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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國圖志

清人魏源著作

《海國圖志》是中國清朝人魏源所編撰的一本書籍，以「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為口號。該口號成為後來洋務運動的主要理論。

海國圖志
作者魏源
類型四部分類集類
語言中文
文字：漢文
版本咸豐二年刊刻本
成書年代1841年
發行資訊
連載狀態卷數：100卷；續集25卷
出版地點清代中國
規範控制
OCLC34587779

成書背景

林則徐做欽差大臣時，命人編譯英國人休·慕瑞所著《地理百科全書》，集成《四洲志》，但未及出版[1]。

1841年6月，林則徐因鴉片戰爭中英交涉事宜被罷官革職[2]，將被流放伊犁。他在走訪路上將書稿全部交給魏源。希望他編撰《海國圖志》。魏源以這些書稿為基礎，搜集更多世界地理資料，一年後成書，初版五十卷於1843年1月刻印於揚州[1]。

1847年至1848年，魏源又將《海國圖志》增補為60卷本；到1852年又擴充為百卷本[2]。此書開始時在中國未受到廣泛關注[3]，「書成魏子歿，廿余載，事局如故」[4]，但其主張在之後的洋務運動中逐步顯現，開啟了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新潮流[5]。與此同時該書流傳至日本後啟發明治維新及成為天皇和大臣必讀書籍[6]。

《海國圖志》曾多次修改，因此出現所謂的50卷本、60卷本、100卷本，地理學家鄒漢勛和江寧名士汪士鐸皆曾協助校勘。1852年增為100卷後內容並無太大更動，「百卷本全書約88萬字，並有各種地圖75幅，西洋船、炮、器藝等圖式42頁」。魏源在書中敘述了美國歷史和政治制度和民主[7]。其間魏源還與陳澧進行多次切磋[8]，陳澧為此還寫了《書〈海國圖志〉後呈張南山先生》，信中陳氏表示「以為最可議者莫如《議攻》篇『以夷攻夷』之說」。[9]

傳入日本

1851年，載有《海國圖志》三冊的中國商船亥二號停靠長崎，檢查員向井兼哲照例檢查物品，他發現書中有違反禁令的基督教文字，於是當成違禁品沒收。該書三冊分別被「御文庫御用」、「學問所御用」及幕府老中牧野忠雄拿走。隔年，中國商船子二號又裝載一部，仍屬於違禁品由長崎會所負責保管[2]。這三部書因寫有海外情報而被長崎官員視為禁書，直到江戶幕府的大官閱讀過後，認為有益於日本了解時局，下令全數上報[10]。

此後幾年該書不斷被偷運入日本，有的被幕府官員和學者買去，因此進入日本市場[1]。基於書中的世界知識和應對西方的策略，海國圖志很快在日本獲得官員和學者的高度重視，廣大民眾也迫切想閱讀此書。日本文化界也先開啟了刊印、翻譯、補註與評論該書的風潮[10]。等到三年過後，又一艘中國商船到達長崎港，被發現有20多部的海國圖志。這一次幕府決定開價購買並推出官方譯本[11]。自1854年開始後3年，日本出版的海國圖志讀本就有23種。相較於日本民間的追隨熱潮，當時中國的知識份子並不關心此書[12]，直到數年後的洋務運動時期成為中國近代化開端的思想指南[5]。

海國圖志在日本售價逐年走高，在1851年至1852年是130日圓。1854年售價已達180日圓，1859年價格更漲至436日圓。據《江戶時代日中秘話》所載，海國圖志到了江戶身價百倍，成為急需的御用之書[2]。

影響

該書對日本國產生了深遠影響，1862年（文久二年）日本幕府派遣代表團到清朝考察，其成員之一高杉晉作在上海買書，詢問書店是否有《海國圖志》、陳化成、林則徐等開明知識分子的書，書店老闆回答都沒有；高杉晉作在日記裡寫下：「清人的思想和中華的正道相差太遠，清朝知識分子陶醉空言，不尚實學。」的記錄[13]。但是《海國圖志》中提出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觀點成為隨後清朝洋務運動的主要理論，影響深遠。魏源與洋務運動承上啟下的關係，使得中國開始向近代化邁進[5]。

評價

江戶幕府時期精通漢學和蘭學的學者塩谷宕陰將《海國圖志》視為「武經大典」，並將書中的海防建言納為日本對外國策的參考。對於清政府直到數年後的洋務運動才採用「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他感嘆：「嗚呼！忠智之士，憂國著書，不為其君之用，而反被琛於他邦，吾不獨為默深悲焉，而並為清主悲之」[14]:p.29。

日本思想家佐久間象山是海國圖志的追捧者，他認為自己是魏源的隔海知音，還做了20萬字的讀書筆記[11]。

現代日本作家井上靖對此書持正面肯定：「幕府末期日本學者文化人等的思想起了革命，傾向開國主義，其契機是讀了中國的《海國圖志》」[15]。

批評

19世紀長期旅居中國的普魯士人郭實臘在看過此書後，雖然他稱讚該書在中國編撰史上的創新地位，稱其「在中國文學史上沒有任何同類着作與此相當」，但也毫不客氣地批評林則徐對世界地理的誤解[16]。諸如：

  1. 其中有6卷講到印度的部份編排不當，充滿錯誤，大部分來自外國人的記載。
  2. 關於亞洲土耳其的記載卻非常貧乏，郭實臘嘲諷道：「我們第一次聽說他們屬於西印度。我們也不想被告知，印度是他們的重要組成部分。」
  3. 談到阿富汗、喀什米爾和葉爾羌的地理則是疏於調查，以至於充滿了想像的內容。
  4. 在歐洲、非洲的部份，林則徐將非洲稱為利比亞，表示其知識不比一位西方學生多。還將德意志與其所屬國完全搞混，將該國的公爵、王子和眾多統治者當成與蒙古一樣的部落。書中未提到奧地利、匈牙利和波蘭。
  5. 第31、32卷的丹麥、瑞士和普魯士，最後一個國家和它的公國與分散的各省混淆一塊。
  6. 對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的資源、貿易及殖民地等有公正的介紹，郭實臘卻認為書中評論「像中世紀的政治家一樣對他們講論」。
  7. 對俄羅斯帝國的介紹表明作者不了解其所在歐洲的龐大規模與影響。

英國漢學家威妥瑪在1850年翻譯成其他語言，並在翻譯介紹中評論該書。他對海國圖志的學術價值抱持否定看法[16]。

章鳴九認為：「華夏文化的優越感、天朝上國的自負意識，仍然是魏源文化思想的基礎，他並沒有視西方為真正平等獨立的國家」[17]。

軼事

據旅美學人唐德剛回憶，他曾翻譯過《海國圖誌》，當時他看到傳曰：「孰荒於門，孰治於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不知係出何典？他拿去問胡適先生。胡適說是《易林》，結果仍找不著。後來遂成公案[18]。此文可見於韓愈《琴操十首·越裳操》，越裳是古南海國名，白話文意思是「有誰會任自己的門庭荒蕪，而去治理田園呢？只有把自己的國家治理好，外國才會臣服。」

參考文獻

  1. ^ 1.0 1.1 1.2 劉昌翠. 《海國圖志》的命運. 央視國際. 台灣大學歷史學系. 2005-05-25 [2022-04-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6-12-07）. 
  2. ^ 2.0 2.1 2.2 2.3 王旭. 墙内开花墙外香：《海国图志》在日本的流传与命运. 澎湃新聞. 2017-12-27 [2022-04-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4-12）. 
  3. ^ 1847年9月廣州出版《中國叢報》記載，「我們從未在廣州的各家書店聽說過有這麼一部書，我們唯一見過的副本，就是下面的評價所據以作出的那一套。……它在北京和各省的政府高級官員中廣泛發行，目的在於使他們在同外國人打交道時，能做到心中有數。」
  4. ^ 左宗棠：《海國圖志》序，1875年重刊
  5. ^ 5.0 5.1 5.2 清代两个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 [September 21, 2023]. 
  6. ^ 李漢武. 论魏源思想对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影响. 求索. 1987, (06): 64–72 [2022-04-15]. ISSN 1001-490X. doi:10.16059/j.cnki.cn43-1008/c.1987.06.0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4-17）. 
  7. ^ 外大西洋墨利加洲總敘
    嗚呼！彌利堅國非有雄材梟傑之王也。渙散二十七部落，渙散數十萬黔首，憤於無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約成城，堅壁清野，絕其餉道，遂走強敵，盡復故疆，可不謂武乎。創開北墨利加者佛蘭西，而英夷橫攘之。憤逐英夷者彌利堅，而佛蘭西助之，故彌與佛世比而仇英夷。英夷遂不敢報復。遠交近攻，可不謂智乎。二十七部，酋分東西二路，而公舉一大酋總攝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載即受代，一變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謂公乎！議事聽訟，選官舉賢，皆自下始。眾可可之，眾否否之；眾好好之，眾惡惡之。三占從二，舍獨徇同，即在下預議之人，亦先由公舉，可不謂周乎。中國以茶葉、大黃，歲數百萬，濟外夷之命。英夷乃以鴉片歲數千萬，竭中國之脂。惟彌利堅國鄰南洲，金礦充溢，故以貨易貨外，尚歲運金銀百數十萬，以裨中國之幣，可不謂富乎！富且強，不橫淩小國，不桀驁中國，且遇義憤請效馳驅，可不謂誼乎。故不悉敵勢，不可以行軍；不悉夷情，不可以籌遠。魏源又曰：彌利堅與英夷所據皆北洲，具南則最大者為孛露國，起赤道南三度，至赤道南四十一度，大小數十部，廣袤萬餘里。國中金銀銅極多，國王宮殿，皆以黃金為板飾之。惟鐵最少最貴，其道路自國都以達四方。鑿山平穀，更布石為坦途，驛使傳命，數里一更，三日夜可達二千里。其出音各種，而別有一正音可達萬里之外。與中國官語相等，非西洋國國殊音之比故與南洲之彌利堅，皆墨利加之二大雄邦也。烏乎！八荒以外，存而不論，烏知宇宙之大哉。
  8. ^ 李柏榮《魏源師友記》之「陳澧條」下：「吾邵魏默深著《海國圖志》初成，中有可議者。澧論辨之後，默深至粵，見而大悅，遂與訂交並改其書。」汪宗衍《陳東塾（澧）先生年譜》載：「魏源來粵，先生以舊作《書〈海國圖志〉後》所說質之，源大悅，遂訂交，並屢改其書焉。」
  9. ^ 王惠榮. 〈魏源據陳澧書修改《海國圖志》說質疑〉. 《安徽史學》. 2006年, (10期) [2020-07-11]. ISSN 1005-605X. doi:10.3969/j.issn.1005-605X.2006.04.01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6-15）. 
  10. ^ 10.0 10.1 吳小瑋. 前教育现代化时期的落差———以《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的传播为例. 華東師範大學學報 (教育科學版) (上海). 2009-06-30, 27 (2): 90–96 [2022-04-11]. ISSN 1000-5560. doi:10.16382/j.cnki.1000-5560.2009.02.0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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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張惠珍. 異國文化與現代性體驗：晚清文學的跨界旅行. 政大機構典藏. 2022-04-01 [2012] [2022-04-11]. doi:10.6814/NCCU20220038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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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章鳴九. 〈瀛环志略与海国图志比较研究〉 (PDF). 《近代史研究》. 1992年 [2017-12-20]. （原始內容 (PDF)存檔於2017-12-22）. 
  18. ^ 唐德剛. 〈國語·方言·拉丁化〉. 《胡適雜憶》. 唐德剛作品集13. 遠流出版. 2011-12-01: 223 [2020-07-11]. ISBN 978-957-32-6907-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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