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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国图志

清人魏源著作

《海国图志》是中国清朝人魏源所编撰的一本书籍，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口号。该口号成为后来洋务运动的主要理论。

海国图志
作者魏源
类型四部分类集类
语言中文
文字：汉文
版本咸丰二年刊刻本
成书年代1841年
发行信息
连载状态卷数：100卷；续集25卷
出版地点清代中国
规范控制
OCLC34587779

成书背景

林则徐做钦差大臣时，命人编译英国人休·慕瑞所著《地理百科全书》，集成《四洲志》，但未及出版[1]。

1841年6月，林则徐因鸦片战争中英交涉事宜被罢官革职[2]，将被流放伊犁。他在走访路上将书稿全部交给魏源。希望他编撰《海国图志》。魏源以这些书稿为基础，搜集更多世界地理资料，一年后成书，初版五十卷于1843年1月刻印于扬州[1]。

1847年至1848年，魏源又将《海国图志》增补为60卷本；到1852年又扩充为百卷本[2]。此书开始时在中国未受到广泛关注[3]，“书成魏子殁，廿余载，事局如故”[4]，但其主张在之后的洋务运动中逐步显现，开启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5]。与此同时该书流传至日本后启发明治维新及成为天皇和大臣必读书籍[6]。

《海国图志》曾多次修改，因此出现所谓的50卷本、60卷本、100卷本，地理学家邹汉勋和江宁名士汪士铎皆曾协助校勘。1852年增为100卷后内容并无太大更动，“百卷本全书约88万字，并有各种地图75幅，西洋船、炮、器艺等图式42页”。魏源在书中叙述了美国历史和政治制度和民主[7]。其间魏源还与陈澧进行多次切磋[8]，陈澧为此还写了《书〈海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先生》，信中陈氏表示“以为最可议者莫如《议攻》篇‘以夷攻夷’之说”。[9]

传入日本

1851年，载有《海国图志》三册的中国商船亥二号停靠长崎，检查员向井兼哲照例检查物品，他发现书中有违反禁令的基督教文字，于是当成违禁品没收。该书三册分别被“御文库御用”、“学问所御用”及幕府老中牧野忠雄拿走。隔年，中国商船子二号又装载一部，仍属于违禁品由长崎会所负责保管[2]。这三部书因写有海外情报而被长崎官员视为禁书，直到江户幕府的大官阅读过后，认为有益于日本了解时局，下令全数上报[10]。

此后几年该书不断被偷运入日本，有的被幕府官员和学者买去，因此进入日本市场[1]。基于书中的世界知识和应对西方的策略，海国图志很快在日本获得官员和学者的高度重视，广大民众也迫切想阅读此书。日本文化界也先开启了刊印、翻译、补注与评论该书的风潮[10]。等到三年过后，又一艘中国商船到达长崎港，被发现有20多部的海国图志。这一次幕府决定开价购买并推出官方译本[11]。自1854年开始后3年，日本出版的海国图志读本就有23种。相较于日本民间的追随热潮，当时中国的知识份子并不关心此书[12]，直到数年后的洋务运动时期成为中国近代化开端的思想指南[5]。

海国图志在日本售价逐年走高，在1851年至1852年是130日圆。1854年售价已达180日圆，1859年价格更涨至436日圆。据《江户时代日中秘话》所载，海国图志到了江户身价百倍，成为急需的御用之书[2]。

影响

该书对日本国产生了深远影响，1862年（文久二年）日本幕府派遣代表团到清朝考察，其成员之一高杉晋作在上海买书，询问书店是否有《海国图志》、陈化成、林则徐等开明知识分子的书，书店老板回答都没有；高杉晋作在日记里写下：“清人的思想和中华的正道相差太远，清朝知识分子陶醉空言，不尚实学。”的记录[13]。但是《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成为随后清朝洋务运动的主要理论，影响深远。魏源与洋务运动承上启下的关系，使得中国开始向近代化迈进[5]。

评价

江户幕府时期精通汉学和兰学的学者塩谷宕阴将《海国图志》视为“武经大典”，并将书中的海防建言纳为日本对外国策的参考。对于清政府直到数年后的洋务运动才采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感叹：“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之用，而反被琛于他邦，吾不独为默深悲焉，而并为清主悲之”[14]:p.29。

日本思想家佐久间象山是海国图志的追捧者，他认为自己是魏源的隔海知音，还做了20万字的读书笔记[11]。

现代日本作家井上靖对此书持正面肯定：“幕府末期日本学者文化人等的思想起了革命，倾向开国主义，其契机是读了中国的《海国图志》”[15]。

批评

19世纪长期旅居中国的普鲁士人郭实腊在看过此书后，虽然他称赞该书在中国编撰史上的创新地位，称其“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任何同类着作与此相当”，但也毫不客气地批评林则徐对世界地理的误解[16]。诸如：

  1. 其中有6卷讲到印度的部分编排不当，充满错误，大部分来自外国人的记载。
  2. 关于亚洲土耳其的记载却非常贫乏，郭实腊嘲讽道：“我们第一次听说他们属于西印度。我们也不想被告知，印度是他们的重要组成部分。”
  3. 谈到阿富汗、喀什米尔和叶尔羌的地理则是疏于调查，以至于充满了想像的内容。
  4. 在欧洲、非洲的部分，林则徐将非洲称为利比亚，表示其知识不比一位西方学生多。还将德意志与其所属国完全搞混，将该国的公爵、王子和众多统治者当成与蒙古一样的部落。书中未提到奥地利、匈牙利和波兰。
  5. 第31、32卷的丹麦、瑞士和普鲁士，最后一个国家和它的公国与分散的各省混淆一块。
  6. 对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的资源、贸易及殖民地等有公正的介绍，郭实腊却认为书中评论“像中世纪的政治家一样对他们讲论”。
  7. 对俄罗斯帝国的介绍表明作者不了解其所在欧洲的庞大规模与影响。

英国汉学家威妥玛在1850年翻译成其他语言，并在翻译介绍中评论该书。他对海国图志的学术价值抱持否定看法[16]。

章鸣九认为：“华夏文化的优越感、天朝上国的自负意识，仍然是魏源文化思想的基础，他并没有视西方为真正平等独立的国家”[17]。

轶事

据旅美学人唐德刚回忆，他曾翻译过《海国图志》，当时他看到传曰：“孰荒于门，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不知系出何典？他拿去问胡适先生。胡适说是《易林》，结果仍找不着。后来遂成公案[18]。此文可见于韩愈《琴操十首·越裳操》，越裳是古南海国名，白话文意思是“有谁会任自己的门庭荒芜，而去治理田园呢？只有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外国才会臣服。”

参考文献

  1. ^ 1.0 1.1 1.2 刘昌翠. 《海國圖志》的命運. 央视国际. 台湾大学历史学系. 2005-05-25 [2022-04-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6-12-07）. 
  2. ^ 2.0 2.1 2.2 2.3 王旭. 墙内开花墙外香：《海国图志》在日本的流传与命运. 澎湃新闻. 2017-12-27 [2022-04-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4-12）. 
  3. ^ 1847年9月广州出版《中国丛报》记载，“我们从未在广州的各家书店听说过有这么一部书，我们唯一见过的副本，就是下面的评价所据以作出的那一套。……它在北京和各省的政府高级官员中广泛发行，目的在于使他们在同外国人打交道时，能做到心中有数。”
  4. ^ 左宗棠：《海国图志》序，1875年重刊
  5. ^ 5.0 5.1 5.2 清代两个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 [September 21, 2023]. 
  6. ^ 李汉武. 论魏源思想对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影响. 求索. 1987, (06): 64–72 [2022-04-15]. ISSN 1001-490X. doi:10.16059/j.cnki.cn43-1008/c.1987.06.0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4-17）. 
  7. ^ 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叙
    呜呼！弥利坚国非有雄材枭杰之王也。涣散二十七部落，涣散数十万黔首，愤于无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约成城，坚壁清野，绝其饷道，遂走强敌，尽复故疆，可不谓武乎。创开北墨利加者佛兰西，而英夷横攘之。愤逐英夷者弥利坚，而佛兰西助之，故弥与佛世比而仇英夷。英夷遂不敢报复。远交近攻，可不谓智乎。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中国以茶叶、大黄，岁数百万，济外夷之命。英夷乃以鸦片岁数千万，竭中国之脂。惟弥利坚国邻南洲，金矿充溢，故以货易货外，尚岁运金银百数十万，以裨中国之币，可不谓富乎！富且强，不横凌小国，不桀骜中国，且遇义愤请效驰驱，可不谓谊乎。故不悉敌势，不可以行军；不悉夷情，不可以筹远。魏源又曰：弥利坚与英夷所据皆北洲，具南则最大者为孛露国，起赤道南三度，至赤道南四十一度，大小数十部，广袤万余里。国中金银铜极多，国王宫殿，皆以黄金为板饰之。惟铁最少最贵，其道路自国都以达四方。凿山平谷，更布石为坦途，驿使传命，数里一更，三日夜可达二千里。其出音各种，而别有一正音可达万里之外。与中国官语相等，非西洋国国殊音之比故与南洲之弥利坚，皆墨利加之二大雄邦也。乌乎！八荒以外，存而不论，乌知宇宙之大哉。
  8. ^ 李柏荣《魏源师友记》之“陈澧条”下：“吾邵魏默深著《海国图志》初成，中有可议者。澧论辨之后，默深至粤，见而大悦，遂与订交并改其书。”汪宗衍《陈东塾（澧）先生年谱》载：“魏源来粤，先生以旧作《书〈海国图志〉后》所说质之，源大悦，遂订交，并屡改其书焉。”
  9. ^ 王惠荣. 〈魏源據陳澧書修改《海國圖志》說質疑〉. 《安徽史学》. 2006年, (10期) [2020-07-11]. ISSN 1005-605X. doi:10.3969/j.issn.1005-605X.2006.04.01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6-15）. 
  10. ^ 10.0 10.1 吴小玮. 前教育现代化时期的落差———以《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的传播为例.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上海). 2009-06-30, 27 (2): 90–96 [2022-04-11]. ISSN 1000-5560. doi:10.16382/j.cnki.1000-5560.2009.02.0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4-12）. 
  11. ^ 11.0 11.1 一本禁書傳到日本的後果 三十年後變成清朝的苦果. 中国时报. 2016-12-25 [2022-04-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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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马国川. 【扶桑读史】影响日本近代史的两本中国书. 界面新闻. 2016-11-18 [2022-04-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4-17）. 
  16. ^ 16.0 16.1 张坤; 田喻. 《海国图志》出版之初的西人评介. 海交史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 2021-09 [2022-04-11]. ISSN 1006-8384. doi:10.16674/j.cnki.cn35-1066/u.2021.01.0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4-17）. 
  17. ^ 章鸣九. 〈瀛环志略与海国图志比较研究〉 (PDF). 《近代史研究》. 1992年 [2017-12-20].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7-12-22）. 
  18. ^ 唐德刚. 〈國語·方言·拉丁化〉. 《胡適雜憶》. 唐德刚作品集13. 远流出版. 2011-12-01: 223 [2020-07-11]. ISBN 978-957-32-6907-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7-23）.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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