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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五類

黑五類，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至文化大革命結束時，用於指代政治身份被中國共產黨認定為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等「五類分子」的非官方稱呼，合稱地富反壞右[6][7][8]。黑五類與「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貧僱農、下中農」的「紅五類」相對[6][9]。

四川省沙坪勞動教養管理所：上萬名被視為「右派」而遭批判的人士曾在此接受勞教，三年大饑荒期間2600餘名青少年勞教犯在此喪命[1][2][3][4][5]。

黑五類是中國共產黨前三十年統治下的政治賤民階層，依據血統論，黑五類及家庭成員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至文革結束，受到約三十年的不平等待遇，在文革期間多首先遭遇迫害甚至屠殺（如北京的「大興事件」、廣西大屠殺等等）[6][9][10][11]。文革期間，黑五類持續增加為「黑七類」甚至「黑九類」[6][7]，按照其中一種劃分，黑九類依序為：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叛徒、特務、走資派、知識分子[12][13][14]。知識分子在文革前夕非正式加入黑九類，被蔑稱為「臭老九」[12][13][14][15]。

歷史沿革

建國初期

 
1952年7月，廣東省佛岡縣一名農民被劃分為「剝削人民」的「地主」，遭到土改期間成立的「人民法庭」的批鬥和公審[16][17]。

土地改革運動期間，1948年中國共產黨在劃分階級成分時，產生了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等「四類人」的概念[7][18]。其中，「壞分子」的概念比較模糊，一說是指家庭出身好，但遊手好閒、好逸惡勞的人，即所謂的盲流[7]，也有認為「壞分子」主要是指混入革命隊伍的「階級異己分子」和革命群眾中的「不良分子」[19]。

1950年8月4日，中國政務院第四十四次政務會議通過了《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進一步明確劃定了階級成分，包括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遊民（習慣上叫做流氓）等[18][20][21]。《決定》指出：凡年在十八歲以下的少年兒童及在學校中讀書的青年學生，除在土地改革時已成為一個家庭的實際支配人得劃分其階級成分外，一般不應劃分其階級成分，只劃分其家庭出身[20][21]。

土地改革運動持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的1953年，據各方人士估計，約有100萬-500萬人在運動中遭到處決或自殺，大多是中小規模的地主[22][23][24][25][26]。 而在1950年代初毛澤東等人發動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據官方數據，共有260餘萬人被捕、130餘萬人被監禁、71.2萬人被處決[27][28][29]，外界則估計有100萬-200萬「反革命分子」遭到處決[30][31]。

反右運動時期

參見：反右運動和反右傾運動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原始文獻：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

在1957年發動的「反右運動」中，1957年9月23日，鄧小平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所作的《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中指出，在全國農村中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目的之一就是「揭露和打擊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破壞活動。」[19][32] 同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發布《1956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其中第39條就是「改造地主、富農、農村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保護農村的社會主義秩序」[19][33]。至此，「四類分子」的稱法正式形成[19]。與此同時，官方數據顯示反右運動中約有55萬人被劃為「右派分子」，並被作為批判和改造的對象[34][35]。此時右派分子與「四類分子」一起被當作專政對象，逐漸被統稱為「五類分子」，而地、富、反、壞、右作為「黑五類」的非官方稱呼也是在這個時期形成的[7]。

另據解密的中央檔案，全國實際劃出「右派」達317萬餘人，還有143萬餘人被劃為「中右分子」，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36][37][38]。1959年到1964年間，官方數據顯示先後有約30餘萬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人摘掉了帽子，即「摘帽」，這些人被稱作「摘帽右派」[39][40][41]。此後摘帽工作陷於停滯，直至文革結束[39][40]。

文化大革命時期

 
文革期間的一場「橫掃牛鬼蛇神大會」

文化大革命期間（1966-1976年），「黑五類」隊伍擴大，在地、富、反、壞、右之後，又添加了叛徒、特務、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成了「黑七類」甚至「黑九類」[6][7][12][13]。但該劃分標準混亂，缺乏邏輯，頗為粗略和隨意，部分類別還被統稱為「黑幫」、「牛鬼蛇神」[6]，而知識分子（反動學術權威）則被貶稱為「臭老九」[12][13][14][15]，右派的子女則被蔑稱為「狗崽子」[42]。文革期間，自1966年北京「紅八月」起，黑五類成員及親屬受到了廣泛的迫害甚至屠殺，較為知名的案例包括北京「大興事件」、廣西大屠殺、廣東文革屠殺等[10][11][43]。

1968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布《關於對敵鬥爭中應掌握政策的通知》，其中劃定的階級敵人為「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現行反革命分子」等9種人，他們的子女則被稱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19][44][45]。《通知》還規定：在提到階級敵人的名稱時，「不要採用含糊不清的容易混淆兩類矛盾、擴大打擊面的詞彙」，不可把尚未定性的「靠邊站」的幹部統稱之為「黑幫」、「牛鬼蛇神」[45]。

平反與摘帽

參見：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

在文革結束後的撥亂反正時期，1978年4月，中央統戰部、公安部向中共中央提交了《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提出由「右派分子」所在單位的黨組織向「右派分子」宣布摘掉他們的「右派」帽子，並規定摘帽以後不再叫他們「右派分子」或「摘帽右派」，不要歧視他們[39][40]。此後，在胡耀邦等人的主持下，至1981年絕大多數右派以及「中右分子」在「摘帽」的基礎上進一步獲得平反，但最終依然有百餘人未獲平反[40][46][47][48]。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除了極少數堅持「反動」立場、至今還沒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來遵守政府法令、老實勞動、不做壞事的地主、富家分子以及「反、壞分子」，經過群眾評審，縣革命委員會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給予農村人民公社社員的待遇。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農村人民公社社員，成分一律定為公社社員，享有同其他社員一樣的待遇。今後，他們在入學、招工、參軍、入團、入黨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應看本人的政治表現，不得歧視。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社員的子女，他們的家庭出身應一律為社員，不應再作為地主、富農家庭出身。[46][49]

截止1984年，依據官方數據，全國先後有約440多萬人被摘掉地主、富農的帽子，結束了對2000多萬「四類分子」及家屬的身份歧視[46][47][50][51]。而據學者估計，該《決定》實際影響人數上億[50][51]。與此同時，小商小販、手工業者也被從原「資產階級工商業者」中區別出來，官方數據顯示，至1981年11月中國大陸共有70多萬小商小販、手工業者及其他勞動者恢復了作為「社會主義勞動者」的身份[46]。

參見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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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導讀

由於描述黑五類的書籍在中國大陸大多屬於禁書類，因此在中國大陸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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