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基百科

三十年战争

17世纪前叶的一场欧洲战争

三十年战争（德语：Dreißigjähriger Krieg；1618年－1648年）是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一场大规模欧洲战争。战争以波希米亚人反抗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为开始，最后以哈布斯堡家族战败并签订世界首个国际公约《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终。这场战争使各日耳曼邦国的人口损失约25-40%；路德城维滕贝格75%人口阵亡，波美拉尼亚65%的人口阵亡，西里西亚25%的人口阵亡，德意志各诸侯国男性有将近50%阵亡，包括平民有约800万人死亡。[16]在时间上相关的冲突包括于利希王位继承战争、八十年战争、曼托瓦王位继承战争、托尔斯腾森战争（英语：Torstenson War）、法西战争和葡萄牙王政复辟战争。

三十年战争
欧洲宗教战争的一部分

左上至右下
波西米亚人将帝国特使掷出窗外（1618年5月23日）、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吕岑战死（1632年11月16日）、尼德兰的战舰出发前往泊地（1639年10月21日）、罗克鲁瓦战役中的西班牙大方阵（1643年5月19日）
日期1618年5月23日至1648年10月24日
(30年4个月1周又5天)
地点
中欧（主要位于现今德国）
结果
领土变更 详见领土调整
参战方
反帝国同盟至1635年[注 1]
 帝国同盟至1635年[注 2]
1635年布拉格和约后
 1635年布拉格和约后
指挥官与领导者
兵力
最大实际人数[a]
  • 7–8万名法兰西军队[2]
  • 5万名瑞典军[3][3]
  • 6万名荷兰军[4]
  • 2.7万名丹麦军[5]
 最大实际人数
伤亡与损失
战斗死亡：[c]
11万人在瑞典服役[11]
8万人在法国服役[12][d]
3万人在丹麦服役[12]
5万人其余国家[12]		 战斗死亡：
12万人在帝国服役[12]
未知在西班牙服役[e]
3万人在巴伐利亚服役[12]
3万人其余国家[12]
因病而死的军人：70万–135万[f]
平民死亡：350万–650万人[13]
总死亡： 450万–800万[14][15]

直到20世纪，这场冲突才被视为16世纪宗教改革发起的德意志宗教斗争的一部分。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将神圣罗马帝国分为了新教和公教两个部分。和约规定宗教由当地君主决定，同时保障宗教自由与平等。但在接下来的50年中，新教在这些边界之外的扩张动摇了帝国权威。尽管宗教分歧是导致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学者们普遍认为，其空前的范围和烈度都是由于奥地利、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和法国波旁王朝之间争夺欧洲统治地位所推动的[17]。

战争开始于1618年[g]，此年哈布斯堡的腹地波希米亚爆发叛乱，由于波希米亚境内的宗教信仰以基督新教居多，斐迪南二世因致力于推动民众信仰天主教而被废黜，取而代之的是普法尔茨的弗里德里希五世。虽然波希米亚叛乱很快被镇压，但战斗扩大到了莱茵河上游的普法尔茨，其战略的重要性吸引了荷兰共和国和西班牙的参与，荷兰趁机重新与西班牙开战。与此同时，野心勃勃的外国君主，如丹麦的克里斯蒂安四世和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因在帝国境内拥有领土，且可以以藩侯的身份参与政治，在不久后也加入了战争。反复的外国干预将一开始的内部王朝争端转变为更具破坏性的全欧范围内的冲突。

战争的第一阶段从1618年持续到1635年，在此期间主要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成员之间的内战，外部势力主要起支持作用。1635年之后，在法国和瑞典结盟，以此对抗同为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斐迪南三世和西班牙，战争的烈度不断加大，大量的人员物资被投入，帝国成为了群雄逐鹿的战场。1648年秋，三十年战争以帝国战败、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终。该条约规定了帝国给予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等邦国更大的自治权，并明确了尼德兰从西班牙独立、瑞士从神圣罗马帝国独立；瑞典和法国从中获益，吞并了神圣罗马帝国的部分领土。通过长期的战争，法国成功地达成了削弱哈布斯堡王朝、实现中欧地区政治的碎片化的目的。法国由此改变了欧洲的力量平衡，一跃成为陆上最强大的力量。对于德国而言，这场战争使得原本就分散割裂的帝国更加松散，此后德意志地区一直处在邦国林立的状态。战争对长期领导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造成了沉重打击，使它在欧洲恢复天主教统治和建立英法那样统一的君主制国家目标成为泡影。这一目标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都未能实现，直到250年后来自东北边区的普鲁士通过绝对武力才得以达成。

战云密布

宗教改革和领土争端

主条目：宗教改革、奥格斯堡帝国会议和奥格斯堡和约
 
1555年9月25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与德意志新教诸侯在奥格斯堡的帝国会议签订了《奥格斯堡和约》。该和约提出“教随君定”原则，在德意志224个诸侯国里，该诸侯国的君王信仰什么教派，臣民就必须追随君王的信仰。此原则使内战（施马尔卡尔登战争）暂停。此和约亦是第一次根据法律正式允许新教路德宗和旧教（天主教）两派共存于德意志

1517年马丁·路德《九十五条论纲》为标志的德意志宗教改革，引导了全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同样地分裂为天主教与新教两派。随着查理五世在1555年奥格斯堡会议上签署《奥格斯堡和约》，暂时结束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战争，和约内容主要是：

15-16世纪德意志地区的宗教改革家
 
图林根的托马斯·闵采尔（1489–1525）
 
萨克森的马丁·路德（1483－1546）
 
日内瓦的约翰·加尔文（1509－1564）
 
波西米亚的扬·胡斯（1371－1415）
 
普法尔茨的腓力·墨兰顿（1497－1560）
 
圣加仑的乌利希·慈运理（1484－1531）

神圣罗马帝国周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间接促成三十年战争的爆发：

  • 西班牙哈布斯堡对帝国西部莱茵河畔领土感兴趣，因为莱茵河流域分别紧挨着西属尼德兰、弗朗什-孔泰等西班牙哈布斯堡领地，连接着从米兰公国至西属尼德兰的西班牙道路。自1560开始的尼德兰叛乱在1609年通过签订协定短暂停战。
  • 法兰西王国处在哈布斯堡家族的包围之中，南部和北部是西班牙本土和西属尼德兰，东部是神圣罗马帝国，使法兰西国王感到存在着巨大的危险。皇帝斐迪南二世急于向帝国小诸侯国施加影响力，信仰天主教的波旁家族对时局的关注超越了宗教界限，站在新教徒一方。
  • 瑞典王国和丹麦-挪威意图控制波罗的海沿岸的帝国诸侯国。
 
西班牙之路的示意图：
  主要道路
  辅助道路
  哈布斯堡治下的西班牙（勃艮第领地）
  哈布斯堡治下的西班牙（阿拉贡和意大利领地）
  哈布斯堡治下的奥地利

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紧张局势在16世纪后半叶愈演愈烈，《奥格斯堡和约》的约束力开始失效，趋于瓦解。由于一些改宗新教的亲王主教拒绝放弃对教区的统治权，作为回应，哈布斯堡家族、帝国天主教诸侯和西班牙人寻求夺回对上述教区的控制。1583年至1588年间的科隆战争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事件的缘由是因科隆选侯格布哈特·特鲁赫泽斯·冯·瓦尔德堡改宗加尔文派，由于其是帝国的选帝侯（选侯），势必会导致选侯中新教势力强过天主教，新教徒会被选为国王和皇帝可能性出现。西班牙军队随后驱逐了格布哈特，先前在选举中以十票对十二票输给格布哈特的恩斯特被重新选举为科隆大主教，后者来自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此后，天主教区域内巴伐利亚公国、维尔茨堡等地的“教随国立”政策变得严厉而且苛刻，这导致了天主教辖区内的路德派信徒只能在改宗和流亡之间选择。原先信奉新教路德派的诸侯国，如：莱茵-普法尔茨、拿骚、黑森-卡塞尔、勃兰登堡-普鲁士先后改宗加尔文派。因此在十七世纪初，莱茵河畔、多瑙河南岸是以天主教占多数，新教路德派在神圣罗马帝国和北欧占多数，加尔文派立足于帝国中西部、瑞士、荷兰。三个教派的信徒无处不在，然而，在一些独立领地和帝国自由城市，三派信徒人数处于均等。

令哈布斯堡西班牙统治者感到惊讶和意外的是，同宗奥地利哈布斯堡皇帝却忠实遵循查理五世的宗教政策：对诸侯的宗教信仰采取包容态度。自斐迪南一世至马蒂亚斯诸位皇帝为了避免因帝国内部信仰不同从而引发宗教战争的可能，从而对帝国内部的宗教事务尤其是新教的传播采取放任和不强制的政策。皇帝的政策行为触怒了寻求宗教统一性的势力。与此同时，信奉路德派的瑞典和丹麦-挪威致力于援助帝国境内新教徒，以此获得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影响力。

1606年，帝国自由市多瑙韦尔特因宗教紧张局势引发暴力行为。起因源于该市信奉路德派的市长禁止天主教一年一度的圣驾巡游，导致该市发生骚乱。促使以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为首的天主教外部势力的介入。暴力事件结束后，帝国加尔文派的信徒感觉受到威胁，组建了以普法尔茨选侯腓特烈四世和腓特烈五世为首的新教联盟，作为回应，天主教方组建了以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为首的天主教联盟。

紧张局势于1609年进一步升级，因于利希—克莱沃—贝格公爵约翰·威廉死后无嗣引发的于利希继承战争，两个敌对的申请者争夺联合公国的继承者。第一个是勃兰登堡选侯夫人安娜，她是公爵约翰·威廉大姐玛丽·埃莱奥诺雷的长女，第二位是普法尔茨—诺伊堡伯爵沃尔夫冈·威廉，他是公爵约翰.威廉二姐安娜与普法尔茨—诺伊堡伯爵菲利普·路德维希的长子。安娜宣称联合公国应由长系继承。沃尔夫冈·威廉则以公爵约翰·威廉最年长的男性继承人自居。双方都是新教徒。1610年，出于阻止双方战争的目的，皇帝鲁道夫二世的军队占据联合公国，直至宫廷会议解决双方纠纷。然而，一些新教诸侯惧怕信奉天主教的皇帝会把联合公国据为己有，阻止联合公国落入新教徒之手。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与荷兰共和国的代表建议派兵入侵联合公国，但计划随着亨利四世遇刺身亡而告终。为了在竞争中获取优势，沃尔夫冈·威廉改宗天主教，勃兰登堡选侯约翰·西吉斯蒙德改宗加尔文派。争议在1614年的《克桑滕和约》得到解决，联合公国被拆解[18]：于利希和贝格给沃尔夫冈·威廉，约翰·西吉斯蒙德获得克莱沃、马克、拉文斯贝格。

荷兰叛乱的背景对于认识导致三十年战争原因是必需的。众所周知，西班牙与荷兰签订的十二年休战条约将于1621年到期，当时整个欧洲意识到这点，西班牙帝国试图再次征服荷兰共和国。时任弗兰德尔军司令斯皮诺拉尝试通过友好领土直抵荷兰共和国，而行军路线中唯一的敌对国家是普法尔茨选侯国，因此普法尔茨选侯国在欧洲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意义远远超过了它自身的价值。这解释了为什么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于1612年为女儿伊丽莎白·斯图亚特与普法尔茨选侯腓特烈五世的婚礼做准备，尽管当时的社会习俗和舆论认为公主该嫁给另一个王室。

欧洲列强均想插手帝国事务，以获取利益。它们分为两派，其中哈布斯堡王朝集团由奥地利大公国、西班牙帝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天主教诸侯国组成，并得到教宗及波兰立陶宛联邦的支持；而另一方为反哈布斯堡王朝集团，由法兰西王国、丹麦-挪威联合王国、瑞典帝国、荷兰帝国及德意志的新教诸侯国组成，并得到英格兰王国、俄罗斯沙皇国的支持。法国虽是天主教国家，但是在首相黎塞留枢机主教的主导下，对于世俗政治的考量胜过了神学观念，为削弱欧洲大陆上的头号竞争对手哈布斯堡王朝，毅然支持新教国家阵营。

战争起始于1618年波希米亚地区（即今捷克）人民反抗天主教哈布斯堡王朝的民族及宗教起义，其导火索为著名的布拉格掷窗事件（或称扔出窗外事件）。而整场战争共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波希米亚阶段（1618年－1624年）、丹麦阶段（1625年－1629年）、瑞典阶段（1630年－1635年）及法国-瑞典阶段（1636年－1648年），战争最后以哈布斯堡王朝集团战败、参战各国于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告终，总计持续了三十年之久。

结构性矛盾

 
1700年左右的哈布斯堡领地

1552年的帕绍和约结束了神圣罗马帝国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施马尔卡尔德战争，而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试图通过修复现有边界来防止未来的冲突。根据教随君定的原则，国家要么是路德宗（当时是最常见的新教形式）要么是天主教。其他条款保护了多瑙沃特等城市的大量宗教少数群体，并确认路德宗对自帕绍以来从天主教会夺取的财产的所有权。

该协议因1555年后新教扩展到以前被指定为天主教的地区，以及奥格斯堡不承认的改革宗信仰的发展，特别是加尔文宗的发展而受到破坏[19]，这是一种被路德宗和天主教徒视为敌对的神学。不同的经济和政治目标越来越多地取代了宗教争端；路德派的萨克森、丹麦-挪威和瑞典[h]以及加尔文宗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在波罗的海贸易中相互竞争[21]，在为北方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帝国及其代表机构的碎片化性质阻碍了这些问题的管理，其中包括分布在德意志、低地国家、意大利北部以及现代法国的阿尔萨斯和弗朗什孔泰的300个帝国政治体。它们的规模和重要性不等，从投票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七位选侯，到亲王主教辖区和汉堡等帝国城市[i]。税收，通常作为自治机构运作。在他们之上是帝国议会，在1663年之前，议会不定期举行会议，主要是讨论的论坛，而不是立法的论坛[22][j]。

 
战争前夕神圣罗马帝国内的宗教分布

尽管皇帝是由选举产生的，但自1440年以来，该职位一直由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担任。作为神圣罗马帝国最大的单一领主，他们控制着包括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在内的超过800万臣民的领土。此外他们还统治西班牙，直到1556年两个帝国分家，此后西班牙保留了米兰和弗朗什孔泰等领土。虽然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经常合作，但他们的目标并不总是一致的。西班牙帝国是一个全球性的海上大国，其领土包括西属尼德兰、米兰、拿波利王国、菲律宾和美洲的大部分地区。相比之下，奥地利是一个陆上大国，其战略重点是确保在德意志及其东部边境对抗奥斯曼帝国的优势地位[24]。

在奥格斯堡会议之前，宗教统一弥补了缺乏强大的中央权威；一旦哈布斯堡代表的天主教正统性被移除，它就为那些试图进一步削弱它的人提供了机会。其中包括雄心勃勃的邦国，如路德教的萨克森和天主教的巴伐利亚，以及境外的法国，它在其北部、南部和比利牛斯山脉的边界上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土地对峙。由于许多外国统治者也是帝国亲王，帝国内部的分裂吸引了外部势力，如丹麦的克里斯蒂安四世，他于1625年以荷尔斯泰因-戈托普公爵的身份参战[20]。

波希米亚阶段（1618-28）

主条目：波希米亚叛乱

掷窗事件

主条目：布拉格抛窗事件
 
布拉格掷窗事件

自1526年开始，因联姻关系波希米亚国王由哈布斯堡家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兼任。1583年帝国皇帝兼波希米亚国王鲁道夫二世将宫廷搬到波希米亚的布拉格，并对于当地的新教徒采取宽容态度[25]。1611年鲁道夫二世的弟弟马提亚斯继位，1617年他安排堂兄斐迪南二世担任波希米亚国王。斐迪南二世残酷的禁止和迫害新教。1618年5月23日，布拉格的新教徒发动起义，人们在图恩伯爵的率领下冲进王宫，将斐迪南二世派来的两名钦差从窗口投入壕沟，是为布拉格抛窗事件，并成立临时政府，由30位成员组成，宣布波希米亚独立。

全面反奥

1619年3月马提亚斯在维也纳病死，斐迪南二世继承帝位。同年6月波希米亚起义军进入奥地利公国境内，兵临维也纳城下。斐迪南二世逼于形势，在表面上假意答允进行谈判，实际上在暗地里向天主教同盟求助，并答允将来把普法尔茨选帝侯的爵位转让予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一世，以换取天主教同盟出兵相助。不久，天主教同盟即出兵25,000人，并赞助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大量金钱。起义者被逼于该年8月退回波希米亚，而波希米亚议会亦于该月选出信奉新教的普法尔茨选帝侯腓特烈五世为波希米亚国王。

皇帝反攻

主条目：普法尔茨战役和白山战役
 
1619至23年蒂利伯爵的行军路线，着重标出者为白山战役
 
1621年6月21日，哈布斯堡军队在攻破布拉格后将27名波希米亚的起义贵族在老城广场处死

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波希米亚国王，斐迪南当然不能容忍波希米亚人自行选出对立国王，于是在解除维也纳之围后随即出兵反攻，而天主教同盟之一的西班牙亦出兵进攻普法尔茨。1620年11月8日，波希米亚和普法尔茨联军在白山战役与蒂利伯爵所统率的天主教同盟军决战，联军虽占有地利，但因装备落后，终为天主教同盟军所败，腓特烈五世被逼逃亡荷兰，而波希米亚则重新纳入神圣罗马帝国的版图。波希米亚约有四分之三的地主的土地落入神圣罗马帝国的地主之手。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更强迫波希米亚的百姓改信天主教，并焚毁波希米亚的书籍，以及宣布德语为波希米亚的官方语言。1621年至1623年，蒂利再度击败普法尔茨的新教诸侯军队。至此战争的第一阶段———捷克阶段以哈布斯堡皇室为代表的天主教同盟军大获全胜而告终。

奥斯曼加入

到了1620年摩尔达维亚权贵战争（英语：Moldavian Magnate Wars）已接近尾声，摩尔达维亚大公卡斯帕·格拉齐亚尼企图脱离奥斯曼统治，并和波兰立陶宛联邦结盟，他认为被波兰统治好过被土耳其人管治，此举令奥斯曼出兵摩尔达维亚，波立联邦国王齐格蒙特三世亦出兵支援，最终引发了波兰-奥斯曼战争(1620-1621)，波立联邦军队指挥官若乌凯夫斯基于9月带兵入摩尔达维亚，并于楚措拉和土耳其军队遭遇并战斗，即楚措拉战役，波军大败，若乌凯夫斯基被杀，在苏丹奥斯曼二世带领下土耳其军队自摩尔达维亚乘机挺进至波立联邦边界。1621年波兰将军扬·卡罗尔·霍德凯维奇于霍腾成功击败土耳其军队，最终波兰和鄂图曼帝国签订条约结束战争。

丹麦阶段（1625-29）

1625–1629年下萨克森地区，文本中提到的地名在地图上标出

哈布斯堡与其反对者

虽然捷克阶段的战事以奥地利获胜暂时告终，但法国并不能容忍查理五世时期的哈布斯堡帝国复活；而荷兰则于1621年与西班牙开战，至此仍未结束。英王詹姆士一世则担心其女婿普法尔茨选帝侯腓特烈五世的命运；丹麦和瑞典则不愿看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再度在全国实施有效的统治。因此，本来只是波希米亚人民反对神圣罗马帝国欺压的起义战演变为广泛的国际战争。1625年，法国枢机主教黎塞留提议英国、荷兰与丹麦结成反哈布斯堡联盟，丹麦负责出兵，而英国与荷兰则在幕后支持，由此战争的第二阶段——丹麦阶段正式展开。1623年一贯主张支援奥地利的奥利瓦雷斯公爵成为西班牙首相，于是西班牙参战的力道急速攀升，也造就1627年之前西军的一连串胜利。

丹麦出兵

1625年，信奉新教的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在英、法、荷三国的支持下与新教联盟共同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发动进攻，很快便占领日耳曼的西北部，与此同时，由曼斯菲尔德率领的英军则占领波希米亚西部。这次新教联军可说是节节获胜，但于1628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雇用声名显赫的波希米亚贵族华伦斯坦的雇佣军，华伦斯坦不负其所望，于该年4月击败曼斯菲尔德，其后再击败丹麦，并控制了萨克森。丹麦被迫于1629年5月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签定《吕贝克和约》，并保证不再插手日耳曼事务。战争第二阶段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势力伸延到波罗的海告终[26]。

 
同时代表现施特拉尔松德之围（1628年5月至8月4日）的世刻画

由于萨克森统治了上萨克森行政圈和下萨克森行政圈的勃兰登堡，在波希米亚和普法尔茨的战役中，这两个帝国圈都保持中立。然而，弗里德里希在1623年的证词意味着萨克森的约翰·格奥尔格和加尔文主义者勃兰登堡选帝侯格奥尔格·威廉开始担心斐迪南打算收回目前由新教徒持有的前天主教主教区。当蒂利在1625年初恢复罗马天主教哈尔伯施塔特教区时，这些担忧似乎得到了证实。

作为荷尔斯泰因公爵，克里斯蒂安四世也是下萨克森行政圈的成员，而丹麦经济则依赖波罗的海贸易和通过厄勒海峡的交通费。1621年，汉堡接受了丹麦的“监督”，而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成为吕贝克、不来梅和维尔登的联合行政长官；占有确保了丹麦对易北河和威悉河的控制[27]。

斐迪南曾用从波希米亚叛军手中没收的地产向华伦斯坦支付对弗里德里希的支持，现在他与他签订了在类似基础上征服北方的合同。1625年5月，下萨克森州议会选举克里斯蒂安作为他们的军事指挥官，尽管并非没有抵抗。萨克森和勃兰登堡将丹麦和瑞典视为竞争对手，并希望避免任何一方卷入帝国。由于德意志的冲突成为法国与其在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竞争对手之间更广泛斗争的一部分，谈判和平解决方案的尝试失败了[5]。

在1624年6月的贡比涅条约中，法国同意资助荷兰对西班牙的战争至少三年，而在1625年12月的海牙条约中，荷兰和英国同意资助丹麦对帝国的干预[k]。希望建立一个更广泛的联盟来对抗斐迪南，荷兰人邀请法国、瑞典、萨沃伊和威尼斯共和国加入，但它被事件所取代[29]。1626年初，该联盟的主要缔造者红衣主教黎塞留在国内面临新的胡格诺派叛乱，在三月的蒙松条约中，法国退出了意大利北部，西班牙之路被重新开辟[30]。

荷兰和英国的补贴使克里斯蒂安能够制定雄心勃勃的三部分竞选计划；当他率领主力沿着威悉河而下时，曼斯菲尔德将在不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和黑森-卡塞尔的莫里斯领导的部队的支持下攻击马格德堡的华伦斯坦。进步很快就崩溃了。曼斯菲尔德于4月在德绍桥被击败，当莫里斯拒绝支持他时，不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回到了沃尔芬比特尔，不久后他死于疾病。8月，丹麦人在卢特遭到全面围攻，曼斯菲尔德的军队在11月去世后解散[31]。

克里斯蒂安的许多德意志盟友，如黑森-卡塞尔和萨克森，对取代丹麦的帝国统治几乎没有兴趣，而海牙条约中商定的补贴也很少得到支付。英格兰的查理一世允许克里斯蒂安招募多达9,000名苏格兰雇佣兵，但他们需要时间才能到达，虽然能够减缓华伦斯坦的前进速度，但不足以阻止他[32]。到1627年底，华伦斯坦占领了梅克伦堡、波美拉尼亚和日德兰半岛，并开始计划建造一支能够挑战丹麦控制波罗的海的舰队。他得到西班牙的支持，这为西班牙提供了开辟另一条战线对抗荷兰人的机会[33]。

1628年5月，他的副手冯·阿尼姆围攻施特拉尔松德，这是唯一拥有足够大造船设施的港口，但这使瑞典卷入了战争。古斯塔夫·阿道夫国王向施特拉尔松派遣了数千名苏格兰和瑞典军队，由亚历山大·莱斯利指挥，他也被任命为总督[34]。冯·阿尼姆被迫于8月4日解除围攻，但三周后，克里斯蒂安在沃尔加斯特再次失利。他开始与华伦斯坦谈判，尽管他最近取得了胜利，但他担心瑞典干预的前景，因此急于达成和平[35]。

由于曼托瓦王位继承战争的爆发，奥地利的资源紧张，华伦斯坦说服斐迪南同意在1629年6月的吕贝克条约中相对宽松的条款​​。克里斯蒂安保留了他在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的德意志财产，以换取放弃不来梅和弗登，并放弃对德意志新教徒的支持。虽然丹麦将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保留到1864年[l]，但这实际上结束了其作为主要北欧国家的统治[36]。

再一次，用来取得胜利的方法解释了为什么战争没有结束。斐迪南付钱给华伦斯坦，让他没收庄园，从城镇勒索赎金，并允许他的手下掠夺他们经过的土地，无论它们属于盟友还是对手。1628年初，当斐迪南废黜世袭的梅克伦堡公爵并任命华伦斯坦为他的位置时，对这种策略和他日益增长的权力的愤怒达到了顶点。尽管反对这一法案的行为团结了所有德意志亲王和王公，不分宗教，但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因获得普法尔茨而受到损害。虽然新教徒希望恢复弗里德里希并将立场恢复到1618年，但天主教联盟只主张1627年之前的立场[37]。

1629年3月，斐迪南因成功而过于自信，通过了一项归还法令，要求归还1555年后从天主教堂夺取的所有土地。虽然从技术上讲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却是极其不明智的，因为这样做会改变德意志北部和中部几乎每一个州的边界，否认加尔文主义的存在，并在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没有显著存在的地区恢复天主教。斐迪南深知所有相关的亲王都不会同意，他使用了帝国法令的手段，再次声称他有权在未经协商的情况下修改法律。这种对“德意志自由”的新攻击确保了持续的反对并破坏了他先前的成功[38]。

瑞典阶段（1630-34）

瑞典南下

主条目：瑞典在三十年战争中的干预

战争第二阶段由神圣罗马帝国获胜后，华伦斯坦便计划在波罗的海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瑞典国王害怕从此神圣罗马帝国会超越瑞典，取得在波罗的海的优势地位。因此瑞典在法国的资金援助下，于1630年7月出兵，在波美拉尼亚登陆，从而开始了战争的第三阶段——瑞典阶段。

 
1631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在布赖滕费尔德会战时的神采

在瑞典与波兰-立陶宛的战争期间，古斯塔夫在过去的几年里对他的军队进行了重组和现代化，由他的天主教堂兄西吉斯蒙德统治，西吉斯蒙德是瑞典王位的宣称者，并得到了帝国辅助部队的支持。由于只有像黑森-卡塞尔这样的少数新教国家仍然公开反对巩固帝国权力，这使得瑞典成为黎塞留最明显的盟友，黎塞留的政策是“阻止西班牙的进步进程”，并“保护她的邻国免受西班牙人的侵害”压迫”[39]。由于法国资源在意大利被束缚，他帮助谈判了1629年9月瑞典和波兰之间的阿尔特马克休战协议，使古斯塔夫斯得以自由参战。部分是出于支持他的新教共同宗教主义者的真正愿望，例如克里斯蒂安，他还希望最大限度地提高他在波罗的海贸易中的份额，这为瑞典提供了大部分收入[40]。

在与皇帝谈判失败后，古斯塔夫于1630年6月率领近18,000名瑞典军队登陆波美拉尼亚。他以施特拉尔松德为桥头堡，沿着奥得河向南向斯德丁进军，并胁迫波美拉尼亚公爵波吉斯瓦夫十四世与他的对手西吉斯蒙德结盟，以确保他在波美拉尼亚的利益[41]。结果，波兰人将注意力转向俄罗斯，发动了1632年至1634年的斯摩棱斯克战争[42]。

 
1631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于布赖滕费尔德会战战胜神圣罗马帝国的情景

然而，瑞典对德意志广泛支持的期望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到1630年底，他们唯一的新盟友是马格德堡行政长官克里斯蒂安·威廉，他的首都被蒂利围攻[43]。尽管帝国士兵对他们的领土造成了破坏，但萨克森和勃兰登堡在波美拉尼亚都有自己的野心，这与古斯塔夫的野心发生了冲突。以前的经验还表明，邀请外部势力进入帝国比让他们离开更容易[44]。作为回应，古斯塔夫将他的部队向南移动到勃兰登堡，洗劫了库斯特灵和奥得河畔法兰克福，而5月的洗劫马格德堡被证明是一种强大的招募工具。

黎塞留再一次利用法国的财力来调和瑞典人和德意志人之间的分歧。1631年的巴瓦尔德条约为瑞典人及其新教盟友（包括萨克森和勃兰登堡）提供了资金。这些款项每年总计400,000帝国塔勒，即100万里弗，再加上1630年的额外120,000帝国塔勒。虽然不到法国国家总预算的2%，但占瑞典预算的25%以上，并允许古斯塔夫支持一个36,000人的军队[45]。他于1631年9月在布赖顿费尔德取得重大胜利，然后在1632年4月在雷恩取得重大胜利，蒂利在那里战死[46]。

大败皇帝

 
1631年天主教联军洗劫马格德堡，城内的25000名自卫的民众仅有不到5000人得以幸存

蒂利死后，斐迪南再次求助于华伦斯坦，华伦斯坦意识到古斯塔夫过度扩张并在菲尔特站稳了脚跟，在那里他可以威胁到他的补给线。战争中最大规模的战役发生在8月下旬，当时对城外帝国营地的一次进攻被血腥击退，这可以说是古斯塔夫在德意志战役中犯下的最大错误[47]。两个月后，瑞典人和帝国人在吕岑会面，双方伤亡惨重；一些瑞典部队损失超过60%，而华伦斯坦的副手帕彭海姆和古斯塔夫斯本人则被杀[48]。战斗一直持续到黄昏时，华伦斯坦撤退，放弃了他的大炮并受伤[48]。尽管他们输了，这让瑞典人声称胜利，尽管结果仍然存在争议[49][50]。

古斯塔夫死后，瑞典的政策由他极其能干的首相阿克塞尔·乌克森谢纳指导。1633年4月，瑞典人和他们的德意志盟友在法国人的资助下成立了海尔布隆联盟，并于7月在奥尔登多夫击败了由巴伐利亚将军布隆克霍斯特-格隆斯菲尔德领导的帝国军队[51]。吕岑战役严重影响了华伦斯坦的声望，而他的国内反对者则声称他未能支持布隆克霍斯特-格隆斯菲尔德。1634年2月，斐迪南皇帝下令逮捕他，再加上他准备改变立场的谣言；25日，他在埃格被自己的军官暗杀[52]。

 
1632年11月16日，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于吕岑会战阵亡的情景

失去华伦斯坦和他的组织使斐迪南皇帝依赖西班牙获得军事支持，他们主要关心的是重新打开西班牙之路以对抗荷兰人。这意味着战争的焦点现在转移到了莱茵兰和巴伐利亚。1634年9月2日，新任命的西班牙尼德兰总督奥地利红衣主教斐迪南在意大利召集了一支18,000人的军队，并于1634年9月2日在多瑙沃特遇到了15,000人的帝国军队。三天后，他们在诺德林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摧毁了瑞典在德意志南部的权力并导致他们的德意志盟友叛逃，他们现在试图与皇帝和解

瑞典军队由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率领，与勃兰登堡和萨克森选帝侯联合，在1631年9月17日，于布赖滕费尔德会战打败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占领了波美拉尼亚。1632年初，神圣罗马帝国军的统帅蒂利伯爵在莱希河战败身亡，瑞典军占领美因茨，在4月再攻陷奥格斯堡和慕尼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这危急存亡之际，再度起用原被贬斥的华伦斯坦为统帅，在该年11月与瑞典军进行吕岑会战，可是瑞典再度获胜，但同时瑞典军的主帅古斯塔夫二世国王亦阵亡，从此瑞典军丧失进攻能力，而华伦斯坦则退回波希米亚，后来因为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所猜妒，遭其派刺客暗杀[53]。

皇帝再度反攻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借此机会联合西班牙盟军，在1634年9月于第一次诺德林根会战大败瑞典军，逼使瑞典军撤回波罗的海沿岸。萨克森与勃兰登堡则于1635年5月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签订《布拉格和约》。战争第三阶段 - 瑞典阶段以哈布斯堡皇帝获胜而告结束。

法国阶段（1635-48）

1635至1648年的德意志地区，文本中提到的地名在地图上标出

法国出兵

哈布斯堡皇室再次获胜使得法兰西王国大为震惊，此前，法国因为自身是天主教国家，一直只是假手他国以削弱哈布斯堡皇室的实力，但当丹麦、瑞典与神圣罗马帝国的新教诸侯均告失败后，法国决定直接出兵，与瑞典联合对哈布斯堡王朝作战。从此战争进入第四阶段——法国-瑞典阶段。

通过触发法国的直接干预，讷德林根战役扩大了冲突而不是结束冲突。黎塞留为瑞典人提供了新的补贴，雇佣了萨克森-魏玛的伯纳德率领的雇佣军在莱茵兰发动进攻，并于1635年5月正式向西班牙宣战[54]。几天后，德意志各州与斐迪南达成了布拉格和约；作为撤回归还法令的回报，海尔布隆和天主教联盟解散并由一支帝国军队取代，尽管萨克森和巴伐利亚保留了对自己军队的控制权。这通常被视为战争不再主要是德意志之间的宗教冲突的时间点[55]。

1635年3月，一支法国军队进入瓦尔泰利纳，再次切断了西班牙控制的米兰与帝国之间的联系[56]。5月，他们35,000人的主力军队入侵西班牙尼德兰，但在17,000人因疾病和逃兵而伤亡后，于7月被迫撤退。1636年西班牙攻势到达法国北部的科比，随后由于缺乏补给迫使他们撤退，虽然这在巴黎引起了恐慌，但这种危机并未再次发生[57]。在1636年3月的维斯马条约中，法国正式加入战争以支持瑞典，瑞典失去了古斯塔夫国王获得的大部分领土以及他们的税收，使其越来越依赖法国的融资[n]。1636年6月，在布拉格和约之后，它的大多数德意志盟友在约翰·巴内尔的带领下进入了勃兰登堡，并于10月4日在维特斯托克战役中击败了一支帝国军队，重新确立了他们在德意志东北部的主导地位[59]。

斐迪南二世于1637年2月去世，其子斐迪南三世继位，他的军事地位日益恶化。1638年3月，伯恩哈德在莱茵费尔登摧毁了一支帝国军队，而他在12月夺取了布莱萨赫，确保了法国对阿尔萨斯的控制并切断了西班牙之路。10月，冯·哈茨费尔特在弗洛托击败了一支瑞典-英国-普法尔茨联军，但马蒂亚斯·加拉斯率领的主要帝国军队将德意志东北部交给了瑞典人，无法在受灾地区维持生计[60]。1639年4月，巴内尔在开姆尼茨击败了萨克森人，然后于5月进入波希米亚[61]。为了挽回局面，斐迪南将皮科洛米尼的军队从蒂永维尔转移，结束了奥地利和西班牙之间的直接军事合作[62]。

西班牙的奥利瓦雷斯要求和平的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在聘请波兰辅助人员的尝试被证明不成功之后[63]。切断西班牙之路迫使马德里通过海上重新补给他们在法兰德斯的军队，1639年10月，一支大型西班牙车队在唐斯战役中被由马腾·特伦普率领的荷兰舰队摧毁[64]。荷兰对他们在非洲和美洲的领地的袭击在葡萄牙引发了骚乱，后来成为西班牙帝国的一部分，再加上重税在葡萄牙和加泰罗尼亚引发了叛乱[65]。在法国人于1640年8月占领阿拉斯并占领阿图瓦之后，奥利瓦雷斯认为是时候接受荷兰独立并防止法兰德斯的进一步损失。西班牙仍然是一个强大的力量，但不能再补贴斐迪南，影响了他继续战争的能力[66]。

法国获胜

主条目：法西战争 (1635年－1659年)

1636年－1637年，西班牙出兵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由南北两路夹攻，并且一度进逼至法国首都巴黎，但最后为法军所败。1638年8月法国海军打败举世闻名的西班牙海军，1639年10月西班牙海军的主力更被原来籍籍无名的荷兰海军歼灭。伯恩哈德于1639年7月去世后，他的部队加入了巴内尔的瑞典军队，在威悉河沿岸进行了一场无效的战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641年1月对雷根斯堡的帝国议会的突然袭击[67]。巴内尔被迫撤退，于5月抵达哈尔伯施塔特，并在此死去。尽管6月在沃尔芬比特尔击败了一支帝国军队，但他的大部分德意志军队因缺乏薪水而叛变[68]。11月连纳特·托斯滕森带着7,000名瑞典新兵和足够的现金来满足叛乱分子的到来挽救了局面[69]。

法国于1642年1月在肯彭取得胜利，随后在1642年10月布莱登菲尔德战役中，托尔斯滕森对由奥地利大公利奥波德·威廉率领的帝国军队造成近10,000人伤亡。12月对莱比锡的占领使瑞典人在德意志有了一个重要的新基地，尽管他们未能占领弗赖堡，到1643年[70]，撒克逊军队已被缩减为几个孤立的驻军[71]。斐迪南承认他不能再通过军事手段实现自己的目标，但希望通过继续战斗来阻止帝国加入与法国和瑞典的谈判，让他个人代表整个帝国。丹麦受其所制，因此乘瑞典军进攻日耳曼南方之际，向瑞典宣战。丹麦曾于1644年击败瑞典与荷兰的联合舰队，但其后丹麦海军却被重新组建的瑞荷联合舰队全歼。在经过三年（1643年－1645年）战争后，瑞典军成功从水陆两路进逼丹麦，逼使丹麦停战求和[72]。

黎塞留于1642年12月去世，随后路易十三于1643年5月14日去世，留下他五岁的儿子路易十四为国王，西班牙王姐安娜作为路易十四的母亲成为摄政太后。这似乎让停战更容易实现。然而，黎塞留的政策由他的继任者红衣主教马萨林延续，而法国在阿尔萨斯的胜利使他能够重新专注于在荷兰对西班牙的战争。5月19日，孔代在罗克鲁瓦战役大胜西班牙人[73]。尽管他的成功没有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么重要，由于它对西班牙对荷兰南部的控制没有立即影响，而且在罗克罗伊被俘的西班牙退伍军人很快被交换，它结束了从低地发动另一次入侵法国的所有机会[74]。

孔代无法充分利用罗克鲁瓦战役的部分原因是影响所有战斗人员的因素。25年战争造成的破坏意味着军队在觅食上花费的时间多于战斗，这迫使他们变得更小、更具机动性，并且更加重视骑兵。它还缩短了竞选季节，因为收集草料的需要意味着他们开始较晚，并将它们限制在容易供应的地区，通常靠近河流[75]。此外，法国人在11月在图特林根被弗朗茨·冯·梅西率领的巴伐利亚帝国军队摧毁后，不得不在德意志重建军队[76]。

在罗克鲁瓦战役之后不久，斐迪南邀请瑞典和法国参加威斯特伐利亚城镇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的和谈[77]，但当丹麦的克里斯蒂安封锁汉堡并增加波罗的海的通行费时，这些谈判被推迟了[78]。这严重影响了荷兰和瑞典的经济，1643年12月，瑞典人通过入侵日德兰半岛开始了托斯滕森战争，荷兰人提供了海军支持。斐迪南召集了一支由加拉斯率领的帝国军队从后方攻击瑞典人，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1644年5月，托尔斯滕森离开弗兰格尔完成丹麦战争，进军帝国；加拉斯无法阻止他，而丹麦人在1644年10月在费马恩战败后寻求和平[79]。

1644年8月，法国和巴伐利亚军队在为期三天的弗莱堡战役中相遇，双方伤亡惨重并以平局结束，但法军在战斗后的进军成功地取得战略优势。他的损失使马克西米利安确信这场战争无法再获胜，他现在向斐迪南施加压力以结束冲突[80]。11月和谈重启后不久，加拉斯的帝国军队解体，残余部队撤退到波希米亚，1645年3月，他们在扬考被托尔斯滕森分散[81]。5月，弗朗茨·冯·梅西领导的巴伐利亚军队在赫布斯豪森摧毁了一支法国分遣队，随后他于8月在第二次纳德林根战役被击败并被杀[82]。由于斐迪南无法提供帮助，萨克森的约翰·格奥尔格于9月与瑞典签署了为期六个月的休战协议，随后于1646年3月签订了欧伦堡条约，在该条约中他同意在战争结束前保持中立[83]。

战争结束

 
1648年，朗斯战役的场景

蒂雷纳子爵领导的法军与瑞典军于1646年夏天入侵南德意志，到了秋天，马克西米利安迫切希望结束他主要负责发动的战争。此时，西班牙人公开了马萨林的秘密提议，将法国占领的加泰罗尼亚换成西属尼德兰。1647年1月，荷兰人对他们认为法国的口是心非感到愤怒，他们同意与西班牙休战，并开始谈判单独的和平条款[84]。由于未能通过外交获得荷兰，马萨林决定以武力这样做并释放资源，1647年3月14日，他与巴伐利亚、科隆和瑞典签署了乌尔姆停战协议[85]。

攻势将由莱茵兰的法国指挥官蒂雷纳子爵领导，但当他的大部分德国军队发生叛乱时，该计划失败了，而巴伐利亚将军约翰·冯·魏斯（Johann von Werth）拒绝遵守停火协议[86]。尽管叛乱很快被镇压，但马克西米利安觉得有义务效仿韦斯的做法，并在9月命令布隆克霍斯特-格隆斯菲尔德将巴伐利亚军队的残余部队与冯·霍尔扎佩尔领导下的帝国军队合并[87]。1648年5月，由弗兰格尔和蒂雷纳率领的法瑞联军在人数上超过了他们在楚斯马斯豪森被击败，冯·霍尔扎佩尔被杀。尽管由于雷蒙多·蒙特库科利的有效后卫行动，大部分帝国军队逃脱了，但巴伐利亚再次毫无防备地暴露在新教军队面前[88]。

1648年8月，西班牙在弗兰德斯的进攻以在朗斯的失败而告终，战至此时，双方都已元气大伤，斐迪南最终同意了条款，结果于该年10月双方达成和平协议，依次缔结了两个和约——《奥斯纳布吕克条约》与《明斯特和约》，合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至此三十年战争完全结束[89]。

各国参与时间

.教皇国波兰-立陶宛西班牙帝国特兰西瓦尼亚公国萨伏依公国英格兰王国法兰西王国瑞典帝国丹麦-挪威尼德兰七省共和国俄罗斯帝国勃兰登堡边境伯爵黑森-卡塞尔普法尔茨选侯国萨克森选侯国巴伐利亚选侯国神圣罗马帝国
  直接支持皇帝
  间接支持皇帝
  直接反对皇帝
  间接反对皇帝

德意志之外

北意大利

主条目：曼托瓦及蒙费拉托爵位继承战争
北意大利的重要城镇，文本中提到的地名在地图上标出

几个世纪以来，意大利北部一直受到法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争夺，因为它对于控制法国西南部至关重要，该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反对中央当局。虽然西班牙仍然是意大利的主导力量，但它对长长的外部通信线路的依赖是一个潜在的弱点。这尤其适用于西班牙公路，这使他们能够安全地将新兵和补给从拿波利王国通过伦巴第运送到他们在法兰德斯的军队。法国人试图通过攻击西班牙控制的米兰公国或通过与格劳宾登人结盟阻止阿尔卑斯山通道来破坏这条道路[90]。

曼托瓦公国的一个附属领土是蒙费拉特及其堡垒卡萨莱蒙费拉托，其拥有者可以威胁米兰。它的重要性意味着当直系中的最后一位公爵于1627年12月去世时，法国和西班牙支持了对立的声索国，导致了1628年至1631年的曼图王王位继承战争[91]。出生于法国的讷韦尔公爵得到了法国和威尼斯共和国的支持，他的竞争对手瓜斯塔拉公爵则得到了西班牙、斐迪南二世、萨沃伊和托斯卡纳的支持。这场轻微的冲突对三十年战争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因为教皇乌尔班八世将哈布斯堡在意大利的扩张视为对教皇国的威胁。结果是分裂了天主教会，使教皇与斐迪南二世疏远，并使法国可以接受新教盟友反对他[92]。

 
1630年法军围困和攻占卡萨莱蒙费拉托

1629年3月，法国人进入了萨瓦，解除了西班牙人对卡萨莱的围攻，并占领了皮内罗洛[93]。随后《苏萨条约》将这两个堡垒割让给法国，并允许他们的部队不受限制地通过萨瓦领土，从而控制了皮埃蒙特和进入法国南部的阿尔卑斯山口[94]。然而，在1629年末，法军主力撤退后，西班牙人和萨瓦人再次围攻卡萨莱，而斐迪南二世则提供德意志雇佣兵来支持西班牙的进攻，该进攻击溃了威尼斯的主要野战军，并迫使讷韦尔放弃了曼托瓦。到1630年10月，法国的立场似乎如此岌岌可危，他们的代表同意了《拉蒂斯本条约》，但由于这些条款有效地破坏了黎塞留反对哈布斯堡王朝扩张的政策，因此该条约从未被批准[95]。

几个因素恢复了法国在意大利北部的地位，特别是一场毁灭性的瘟疫爆发；1629年至1631年间，米兰有60,000多人死亡，威尼斯有46,000人死亡，其他地方也有相应的损失[96].黎塞留利用从德意志转移帝国资源来资助瑞典入侵，其成功迫使西班牙-萨瓦联盟从卡萨莱撤出并于1631年4月签署了切拉斯科条约。讷韦尔被确认为曼托瓦公爵，尽管黎塞留的代表，红衣主教马萨林同意撤离皮内罗洛，后来根据与萨伏伊公爵维克多·阿玛迪斯一世的协议秘密返回。除了1639年至1642年的皮埃蒙特内战外，这确保了法国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在意大利北部的地位[97]。

1635年法西战争爆发后，黎塞留支持维克多·阿玛迪斯对米兰重新发起攻势，以限制西班牙的资源。其中包括1635年对瓦伦扎的一次不成功的进攻，以及在托纳文托和蒙巴尔多内的小幅胜利[98]。然而，意大利北部的反哈布斯堡联盟在1637年9月第一个曼托瓦的查尔斯去世时分崩离析，然后是10月的维克多·阿玛迪斯，他的死导致他的遗孀法国的克里斯蒂娜和兄弟托马斯之间争夺萨瓦王国的控制权[99]。

1639年，他们的争吵爆发为公开战争，法国支持克里斯蒂娜和西班牙两兄弟，并导致都灵围城战。17世纪最著名的军事事件之一，在一个阶段，它的特点是不少于三支不同的军队相互围攻。然而，葡萄牙和加泰罗尼亚的起义迫使西班牙人停止在意大利的行动，战争以有利于克里斯蒂娜和法国的条件解决[100]。

1647年，法国支持的叛乱成功地暂时推翻了西班牙在拿波利的统治。西班牙人迅速镇压了起义并恢复了他们对整个意大利南部的统治，击败了派往支持叛军的多支法国远征军[101]。然而它暴露了西班牙统治意大利的弱点，以及当地精英与马德里的疏远；1650年，米兰总督写道，除了南方普遍不满外，意大利唯一可以依靠的州属帕尔马公国[102]。

加泰罗尼亚

在整个1630年代，为支付战争而征收的税收增加导致了整个西班牙领土的抗议活动，这在1640年首先导致了葡萄牙的同时起义，然后是加泰罗尼亚公国。在法国的支持下，作为黎塞留“转移战争”的一部分，1641年1月起义军宣布成立加泰罗尼亚共和国[103]。马德里政府迅速召集了一支由26,000人组成的军队来镇压起义，该起义于1641年1月23日在马托雷尔击败了叛军。法国人现在说服加泰罗尼亚宫廷承认路易十三为巴塞罗那伯爵和加泰罗尼亚的统治者[66]。

1月26日，法国-加泰罗尼亚联合部队在蒙特惠奇击溃了一支规模更大的西班牙军队，并占领了巴塞罗那。然而，叛乱分子很快发现法国新政府与旧政府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将战争变成了法国-加泰罗尼亚精英、农村农民和西班牙人之间的三方较量。在法国控制了佩皮尼昂和鲁西永，在比利牛斯山脉建立了现代的法西边界后，几乎没有发生激烈的战斗。起义于1651年以西班牙人占领巴塞罗那而告终[104]。

殖民地

主条目：荷葡战争
 
1638年荷兰和葡萄牙在果阿展开海战

1580年，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也成为葡萄牙帝国的统治者，建立了伊比利亚联盟；作为长期的商业竞争对手，1602年至1663年的荷兰-葡萄牙战争是荷兰从西班牙争取独立的斗争的一部分。葡萄牙人主导了被称为三角贸易的跨大西洋经济，奴隶从西非和葡属安哥拉运到葡属巴西的种植园工作，后者向欧洲出口糖和烟草。被荷兰历史学家称为“伟大的设计”，控制这项贸易不仅会非常有利可图，而且还会剥夺西班牙人资助他们在荷兰的战争所需的资金。

荷兰西印度公司于1621年成立，以实现这一目的，荷兰舰队于1624年占领了巴西的萨尔瓦多港巴伊亚州。1625年被葡萄牙人夺回后，第二支舰队于1630年建立了荷属巴西，这不是直到1654年才返回。第二部分是夺取非洲的奴隶贸易中心，主要是安哥拉和圣多美；在刚果王国的支持下，其地位受到葡萄牙扩张的威胁，荷兰人于1641年成功占领了这两座城市。

西班牙无力或不愿针对这些攻击提供保护，这加剧了葡萄牙人的不满，并且是1640年葡萄牙复辟战争爆发的主要因素。虽然荷兰人最终被驱逐出巴西、安哥拉和圣多美，但他们保留了好望角，以及作为葡萄牙在马六甲、马拉巴尔海岸、马鲁古群岛和锡兰的贸易站。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主条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体系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的神圣罗马帝国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实际上由三个独立的协议组成；西班牙和荷兰共和国之间的明斯特和约，帝国和瑞典之间的奥斯纳布吕克条约，以及帝国和法国之间的明斯特条约。初步讨论始于1642年，但直到1646年才变得严肃；共有109个代表团同时参加，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之间进行了会谈。在瑞典人拒绝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作为调解人后，谈判代表最终就教皇代表团法比奥·基吉和威尼斯特使阿尔维斯·孔塔里尼达成了一致[105]。

明斯特和约于1648年1月30日首次签署，并被认为是威斯特伐利亚协定的一部分，因为荷兰共和国在技术上仍是西班牙尼德兰的一部分，因此也是帝国领土。该条约确认了荷兰的独立，尽管帝国议会直到1728年才正式承认它不再是帝国的一部分[106]。荷兰人还垄断了通过斯海尔德河口进行的贸易，确保了阿姆斯特丹的商业优势；安特卫普是西班牙荷兰的首都，以前是北欧最重要的港口，直到19世纪末才恢复[107]。

与法国和瑞典的谈判是与帝国议会一起进行的，是涉及许多德意志国家的多方讨论。这导致了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条约，分别与法国和瑞典和平相处。斐迪南直到最后一刻才拒绝签约，直到10月24日，法国在朗斯以压倒性优势击败西班牙，并且瑞典军队即将占领布拉格[108]。有人争辩说，它们是“德意志和欧洲……法律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因为它们超越了正常的和平解决方案，并对帝国本身产生了重大的宪法和宗教变革[109]。

和平的关键要素是确认帝国内各州自治的条款，包括斐迪南接受帝国议会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及那些寻求防止未来宗教冲突的条款。第5条再次确认了奥格斯堡定居点，将1624年确立为基础或“Normaljahr”，用于确定一个国家的主要宗教并保证宗教少数群体的礼拜自由。第7条承认加尔文主义是一种改革宗信仰，并取消了改革法，即如果统治者改变宗教信仰，他的臣民必须效仿。这些条款不适用于哈布斯堡王朝的世袭土地，例如下奥地利和上奥地利[110]。

 
1648年1月30日，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和荷兰共和国之间签订明斯特条约

在领土方面，勃兰登堡-普鲁士获得了远波美拉尼亚，以及马格德堡、哈尔伯施塔特、卡明和明登的主教区。弗里德里希的儿子卡尔·路易斯重新夺回了下普法尔茨，并成为第八位帝国选候，尽管巴伐利亚保留了上普法尔茨及其选侯爵位[106]。在外部，条约正式承认荷兰共和国和瑞士联邦的独立，自1499年以来有效自治。在帝国西部的洛林，自1552年以来被法国占领的梅斯、图尔和凡尔登三个主教区被正式割让，以及阿尔萨斯的十城联盟，斯特拉斯堡和米卢斯除外[83]。瑞典获得了500万塔勒的赔款、瑞典波美拉尼亚的帝国领土以及不来梅和费尔登的亲王主教辖区，这也使他们在帝国议会中占有一席之地[111]。

和约后来被教皇英诺森十世谴责，他认为割让给法国和勃兰登堡的主教区是天主教会的财产，因此是他的财产[112]。它还因为接受天主教作为波希米亚、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的主要宗教而让许多流亡者感到失望，这些地区在1618年之前都是新教据点。战斗并没有立即结束，因为复员超过200,000名士兵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而最后一个瑞典人驻军直到1654年才离开德意志[113]。此外马萨林坚持将勃艮第行政圈排除在明斯特条约之外，允许法国继续在低地国家与西班牙作战，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1659年的比利牛斯山脉条约。波兰-立陶宛的政治解体导致了1655年至1660年与瑞典的第二次北方战争，这场战争还涉及丹麦、俄罗斯和勃兰登堡，而瑞典在1654年和1666年两次试图控制不来梅港都失败了[114]。

有人认为，和平确立了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主权的原则，即外部势力不干涉内政的理念，尽管此后受到了挑战。1668年艾克斯拉夏佩尔、1678年奈梅亨和1697年里斯维克的谈判采用了这一过程或“议会”模式；与19世纪的“国会”制度不同，这些制度是为了结束战争，而不是阻止战争，因此提及“均势”可能会产生误导[115]。

影响

 
1648年后的欧洲局势

政治

尽管宗教分歧在整个17世纪仍然是一个问题，但这是欧洲大陆最后一场重大战争，可以说它是主要的驱动力。后来的冲突要么是内部的，例如法国西南部的卡米撒派起义，要么是相对较小的冲突，例如1712年的托根堡战争。它创造了一个持续到1815年及以后的欧洲轮廓；法国的民族国家，统一的德国和独立的奥匈集团的开端，一个已减少但仍然重要的西班牙，独立的小国，如丹麦、瑞典和瑞士，以及荷兰共和国和后来的低地国家之间的分裂1830年的比利时。

日耳曼分裂

 
士兵们洗劫一个农场

由于日耳曼是三十年战争的主要战场，其经济遭到极大破坏，给当地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和痛苦记忆[116]。而且战后诸侯国自立，其内部分裂变成不可逆转，间接令神圣罗马帝国变得名存实亡。

战争开始时，神圣罗马帝国只不过是一个空壳。帝国哈布斯堡家族皇帝的实际权力仅局限于他们的家族领地，例如奥地利和波希米亚。在帝国境内的其他地方，数百个领主统治着他们各自的公爵领地、伯爵领地、主教辖区和城市，很少把皇帝放在眼里[117]。

战争结束时，这里的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变。哈布斯堡家族依然享有帝王的尊贵，而各类领地实际上依旧是独立的实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赋予这些领地的统治者实行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的权利，这在理论上使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独立。然而实际上，他们早就在奉行自己的外交政策了，不受皇帝约束。因此三十年战争和《和约》对他们的地位没有什么影响。

这场战争，给控制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以沉重的打击，使它在欧洲恢复天主教统治和建立大一统帝国的计划成为泡影。

其实，三十年战争对德意志政治和宪法发展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没有发生的事情上面，而不是体现在已经发生的事情上面。长期以来，哈布斯堡家族一直在寻求增强他们对神圣罗马帝国的广大领土和资源的实际控制权。他们最愿意看到的是将帝国变成一个统一的君主制国家，就像英国和法国那样。三十年战争是他们为实现统一德意志的目标所做的真真切切的最后尝试，但他们失败了。此后德国一直处在邦国林立的状态，直到三个世纪后由来自东北边区的勃兰登堡-普鲁士通过武力实现了统一。

荷瑞独立

主条目：八十年战争
宗教战争前后的神圣罗马帝国
 
 

这场战争后，荷兰与瑞士的独立受到保障，而荷兰更为新的海上霸主。 和约再次确认了“德意志的自由”，结束了哈布斯堡将神圣罗马帝国转变为类似于西班牙的中央集权国家的企图。在接下来的50年里，巴伐利亚、勃兰登堡-普鲁士、萨克森和其他国家越来越多地奉行自己的政策，而瑞典则在帝国中获得了永久的立足点。尽管有这些挫折，但哈布斯堡的土地比其他许多地方遭受的战争更少，并且随着波希米亚的吸收和在其领土上恢复天主教而成为一个更加连贯的集团。

通过奠定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威斯特伐利亚改变了臣民与其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以前，许多人有重叠的，有时是相互冲突的政治和宗教忠诚；他们现在被理解为首先服从其各自国家当局的法律和法令，而不是任何其他实体、宗教或世俗实体的主张。这使得征募规模庞大、忠于国家及其领导人的国家军队变得更加容易；从华伦斯坦和瑞典入侵中吸取的一个教训是需要他们自己的永久军队，整个德国成为一个更加军事化的社会。

西班牙衰落

西班牙在战争中不论陆战还是海战均告失利，对富庶的尼德兰地区失去控制使得其从此失去了欧洲一等强国的地位。在数十年后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西班牙的实力再次受到重创，最终沦为了次等国家。

法国兴起

法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了阿尔萨斯与洛林，并获得了欧洲霸主的地位。可以说，法国从三十年战争中获得的收益比任何其他大国都多。到1648年，黎塞留的大部分目标已经实现。其中包括西班牙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分离、法国边境向帝国的扩张以及西班牙在北欧的军事霸权的终结。虽然法西冲突一直持续到1659年，但威斯特伐利亚允许路易十四开始取代西班牙成为欧洲的主要强国。

瑞典崛起

 
瑞典对西波美拉尼亚（蓝色）的主权在1653年后得以确立

瑞典国王取得了日耳曼的波罗的海沿岸的大片土地（波美拉尼亚），并因此成为了日耳曼的诸侯，可以随时插手日耳曼的内部事务。而且瑞典亦得到五百万达克特的赔款，并从此一跃成为欧洲强国。

然而事实证明，威斯特伐利亚对瑞典人的好处是短暂的。与并入法国的法国收益不同，瑞典领土仍然是帝国的一部分，它们成为下萨克森和上撒克逊人的成员。虽然这给了他们在帝国议会中的席位，但也使他们与他们在波美拉尼亚的竞争对手勃兰登堡-普鲁士和萨克森发生了直接冲突。他们的帝国财产的收入留在德国，没有使瑞典王国受益；尽管瑞典波美拉尼亚的部分地区一直被保留到1815年，但其中大部分在1679年和1720年被割让给了普鲁士[118]。

军事

 
1631年的布赖滕费尔德会战，蒂利伯爵的军队被部署了两排（左），而对手瑞典人的军队（右）仅被部署了一排[119]

战争中诸国开始实行征兵制，并建立了常备军与后勤系统，使军队可以进行持久战。军队亦逐渐精简化，以符合机动战的要求；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所进行军事改革[120]，即以火枪兵取代长矛兵，先以炮兵进行集中火力的攻击，再出动骑兵进行突击，最后由步兵负责清理敌军的三段式战法，更成为其后战争的陆军标准战法。

线列编队并不总是成功的，1634年在诺德林根的所谓过时的西班牙大方阵战胜了“新型”瑞典军队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在进攻行动中也更难协调；作为补偿，古斯塔夫要求他的骑兵更具侵略性，经常使用他的芬兰轻骑兵或Hakkapeliitta作为突击部队。他有时也使用纵队，包括1632年9月在旧韦斯特的失败袭击。纵队继续被认为在进攻行动中更有效，并且在拿破仑战争的后期被拿破仑使用[121]。

这种战术需要专业的士兵，他们可以在受到攻击时保持编队、重新装填和射击训练有素的齐射，以及使用标准化武器。17世纪上半叶出版了许多说明所需动作的指导手册，其中32份用于长枪兵，42份用于火枪手[122]。训练一名能够以这种方式行动的步兵所需的时间估计为六个月，尽管实际上许多人在战斗中的经验要少得[123]多。它还赋予了初级军官更大的责任，他们在高级指挥官和战术单位之间提供了重要的联系。1616年在锡根建立了第一批旨在培养这种人的军事学校之一，其他学校也很快跟进[123]。

另一方面，战略思维未能同步发展。历史学家杰里米·布莱克声称，大多数战役“没有定论”，几乎只关注对领土的控制，而不是专注于战略目标。军事和外交目标之间缺乏联系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战争持续了这么长时间以及为什么和平如此难以捉摸。这有很多原因。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时，法瑞同盟在帝国领土上仍有84,000多名武装人员，其对手约为77,000人；虽然在现代意义上相对较小，但这样的数字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124]。除了西班牙，这个17世纪的国家无法支持如此规模的军队，迫使他们依赖从他们经过的地区征收或勒索的“捐款”[125]。

因此，获得补给成为战役计划中的限制因素，这一问题在战争后期变得更加尖锐，当时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被争夺。即使可以收集到足够的补给，下一个问题就是将它们送到部队。为确保供应安全，指挥官们被迫靠近河流，而河流是当时主要的散装运输工具，并且不能离他们的主要基地太远[126]。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为部队提供食物本身就成为了一个目标，与外交目标无关，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不受中央政府的控制。结果是“军队越来越缺乏可理解的政治目标……沦为与他们经过的乡村共生的旅行武装暴徒”[127]。这种缺乏联系往往违背了雇主的政治目标。帝国军队在1628年和1629年对名义上的盟友勃兰登堡和萨克森造成的破坏是他们支持瑞典干预的主要因素[128]。

文化和社会

 
一个农民在燃烧的农场前求饶，在1630年代，被交战双方的士兵当众抓获“无异于判处死刑”[129]

当人们试图理解战争引发的无情且经常是随机的流血事件时，同时代人谈到了“绝望的狂热”。宗教当局认为上帝对罪孽的报应，其他试图确定超自然原因的尝试导致了一系列的猎巫行动，从1626年在弗兰肯开始并迅速蔓延到德意志的其他地区[130]。他们从维尔茨堡主教区开始，该地区的此类事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16年，现在由渴望在其领土上维护教会权威的虔诚天主教徒冯·埃伦伯格主教重新点燃。到他在1631年去世时，已有900多名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被处决[131]。

1626年至1631年在班贝格主教区附近举行的班贝格女巫审判夺走了一千多人的生命。1629年，274人在Eichstätt女巫审判中死亡，另外还有50人在相邻的普法尔茨-诺伊堡公国死亡[132]。在其他地方，迫害是在帝国军事成功之后，在蒂利重新征服巴登和普法尔茨之后扩展到莱茵兰[133]。然而，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冲突对社会的影响是有争议的，因为许多事件发生在相对未受战争影响的地区。斐迪南担心他们的残暴会抹黑反改革运动，因此确保积极的迫害在1630年基本结束[134]。

尽管战争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它也被认为激发了德意志文学的复兴，包括创建了致力于从德语中“清除外国元素”的社会。一个例子是《最傻的傻瓜（英语：Simplicius Simplicissimus）》，通常被认为是流浪汉小说的最早例子之一[135]。汉斯·雅各布·克里斯托弗·冯·格里梅尔斯豪森于1668年所写，其中包括根据自己的经历对士兵生活的真实写照，其中许多已得到其他来源的证实[136]。其他不太出名的例子包括彼得·哈根多夫的日记，他是马格德堡大屠杀的参与者，他对战争日常残酷性的描述仍然令人信服[137]。

对于德意志作家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捷克作家来说，战争继续被铭记为民族创伤的决定性时刻，18世纪诗人和剧作家弗里德里希·席勒是在他们的作品中使用它的众多作家之一，他写作了《三十年战争史》。对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来说，它被称为“伟大的德意志战争”、“伟大的战争”或“伟大的分裂”，它显示了分裂德意志的危险，并被用来证明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以及纳粹设想的大日耳曼帝国是正当的[138]。德国文学家和剧作家贝托特·布莱希特将其作为1939年反战剧《勇敢的母亲和她的孩子》的背景；而小说《泰尔》则说明了其持久的文化共鸣，它由奥地利作家丹尼尔·凯尔曼撰写，也是在战争期间创作的，它被提名为2020年布克奖[139]。

人口

主条目：第二次鼠疫大流行
 
三十年战争造成的人口减少比率
    -66%     -33%

历史学家经常提到17世纪中叶的“普遍危机”，这是中国、不列颠群岛、沙皇俄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等国家持续冲突的时期。在所有这些地区，战争、饥荒和疾病给当地居民造成了严重损失[140]。虽然三十年战争无疑是这些事件中最严重的事件之一，但19世纪的民族主义者经常增加或夸大其影响，以说明分裂德意志的危险。1800万人口中多达1200万人死亡的说法不再被接受，而关于物质损失的说法要么没有当代证据支持，要么在某些情况下超过了战前的税收记录[117]。

按照现代标准，参与的士兵人数相对较少，但这场冲突被描述为历史上最大的医疗灾难之一。战斗通常以每支约13,000至20,000人的军队为特色，最大的是1632年的旧韦斯特，总共有70,000至85,000人。据估计，从1618年到1626年，双方在德意志部署的人数平均为80,000到100,000人，在1632年达到250,000人的峰值，到1648年降至160,000人以下。伤亡率可能非常高[141]；在1621年至1639年间从瑞典比格德奥村征召的230名男子中，有215人被记录为死亡或失踪，另有5人返回家园时残废[11]。

直到19世纪中叶，大多数士兵死于疾病；历史学家彼得·威尔逊汇总了已知战斗和围攻的数字，得出的数字是在战斗中丧生或受伤的人数约为450,000。由于经验表明死亡人数或因疾病而丧失能力的人数是该数字的两到三倍，这表明军事人员伤亡总数为1.3至180万人死亡或因其他原因无法服役[10]。皮特林·索罗金的一项估计计算了2,071,000名军事人员伤亡的上限[142]，尽管他的方法受到了其他人的广泛争议。总的来说，历史学家一致认为，这场战争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死亡灾难，绝大多数伤亡，无论是平民还是军人，都是在瑞典于1630年干预之后发生的[143]。

根据当地记录，军事行动占平民死亡人数的不到3%；主要原因是饥饿（12%）、腺鼠疫（64%）、斑疹伤寒（4%）和痢疾（5%）[144]。尽管在1618年之前的几十年里经常爆发疾病，但冲突极大地加速了疾病的蔓延。这是由于外国士兵的涌入、战线位置的转移以及农村人口迁移到已经拥挤的城[129]市。这不仅限于德意志；据称法国和神罗士兵携带的疾病引发了1629-1631年的意大利瘟疫，导致估计有280,000人死亡[145]，这是“现代早期影响意大利的最严重的死亡危机”[146]。整个1630年代歉收和对同一地区的反复掠夺导致了大范围的饥荒；同时代人记录了人们吃草，或者太虚弱而无法接受施舍，而同类相食的情况很常见[147]。

现代共识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地区（指1871年德意志帝国领土）上的人口从1600年的18到2000万下降到1650年的11到1300万，并且直到1750年才恢复到战前水平[148]。这些损失中的近50%似乎发生在1630年至1635年瑞典干预的第一阶段。与英国的三国战争相比，高死亡率可能部分是由于各方对外国雇佣军的依赖，通常是无偿的，并且需要靠土地生活[149]。缺乏“统一体”意识导致了诸如洗劫马格德堡之类的暴行，进而造成了大量极易生病和饥饿的难民。虽然移民逃亡在短期内挽救了生命，但从长远来看，它往往被证明是灾难性的[150]。

 
开战前的新教分布
 
战争后的新教分布

注释

  1. ^ 从1618年至1635年反对帝国政府的国家
  2. ^ 从1618年至1635年支持帝国政府的国家
  1. ^ 所有军队都是多国混杂部队。根据2011年的研究，吕岑会战死亡的瑞典军队，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士兵只占不到50%。[1]
  2. ^ 1640年的法兰德斯军（英语：Army of Flanders）人数，[7]1640年的西班牙军队在欧洲拥有超过20万现役军人，但大部分分布于欧洲各地。[8]
  3. ^ Wilson估计共有45万人在战斗中死亡，绝大部分的为德意志人。值得注意的是，瑞典军队中的德意志人是瑞典人的四倍，因此此项计算不计算国籍，而是在哪国军队中服役。[10]
  4. ^ 法国在相关的法西战争中死亡或受伤20万至30万人[12]
  5. ^ 西班牙在相关的法西战争中死亡或失踪28.8万人以上
  6. ^ Wilson 估计病死与战死的比例为1：3[10]
  7. ^ 也有学者认为战争始于1609年的于利希继承战争
  8. ^ 如前所述，丹麦-挪威以及瑞典均在帝国境内占有土地，因而得以介入帝国事务[20]
  9. ^ 其城市官方名至今仍未“自由和汉萨城市”
  10. ^ 此时有大约1800个帝国政治体，但是只有约300得以参与帝国议会和行政圈；其余的1500个以帝国骑士或更低等级的贵族形式存在 [23]
  11. ^ 詹姆斯一世不但是普法尔茨的腓特烈的小舅子，同时也通过迎娶丹麦的安妮和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五世建立了联系[28]
  12. ^ 直到德丹战争中被普鲁士-奥地利联军征服
  13. ^ 注意不要和萨克森的弗赖贝格混淆
  14. ^ 古斯塔夫的死在全欧的新教社群中引发了悲痛，但是黎塞留的态度却显得无所谓。在死前，古斯塔夫和黎塞留在各种方针政策上的分歧不断增加，有传言说黎塞留参与了国王的战死，虽然这种传言并未被做实[58]

参考文献

引用

  1. ^ Nicklisch et al. 2017.
  2. ^ Parrott 2001，第164–168页.
  3. ^ 3.0 3.1 Schmidt & Richefort 2006，第49页.
  4. ^ Van Nimwegen 2010，第62页.
  5. ^ 5.0 5.1 Wilson 2009，第387页.
  6. ^ Parrott 2001，第61页.
  7. ^ 7.0 7.1 Parker 1972，第231页.
  8. ^ 8.0 8.1 Clodfelter 2008，第39页.
  9. ^ Parrott 2001，第62页.
  10. ^ 10.0 10.1 10.2 Wilson 2009，第791页.
  11. ^ 11.0 11.1 Parker 1984，第173页.
  12. ^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Wilson 2009，第790页.
  13. ^ Wilson 2009，第787页.
  14. ^ Outram 2002，第248页.
  15. ^ Wilson 2009，第4, 787页.
  16. ^ Wilson, Peter H. (2009). Europe's Tragedy: A History of the Thirty Years War. Allen Lane. ISBN 978-0-7139-9592-3.
  17. ^ Sutherland 1992，第589–590页.
  18. ^ Wedgwood 1938，第47–49页.
  19. ^ Sutherland 1992，第602–603页.
  20. ^ 20.0 20.1 Hayden 1973，第1–23页.
  21. ^ Wedgwood 1938，第22–24页.
  22. ^ Wilson 2009，第17–22页.
  23. ^ Wilson 2009，第21页.
  24. ^ Wedgwood 1938，第159–161页.
  25. ^ Bassett 2015，第14页.
  26. ^ Wedgwood 1938，第179–181页.
  27. ^ Murdoch 2000，第53页.
  28. ^ Wilson 2009，第382页.
  29. ^ Davenport 1917，第295页.
  30. ^ Wedgwood 1938，第208页.
  31. ^ Wedgwood 1938，第212页.
  32. ^ Murdoch & Grosjean 2014，第43–44页.
  33. ^ Wilson 2009，第426页.
  34. ^ Murdoch & Grosjean 2014，第48–49页.
  35. ^ Lockhart 2007，第170页.
  36. ^ Lockhart 2007，第172页.
  37. ^ Wedgwood 1938，第232–233页.
  38. ^ Wedgwood 1938，第242–244页.
  39. ^ Maland 1980，第98–99页.
  40. ^ Wedgwood 1938，第385–386页.
  41. ^ Norrhem 2019，第28–29页.
  42. ^ Porshnev 1995，第106页.
  43. ^ Parker 1984，第120页.
  44. ^ O'Connell 1968，第253–254页.
  45. ^ Porshnev 1995，第38页.
  46. ^ Wedgwood 1938，第305–306页.
  47. ^ Brzezinski 2001，第4页.
  48. ^ 48.0 48.1 Wilson 2018，第89页.
  49. ^ Wilson 2018，第99页.
  50. ^ Brzezinski 2001，第74页.
  51. ^ Wilson 2009，第523页.
  52. ^ Wedgwood 1938，第220–223页.
  53. ^ Kamen 2003，第385–386页.
  54. ^ Parker 1984，第132–134页.
  55. ^ Bireley 1976，第32页.
  56. ^ Kamen 2003，第387页.
  57. ^ Israel 1995，第272–273页.
  58. ^ Wedgwood 1938，第328页.
  59. ^ Murdoch, Zickerman & Marks 2012，第80–85页.
  60. ^ Wilson 2009，第595–598页.
  61. ^ Wilson 2009，第615页.
  62. ^ Wilson 2009，第661–662页.
  63. ^ Pazos 2011，第130–131页.
  64. ^ Bely 2014，第94–95页.
  65. ^ Costa 2005，第4页.
  66. ^ 66.0 66.1 Van Gelderen 2002，第284页.
  67. ^ Parker 1984，第150页.
  68. ^ Wedgwood 1938，第446页.
  69. ^ Wedgwood 1938，第447页.
  70. ^ Wilson 2009，第636–639页.
  71. ^ Wilson 2009，第641–642页.
  72. ^ Milton, Axworthy & Simms 2018，第60–65页.
  73. ^ Parker 1984，第154页.
  74. ^ Parker 1984，第171页.
  75. ^ Wilson 2009，第587页.
  76. ^ Wilson 2009，第643–645页.
  77. ^ Wilson 2009，第671页.
  78. ^ Wilson 2009，第687页.
  79. ^ Wedgwood 1938，第472–473页.
  80. ^ Croxton 1998，第273页.
  81. ^ Wilson 2009，第693–695页.
  82. ^ Bonney 2002，第64页.
  83. ^ 83.0 83.1 Wilson 2009，第711页.
  84. ^ Wedgwood 1938，第495–496页.
  85. ^ Wilson 2009，第716页.
  86. ^ Wedgwood 1938，第496页.
  87. ^ Wilson 2009，第726页.
  88. ^ Wilson 2009，第740–741页.
  89. ^ Wedgwood 1938，第501页.
  90. ^ Hanlon 2016，第118–119页.
  91. ^ Wedgwood 1938，第235–236页.
  92. ^ Wedgwood 1938，第247页.
  93. ^ Thion 2008，第62页.
  94. ^ Ferretti 2014，第12–18页.
  95. ^ Wedgwood 1938，第263–264页.
  96. ^ Kohn 1995，第200页.
  97. ^ Ferretti 2014，第20页.
  98. ^ Duffy 1995，第125页.
  99. ^ Wilson 2009，第259页.
  100. ^ Hanlon 2016，第124页.
  101. ^ Kamen 2003，第406页.
  102. ^ Kamen 2003，第407页.
  103. ^ Parker 1984，第153页.
  104. ^ Mitchell 2005，第431–448页.
  105. ^ Croxton 2013，第3–4页.
  106. ^ 106.0 106.1 Wilson 2009，第746页.
  107. ^ Israel 1995，第197–199页.
  108. ^ Wedgwood 1938，第500–501页.
  109. ^ Lesaffer 1997，第71页.
  110. ^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PDF). University of Oregon. [30 September 2021].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2-06-17）. 
  111. ^ Wilson 2009，第707页.
  112. ^ Ryan 1948，第597页.
  113. ^ Wedgwood 1938，第504页.
  114. ^ Wilson 2009，第757页.
  115. ^ Croxton 2013，第331–332页.
  116. ^ Wedgwood 1938，第510页.
  117. ^ 117.0 117.1 Parker 1984，第188–189页.
  118. ^ Bonney 2002，第89–90页.
  119. ^ Parker 1984，第185页.
  120. ^ Sharman 2018，第493–495页.
  121. ^ Chandler 1990，第130–137页.
  122. ^ Parker 1976，第202页.
  123. ^ 123.0 123.1 Parker 1984，第184页.
  124. ^ Wilson 2009，第770页.
  125. ^ Parker 1984，第177页.
  126. ^ Croxton 1998，第255–256页.
  127. ^ O'Connell 1990，第147页.
  128. ^ Wedgwood 1938，第257–258页.
  129. ^ 129.0 129.1 Outram 2002，第250页.
  130. ^ White 2012，第220页.
  131. ^ Jensen 2007，第93页.
  132. ^ Trevor-Roper 1967，第83–117页.
  133. ^ Briggs 1996，第163页.
  134. ^ Briggs 1996，第171–172页.
  135. ^ Friehs.
  136. ^ Talbott 2021，第3–4页.
  137. ^ Helfferich 2009，第283–284页.
  138. ^ Cramer 2007，第18–19页.
  139. ^ Talbott 2021，第6页.
  140. ^ Parker 2008，第1053页.
  141. ^ Clodfelter 2008，第40页.
  142. ^ Levy 1983，第88–91页.
  143. ^ Outram 2001，第156–159页.
  144. ^ Outram 2001，第160–161页.
  145. ^ Alfani & Percoco 2019，第1175页.
  146. ^ Hays 2005，第103页.
  147. ^ Wilson 2009，第345页.
  148. ^ Parker 2008，第1058页.
  149. ^ Parker 1984，第122页.
  150. ^ Outram 2002，第245–246页.

来源

中文资料
法文资料
  • Georges Livet, La Guerre de Trente Ans, collection « Que sais-je ? » PUF (1er octobre 1994) - ISBN 978-2-13-045988-0
  • Henry Bogdan, La guerre de Trente Ans, Perrin (12 septembre 1999) - ISBN 978-2-262-01069-0
  • La Guerre de Trente Ans par Henri Sacchi - Editions L'Harmattan - 2003 A ce jour, l'étude la plus complète en français sur la Guerre de Trente Ans
英文资料
德文资料

整体介绍

战争原因

  • Heinz Duchhardt: Der Weg in die Katastrophe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Die Krisendekade 1608–1618. Piper, München 2017, ISBN 978-3-492-05749-3.
  • Hans Sturmberger: Aufstand in Böhmen. Der Beginn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Oldenbourg, München 1959.
  • N. M. Sutherland: The Origins of the Thirty Years War and the Structure of European Politics. In: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07, 1992, S. 587–625. (Sutherland kritisiert die teilweise eindimensionale Betrachtung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als primär deutschen Krieg)

和平协议

  • Klaus Bußmann, Heinz Schilling (Hrsg.): 1648 – Krieg und Frieden in Europa. Katalogband und zwei Textbände. Münster 1998, ISBN 3-88789-127-9. (Dokumentation der Europaratsausstellung zum 350-jährigen Jubiläum des Westfälischen Friedens in Münster und Osnabrück)
  • Fritz Dickmann: Der Westfälische Friede. Aschendorff, Münster 1965.
  • Heinz Duchhardt (Hrsg.): Der Westfälische Friede. Diplomatie, politische Zäsur, kulturelles Umfeld, Rezeptionsgeschichte. Oldenbourg, München 1998, ISBN 3-486-56328-9.
  • Ernst Höfer: Das Ende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Strategie und Kriegsbild. Böhlau, Köln/ Weimar/ Wien 1997, ISBN 3-412-04297-8.
  • Konrad Repgen (Hrsg.): Krieg und Politik 1618–1648. Europäische Probleme und Perspektiven (= Schriften des Historischen Kollegs. Band 8). Oldenbourg, München 1988, ISBN 3-486-53761-X (Digitalisat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军事历史

  • Karl Heldmann: Fürsten- und Feldherrenbriefe aus der Zeit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Aus dem Archiv Hans Georgs von Arnim mit historischen Einleitungen veröffentlicht. Göttingen 1913.
  • Lothar Höbelt: Von Nördlingen bis Jankau. Kaiserliche Strategie und Kriegführung 1634–1645. (= Schriften des Heeresgeschichtlichen Museums. 22). Wien 2016, ISBN 978-3-902551-73-3.
  • Bernhard Kroener, Ralf Pröve (Hrsg.): Krieg und Frieden. Militär und Gesellschaft in der frühen Neuzeit. Schöningh, Paderborn 1996, ISBN 3-506-74825-4.
  • Michael Weise: Grausame Opfer? Kroatische Söldner und ihre unterschiedlichen Rollen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 In: Philipp Batelka, Michael Weise, Stephanie Zehnle (Hrsg.): Zwischen Tätern und Opfern. Gewaltbeziehungen und Gewaltgemeinschaft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Göttingen 2017, ISBN 978-3-525-30099-2, S. 127–148.
  • Julia Zunckel: Rüstungsgeschäfte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 Unternehmerkräfte, Militärgüter und Marktstrategien im Handel zwischen Genua, Amsterdam und Hamburg (= Schriften zur Wirtschafts- und Sozialgeschichte. Band 49). Duncker & Humblot, Berlin 1997, ISBN 3-428-08807-7.

经济和社会历史

  • Jörg-Peter Findeisen: 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 Eine Epoche in Lebensbildern. Styria, Graz/ Wien/ Köln 1998, ISBN 3-222-12643-7.
  • Benigna von Krusenstjern, Hans Medick (Hrsg.): Zwischen Alltag und Katastrophe. 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 aus der Nähe. Vandenhoeck & Ruprecht, Göttingen 2001, ISBN 3-525-35463-0.
  • Markus Meumann, Dirk Niefanger (Hrsg.): Ein Schauplatz herber Angst. Wahrnehmung und Darstellung von Gewalt im 17. Jahrhundert. Wallstein, Göttingen 1997, ISBN 3-89244-234-7.
  • Christian Pantle: 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 Als Deutschland in Flammen stand. Propyläen, München 2017, ISBN 978-3-549-07443-5.

文化历史

地方和区域历史

  • Dieter Arzberger: 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 im Fichtelgebirge. Verlag Gisela Arzberger, Selb 2014, ISBN 978-3-927313-70-5. (Teil 1 Textteil, Teil 2 Kartenteil)
  • Matthias Asche, Marco Kollenberg, Antje Zeiger: Halb Europa in Brandenburg. 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 und seine Folgen. Lukas Verlag, Berlin 2020, ISBN 978-3-86732-323-9.
  • Matthias Asche: Neusiedler im verheerten Land – Kriegsfolgenbewältigung, Migrationssteuerung und Konfessionspolitik in Zeichen des Landeswiederaufbaus – Die Mark Brandenburg nach den Kriegen des 17. Jahrhunderts. Aschendorff Verlag, Münster 2006, ISBN 3-402-00417-8.
  • Martin Bötzinger: Leben und Leiden während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in Thüringen und Franken (1618–1648) – Ein Augenzeugenbericht. Verlag Rockstuhl, Bad Langensalza 2001, ISBN 3-929000-39-3.
  • Wilhelm A. Eckhardt, Helmut Klingelhöfer: Bauernleben im Zeitalter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Die Stausebacher Chronik des Caspar Preis 1636–1667. (= Beiträge zur Hessischen Geschichte. Band 13). Trautvetter & Fischer Nachf., Marburg an der Lahn 1998, ISBN 3-87822-110-X.
  • Peter Engerisser: Von Kronach nach Nördlingen – 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 in Franken, Schwaben und der Oberpfalz 1631–1635. Verlag Heinz Späthling, Weißenstadt 2004, ISBN 3-926621-32-X. (mit mehr als 120 Kurzbiographien)
  • Peter Engerisser, Pavel Hrnčiřík: Nördlingen 1634. Die Schlacht bei Nördlingen – Wendepunkt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Verlag Heinz Späthling, Weißenstadt 2009, ISBN 978-3-926621-78-8. (mit der Vorgeschichte 1632–1634: Eroberung und Verlust von Regensburg; Geschichte der Truppen, Schlachtaufstellungen)
  • Jan N. Lorenzen: 1631 – Die Zerstörung Magdeburgs. In: ders: Die großen Schlachten. Mythen, Menschen, Schicksale. Campus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2006, ISBN 3-593-38122-2, S. 55–100.
  • Hans Pehle: Der Rheinübergang des Schwedenkönigs Gustav II. Adolf. Forum Verlag, Riedstadt 2005, ISBN 3-937316-15-9.
  • Manuel Raschke: Der Niedersächsisch-Dänische Krieg 1625–1629. In: Eva S. Fiebig und Jan Schlürmann (Hrsg.): Handbuch zur nordelbische Militärgeschichte. Heere und Kriege in Schleswig, Holstein, Lauenburg, Eutin und Lübeck 1623–1863/67. Husum 2010, S. 289–308.
  • Bernd Roeck: Als wollt die Welt schier brechen. Eine Stadt im Zeitalter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Beck, München 1991, ISBN 3-406-35500-5.
  • Axel Stolch, Jörg Wöllper: Die Schweden auf dem Breitwang.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Stadt Bopfingen und der Schlacht bei Nördlingen im Jahre 1634. F. Steinmeier, Nördlingen 2009, ISBN 978-3-936363-47-0.
  • Gunnar Teske: Bürger, Bauern und Gesandte. 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 und der Westfälische Frieden in Westfalen. 2. Aufl., Ardey-Verlag, Münster 1998, ISBN 3-87023-085-1.
  • Wolfgang Wüst: Nürnberg, Nördlingen und Dinkelsbühl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 in schwedischer Allianz 1630–1635. In: Mitteilungen des Vereins für Geschichte der Stadt Nürnberg. 102 (2015), ISSN 0083-5579, S. 191–208.
  • Wolfgang Wüst (Hrsg.): 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 in Schwaben und seinen historischen Nachbarregionen: 1618 – 1648 – 2018. Ergebnisse einer interdisziplinären Tagung in Augsburg vom 1. bis 3. März 2018 (Zeitschrift des Historischen Vereins für Schwaben 111) Augsburg 2018, ISBN 978-3-95786-179-5.
  • Volker Rödel / Ralph Tuchtenhagen (Hrsg.): Die Schweden im deutschen Südwesten. Vorgeschichte – Dreißigjähriger Krieg – Erinnerung. Kohlhammer Verlag Stuttgart 2020 (Veröffentlichungen der Kommission für geschichtliche Landeskunde Baden-Württemberg. Reihe B: Forschungen 225). ISBN 978-3-17-037424-9.

个人传记

延伸阅读

参见

检索自“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三十年戰爭&oldid=84598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