,喬治亞 – 美國 – 119,800
  17. 莫斯科俄羅斯– 95,000
  18. 加州聖地牙哥– 美國 – 89,000
  19. 克利夫蘭俄亥俄州–美國 – 87,000[120]
  20. 鳳凰城,亞利桑那州 – 美國 – 82,900
  21. 蒙特婁加拿大– 80,000
  22. 聖保羅巴西– 75,000[121]

注釋

  1. ^ E. Mary Smallwood. The Diaspora in the Roman period before CE 70. William David Davies; Louis Finkelstein; William Horbury (編).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udaism: The early Roman period, Volume 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2022-03-12]. ISBN 978-052124377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3-12). 
  2. ^ Elazar, Daniel J. The Jewish People as the Classic Diaspora: A Political Analysis. Jerusalem Center for Public Affairs. [2017-04-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3-04). 
  3. ^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020-09-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8-01-11). 
  4. ^ See for example, Kiddushin (tosafot) 41a, ref.
  5. ^ Simon Rawidowicz, Benjamin C. I. Ravid, Israel, the Ever-Dying People, and Other Essays,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Inc., Cranbury, NJ., note p.80
  6. ^ Laura A Knott (1922) Student's History of the Hebrews p.225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Abingdon Press, New York
  7. ^ 7.0 7.1 Antonia Tripolitis. Religions of the Hellenistic-Roman Age.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2002: 61-62. ISBN 9780802849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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