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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

第1任蒙古大汗、蒙古帝国开创者
關於與「成吉思汗」標題相近或相同的條目，請見「成吉思汗 (消歧義)」。

成吉思皇帝[a]（約1162年—1227年8月），又稱成吉思合罕[b]、成吉思可汗[c]，清朝改稱為成吉思汗[d]、青吉思汗[e]，本名鐵木真，又譯忒沒真[f]，清朝改譯為特穆津[g]，是蒙古帝國的創建者及首任皇帝。成吉思皇帝一生大多時光都用於統合蒙古諸部落，繼而發起連番軍事征伐，征服中國及中亞的大片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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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皇帝

Чингис хаа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鐵木真半身像（1278年）
大蒙古國第1任皇帝（可汗）
元朝追尊皇帝
統治1206年春天－1227年8月25日
前任無（大蒙古國建立）
繼任窩闊台
出生金大定二年壬午馬年四月十六日
1162年5月31日
漠北草原斡難河上游地區不兒罕山（今蒙古國肯特省）
逝世元太祖二十二年丁亥豬年七月十二日（六十六歲）
1227年8月25日(1227歲—08—25)（65歲）
薩里川哈老徒行宮（今中國六盤山）
安葬
起輦谷（中國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建有其衣冠冢—「成吉思汗陵」）
王后
皇后
子嗣
列表
全名
  • 名字：
    鐵木真（ᠲᠡᠮᠦᠵᠢᠨ）
年號
無
諡號
聖武皇帝（元世祖至元三年十月十八日追尊）
法天啟運聖武皇帝（元武宗至大二年十二月初六日加諡）
廟號
太祖（元世祖至元二年十月十四日追尊）
蒙古語尊號
成吉思皇帝
政權大蒙古國
父親也速該
母親訶額侖
宗教信仰騰格里、薩滿教、藏傳佛教
成吉思汗
漢語名稱
漢語成吉思皇帝
藏語名稱
藏語 ཐའི་ཛང་ཇིང་ཁི་
蒙古語名稱
傳統蒙文 ᠴᠢᠩᠭᠢᠰ
ᠬᠠᠭᠠᠨ
西里爾蒙文 Чингис хаан

鐵木真生於1155年至1167年間，取名鐵木真，他是蒙古孛兒只斤氏首領也速該和妻子訶額侖的長子。鐵木真八歲時，父親亡故，他的家庭遭部落拋棄。鐵木真家道幾近赤貧，為鞏固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殺死同父異母兄長別克帖兒。鐵木真極具領袖魅力，助其吸引首批追隨者，並與札木合、脫斡鄰勒二位重要草原首領結為同盟；他們合力奪回遭劫掠者擄去的鐵木真新婚妻子孛兒帖。然而隨著鐵木真聲名漸起，他與札木合逐漸關係惡化，最終公然交戰。約1187年，鐵木真在十三翼之戰中大敗，此後數年可能淪為金朝臣屬；待1196年再度崛起，他旋即開始積聚權勢。後來脫斡鄰勒視鐵木真為威脅，於1203年對他發動突襲，是為合蘭真沙陀之戰。鐵木真先是撤退，繼而重整旗鼓，於班朱尼河盟誓，在折折運都山之戰擊敗脫斡鄰勒；他擊敗乃蠻部且處決札木合後，遂成為蒙古草原上唯一的統治者。

1206年，鐵木真在忽里勒台上正式採用「成吉思皇帝」這一名號，其確切含義未詳。成吉思皇帝推行旨在確保長治久安的改革，將蒙古部落的結構改造成一心效命於皇室的任人唯賢的體制。挫敗權勢薩滿闊闊出的政變圖謀後，成吉思皇帝開始鞏固自己權力。1209年，成吉思皇帝率大軍襲擾鄰國西夏，西夏於次年接受蒙古所提條件。繼而，成吉思皇帝發起征伐金朝的戰事，歷時四載，至1215年攻占金朝都城中都而告終。成吉思皇帝的部將者別於1218年兼併中亞國家西遼。翌年，成吉思皇帝在花剌子模王朝處決自己派去的使者後，怒而興兵入侵，此戰傾覆花剌子模王朝，蹂躪河中地區與呼羅珊地區，而者別與其同僚速不台率軍遠征，抵至喬治亞與基輔羅斯。1227年，成吉思皇帝在平定西夏叛亂時駕崩；歷經兩年空位期後，他的第三子暨繼承人窩闊台於1229年登上皇位。

成吉思皇帝至今仍是頗具爭議的人物。成吉思皇帝對追隨者慷慨且極為忠誠，但對敵人極冷酷無情。成吉思皇帝為謀求稱霸天下，廣納各方建言，他深信薩滿教至上神祇騰格里已註定他要統治世界。成吉思皇帝麾下蒙古軍隊殺人數以百萬計，然而他征服之舉亦促成廣袤地域內前所未有的商業與文化交流。在俄羅斯與阿拉伯世界，成吉思皇帝被視為落後、野蠻的暴君，而近來西方學界已開始重新審視此前視他為野蠻軍閥的觀點。在蒙古國，成吉思皇帝死後被神化；現代蒙古人皆視他為蒙古國的開國之父。

名字與名號

關於鐵木真名字以及成吉思名號的不確定含義，可分別參閱後文出生及童年與1206年忽里勒台與改革章節。

蒙古語並無通用的羅馬化拼寫系統，因此現代蒙古人名的拼寫方式差異很大，發音可能與原名大相逕庭[1]。最常被譯為「成吉思」的尊稱最終源自蒙古語的ᠴᠢᠩᠭᠢᠰ，其羅馬化拼寫可為Činggis。該詞被音譯為漢語的成吉思，音譯為波斯語則是چنگیز ‎ Čəngīz。由於阿拉伯語中沒有類似[tʃ]（在蒙古語和波斯語羅馬化拼寫中用č表示）的發音，所以寫作者將這個名字轉寫為J̌ingiz，敘利亞語作者則使用Šīngīz[2]。

除18世紀基於對波斯文獻的誤讀而引入英語的「Genghis」外，現代英語中的拼寫還包括「Chinggis」、「Chingis」、「Jinghis」、「Jengiz」等[3]。他的本名「鐵木真」（ᠲᠡᠮᠦᠵᠢᠨ；Temüjin）在英語中有時也拼寫為「Temuchin」[4]。

1265年11月23日，成吉思皇帝之孫忽必烈追尊祖父廟號為「太祖」，1266年11月16日，上諡號為「聖武皇帝」。1271年，忽必烈改國號為大元。1310年1月7日，忽必烈的曾孫曲律皇帝又將此諡號加上尊諡，擴展為「法天啟運聖武皇帝」[5]。

史料來源

由於相關史料是用歐亞大陸十幾種語言所寫成，故而現代歷史學家發現彙編成吉思皇帝生平的相關信息頗為棘手[6]。所有涉及成吉思皇帝青少年時光及崛起的記載都源於兩部蒙古語史料——《蒙古秘史》與《金冊》。《金冊》現已失傳，它為兩部漢文史書——14世紀的《元史》和《聖武親征錄》提供創作靈感[7]。《元史》雖然編纂質量欠佳，但對各場戰役及相關人物提供大量細節；《聖武親征錄》在編年敘事上更為嚴謹，但未對成吉思皇帝有所批評，且偶爾還存在訛誤[8]。

《蒙古秘史》因在14、15世紀被音譯為漢字而得以留存[9]。《蒙古秘史》的歷史真實性一直存在爭議：20世紀的漢學家阿瑟·韋利認為它是一部沒有史學價值的文學作品，但近世歷史學家卻對這部作品更為採信[10]。儘管該書的編年順序明顯存疑，且部分章節為求敘事更佳而有所刪改，但《蒙古秘史》仍備受重視，因為這位匿名作者常常對成吉思皇帝提出批評：除將他描述為優柔寡斷、有恐犬症外，《蒙古秘史》還載錄他殺害兄長、其子朮赤可能為私生子等諸多禁忌之事[11]。

 
拉施特哀丁所著《史集》的15世紀抄本

多部波斯文史書亦留存於世，它們對成吉思皇帝及蒙古人或褒或貶，態度不一。明哈札丁·朱茲賈尼和阿塔·蔑里克·志費尼皆在1260年完成各自所著史書[12]。朱茲賈尼親眼目睹蒙古征服的殘暴行徑，他的史書《納昔兒史話》所體現出的敵意正反映出他的親身經歷[13]。與朱茲賈尼同時代的志費尼，曾兩次前赴蒙古，並在蒙古後繼國伊利汗國政權中擔任要職，故而他的態度更為同情蒙古；他在《世界征服者史》中所述對於成吉思皇帝西征諸事最為可靠[14]。最重要的波斯文史料當屬拉施特哀丁奉成吉思皇帝后裔合贊之命於14世紀初編纂的《史集》。合贊允許拉施特查閱《金冊》等蒙古機密史料，使他得與忽必烈的使者孛羅丞相等蒙古口述傳統方面的專家交流。由於是在撰寫官方史書，拉施特對不便或禁忌的細節有所刪改[15]。

還有許多其他同時代史書載有有關成吉思皇帝及蒙古人的額外信息，不過它們的中立和可靠常遭質疑。其他漢文史料包括被蒙古征服的各王朝史書如王鶚的《汝南遺事》、李志常的《長春真人西遊記》、元修《金史》、《宋史》，及1221年出訪蒙古的宋朝使臣趙珙的記載。趙珙的《蒙韃備錄》是成吉思皇帝在世期間所寫、現存唯一有關蒙古人的史料[16]。阿拉伯文史料包括花剌子模王子札蘭丁的同伴奈撒維為他撰寫的同時代傳記《札蘭丁傳》​。此外，還有《喬治亞編年史》等幾部較晚的基督教編年史，以及諸如柏郎嘉賓、馬可·波羅等歐洲旅行者所著作品[17]。

早年

出生及童年

鐵木真出生年份存在爭議，歷史學家各有傾向的不同日期：1155年、1162年、1167年。有些傳統說法認為鐵木真出生於豬兒年，也就是1155年或1167年[18]。雖然趙珙和拉施特哀丁的著述支持1155年這一說法，但《元史》、《聖武親征錄》等其他主要史料則傾向於1162年[19]。蒙古人民共和國曾選擇在1962年紀念鐵木真誕辰800周年[18]。漢學家伯希和所支持的1167年這一說法源於次要史料——元代文人楊維楨的文章《三史正統辨》，但與成吉思皇帝生平事跡相比，1167年這一說法比1155年更為契合，因為若出生於1155年，則意味著他三十多歲才有子女，且年逾古稀仍征戰不息[20]。多數歷史學家認可的出生年份是1162年[21]；歷史學家保羅·拉契涅夫斯基指出，鐵木真本人可能都不清楚確切年份[22]。鐵木真的出生地，《蒙古秘史》記載為斡難河右岸的迭里溫孛勒答合，然而亦存爭議：有人認為在今蒙古國肯特省達達勒，也有人認為在今俄羅斯阿金布里亞特自治區南部[23]。

 
鐵木真出生於斡難河附近，圖為蒙古國肯特省的斡難河景象

鐵木真出生於蒙古部落的孛兒只斤氏，在當時，「蒙古」一詞僅指蒙古東北部一個部落的成員；由於此部落在蒙古帝國形成過程中起核心作用，後來他們的名稱就被用來指代所有部落[24]。父親是也速該，把傳奇戰神孛端察兒蒙合黑奉為鼻祖，母親是訶額侖，出生於弘吉剌部的斡勒忽訥氏，是也速該從她的蔑兒乞新郎赤列都處搶來[25]。鐵木真本名由來存在爭議：早期說法是，他父親剛自征討塔塔兒部的勝仗中歸來，帶回一名叫鐵木真兀格的俘虜，遂以這名俘虜之名給新生兒取名，以慶勝利；後世說法則強調詞根「temür」（意為「鐵」），並與「鐵木真」意為「鐵匠」的說法聯繫起來[26]。

圍繞鐵木真的出生有數則傳說。其中最著名的一則，是說鐵木真出生時手中緊握著一塊血塊，此為亞洲民間傳說中預示此子將成為勇士的象徵[27]。亦有說法稱，訶額侖因一束光而受孕，此光預示著此子的命運，此傳說與孛兒只斤氏神話祖先阿蘭豁阿的傳說相呼應[28]。也速該和訶額侖在鐵木真之後，又育有三子：合撒兒、合赤溫、帖木格，另有一女帖木侖。鐵木真還有兩名同父異母兄弟別克帖兒和別勒古台，他們是也速該次妻速赤格勒所生，速赤吉勒的身份未詳。兄弟姐妹皆成長於也速該位於斡難河畔的主營地，於此學習騎馬射箭[29]。

鐵木真八歲時，父親決意為他訂一門合適的親事。也速該攜帶繼承人前往聲望頗高的弘吉剌部牧場，此前弘吉剌部與蒙古部多次通婚，訶額侖即出身於弘吉剌部。在彼處，也速該為鐵木真和弘吉剌部首領德薛禪之女孛兒帖訂下婚約。因這一婚約意味著也速該將獲一強大盟友，且孛兒帖聘禮頗高，故而德薛禪在談判中占據上風，要求鐵木真留於自己家，以勞作償還未來的聘禮債務[30]。也速該接受此條件，在獨自騎馬歸家途中，遇一夥塔塔兒人，便寄希望於草原熱情款待陌生人的傳統，向其求食。然而塔塔兒人認出這位宿敵，遂暗中在其食物中置毒。也速該漸感不適，卻仍設法回家；臨終之際，他囑託親信家臣蒙力克前往弘吉剌部接回鐵木真。不久後，也速該便亡故[31]。

青春期

 
位於蒙古國長金博爾多格成吉思皇帝騎馬雕像附近的訶額侖雕像

也速該之死，令其屬民百姓——包括孛兒只斤氏、泰赤烏氏及其他氏族之人——團結破碎。因鐵木真尚不滿十歲，別克帖兒年長約兩歲，二人皆被視為缺乏統治經驗。泰赤烏氏一族將訶額侖排除於首領死後的祭祖儀式之外，不久便棄其營盤而去。《蒙古秘史》載，整個孛兒只斤氏皆隨之而去，儘管訶額侖試圖以榮譽相勸，令其留下，卻終未成功[32]。然而拉施特哀丁與《聖武親征錄》則暗示，也速該的弟兄曾支持這位遺孀。或許訶額侖拒絕與其中一人實行夫兄弟婚，從而導致日後關係緊張，亦有可能是《蒙古秘史》作者對當時情形有所渲染[33]。所有史料一致認為，也速該麾下大多數屬民百姓捨棄其家庭，轉投泰赤烏部，訶額侖一家生活自此更為艱難[34]。他們過上狩獵採集的生活，採挖根莖，拾取堅果，獵捕小動物，捕撈魚兒[35]。

隨著孩子們年歲漸長，矛盾漸生。鐵木真與別克帖兒都有成為父親繼承人的資格：雖然鐵木真是也速該正妻所生之子，但別克帖兒比他年長至少兩歲。依收繼婚之法，別克帖兒成年後甚至有可能與訶額侖結婚，成為鐵木真的繼父[36]。因常為獵物分配之事起爭執，矛盾加劇，鐵木真與弟弟合撒兒遂設伏殺死別克帖兒。這一禁忌之舉，官修正史未予記載，但《蒙古秘史》有所記錄，書中述及訶額侖怒責二子之事。別克帖兒的同母弟弟別勒古台未尋仇報復，反而成為鐵木真麾下地位頗高的追隨者，與合撒兒齊名[37]。約在此時，鐵木真與札木合結下深厚友誼，札木合也是貴族出身的少年；《蒙古秘史》載，鐵木真十一歲時，與札木合互贈踝骨為禮物，並立下安答之盟——即蒙古傳統的結拜兄弟誓言。翌年，二人互贈箭器，再度結為安答[38]。

因家庭缺乏盟友，鐵木真多次被俘[39]。鐵木真曾遭泰赤烏部所擒，於一次宴飲時逃脫，先藏身於斡難河，後躲入鎖兒罕失剌的營帳中，鎖兒罕失剌曾看到他在河邊，卻未聲張。鎖兒罕失剌冒極大個人風險，庇護鐵木真三日，而後幫助他逃脫[40]。另有一次，鐵木真得博爾朮相助，此少年協助他追回被盜的八匹馬。不久後，博爾朮加入鐵木真營帳，成為其首位那可兒（意為「私人伴當」，複數為「那可惕」）[41]。《蒙古秘史》所記載的這些事件，彰顯出作者對成吉思皇帝個人魅力的著重刻畫[42]。

崛起掌權

主條目：成吉思汗的崛起

早期征戰

 
鐵木真在蔑兒乞人來襲時曾藏身於不兒罕合勒敦山，後來他將此山尊為聖山。

鐵木真年滿十五歲成年後，返回德薛禪處迎娶孛兒帖。德薛禪見原本以為已死的女婿尚在人世，欣喜不已，遂同意這門婚事，並陪同新婚夫婦返回鐵木真營帳；其妻子搠壇贈予訶額侖一件昂貴的貂皮斗篷[43]。鐵木真欲尋一庇護者，便將這件斗篷轉贈給克烈部可汗脫斡鄰勒，脫斡鄰勒曾與也速該並肩作戰，並與他結為安答。脫斡鄰勒統治著蒙古中部的大片領土，但對眾多追隨者心存疑慮。因急需忠誠之士替代，脫斡鄰勒對這份貴重禮物十分滿意，欣然接納鐵木真受其庇護。二人關係日益密切，鐵木真也開始招攬追隨者，諸如者勒蔑等那可兒紛紛投效於他[44]。大約在此期間，鐵木真與孛兒帖育有他們的第一個孩子，是個女兒，名為豁真[45]。

不久之後，約三百名蔑兒乞人為報復也速該搶走訶額侖之舉，突襲鐵木真的營帳。鐵木真及他弟弟得以藏身於不兒罕合勒敦山，然而孛兒帖與速赤格勒卻遭擄掠。依收繼婚之法，孛兒帖被嫁給已故赤列都之弟赤勒格兒[46]。鐵木真向脫斡鄰勒以及兒時好友、已成為札答蘭部首領的札木合求援。兩位首領皆願出兵兩萬，由札木合指揮，此戰很快獲勝。當時已懷有身孕的孛兒帖被成功找回，不久便生下一子，名為朮赤；儘管鐵木真視如己出，然朮赤生父之謎卻伴隨他一生[47]。《蒙古秘史》對此有所述載，與拉施特哀丁的記載有所不同，拉施特哀丁為維護家族聲譽，隱去任何有關私生子的暗示[48]。在接下來的十五年間，鐵木真與孛兒帖又育有三子（察合台、窩闊台、拖雷）四女（扯扯亦干、阿剌合、禿滿倫、阿勒阿勒壇）[49]。

據《蒙古秘史》記載，鐵木真與札木合的追隨者一起紮營達一年半之久，其間二人重結安答之盟，大被同眠。該史料將這段時期描述為好友間的親密相處，然而拉契涅夫斯基質疑，鐵木真是否實際上是以投身札木合麾下為代價，換取他在對抗蔑兒乞人時的援助[50]。矛盾漸生，兩位首領最終分道揚鑣，表面緣由是札木合就紮營之事說過一句隱晦之語；據《蒙古秘史》記載，札木合說：「鐵木真、鐵木真，我的好安答！靠座山坡紮營吧，好讓牧馬人有行帳！找個河岸紮營吧，好讓牧羊人充其腹！[51] 」無論如何，鐵木真聽從訶額侖與孛兒帖的建議，開始建立獨立的追隨者隊伍。多數部落首領仍追隨札木合，但有四十一位首領連同眾多百姓支持鐵木真，其中包括兀良哈部的者勒蔑的兩名弟弟察兀兒罕與速不台、巴魯剌思部的忽必來與忽都思兄弟二人、斡勒忽訥兀惕部的輕吉牙歹等其他部落和氏族人[52]。許多人被鐵木真身為公正慷慨、能給予更好生活的領主的名聲所吸引，且前來投奔的薩滿巫師豁兒赤預言上天已賦予鐵木真偉大的使命[53]。

 
《史集》15世紀抄本中所繪的鐵木真和脫斡鄰勒

不久之後，鐵木真便被其親信追隨者擁戴為蒙古可汗[54]。脫斡鄰勒對自己屬臣的地位提升感到欣慰，但札木合卻心懷怨恨。矛盾逐步升級為公開敵對，約在1187年，兩位首領在答蘭版朱思展開激戰，雙方兵力相當，但鐵木真明顯戰敗。後世編年史家如拉施特哀丁等卻稱鐵木真獲勝，但他所述自相矛盾且彼此衝突[55]。

拉契涅夫斯基、梅天穆等現代歷史學家認為，在答蘭版朱思之戰後的十年間，鐵木真很有可能大部分時間都在華北地區為女真金朝的臣屬[56]。趙珙記載，日後的成吉思皇帝曾當過數年金朝的奴隸。此前這一說法被視為民族主義傲慢的表現，如今則被認為確有其事，尤其是鑑於並無其他史料能令人信服地解釋鐵木真在答蘭版朱思之戰至約1195年間活動的情況[57]。越境避難之舉，對於心懷不滿的草原首領及失寵的中原官員而言，皆是常事。鐵木真重出江湖時仍保有相當權勢，這表明他很可能在臣屬金朝期間有所獲益。因鐵木真後來推翻金朝，所以這樣有損蒙古威望的一段經歷，在蒙古所有史料中均被略去，而趙珙則不受此類禁忌約束[58]。

擊敗對手

各史料對鐵木真返回草原後的相關事件記載不一。1196年夏初，鐵木真參與金朝針對塔塔兒部的聯合軍事行動，當時塔塔兒部的行事已開始違背金朝利益。作為獎賞，金朝授予鐵木真「札兀惕忽里」這一榮譽稱號，其含義在女真語中大致相當於「百夫長」。大約在同一時間，鐵木真協助脫斡鄰勒奪回克烈部的統治權，此前克烈部的統治權被脫斡鄰勒的弟弟額兒客哈剌在強大的乃蠻部支持下篡奪[59]。1196年的這些行動從根本上改變鐵木真在草原上的地位——儘管名義上他仍是脫斡鄰勒的附庸，但實際上已成為平等的盟友[60]。

札木合在答蘭版朱思之戰獲勝後行事殘忍——據稱他架起七十個鍋，將囚犯活活煮死，並羞辱那些反對他的首領的屍體。許多心懷不滿的追隨者，包括也速該的追隨者蒙力克及其諸子，因此投奔鐵木真麾下；他們或許也被鐵木真新獲得的財富所吸引[61]。桀驁不馴的主兒乞部此前在一次宴會上冒犯他，且拒絕參與對塔塔兒部作戰，遭鐵木真制服。處決主兒乞部首領撒察別乞、泰出二人後，鐵木真讓別勒古台在一場事先安排好的摔跤比賽中，象徵性折斷主兒乞部領袖不里孛闊的腰骨，致其死亡以作報復。後一事件違背蒙古的司法習俗，唯有《蒙古秘史》的作者記錄此事，且明確表示不贊同。這些事件大約發生在1197年[62]。

 
鐵木真為建立蒙古帝國所聯合的部落政權

在隨後幾年裡，鐵木真與脫斡鄰勒時而分別、時而聯合對蔑兒乞部、乃蠻部、塔塔兒部發起征戰。約在1201年，包括弘吉剌部、泰赤烏部、塔塔兒部在內的諸多不滿部落集結起來，發誓要打破孛兒只斤-克烈聯盟的統治，推選札木合為其首領，尊他為古兒汗（意為「眾汗之汗」）。起初取得些許勝利後，鐵木真與脫斡鄰勒在闊亦田大敗這一鬆散聯盟，札木合被迫向脫斡鄰勒求饒[63]。鐵木真渴望在蒙古東部建立絕對統治，先是擊敗泰赤烏部，接著1202年又擊敗塔塔兒部；兩場戰役結束後，他處決各部落首領，並將剩餘的戰士收歸麾下。泰赤烏部戰士中包括此前曾援助過他的鎖兒罕失剌及年輕神射手只兒豁阿歹，只兒豁阿歹因射殺鐵木真的戰馬且毫不隱瞞此事，展現出軍事才能與個人勇氣，鐵木真親自給他改名為蒙古語意為「梅針箭」​的者別​[64]。

吞併韃靼人後，草原上尚存三大軍事勢力：西部的乃蠻部、東部的蒙古部、夾在中間的克烈部[65]。為鞏固自身地位，鐵木真提議讓自己兒子朮赤與脫斡鄰勒的女兒察兀兒別姬結婚，讓自己的女兒豁真與脫斡鄰勒之子桑昆的兒子禿撒合結婚。以桑昆為首的克烈部精英認為，這一提議是企圖控制他們部落，而對朮赤身世的疑慮更是令他們深感冒犯。此外，札木合指出，鐵木真提拔平民擔任要職的做法對傳統草原貴族政治構成威脅，因為這顛覆社會規範。最終，脫斡鄰勒屈服於這些壓力，試圖誘騙其臣屬進入埋伏圈，但他的計劃被兩名牧馬人巴歹、乞失里黑偷聽到。鐵木真雖集結部分兵力，卻仍在合蘭真沙陀之戰中慘敗[66]。

太祖舉手仰天而誓曰：「使我克定大業，當與諸人同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河水。」將士莫不感泣。

《元史》卷120〈札八兒火列傳〉（1370年）[67]

鐵木真向東南方向退至班朱尼河，此地或是一處未明的湖泊或是河流，他在此等待失散的部隊重新集結：博爾朮丟失戰馬，被迫徒步逃亡，而鐵木真身負重傷的兒子窩闊台則由勇士博爾忽護送照料。鐵木真召集一切可能的盟友，向其忠實追隨者立下著名的忠誠誓言，即後來所稱的班朱尼河盟誓，這些追隨者日後也因此獲得極高的威望[68] 。班朱尼河盟誓的立誓者成分複雜——來自九個不同部落之人，其中包括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他們唯一的共同點便是對鐵木真及彼此的忠誠而團結在一起。這一群體成為後來蒙古帝國的典範，歷史學家約翰·曼稱之為「一個雛形國家的雛形政府」[69]。《蒙古秘史》未記載班朱尼河盟誓，因這一群體主要是非蒙古人，作者大概是想淡化其他部落的作用[70]。

藉助合撒兒的戰爭詭計，蒙古人得以在折折運都山設伏突襲克烈部，儘管隨後的戰鬥持續三天三夜，但鐵木真最終取得決定性勝利。脫斡鄰勒與桑昆皆被迫逃亡，桑昆逃往吐蕃部，而脫斡鄰勒則被未認出他的乃蠻人豁里速別赤所殺。鐵木真通過將克烈部精英吸納進自己部落鞏固勝利成果：他與亦巴合別乞結婚，並將她妹妹必克禿忒迷失旭真與唆魯禾帖尼分別聘給長子朮赤與幼子拖雷，托雷後來又與唆魯禾帖尼的侄女脫古思結婚[71]。因札木合等人被蒙古人擊敗後前來投靠，乃蠻部人數大增，遂準備開戰。鐵木真從同情他的汪古部首領阿剌兀思處得知這些情況。1204年5月，在納忽山崖前察乞兒馬兀惕之戰中，乃蠻部遭到決定性慘敗：其首領太陽汗被殺，其子屈出律被迫西逃[72]。同年晚些時候，蔑兒乞部被消滅殆盡，而在察乞兒馬兀惕之戰中拋棄乃蠻部的札木合，被其五個伴當出賣給鐵木真，這五個伴當因不忠而被鐵木真處決。據《蒙古秘史》記載，札木合說服兒時安答將自己體面處死；其他記載則稱他是被肢解而死[73]。

早期統治：改革與對中原的征戰（1206年—1215年）

1206年忽里勒台與改革

 
鐵木真被擁立為成吉思可汗的場景，出自15世紀《史集》抄本的插畫[74]。禿克（一種用氂牛或馬的尾巴製成的旗幟）置於右側；此處圖中白色的禿克代表和平，而黑色的禿克則代表戰爭[74]。

鐵木真成為草原唯一的統治者後，於1206年在斡難河源頭召開名為忽里勒台的大型集會[75]。在此，鐵木真正式採用「成吉思皇帝」或「成吉思可汗」這一名號，其詞源與含義向來頗多爭議。有評論者認為，此名號並無實際意義，僅體現鐵木真對傳統名號古兒汗的摒棄，因古兒汗名號曾授予札木合，故而價值稍遜[76]。另一種說法則稱，「成吉思」一詞蘊含力量、堅毅、強硬、正義之意[77] 。還有一種假說提出，該名號與突厥語tängiz（意為「海洋」）有關，「成吉思皇帝」或「成吉思可汗」即意為「海洋之主」，鑑於當時人們認為海洋環繞大地，所以此稱號最終意味著「天下共主」[78]。

成吉思皇帝統治百萬民眾後[79]，依梅天穆所言，開啟一場「社會革命」[80]。由於傳統部落制度主要是為惠及小氏族與家族而發展形成，並不適合作為大型國家的根基，且曾是此前草原部落聯盟衰敗的緣由。於是，成吉思皇帝開啟一系列行政改革，旨在壓制部落歸屬的影響，代之以對皇帝及皇室無條件的忠誠[81]。因多數傳統部落首領在他崛起過程中已被剷除，成吉思皇帝得以按照對自己有利的方式重構蒙古社會階層。最高層級僅由成吉思皇帝及他四個弟弟的家族占據，這些家族被稱作「黃金家族」（altan uruq）或「白骨頭」（chaghan yasun）；其下是「黑骨頭」（qara yasun，有時作qarachu）階層，由帝國建立前倖存的貴族及新興的重要家族組成[82]。

為破除部落忠誠觀念，蒙古社會被重新整編為軍事十進制體系。凡十五歲至七十歲之間的男子皆被徵召入千戶（minqan，複數為minkad），即千人編制的軍事單位，其下又細分出百戶（jaghun，複數為jaghat）和十戶（arban，複數為arbat）[83] 。這些單位還涵蓋各男子的家眷，意味著每個軍事千戶都有相應的千戶家眷作為支撐，梅天穆將其稱為「軍事工業複合體」。每個千戶既是政治單位，也是社會單位，而被征服部落的戰士則被分散至不同的千戶，使其難以集體叛亂。此舉意在確保舊部落認同消失，代之以對「大蒙古國」及憑藉功績和對皇帝的忠誠而獲晉升的將領的忠誠[84]。這項改革成效卓著——即便在蒙古帝國分裂後，也從未出現依部落界限而分裂的情況。相反，成吉思皇帝的後裔一直穩坐統治地位，有些甚至延續至18世紀，就連帖木兒、也迪古等權勢頗大的非皇室君主，也被迫在其家族的傀儡統治者背後操控政權[85]。

 
 
位於烏蘭巴托蘇赫巴托爾廣場的木華黎（上）和博爾朮（下）現代雕像

成吉思皇帝麾下的高級那可兒被授予最高軍階，獲享至高榮譽。博爾朮與木華黎被授予萬戶，各自統領萬人軍隊，分別擔任右手軍與左手軍的統帥[86] 。七十八位那可兒（含博爾朮、木華黎）與七位駙馬計八十五人各領一個千戶，另三位駙馬共掌十個千戶，共有八十八位千戶長統轄九十五個千戶。成吉思皇帝秉持任人唯賢的理念，這些將領中許多出身低微：拉契涅夫斯基列舉出者勒蔑與速不台，二人皆為鐵匠之子，此外還有木匠古出古、牧羊人迭該，甚至包括曾在1203年向鐵木真預警脫斡鄰勒計劃的兩名牧馬人巴歹、乞失里黑[87]。作為一項特殊優待，成吉思皇帝允許部分忠誠的將領保留其部隊的部落屬性。汪古部的阿剌兀思因自己與成吉思皇帝結成聯姻同盟，與他的女兒阿剌合結婚，故而被准許保留本部落五千名戰士。阿剌兀思死後，他的兩個兒子不顏昔班、孛要合先後收繼阿剌合[88]。

支撐這些改革的一項關鍵舉措是擴充怯薛（護衛軍）。1203年鐵木真擊敗脫斡鄰勒後，便小規模借鑑克烈部的這一制度，而在1206年的忽里勒台上，其人數大幅擴充，從1,150人增至10,000人。怯薛不僅是皇帝的護衛，還是皇帝的家臣、軍事學院、政府管理中樞[89] 。這一精銳部隊的所有戰士皆是軍事將領的兄弟或兒子，本質上相當於人質。不過，怯薛成員享有特殊特權，他們侍奉皇帝，可直接面見皇帝，皇帝則反過來評估他們的能力及治理或指揮方面的潛力[90]。速不台、綽兒馬罕、拜住等將領皆是從怯薛起步，而後才獲命統領自己的部隊[91]。

鞏固權力（1206年—1210年）

更多資訊：蒙古滅西夏之戰

從1204年至1209年，成吉思皇帝主要專注於鞏固和維護他新建的國家[92]。成吉思皇帝面臨薩滿闊闊出帶來的挑戰，闊闊出之父蒙力克在叛投鐵木真後，被准許與訶額侖成婚。闊闊出憑藉巫術宣稱鐵木真為成吉思可汗，並自封「帖卜騰格里」（意為「通天巫」）這一騰格里名號，在蒙古平民中頗具影響，還妄圖離間皇室[93]。成吉思皇帝的弟弟合撒兒成為闊闊出首個針對的目標——合撒兒向來不為兄長所信任，遭闊闊出誣陷後受辱，險些入獄，幸得訶額侖出面公開斥責成吉思皇帝，方才解圍。然而，闊闊出的權勢日益增強，成吉思皇帝的幼弟帖木格試圖干預時，竟遭其當眾羞辱[94]。孛兒帖察覺到闊闊出對成吉思皇帝權力構成威脅，遂向丈夫發出警告，成吉思皇帝雖對這位薩滿仍心存迷信敬畏，但此時也意識到他所帶來的政治威脅。成吉思皇帝准許帖木格安排處死闊闊出，隨後便取代這位薩滿，成為蒙古人最高的精神權威[95]。

在此期間，蒙古人向周邊地區施加控制。1207年，成吉思皇帝派朮赤北征，去征服位於西伯利亞針葉林邊緣的槐因亦兒堅（「林木中百姓」​）諸部落。與斡亦剌部結成聯姻同盟並擊敗葉尼塞河黠戛斯人後，朮赤掌控該地區的糧食、皮毛貿易、金礦[96]。蒙古軍隊亦向西進發，於1208年末在也兒的石河擊敗乃蠻-蔑兒乞聯盟。蔑兒乞部首領脫脫被殺，屈出律逃往中亞[97]。1211年，在巴而朮帶領下，畏兀兒人擺脫西遼統治，歸附成吉思皇帝，成為首個向蒙古人臣服的定居民族[98]。

 
13世紀早期的東亞和中亞各國

蒙古人早在1205年便開始襲擾由党項人領導的西夏王國邊境定居點，表面上是為報復西夏收留脫斡鄰勒之子桑昆[99]。更實際的解釋包括，通過獲取新的物資與牲畜來重振凋敝的蒙古經濟[100]，或者單純是為征服一個半敵對國家，以保護新生的蒙古國[101]。西夏多數軍隊駐守在王國南部與東部邊境，分別防範宋朝和金朝的進攻，而其北部邊境僅依靠戈壁作為屏障[102]。1207年，成吉思皇帝征討西夏，洗劫斡羅孩城，隨後於1209年，成吉思皇帝決意親自率軍全面入侵西夏[103]。

1209年5月，斡羅孩城再次被攻克，蒙古人向西夏都城中興府（今銀川市）進軍，但遭西夏軍隊挫敗。僵持兩個月後，成吉思皇帝佯裝退兵，打破僵局；西夏軍隊被騙出防禦陣地，進而被擊敗[104]。儘管此時中興府已基本無防禦力量，但蒙古人除簡陋的攻城槌外，並無更好的攻城武器，因而無法繼續攻城[105]。西夏向金朝求援，此時金章宗已經死去，剛剛即皇帝位的完顏永濟拒絕這一請求。成吉思皇帝試圖築壩引黃河水灌城，起初奏效，但堤壩修築不善，於1210年1月決口——可能是西夏所為，蒙古軍營遭水淹，被迫退兵。很快雙方正式簽訂和約：夏襄宗投降，答應每年向蒙古納貢，並將自己的女兒察合獻給成吉思皇帝，以換取蒙古退兵[106]。

征討金朝（1211年—1215年）

主條目：蒙金戰爭
 
 
 
取自14世紀波斯文手稿中對蒙金衝突的描繪。從上至下依次為：野狐嶺戰役（1211年）；蒙金騎兵間的一場遭遇戰；成吉思皇帝於1215年攻克中都後入城的場景。

1209年，完顏永濟篡奪金朝皇位。完顏永濟此前曾在草原邊境任職，成吉思皇帝對他頗為反感[107]。1210年，金朝使者要求成吉思皇帝向完顏永濟跪拜接詔，並進獻歲貢，成吉思皇帝卻嘲諷中原皇帝，南面而唾，然後乘馬揚長而去，此舉意味著宣戰[108]。儘管面對可能多達600,000名金朝士兵，雙方兵力懸殊達八比一，但成吉思皇帝自1206年得知金朝內部動盪不安後，便已準備入侵金朝[109]。成吉思皇帝有兩個目的：一是為金朝往昔犯下的罪孽復仇，其中最主要的是12世紀中葉俺巴孩汗之死；二是獲取其軍隊與屬民所期望的大量戰利品[110]。

1211年3月召集忽里勒台後，成吉思皇帝於5月發動對金朝中原地區的入侵，次月便抵達金朝外圍防線。這些邊境要塞由阿剌兀思的汪古部駐守，他們未作阻攔，放蒙古人通行[111]。這場三路並進的騎行劫掠旨在掠奪並焚毀金朝大片領土，以切斷其物資供應，削弱其民眾對政權的認可，同時奪取通往華北平原的山道[112]。金朝失去眾多城鎮，且因連番叛逃事件而受阻，其中最突出的一次叛逃直接促成木華黎在1211年秋於會河堡之戰中取勝[113]。1212年，成吉思皇帝在圍攻西京（今大同市）失利時中箭受傷，戰役遂告暫停[114]。此次失利後，成吉思皇帝組建一支攻城工兵部隊，在隨後兩年間招募500名金朝專家[115]。

1213年戰事再起時，居庸關的防禦已得到大力加強，但者別率領一支蒙古小分隊設法潛入關隘，突襲金朝精銳守軍，為通往金朝都城中都（今北京市）打開道路[116]。金朝統治開始瓦解：金朝臣屬契丹人公開叛亂後，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棄職，在中都發動政變，殺死完顏永濟，扶植自己的傀儡皇帝金宣宗[117]。這種政權崩潰對成吉思皇帝的軍隊而言實屬幸事；此前他們因連勝而冒進，已喪失主動權。當時軍隊飽受疫病與饑荒之苦——據柏郎嘉賓記載，甚至出現人相食，不過其說法可能有所誇大——成吉思皇帝無力再對中都城牆展開更多攻勢，於是不顧將領的主戰意願，開啟和平談判[118]。成吉思皇帝獲得包括3,000匹馬、500名童男女、完顏永濟之女岐國公主、大量金銀絲綢在內的貢品，而後於1214年5月解除圍城，班師回朝[119]。

由於金朝北方領土飽受瘟疫與戰亂蹂躪，金宣宗將都城及朝廷向南遷移600公里（370英里）至開封[120]。成吉思皇帝認為這是金朝意圖在南方重整旗鼓，然後重啟戰事，遂認定和約已被破壞。成吉思皇帝即刻準備回師奪取中都[121]。據歷史學家艾騖德所言，直至此時，成吉思皇帝才決定全面征服華北地區[122]。1214—1215年冬，木華黎攻克遼東諸多城鎮，儘管1215年5月中都居民向成吉思皇帝投降，但中都城仍遭洗劫[123]。1216年初成吉思皇帝返回蒙古，木華黎率軍繼續經營遼東，在1217年受命在中原統軍駐守[124]。木華黎對動盪不安的金朝發動一場殘酷卻有效的戰役，直至1223年亡故[125]。

後期統治：向西擴張與重返中原（1216年—1227年）

平定叛亂與征服西遼（1216年—1218年）

更多資訊：蒙古攻西遼之戰

1207年，成吉思皇帝任命豁兒赤為西伯利亞已征服的「林木中百姓」萬戶。豁兒赤獲任並非因其才能，而是因他過往功績，他強擄三十名美女充實自己後宮為妾，致使諸部落於1216年初反叛，將他擒獲。翌年，他們伏擊並殺害成吉思皇帝麾下位高權重的那可兒博爾忽[126]。皇帝因摯友之死而震怒，本欲親率大軍為博爾忽報仇；後經博爾朮、木華黎等人勸阻，遂遣長子朮赤及朵兒邊部將領朵兒伯多黑申前往。他們出其不意擊敗叛軍，確保對這一經濟要地的掌控[127]。

乃蠻汗子屈出律於1204年兵敗後，在1211至1213年間篡奪中亞西遼王朝的皇位。屈出律為人貪婪專橫，試圖強行讓當地伊斯蘭民眾改信佛教，故而很可能招致他們的仇恨[128]。成吉思皇帝認為屈出律可能對自己的帝國構成威脅，便派者別率兩萬騎兵前往可失哈耳城；者別通過強調蒙古的宗教寬容政策，動搖屈出律的統治，贏得當地精英的忠誠[129]。屈出律被迫南逃至帕米爾高原，卻遭當地獵人擒獲。者別將屈出律斬首，並將其屍首在西遼境內示眾，宣告西遼地區宗教迫害的終結[130]。

入侵花剌子模王朝（1219年—1221年）

主條目：蒙古征服花剌子模
 
1207至1225年間成吉思皇帝的征戰情況

此時，成吉思皇帝已完全掌控絲綢之路東段，其領土與統治中亞、波斯、阿富汗大部分地區的花剌子模王朝接壤[131]。雙方商人皆渴望重啟貿易，此前在屈出律統治期間貿易曾中斷；蒙古攻克中都後不久，花剌子模國王摩訶末二世便派遣使者前來，而成吉思皇帝亦指示斡脫商獲取中亞及西亞的優質紡織品與鋼鐵[132]。黃金家族諸多成員投資一支由450名商人組成的商隊，該商隊於1218年滿載大量貨物前往花剌子模。花剌子模邊境城市訛答剌城長官亦納勒術以間諜罪為由，決定屠殺這些商人並劫掠貨物；摩訶末對成吉思皇帝的意圖心生疑竇，要麼支持亦納勒術之舉，要麼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133]。成吉思皇帝派使者不花剌的阿里·忽羅加攜兩名副使花剌子模人麻哈茂德、訛答剌的斯斯夫·康客前往，欲避免戰爭，但摩訶末竟殺害使者，羞辱副使。使者被殺一事激怒成吉思皇帝，他決定留木華黎率少量兵力駐守華北，自己則率大軍入侵花剌子模[134]。

摩訶末的王朝疆域雖廣，卻內部渙散：他與母親禿兒罕可敦共同統治，歷史學家彼得·戈爾稱其為「一種不穩定的二元統治」，且花剌子模貴族與民眾對其窮兵黷武及中央集權統治頗為不滿。出於這些及其他緣由，摩訶末拒絕與蒙古人在野外交戰，而是將桀驁不馴的軍隊駐守於各大城市[135]。這使得裝備輕便、機動性強的蒙古軍隊在城外占據無可爭議的優勢[136]。1219年秋，訛答剌遭圍攻——此次圍攻歷時五個月，於1220年2月城破，亦納勒術被處決[137]。其間，成吉思皇帝分兵而進。成吉思皇帝留兒子察合台與窩闊台繼續圍攻訛答剌城，派朮赤沿錫爾河向北進軍，另遣一軍南下進入河中地區中部，自己則與拖雷率蒙古主力大軍穿越克孜勒庫姆沙漠，以鉗形攻勢突襲不花剌守軍[138]。

 
取自17世紀晚期《史集》手稿中對札蘭丁渡過申河的描繪

1220年2月，成吉思皇帝攻克不花剌城堡，繼而進軍摩訶末的居所撒麻耳干，撒麻耳干於翌月淪陷[139]。摩訶末被蒙古人迅速的征服速度弄得不知所措，逃離巴里黑，者別與速不台緊追不捨；兩位將領一路追擊花剌子模國王，直至1220—1221年冬，他因痢疾死於裏海一島上，此前他已指定長子札蘭丁為繼承人[140]。者別與速不台隨後開啟一場長達7,500公里（4,700英里）、環繞裏海的遠征。此次遠征後來被稱作「大迂迴」，歷時四年，使蒙古人首次接觸歐洲[141]。與此同時，花剌子模首都玉龍傑赤正遭成吉思皇帝的三位年長兒子圍攻。漫長的圍攻於1221年春在殘酷的城市巷戰中結束[142]。札蘭丁南撤至阿富汗，沿途集結兵力，並在八魯灣之戰中擊敗成吉思皇帝養子失吉忽禿忽所率蒙古軍隊[143]。札蘭丁因將領間紛爭而勢力削弱，在1221年11月的申河之戰中慘敗後，被迫渡過申河逃往印度[144]。

成吉思皇帝幼子拖雷同時在呼羅珊地區展開一場殘酷的戰役。凡抵抗之城皆遭摧毀——你沙不兒、馬魯、也里，這三座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最為富庶的城市，皆被夷為平地[145]。也里起初向拖雷投降，但後來反叛，於1222年被摧毀；也里城中居民遭到屠殺[146]。這場戰役使成吉思皇帝留下冷酷無情、殘忍暴虐的征服者形象。同時代波斯歷史學家稱，僅這三場圍城戰造成的死亡人數就超過570萬，現代學者認為此數字大為誇張[147]。不過，即便如約翰·曼所估算的，整個戰役死亡總人數為125萬，那也堪稱一場人口災難[148]。

重返中原與最後一戰（1222年—1227年）

主條目：蒙古征服中國

1221年，成吉思皇帝突然中止在中亞的征戰[149]。起初成吉思皇帝本打算經印度返回，後意識到南亞氣候濕熱，不利於軍隊作戰，且預兆也很不利[150]。儘管1222年蒙古人大多時間都在反覆平定呼羅珊地區的叛亂，但為避免戰線過長，他們最終完全撤出呼羅珊地區，將新邊界劃定在阿姆河[151]。在漫長的歸途中，成吉思皇帝籌備新的行政區劃，以治理被征服的領土，任命達魯花赤（意為「掌印者」，即專員）和八思哈（地方鎮守官），以使該地區恢復正常秩序[152]。成吉思皇帝還在興都庫什山召見道教掌教長春真人丘處機，與他交談。皇帝悉心聆聽丘處機的說教，並賜予其信徒諸多特權，包括免稅及對帝國全境道士的管轄權——後來道士藉此特權試圖凌駕於佛教之上[153]。

通常認為此次戰役中止的原因是，西夏此前拒絕為1219年的入侵提供援軍，後來又在木華黎征討陝西金朝剩餘勢力時違抗他的命令[149]。梅天穆對此存疑，他認為西夏在1223年木華黎亡故前一直協同作戰，後來因不滿蒙古控制，且察覺到成吉思皇帝在中亞征戰帶來的機會，便停止參戰[154]。無論如何，成吉思皇帝起初試圖通過外交途徑解決此事，但西夏權貴未能就向蒙古送交人質一事達成協議，他便失去耐心[155]。

1225年初，成吉思皇帝返回蒙古，用一年時間籌備對西夏的征戰。1226年初，征戰開始，首戰便攻克西夏西部邊境的黑水城[156]。入侵進展迅速。成吉思皇帝下令逐一洗劫甘肅走廊的城市，僅對少數城市予以赦免[157]。秋季渡過黃河後，蒙古人於11月圍攻靈州（今靈武市），靈州位於西夏都城中興府以南僅30公里（19英里）處。12月4日，成吉思皇帝大敗西夏援軍；皇帝將圍攻西夏都城之事交予將領，自己則與速不台南下，劫掠並鞏固金朝領土[158]。

駕崩及後續影響

參見：起輦谷
 
取自15世紀早期《馬可·波羅遊記》手稿中的微型畫，描繪成吉思皇帝臨終前向諸子囑託後事[159]。

1226—1227年冬，成吉思皇帝狩獵時墜馬，隨後數月病情日益加重。這使得中興府的圍攻進度放緩，因為他的諸子與將領勸他結束征戰，返回蒙古養病，稱西夏來年仍可征討[160]。成吉思皇帝因西夏主將阿沙敢不的侮辱而大怒，堅持繼續圍攻。成吉思皇帝於1227年8月18日或25日駕崩，但駕崩消息被嚴格保密，毫不知情的中興府次月淪陷。城中百姓慘遭屠戮，用曼的話說，西夏文明在這場「非常成功的種族文化滅絕」中基本被抹去[161]。皇帝確切的死因一直飽受猜測。拉施特哀丁與《元史》提及他身患疾病——可能是瘧疾、斑疹傷寒、腺鼠疫[162]。馬可·波羅稱他在一次圍城中中箭身亡，柏郎嘉賓則稱成吉思皇帝遭雷擊而死。圍繞此事還衍生出諸多傳說——其中最著名的一則是說，美麗的古兒別速，她原是西夏皇帝之妻，在與成吉思皇帝性交時用匕首刺傷他的生殖器[163]。

成吉思汗駕崩後，遺體運回蒙古，葬於肯特山的不兒罕合勒敦山之上或附近，此地乃他多年前選定之所[164]。葬禮及下葬的具體細節並未對外公開；不兒罕山被宣布為「偉大的禁地」（ikh khorig，意為禁止入內的區域），除兀良哈守衛外，任何人不得靠近。1229年窩闊台即位時，曾向陵墓供奉祭品三日，並獻祭三十名少女[165]。拉契涅夫斯基推測，由於蒙古人不懂遺體保存技術，可能將皇帝葬於鄂爾多斯，以防遺體在運往蒙古途中因夏季高溫而腐壞；艾騖德則否定這一假說[166]。

皇位繼承

蒙古草原各部落並無固定的繼承制度，但常採用某種形式的幼子繼承制——即由幼子繼承，因幼子自立門戶、招攬追隨者的時間最短，需仰仗父親的遺產助力[167]。然而，這種繼承方式僅適用於財產，不適用於頭銜[168]。

《蒙古秘史》記載，成吉思皇帝在1219年籌備征討花剌子模戰役時便選定繼承人；而拉施特哀丁則稱，這一決定在成吉思皇帝最後一次征討西夏之前做出[169]。無論時間如何，當時有五位可能的候選人：成吉思皇帝的四個兒子及他的幼弟帖木格，帖木格競爭力最弱，從未被認真考慮過[170]。儘管朮赤很可能出身不正，但成吉思皇帝對此並不十分在意[171]；然而，隨著時間推移，因朮赤專注於自己的封地，他與成吉思皇帝日益疏遠。在玉龍傑赤圍攻戰中，朮赤雖不情願參與圍攻這座日後將屬於自己領地的富庶之城，且未向成吉思皇帝上繳正常份額的戰利品，使得雙方矛盾加劇[172]。1223年，朮赤拒絕返回成吉思皇帝身邊，成吉思皇帝大怒，正考慮派窩闊台與察合台去令他就範時，傳來朮赤病故的消息[173]。

察合台對朮赤可能繼承皇位的態度——他曾稱兄長為「蔑兒乞惕種」，還當著父親的面與他爭吵打鬥——讓成吉思皇帝覺得他固執、傲慢、心胸狹隘，儘管他對蒙古律法習俗頗為精通[174]。排除察合台後，窩闊台與拖雷成為兩大主要候選人。拖雷在軍事方面無疑更為出色——他在呼羅珊的征戰摧毀花剌子模王朝，而他兄長的指揮能力則遠遜於他[175]。即便以蒙古人的標準來看，窩闊台也酗酒過度——這最終導致他於1241年亡故[176]。不過，窩闊台具備其他弟兄所欠缺的才能——為人慷慨，廣受喜愛。窩闊台深知自己軍事才能不足，故而能夠信任有能力的下屬，且與弟兄不同，他善於在諸多問題上妥協；相較於拖雷，他也更傾向於維護蒙古傳統，拖雷之妻唆魯禾帖尼身為聶思脫里派基督徒，是包括伊斯蘭教在內諸多宗教的庇護者。於是，窩闊台被確認為蒙古皇位的繼承人[177]。

 
窩闊台（成吉思皇帝第三子，最終的繼承人）的元朝畫像。

成吉思皇帝駕崩後，拖雷擔任監國，確立皇帝駕崩後的一系列慣例傳統。其中包括中止所有涉及蒙古軍隊的軍事進攻，由監國主持一段長時間的哀悼期，以及召開忽里勒台來提名並選定皇位繼承人[178]。這對拖雷而言是個機會。托雷仍是皇位繼承的有力候選人，且得到朮赤家族的支持。然而，任何由成吉思皇帝提拔並厚待的將領參加的忽里勒台，都會毫無疑問遵循前任統治者的意願，任命窩闊台為統治者。有人認為，拖雷不願召開忽里勒台，正是出於深知此舉會對自己的野心構成威脅[179]。最終，在謀士移剌楚才的勸說下，拖雷才召開忽里勒台；1229年，大會擁立窩闊台為皇帝，拖雷亦出席此次大會[180]。

家庭

《元史》卷106〈后妃表〉載有成吉思皇帝的23名皇后與16名妃子，共計39名后妃，分居在四個斡耳朵（意為「宮帳」）。守大斡耳朵者分別為孛兒帖皇后、忽魯倫皇后、闊里桀擔皇后、脫忽思皇后、帖木倫皇后、亦憐真八剌皇后、不顏忽禿皇后、忽勝海妃子。守第二斡耳朵者分別為忽蘭皇后、古兒別速皇后、亦乞剌真皇后、脫忽茶兒皇后、也真妃子、也里忽禿妃子、察真妃子、哈剌真妃子。守第三斡耳朵者分別為也遂皇后、忽魯哈剌皇后、阿失倫皇后、禿兒哈剌皇后、察合皇后、阿昔迷失皇后、完者忽都皇后、渾魯忽歹妃子、忽魯灰妃子、剌伯妃子。守第四斡耳朵者分別為也速干皇后、忽答罕皇后、哈答皇后、斡者忽思皇后、燕里皇后、禿干妃子、完者妃子、金蓮妃子、完者台妃子、奴倫妃子、卯真妃子、鎖郎哈妃子。另有一名不知所守斡耳朵的八不別及妃子。《金史》卷14〈宣宗本紀上〉與《史集》又載有岐國公主為「公主皇后」。

孛兒帖約在1178年與鐵木真結婚，一直是他的正妻[181]。孛兒帖育有四子五女，子女都在帝國中成為頗具影響力的人物[182]。成吉思皇帝通過蒙古分封制度賜予孛兒帖諸子土地和財產[183]，同時通過將她的諸女與重要家族結婚來締結聯姻關係[182]。孛兒帖的子女如下：

  1. 豁真別姬，約1179年出生的女兒，後來與亦乞剌思部的孛禿結婚，孛禿是鐵木真最早且最親密的支持者之一，還是帖木侖的鰥夫[184]。
  2. 朮赤，約1182年孛兒帖被擄走後生下的兒子，因此其生父身份存疑，不過鐵木真認可他的合法地位[185]。朮赤先於成吉思皇帝去世；他的封地位於額爾齊斯河沿岸並延伸至西伯利亞，後來發展成欽察汗國[186]。
  3. 察合台，約1184年出生的兒子[187]；他的封地是位於突厥斯坦阿力麻里周邊的原西遼領土，後來成為察合台汗國[188]。
  4. 窩闊台，約1186年出生的兒子，獲得準噶爾土地，後來繼承父親成為帝國統治者[189]。
  5. 扯扯亦干，約1188年出生的女兒，她與脫劣勒赤的婚姻確保北方斡亦剌部的忠誠[190]。
  6. 阿剌合別姬，約1190年出生的女兒，在1207年至1225年間與汪古部數位成員結婚[191]。
  7. 禿滿倫，約1192年出生的女兒，與弘吉剌部的脫忽察兒結婚[192]。
  8. 拖雷，約1193年出生的兒子，在阿爾泰山附近獲得封地；他的兩個兒子蒙哥和忽必烈後來統治帝國，另一個兒子旭烈兀則建立伊利汗國[193]。
  9. 阿勒阿勒壇，約1196年出生的女兒，《元史》卷109〈諸公主表〉記載她與斡勒忽訥氏的泰出結婚，《史集》則記載她與泰出的兒子結婚。在1240年代貴由即位皇帝后不久，阿勒阿勒壇因某些罪名受審並被處決，這些罪名後來被隱瞞下來[194]。

孛兒帖生完最後一個孩子後，鐵木真開始通過征戰陸續與一些側室結婚。這些妻妾此前都是公主或王后，鐵木真與她們結婚是為彰顯自己的政治優勢。她們包括克烈部公主亦巴合；塔塔兒部姐妹也遂和也速干；蔑兒乞部的忽蘭；乃蠻部太陽汗的王后古兒別速；兩位中原公主，分別是西夏的察合和金朝的岐國公主[195]。這些側室所生子女總是從屬於孛兒帖的子女，兒子如生母不詳的兀魯赤與忽蘭之子闊列堅則從來都不是皇位繼承候選人，女兒則被用於締結次等的聯姻關係[196]，如也立安敦被許配給勢力強大的畏兀兒亦都護巴而朮[197]。

性格與成就

並無關於成吉思皇帝的目擊者描述或同時代畫像留存於世[198]。波斯編年史家朱茲賈尼與宋朝外交官趙珙提供最早的兩種描述。趙珙於1221年出使蒙古，彼時成吉思皇帝正在呼羅珊征戰[199]。朱茲賈尼在成吉思皇帝駕崩三十年後著書，他所依據者是參與同一場征戰的目擊者所述信息[200]。二人皆記載成吉思皇帝身材高大、體格強壯，氣宇不凡。趙珙寫道，成吉思皇帝身材魁梧健碩，額頭寬闊，鬍鬚修長，而朱茲賈尼則提及他有一雙貓眼，且無白髮。《蒙古秘史》記載，孛兒帖之父德薛禪初見鐵木真時，稱他「可是個目中有火，面上有光的孩子啊」[200]。

艾騖德曾提出，成吉思皇帝的諸多價值觀，尤其他對井然有序社會的重視，皆源於他動盪的年少時光[201]。成吉思皇帝將忠誠視為至上品德，相互忠誠亦成為他新建國家的基石[202]。成吉思皇帝不難獲取他人的效忠：他年少時便極具領袖魅力，眾多人捨棄原有社會角色前來投奔便是明證[203]。雖說贏得成吉思皇帝的信任殊為不易，但若他認定對方忠誠可靠，便會回報以全然的信任[204]。成吉思皇帝因對追隨者慷慨大方而為人稱道，對過往的援助定會毫不猶豫予以回報。在1206年忽里勒台上最受尊崇的那可兒，皆是自始至終追隨他的人，以及曾在他身處困境時與其立下班朱尼河盟誓者[205]。成吉思皇帝會通過徵稅來為那些戰死沙場或生活困窘的那可兒的家屬提供衣物與生計，擔起照顧他們的責任[206]。

天厭中原驕華太極之性，朕居北野嗜欲莫生之情，反朴還淳，去奢從儉。每一衣一食，與牛豎馬圉共弊同饗。視民如赤子，養士若弟兄，謀素和，恩素畜。練萬眾以身人之先，臨百陣無念我之後。
成吉思汗致長春真人丘處機的信[207]

草原財富的主要來源是戰後劫掠所得，通常首領可占大頭；成吉思皇帝卻摒棄此慣例，選擇將戰利品在自己與所有部屬間均分[208]。成吉思皇帝不喜歡任何形式的奢華，在致丘處機的信中讚頌游牧民族的簡樸生活，且反感他人阿諛奉承。成吉思皇帝鼓勵同伴不拘禮節與自己交談，向他建言，批評他的過錯[209]。成吉思皇帝樂於接受批評且好學，常向家人、同伴、鄰國、敵人汲取知識[210]。成吉思皇帝向中原及穆斯林世界探尋並獲取精良兵器知識，在俘獲的掌印官塔塔統阿的協助下採用回鶻字母，還在律法、商業、行政等諸多領域任用眾多專業人才[211]。成吉思皇帝亦明白平穩傳承的重要，現代歷史學家皆認同他在選定皇位繼承人一事上頗具慧眼[212]。

雖然如今成吉思皇帝以軍事征服聞名於世，然他個人軍事指揮才能卻鮮為人知。成吉思皇帝的才能更體現在發掘潛在的軍事指揮官方面[213]。成吉思皇帝所設立的任人唯賢的指揮架構，賦予蒙古軍隊軍事優勢，即便這支軍隊在技術與戰術層面並無創新之處[214]。成吉思皇帝所創建的軍隊以紀律嚴明、能高效收集並運用軍事情報、擅長心理戰、行事決絕狠辣為特徵[215]。成吉思皇帝極熱衷於向敵人復仇——此觀念是草原正義法則「以善還善，以惡報惡」（achi qari'ulqu）的核心所在。在特殊情形下，諸如花剌子模國王摩訶末殺害成吉思皇帝的使者時，復仇的需求便凌駕於一切其他考量之上[216]。

成吉思皇帝漸生信念，認為至高神祇騰格里已為他註定偉大的命運。起初，這份野心僅局限於蒙古境內，但隨著一次次勝利，蒙古疆域不斷拓展，成吉思皇帝與追隨者皆認為他身負蘇（suu，意為「神恩」）[217]。因相信自己與上天關係密切，故而任何不認可成吉思皇帝統治世界權力的人，皆被視作敵人。此觀點使成吉思皇帝得以將自己那些虛偽或表里不一的行為合理化，諸如殺害自己的安答札木合，或處死那些對他忠誠產生動搖的那可兒[218]。

遺產與歷史評價

更多資訊：蒙古治世
 
成吉思皇帝及其七位繼任者，出自《元代帝后半身像》，作者佚名，元代（1271年—1368年）。所涉人物（自上而下，從左至右）包括：元太祖、元太宗、元世祖、元成宗、元武宗、元仁宗、元文宗、元寧宗[219]。

成吉思皇帝留下龐大且頗具爭議的遺產。據艾騖德所言，成吉思皇帝統一蒙古各部，建立起世界歷史上疆域最遼闊的無間隔國家，「永久地改變了歐洲、伊斯蘭、東亞文明的世界觀」[220]。成吉思皇帝的征服之舉促成規模空前的歐亞大陸貿易體系的形成，為各部落帶來財富與安定[221]。雖然成吉思皇帝很可能並未將名為《大札撒》的律法條文編纂成冊[222]，但他確實重整律法體系，並在失吉忽禿忽領導下建立起強有力的司法權威[223]。

另一方面，成吉思皇帝的征服過程冷酷且殘暴。中原、中亞、波斯的繁榮文明皆遭蒙古軍隊的重創而破敗，由此歷經數代的創傷與苦難[224]。或許成吉思皇帝最大的失誤在於未能創建一套有效的繼承制度——他將帝國分為多個封地，本意是確保穩定，實則適得其反，隨著地方與國家整體利益出現分歧，帝國於13世紀末開始分裂為欽察汗國、察合台汗國、伊利汗國、元朝[225]。1990年代中期，《華盛頓郵報》讚譽成吉思皇帝為「千年風雲人物」，稱他「體現了人類半文明、半野蠻的雙重特性」[226]。這種複雜的形象在現代學術研究中依舊盛行，歷史學家既強調成吉思皇帝的積極貢獻，亦不忽視他的消極影響[227]。

蒙古

多個世紀以來，在蒙古，成吉思皇帝更多是當作宗教人物被銘記，而非政治人物。16世紀末，俺答汗皈依藏傳佛教後，成吉思皇帝被神化，在蒙古宗教傳統中占據核心地位[228]。作為神祇，成吉思皇帝融合佛教、薩滿教、民間傳統：例如，他被定義為如阿育王般的轉輪王（理想統治者）或金剛手菩薩（佛教戰神菩薩）的新化身；在族譜上，他與釋迦牟尼及古代佛教君主有所關聯；人們在婚禮與節慶時會祭拜他；他在祭祖儀式中亦扮演重要角色[229]。成吉思皇帝還成為沉睡英雄傳說的核心人物，傳說稱在蒙古民族面臨重大危難之時，他將歸來相助[230]。對成吉思皇帝的祭祀活動以八白宮（naiman chagan ordon）為中心，此地如今是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內蒙古自治區的成吉思汗陵[231]。

在19世紀及20世紀初，成吉思皇帝開始被視作蒙古人的民族英雄。外國勢力亦察覺到這一點：大日本帝國在占領內蒙古期間，出資修建一座供奉成吉思皇帝的廟宇；而在國共內戰期間，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皆利用成吉思皇帝的影響來爭取潛在盟友[232]。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與蘇聯結盟的蒙古人民共和國宣揚成吉思皇帝，以激發民眾抗擊侵略者的愛國熱情；然而，由於他不是俄羅斯的英雄，且可能成為反共主義的象徵，戰後這種態度便迅速轉變。據梅天穆所言，成吉思皇帝「被譴責為剝削人民的封建反動領主」[233]。對他的祭祀活動遭壓制，他所選用的回鶻字母被西里爾字母取代，原計劃於1962年舉辦的成吉思皇帝誕辰800周年慶典，因蘇聯強烈抗議而取消，並遭詆毀。因中國歷史學家對他的態度總體上比蘇聯更為友好，所以成吉思皇帝在中蘇交惡中起到一定作用[234]。

 
 
 
 
現代蒙古對成吉思皇帝的描繪。從左上順時針依次為：國家宮外的一尊雕像；位於長金博爾多格的騎馬雕像；蒙古國最高榮譽勳章成吉思汗勳章；面額為20,000圖格里克的紙幣。

1980年代，蘇聯推行開放與改革政策為成吉思皇帝的官方正名鋪平道路。1990年蒙古革命後不到兩年，首都烏蘭巴托的列寧大街便更名為成吉思汗大街[235]。此後，蒙古將其國際機場命名為成吉思汗國際機場，並在蘇赫巴托爾廣場（該廣場在2013至2016年間曾更名為成吉思汗廣場）豎起一座大型雕像。成吉思皇帝的形象出現在從郵票、高面額鈔票到酒類品牌、衛生紙等各類物品之上。2006年，蒙古議會曾正式討論因過度廣告宣傳而導致成吉思皇帝的名字被濫用的問題[236]。

現代蒙古人往往淡化成吉思皇帝的軍事征服，更看重他在政治與民事方面的遺產——用歷史學家彭曉燕的話說，他們將那些破壞性的征戰視為「時代的產物」，且相較於他對蒙古及世界歷史的其他貢獻，這些征戰處於次要地位[237]。成吉思皇帝的諸多政策——諸如運用忽里勒台、通過獨立司法體系確立法治、保障人權等——被視為構建現代民主蒙古國的基石。成吉思皇帝被視為帶來和平與知識，而非戰爭與破壞之人，他因曾使蒙古一度成為國際文化中心而受到推崇[238]。成吉思皇帝通常被視作蒙古國的開國之父[239]。

其他地區

歷史上及現代穆斯林世界將成吉思皇帝與諸多意識形態及信仰相聯繫[240]。起初，由於伊斯蘭思想此前從未設想過被非穆斯林政權統治，故而將成吉思皇帝視作報應日來臨的先兆。隨著時間推移，世界並未走向末日，且他的後裔開始皈依伊斯蘭教，穆斯林遂開始將成吉思皇帝視為安拉旨意的執行者，認為他註定要通過清除伊斯蘭教內部的固有腐敗來強化穆斯林世界[241]。

在蒙古人統治後的亞洲，成吉思皇帝亦是政治合法性的來源，因他的後裔被認定為唯一有資格統治的群體。因此，那些不是成吉思皇帝直系後裔卻渴望掌權者，要麼得推舉成吉思皇帝家族的傀儡統治者，要麼強調自身與他的聯繫，以此來證明自身統治具備正當理由[242]。最顯著的例子是，在中亞建立自己帝國的偉大征服者帖木兒，同時做兩件事：他不得不臣屬於成吉思皇帝的後裔昔兀兒海迷失與麻哈沒的算端，且在他宣傳活動中大肆誇大其祖先哈剌察兒那顏（成吉思皇帝麾下地位較低的將領）的顯赫地位，將他描繪為成吉思皇帝的血親及副手。帖木兒還與至少兩名成吉思皇帝的後裔結婚[243]。印度莫臥兒帝國創建者巴布爾，則通過其與帖木兒及成吉思皇帝的血緣關係來獲取統治權威[244]。「莫臥兒」一詞源於「蒙古」，在印度，此詞用以指代任何來自北方的入侵者[245]。直至18世紀，在中亞地區，成吉思皇帝仍被視作社會秩序的開創者，在律法權威方面僅次於先知穆罕默德[246]。

 
一幅描繪1258年報達之圍的畫作，報達之圍由成吉思皇帝之孫旭烈兀發起，在現代阿拉伯世界，此戰被視為成吉思皇帝破壞性徵服的巔峰之作。

隨著19世紀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興起，阿拉伯世界對成吉思皇帝的看法愈發負面。如今，成吉思皇帝被視作終極的「可詛咒的敵人」，是「開啟文明毀滅之路的野蠻殘暴之人」，他的孫子旭烈兀發動的1258年報達之圍「將這種毀滅推向了極致」[247]。同樣，在俄羅斯，成吉思皇帝也備受負面評價，俄羅斯歷史學家一直將欽察汗國（「韃靼枷鎖」）的統治描繪成落後、具破壞性、阻礙一切進步的存在，且將俄羅斯的所有缺陷皆歸咎於此[248]。在現代中亞及土耳其，人們對成吉思皇帝的態度則較為矛盾：由於他不是穆斯林，帖木兒與塞爾柱人等其他民族傳統及英雄人物會更受尊崇[249]。

在中國元朝時期，成吉思皇帝被尊為國家的締造者，即便1368年明朝建立後，他仍保有這一地位。雖然明朝後期對成吉思皇帝的尊崇有所淡化，但滿洲人建立的清朝（1644年—1911年）又恢復對他的正面評價，清朝統治者將自己視作他的繼承者。20世紀中國民族主義興起之初，成吉思皇帝曾因是帶來創傷的占領者而遭貶低，不過後來在諸多議題上，他又被重新塑造為有用的政治象徵。現代中國史學史總體上對成吉思皇帝持正面看法，將他描繪成中國英雄[250]。在當代日本，成吉思皇帝最為人所知的是一則傳說，傳說稱他原本是於1189年被迫切腹自盡的武士及悲劇英雄源義經[251]。

西方世界從未直接受成吉思皇帝影響，對他的看法歷經變化且褒貶不一。14世紀時，從馬可·波羅與傑弗里·喬叟的作品來看，成吉思皇帝被視作公正且睿智的統治者；至18世紀，成吉思皇帝成為啟蒙運動時期典型的東方專制暴君形象；而到20世紀，成吉思皇帝又代表典型野蠻軍閥形象。近幾十年來，西方學界的看法愈發細緻入微，將成吉思皇帝視為更為複雜的人物[252]。

參考文獻

注釋

  1. ^ 《元史》卷1〈太祖本紀〉載：「元年丙寅，帝大會諸王群臣，建九斿白旗，即皇帝位於斡難河之源，諸王群臣共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元史》卷27〈祭祀三·宗廟上〉載：「（至元十三年）改作金主，太祖主題曰「成吉思皇帝」，睿宗題曰「太上皇也可那顏」，皇后皆題名諱。」可知在1276年，元朝太廟中鐵木真的牌位上寫的是「成吉思皇帝」。「成吉思皇帝」這一稱呼，還見於全真教掌教李志常《長春真人西遊記》，正文中和書後面附錄記載的聖旨中對鐵木真的稱呼也是「成吉思皇帝」。《聖武親征錄》也以「成吉思皇帝」稱之。1998年一塊「聖旨金牌」發現於河北省廊坊市，正面刻雙鉤漢字：「天賜成吉思皇帝聖旨疾。」和南宋趙珙《蒙韃備錄》所記載的素金牌上漢文完全相同。「聖旨牌」為皇帝的象徵，代表皇帝，一般與聖旨同行，見牌如見皇帝，是聖旨真實的權威證明。朝廷頒發各種詔敕，包括調發軍旅，都是聖旨與「聖旨牌」一起下達的。此聖旨牌的發現，說明鐵木真在世時，已稱「成吉思皇帝」，也和《元史》記載的相符。南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劉時舉《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彭大雅《黑韃事略》、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周密《癸辛雜識》也都以「成吉思皇帝」稱他。元朝官書《通制條格》、《元典章》、《經世大典》也都以「成吉思皇帝」稱他。李庭《寓庵集》卷7、劉秉忠《藏春詩集》卷6、王惲《秋澗集》卷84、許有壬《圭塘小稿》卷10、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1、卷20-22等元朝文獻也以「成吉思皇帝」稱之。
  2. ^ 成吉思合罕見於《蒙古秘史》第59、123、125、129至136等節，共數百處。
  3. ^ 蒙古語qaγan在漢語中可對譯為可汗或皇帝，成吉思可汗的稱呼在明朝使用最多。例如，何喬遠《名山藏》卷108〈王享記四〉有「爾祖父皆元成吉思可汗、薛禪可汗所授官」；張雨《邊政考》卷六〈三夷紀類〉有「（鉄木真）自號為成吉思可汗」。
  4. ^ 清朝以前的漢語史料都以成吉思皇帝、成吉思可汗稱呼他，並無成吉思汗之稱。由於滿語中意為可汗的han前qa的音早已脫落，清朝時音譯為漢語時只會譯為「汗」而不是「可汗」。例如，《清太宗實錄》卷8有「成吉思汗四弟之後裔，舉所部來歸」；卷10有「成吉思汗之弟四王、貝勒，何以皆率其屬國歸我？」卷26有「成吉思汗後裔馬哈撒嘛諦塞臣汗等，書奉天下無敵天聰皇帝」；《清世祖實錄》卷26有「念爾吐魯番，原係元朝成吉思汗次子察哈台，受封此地」；《清世宗實錄》卷112有「準噶爾，原係成吉思汗之奴隸，爾等俱係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圖哈撒爾之子孫」。魏源《聖武記》、姚瑩《康輶紀行》等清代書籍也將他稱為「成吉思汗」。自清末引入西方文獻起，受清朝影響頗深，中文常將「成吉思可汗」簡稱為「成吉思汗」。例如明代《元朝秘史》漢文版翻譯為成吉思皇帝，《蒙古秘史》現代翻譯的漢文版音譯為成吉思汗。時至今日，「成吉思汗」仍是鐵木真在中文中最常用的稱呼。
  5. ^ 「青吉思」是「成吉思」的清朝改譯。《清聖祖實錄》卷128有「臣係青吉思汗後裔，故敢陳情」。乾隆朝時，清朝官方將「青吉思」定為標準譯名。例如，和寧《回疆通志》卷3〈吐魯番回部總傳〉有「青吉思汗裔承蘇賚滿汗業謹守彊界，向風殊切」。但此譯名現今已不再使用。
  6. ^ 「忒沒真」是《大金國志》及《蒙韃備錄》使用的譯名。
  7. ^ 「特穆津」是「鐵木真」清朝改譯。乾隆朝時，清朝官方將「特穆津」定為標準譯名，四庫全書本《元史》的「鐵木真」譯名也被篡改成「特穆津」。此後清朝中後期官方書籍常將他稱為特穆津，如《嘉慶重修一統志》就將舊本中的「鐵木真」改作「特穆津」，《大金國志》中的「忒沒真」也被改為「特穆津」。但此譯名現今已不再使用。

引用

  1. ^ Ratchnevsky 1991，第x–xi頁.
  2. ^ Pelliot 1959，第281頁.
  3. ^ Bawden 2022，§ "Introduction"; Wilkinson 2012，第776頁; Morgan 1990.
  4. ^ Bawden 2022，§ "Introduction".
  5. ^ Porter 2016，第24頁; Fiaschetti 2014，第77–82頁.
  6. ^ Morgan 1986，第4–5頁.
  7. ^ Ratchnevsky 1991，第xii頁.
  8. ^ Sverdrup 2017，第xiv頁.
  9. ^ Hung 1951，第481頁.
  10. ^ Waley 2002，第7–8頁; Morgan 1986，第11頁.
  11. ^ Ratchnevsky 1991，第xiv–xv頁.
  12. ^ Morgan 1986，第16–17頁.
  13. ^ Sverdrup 2017，第xvi頁.
  14. ^ Morgan 1986，第18頁; Ratchnevsky 1991，第xv–xvi頁.
  15. ^ Ratchnevsky 1991，第xv頁; Atwood 2004，第117頁; Morgan 1986，第18–21頁.
  16. ^ Atwood 2004，第154頁.
  17. ^ Sverdrup 2017，第xiv–xvi頁; Wright 2017.
  18. ^ 18.0 18.1 Morgan 1986，第55頁.
  19. ^ Ratchnevsky 1991，第17–18頁.
  20. ^ Ratchnevsky 1991，第17–18頁; Pelliot 1959，第284–287頁.
  21. ^ Man 2004，第70頁; Biran 2012，第33頁; Atwood 2004，第97頁; May 2018，第22頁; Jackson 2017，第63頁.
  22. ^ Ratchnevsky 1991，第19頁.
  23. ^ Atwood 2004，第97頁.
  24. ^ Atwood 2004，第389–391頁.
  25. ^ Ratchnevsky 1991，第14–15頁; May 2018，第20–21頁.
  26. ^ Pelliot 1959，第289–291頁; Man 2004，第67–68頁; Ratchnevsky 1991，第17頁.
  27. ^ Brose 2014，§ "The Young Temüjin"; Pelliot 1959，第288頁.
  28. ^ Ratchnevsky 1991，第17頁.
  29. ^ Ratchnevsky 1991，第15–19頁.
  30. ^ Ratchnevsky 1991，第20–21頁; Fitzhugh, Rossabi & Honeychurch 2009，第100頁.
  31. ^ Ratchnevsky 1991，第21–22頁; Broadbridge 2018，第50–51頁.
  32. ^ Ratchnevsky 1991，第22頁; May 2018，第25頁; de Rachewiltz 2015，§ 71–73.
  33. ^ Ratchnevsky 1991，第22–23頁; Atwood 2004，第97–98頁.
  34. ^ Brose 2014，§ "The Young Temüjin"; Atwood 2004，第98頁.
  35. ^ May 2018，第25頁.
  36. ^ May 2018，第25–26頁.
  37. ^ Ratchnevsky 1991，第23–24頁; de Rachewiltz 2015，§76–78.
  38. ^ Man 2004，第74頁; de Rachewiltz 2015，§116; Fitzhugh, Rossabi & Honeychurch 2009，第101頁.
  39. ^ Ratchnevsky 1991，第25–26頁; Fitzhugh, Rossabi & Honeychurch 2009，第100–101頁.
  40. ^ Ratchnevsky 1991，第26–27頁; May 2018，第26–27頁.
  41. ^ May 2018，第28頁.
  42. ^ Ratchnevsky 1991，第27頁.
  43. ^ May 2018，第28頁; Ratchnevsky 1991，第31頁.
  44. ^ Atwood 2004，第295–296, 390頁; Ratchnevsky 1991，第32–33頁; May 2018，第28–29頁.
  45. ^ Broadbridge 2018，第58頁.
  46. ^ Ratchnevsky 1991，第34–35頁; Brose 2014，§ "Emergence of Chinggis Khan".
  47. ^ May 2018，第30頁; Bawden 2022，§ "Early struggles".
  48. ^ Ratchnevsky 1991，第34–35頁; May 2018，第30–31頁.
  49. ^ Broadbridge 2018，第66–68頁.
  50. ^ Ratchnevsky 1991，第37–38頁.
  51. ^ Ratchnevsky 1991，第37頁.
  52. ^ May 2018，第31頁; Ratchnevsky 1991，第37–41頁; Broadbridge 2018，第64頁.
  53. ^ Ratchnevsky 1991，第39–41頁.
  54. ^ Atwood 2004，第98頁; Brose 2014，§ "Building the Mongol Confederation".
  55. ^ Ratchnevsky 1991，第44–47頁.
  56. ^ Ratchnevsky 1991，第49–50頁; May 2018，第32頁.
  57. ^ Ratchnevsky 1991，第49–50頁.
  58. ^ Ratchnevsky 1991，第49–50頁; May 2018，第32頁; Fitzhugh, Rossabi & Honeychurch 2009，第101頁.
  59. ^ Ratchnevsky 1991，第52–53頁; Pelliot 1959，第291–295頁.
  60. ^ Ratchnevsky 1991，第52–53頁; Sverdrup 2017，第56頁.
  61. ^ Ratchnevsky 1991，第46–47頁; May 2018，第32頁.
  62. ^ Ratchnevsky 1991，第54–56頁.
  63. ^ Ratchnevsky 1991，第61–62頁; May 2018，第34–35頁.
  64. ^ Ratchnevsky 1991，第63–67頁; de Hartog 1999，第21–22頁; Fitzhugh, Rossabi & Honeychurch 2009，第102頁.
  65. ^ May 2018，第36頁.
  66. ^ Atwood 2004，第98頁; Ratchnevsky 1991，第67–70頁; May 2018，第36–37頁.
  67. ^ Cleaves 1955，第397頁.
  68. ^ Brose 2014，§ "Building the Mongol Confederation"; Ratchnevsky 1991，第70–73頁; Man 2004，第96–98頁.
  69. ^ Man 2014，第40頁; Weatherford 2004，第58頁; Biran 2012，第38頁.
  70. ^ Man 2014，第40頁.
  71. ^ Ratchnevsky 1991，第78–80頁; Atwood 2004，第98頁; Lane 2004，第26–27頁.
  72. ^ Sverdrup 2017，第81–83頁; Ratchnevsky 1991，第83–86頁.
  73. ^ Brose 2014，§ "Building the Mongol Confederation"; Fitzhugh, Rossabi & Honeychurch 2009，第103頁; Ratchnevsky 1991，第86–88頁; McLynn 2015，第90–91頁.
  74. ^ 74.0 74.1 May 2012，第36頁.
  75. ^ Fitzhugh, Rossabi & Honeychurch 2009，第103頁.
  76. ^ Pelliot 1959，第296頁; Favereau 2021，第37頁.
  77. ^ Ratchnevsky 1991，第89頁; Pelliot 1959，第297頁.
  78. ^ Ratchnevsky 1991，第89–90頁; Pelliot 1959，第298–301頁.
  79. ^ Weatherford 2004，第65頁.
  80. ^ May 2018，第39頁.
  81. ^ Ratchnevsky 1991，第90頁; Fitzhugh, Rossabi & Honeychurch 2009，第104頁; McLynn 2015，第97頁.
  82. ^ Atwood 2004，第505–506頁; May 2018，第39頁.
  83. ^ May 2007，第30–31頁; McLynn 2015，第99頁.
  84. ^ May 2018，第39–40頁; Fitzhugh, Rossabi & Honeychurch 2009，第104頁.
  85. ^ Jackson 2017，第65頁.
  86. ^ Atwood 2004，第393頁; Weatherford 2004，第67頁.
  87. ^ Ratchnevsky 1991，第92頁; May 2018，第77頁; Man 2004，第104–105頁.
  88. ^ Ratchnevsky 1991，第92–93頁; May 2018，第77頁; Atwood 2004，第460–462頁.
  89. ^ Atwood 2004，第297頁; Weatherford 2004，第71–72頁; May 2018.
  90. ^ May 2018，第78頁; Atwood 2004，第297頁; Ratchnevsky 1991，第94頁; Man 2004，第106頁.
  91. ^ Atwood 2004，第297頁.
  92. ^ Ratchnevsky 1991，第101頁.
  93. ^ Ratchnevsky 1991，第97–98頁; Atwood 2004，第531頁; Weatherford 2004，第73頁.
  94. ^ Ratchnevsky 1991，第98–100頁.
  95. ^ Ratchnevsky 1991，第100–101頁; Atwood 2004，第100頁.
  96. ^ May 2018，第44–45頁; Atwood 2004，第502頁.
  97. ^ Ratchnevsky 1991，第102頁; May 2018，第45頁.
  98. ^ Ratchnevsky 1991，第102–103頁; Atwood 2004，第563頁.
  99. ^ Atwood 2004，第590頁; Man 2004.
  100. ^ Ratchnevsky 1991，第103頁; Fitzhugh, Rossabi & Honeychurch 2009，第104頁.
  101. ^ May 2012，第38頁; Waterson 2013，第37頁.
  102. ^ Sverdrup 2017，第96頁; Man 2004，第116頁.
  103. ^ Atwood 2004，第590–591頁; Ratchnevsky 1991，第104頁.
  104. ^ Ratchnevsky 1991，第104頁; Sverdrup 2017，第97–98頁.
  105. ^ May 2018，第48頁; Man 2014，第55頁.
  106. ^ Man 2004，第132–133頁; Atwood 2004，第591頁; May 2018，第48頁; Ratchnevsky 1991，第104–105頁; Waterson 2013，第38頁.
  107. ^ Atwood 2004，第275頁.
  108. ^ Ratchnevsky 1991，第108頁; Man 2004，第134頁.
  109. ^ Ratchnevsky 1991，第106–108頁.
  110. ^ Ratchnevsky 1991，第109–109頁; Atwood 2004，第275–276頁; May 2012，第39頁.
  111. ^ Ratchnevsky 1991，第109–109頁; Sverdrup 2017，第104頁; Atwood 2004，第424頁.
  112. ^ Waterson 2013，第39頁; May 2018，第50頁; Atwood 2004，第275–277頁.
  113. ^ Ratchnevsky 1991，第109–110頁; Atwood 2004，第501頁; Man 2004，第135–136頁; Sverdrup 2017，第105–106頁.
  114. ^ Ratchnevsky 1991，第110頁; Man 2004，第137頁.
  115. ^ Sverdrup 2017，第111–112頁; Waterson 2013，第42頁.
  116. ^ Ratchnevsky 1991，第110—111頁; Sverdrup 2017，第114–115頁; Man 2004，第137頁.
  117. ^ Ratchnevsky 1991，第111–112頁; Man 2004，第137–138頁; Waterson 2013，第42–43頁.
  118. ^ Ratchnevsky 1991，第112–113頁; Atwood 2004，第620頁; Man 2004，第139–140頁.
  119. ^ Ratchnevsky 1991，第113–114頁; May 2018，第52–54頁; Man 2004，第140頁; Sverdrup 2017，第114–116頁.
  120. ^ Man 2004，第140–141頁; Ratchnevsky 1991，第114頁.
  121. ^ Ratchnevsky 1991，第114頁; Weatherford 2004，第97頁; May 2018，第54頁.
  122. ^ Atwood 2004，第277頁.
  123. ^ Ratchnevsky 1991，第114–115頁; Atwood 2004，第277頁.
  124. ^ May 2018，第55頁.
  125. ^ Atwood 2004，第393頁.
  126. ^ May 2018，第57頁; Atwood 2004，第502頁; Ratchnevsky 1991，第116–117頁.
  127. ^ Ratchnevsky 1991，第117–118頁; May 2018，第57–58頁; Atwood 2004，第502頁.
  128. ^ Ratchnevsky 1991，第118–119頁; Atwood 2004，第445–446頁; May 2018，第60頁; Favereau 2021，第45–46頁.
  129. ^ Ratchnevsky 1991，第118–119頁; Atwood 2004，第446頁; Man 2004，第150頁.
  130. ^ Favereau 2021，第46頁; Atwood 2004，第446頁; Man 2004，第151頁; Pow 2017，第35頁.
  131. ^ Weatherford 2004，第105頁; Atwood 2004，第100頁.
  132. ^ Jackson 2017，第71–73頁; Ratchnevsky 1991，第119–120頁.
  133. ^ Atwood 2004，第429, 431頁; Ratchnevsky 1991，第120–123頁; May 2012，第42頁; Favereau 2021，第54頁.
  134. ^ Favereau 2021，第55頁; Ratchnevsky 1991，第123頁; Atwood 2004，第431頁; Fitzhugh, Rossabi & Honeychurch 2009，第104頁.
  135. ^ Ratchnevsky 1991，第123–125頁; Golden 2009，第14–15頁; Jackson 2017，第76–77頁.
  136. ^ Atwood 2004，第307頁.
  137. ^ Ratchnevsky 1991，第130頁; Atwood 2004，第307頁.
  138. ^ Ratchnevsky 1991，第130頁; May 2018，第62頁; Jackson 2017，第77–78頁; Man 2004，第163–164頁.
  139. ^ Ratchnevsky 1991，第130–133頁; Man 2004，第164, 172頁; Atwood 2004，第307頁.
  140. ^ Atwood 2004，第307頁; May 2018，第62–63頁; Ratchnevsky 1991，第133頁; Pow 2017，第36頁.
  141. ^ Man 2004，第184–191頁; Atwood 2004，第521頁; May 2012，第43頁.
  142. ^ Man 2004，第173–174頁; Sverdrup 2017，第161頁.
  143. ^ Atwood 2004，第307, 436頁; Ratchnevsky 1991，第133頁.
  144. ^ May 2018，第63頁; Sverdrup 2017，第162–163頁; Ratchnevsky 1991，第133–134頁.
  145. ^ Atwood 2004，第307頁; May 2018，第63頁; Man 2004，第174–175頁; Sverdrup 2017，第160–161, 164頁.
  146. ^ Sverdrup 2017，第160–167頁.
  147. ^ Man 2004，第177–181頁; Weatherford 2004，第118–119頁; Atwood 2004，第308, 344頁.
  148. ^ Man 2004，第180–181頁; Atwood 2004，第244頁.
  149. ^ 149.0 149.1 Ratchnevsky 1991，第134頁; Atwood 2004，第591頁.
  150. ^ Ratchnevsky 1991，第134頁; May 2018，第64頁.
  151. ^ Sverdrup 2017，第167–169頁; May 2012，第43頁.
  152. ^ Ratchnevsky 1991，第137–140頁; Biran 2012，第66–67頁.
  153. ^ Ratchnevsky 1991，第134–136頁; Atwood 2004a，第245–246頁; Jagchid 1979，第11–13頁.
  154. ^ May 2018，第64–65頁; Kwanten 1978，第34頁.
  155. ^ Biran 2012，第61頁; May 2018，第65頁.
  156. ^ Man 2004，第209–212頁; Atwood 2004，第591頁; Biran 2012，第61頁.
  157. ^ Atwood 2004，第100, 591頁; Man 2004，第212–213頁.
  158. ^ Ratchnevsky 1991，第140頁; Atwood 2004，第591頁; Man 2004，第214–215頁.
  159. ^ May 2018，第66頁.
  160. ^ May 2007，第17頁; Favereau 2021，第77頁.
  161. ^ Ratchnevsky 1991，第141頁; Biran 2012，第61頁; Man 2004，第117, 254頁; Atwood 2004，第100, 591頁; May 2018，第65–66頁.
  162. ^ Ratchnevsky 1991，第141頁; You et al. 2021，第347–348頁.
  163. ^ Ratchnevsky 1991，第141–142頁; Biran 2012，第61頁; Man 2004，第246–247頁.
  164. ^ Atwood 2004，第163頁; Morgan 1986，第72頁.
  165. ^ Atwood 2004，第163頁; May 2018，第95–96頁; Ratchnevsky 1991，第144頁; Craig 2017.
  166. ^ Ratchnevsky 1991，第142–143頁; Atwood 2004，第163頁.
  167. ^ Fitzhugh, Rossabi & Honeychurch 2009，第109頁.
  168. ^ Togan 2016，第408–409頁; May 2018，第68頁.
  169. ^ Ratchnevsky 1991，第125頁; May 2018，第69頁.
  170. ^ May 2018，第69頁.
  171. ^ Mote 1999，第434頁; May 2018，第69頁; Favereau 2021，第65頁.
  172. ^ Barthold 1992，第457–458頁; Favereau 2021，第61–62頁.
  173. ^ Ratchnevsky 1991，第136–137頁; Atwood 2004，第278–279頁.
  174. ^ Atwood 2004，第81頁; May 2018，第69頁.
  175. ^ May 2018，第69–70頁; Barthold 1992，第463頁.
  176. ^ May 2018，第69頁; Atwood 2004，第418頁.
  177. ^ Ratchnevsky 1991，第126–128頁; May 2018，第69–70頁; Boyle 1968，第540–541頁; Barthold 1992，第463頁.
  178. ^ Atwood 2004，第542頁; May 2018，第68–69頁.
  179. ^ Barthold 1992，第463頁; May 2018，第70–71, 94–95頁.
  180. ^ Barthold 1992，第463頁; May 2018，第94–95頁.
  181. ^ Broadbridge 2018，第55–56頁.
  182. ^ 182.0 182.1 Birge & Broadbridge 2023，第635頁.
  183. ^ Atwood 2004，第45頁.
  184. ^ Broadbridge 2018，第67, 138–139頁.
  185. ^ Broadbridge 2018，第59–63頁.
  186. ^ Favereau 2021，第65頁; Biran 2012，第69頁; Atwood 2004，第201, 278–279頁.
  187. ^ Broadbridge 2018，第67頁.
  188. ^ Biran 2012，第69頁; Atwood 2004，第18, 82–83頁.
  189. ^ Broadbridge 2018，第67頁; Biran 2012，第69頁.
  190. ^ Broadbridge 2018，第67, 146頁; Birge & Broadbridge 2023，第636頁.
  191. ^ Broadbridge 2018，第67, 140–142頁; Birge & Broadbridge 2023，第636頁.
  192. ^ Broadbridge 2018，第67, 144頁.
  193. ^ Atwood 2004，第18, 542頁.
  194. ^ Broadbridge 2018，第187–188頁.
  195. ^ Broadbridge 2018，第73–75頁.
  196. ^ Broadbridge 2018，第74, 88–89頁; Birge & Broadbridge 2023，第636頁.
  197. ^ Broadbridge 2018，第67, 156頁.
  198. ^ Lkhagvasuren et al. 2016，第433頁.
  199. ^ Buell 2010.
  200. ^ 200.0 200.1 Ratchnevsky 1991，第145頁.
  201. ^ Atwood 2004，第101頁.
  202. ^ Atwood 2004，第101頁; Fitzhugh, Rossabi & Honeychurch 2009，第100頁.
  203. ^ Mote 1999，第433頁; Fitzhugh, Rossabi & Honeychurch 2009，第100頁; May 2018，第31頁.
  204. ^ Ratchnevsky 1991，第149頁.
  205. ^ Ratchnevsky 1991，第147–148頁; Morgan 1986，第63頁.
  206. ^ Ratchnevsky 1991，第147–148頁.
  207. ^ Mote 1999，第433頁.
  208. ^ Mote 1999，第433頁; Fitzhugh, Rossabi & Honeychurch 2009，第102頁.
  209. ^ Ratchnevsky 1991，第149–150頁.
  210. ^ Biran 2012，第71–72頁; Atwood 2004，第101頁; May 2018，第31頁.
  211. ^ Biran 2012，第71–72頁; Fitzhugh, Rossabi & Honeychurch 2009，第107–108頁.
  212. ^ Biran 2012，第72頁; May 2018，第98–99頁.
  213. ^ Atwood 2004，第101頁; Fitzhugh, Rossabi & Honeychurch 2009，第102頁.
  214. ^ Biran 2012，第70頁; Fitzhugh, Rossabi & Honeychurch 2009，第103頁.
  215. ^ Biran 2012，第70–71頁; Fitzhugh, Rossabi & Honeychurch 2009，第103–104頁; Ratchnevsky 1991，第169–174頁; Morgan 1986，第84–93頁.
  216. ^ Atwood 2004，第101頁; Ratchnevsky 1991，第151–152頁; Mote 1999，第433–434頁.
  217. ^ Biran 2012，第73頁.
  218. ^ Biran 2012，第45, 73頁; Ratchnevsky 1991，第158–159頁.
  219. ^ 劉芳如 & 鄭淑方 2015，第26頁: "元代帝后半身像"
  220. ^ Atwood 2004，第369頁; Fitzhugh, Rossabi & Honeychurch 2009，第108頁.
  221. ^ Atwood 2004，第369頁; Fitzhugh, Rossabi & Honeychurch 2009，第108頁; Ratchnevsky 1991，第198–200頁.
  222. ^ Morgan 1986，第96–99頁; Biran 2012，第42–44頁.
  223. ^ Biran 2012，第44頁.
  224. ^ Ratchnevsky 1991，第209–210頁; Fitzhugh, Rossabi & Honeychurch 2009，第108–109頁.
  225. ^ Ratchnevsky 1991，第207頁; Biran 2012，第69頁; Fitzhugh, Rossabi & Honeychurch 2009，第109頁.
  226. ^ Biran 2012，第158頁; Fitzhugh, Rossabi & Honeychurch 2009，第104頁; Washington Post 1995.
  227. ^ Ratchnevsky 1991，第212–213頁; Fitzhugh, Rossabi & Honeychurch 2009，第105–109頁; Atwood 2004，第97頁; Mote 1999，第434頁.
  228. ^ May 2008，第138–139頁; Biran 2012，第139頁.
  229. ^ May 2008，第139頁; Biran 2012，第139頁.
  230. ^ May 2008，第140–141頁.
  231. ^ Atwood 2004，第161頁.
  232. ^ May 2008，第141–142頁; Atwood 2004，第101頁.
  233. ^ May 2008，第142–143頁; Biran 2012，第142–143頁; Atwood 2004，第101頁.
  234. ^ May 2008，第143–144頁; Biran 2012，第143頁; Atwood 2004，第101–102頁.
  235. ^ Atwood 2004，第102頁; Biran 2012，第143–144頁; May 2008，第144–145頁.
  236. ^ May 2008，第137–138頁; Biran 2012，第143–144頁; Sanders 2017，第lxxviii, lxxxiv頁.
  237. ^ Biran 2012，第144頁; May 2008，第145頁.
  238. ^ Biran 2012，第144–145頁; May 2008，第145–146頁.
  239. ^ May 2008，第145頁; Mote 1999，第434頁.
  240. ^ Biran 2012，第136頁.
  241. ^ Biran 2012，第112–114頁; Jackson 2023，第86, 101–102頁.
  242. ^ Biran 2012，第121–122頁; Jackson 2017，第382–384頁; Jackson 2023，第337頁.
  243. ^ Biran 2012，第122–125頁; Jackson 2017，第384–387頁; Jackson 2023，第338, 357–360頁.
  244. ^ Biran 2012，第83頁; Jackson 2023，第437–438頁.
  245. ^ Biran 2012，第83頁.
  246. ^ Biran 2012，第106, 127頁.
  247. ^ Biran 2012，第128–132頁.
  248. ^ Biran 2012，第153–155頁; Ratchnevsky 1991，第212頁.
  249. ^ Biran 2012，第132–135頁.
  250. ^ Biran 2012，第145–153頁; Ratchnevsky 1991，第211–212頁.
  251. ^ Fogel 2008.
  252. ^ Biran 2012，第156–158頁; May 2008，第146頁; Rosenfeld 2018，第255, 269頁.

書目

紀年

根據《元史》卷1〈太祖本紀〉整理。

元太祖法天啟運聖武皇帝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公元 1206年 1207年 1208年 1209年 1210年 1211年 1212年 1213年 1214年 1215年
干支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元太祖法天啟運聖武皇帝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公元 1216年 1217年 1218年 1219年 1220年 1221年 1222年 1223年 1224年 1225年
干支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元太祖法天啟運聖武皇帝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公元 1226年 1227年
干支 丙戌 丁亥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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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以上四傑、四犬、與二勇在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國時被封為十大功臣。

成吉思汗
出生於：1162年5月31日逝世於：1227年8月25日
統治者頭銜
前任者：
忽圖剌 		蒙兀汗
1189年—1206年 		改為大蒙古國
新頭銜
大蒙古國建立
 大蒙古國君主
1206年—1227年8月25日 		繼任者：
拖雷
（監國）
新頭銜
大蒙古國建立
 蒙古大汗
大蒙古國皇帝
1206年—1227年8月25日 		空缺
下一位持有相同頭銜者：
元太宗窩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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