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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歷史
布達拉宮
藏區 · 「西藏」名稱
遠古時期
吐蕃時期 633–877
分裂時期 877–1264
各教派分治 1264–1720
清治時期 1720–1912
近代 1912–1951
現代 1951年至今
西藏問題
歷史年表（吐蕃）

西藏和平解放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1951年將西藏納入統治的事件。達賴喇嘛稱為人民解放軍入侵西藏[1][2]，西方世界、1979年後的蘇聯及東歐各國稱為入侵西藏（Invasion of Tibet）[3]，中國入侵西藏（Chinese invasion of Tibet）[4][5]。中華民國政府稱之為西藏抗暴運動[6]。

中華人民共和國勢力在進入西藏前，與西藏噶廈當局進行了一系列談判和軍事行動。1950年2月15日，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軍區、第二野戰軍司令部聯合發出「進軍西藏政治動員令」。[7]10月1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克昌都，解放軍擊斃5700餘名西藏官兵[8][9]，俘虜了包括多麥總管阿沛·阿旺晉美在內的軍官和2600餘名士兵，藏軍於10月21日投降。

1951年2月，西藏當局派出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代表團，前往北京與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維漢等談判。1951年5月23日，代表團在北京簽訂協議《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中共對外宣稱「和平解放西藏」。[10]

西藏噶廈和西藏社會架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保持不變，直至1959年藏區騷亂，西藏噶廈被中央人民政府解散，十四世達賴喇嘛自西藏流亡印度為止。[11]

名稱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稱此為「西藏和平解放」。西藏流亡政府、中華民國政府與一些西方學者稱此為「中國入侵西藏」或「入侵西藏」。[12][13][14][15][16][17]

背景

 
1930年代西藏噶廈控制區與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控制區。圖中標示出了西藏噶廈控制的康區西部同國民政府控制下的康區東部由金沙江分隔的狀態。圖中青海省部分有誤，當時噶廈並未控制青海省，青海省仍屬國民政府以及當地土司控制。同時該圖使用了麥克馬洪線作為界線，但當時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並未成為英屬印度控制區。

大英帝國於1846年將廓爾喀變為自己的半獨立保護國，1853年佔領哲孟雄，1865年入侵不丹，1885年殖民緬甸 。當英國將喜馬拉雅山脈以南地區全部劃進其勢力範圍後，西藏便成為其下一個目標[18]。英國於1903年入侵西藏，並於1904年與西藏簽署條約 ，使西藏成為英國的勢力範圍。[19]在清朝於1912年滅亡和駐拉薩的川軍被噶廈派出藏軍擊敗而於1912年底退出西藏後，衛藏地區便仍舊由西藏噶廈實際管治[20][21]。而剩餘的藏族人口佔多數的地區（安多、康區等地）則仍由中華民國或地方土司統治。[22][21]

1913年，召開了所謂中、英、藏三方西姆拉會議，英方企圖不承認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遭中方代表駁斥。1914年，英、藏代表簽署《西姆拉條約》，將麥克馬洪線作為英屬印度（包括今印度、緬甸）和西藏的分界線。該條約未獲中方承認和批准，西藏方面最終也未批准該條約。[23]

1914年，中華民國劃定康定以西（包括金沙江以西的今昌都地區在內）為川邊特別區，受四川省節制。[21]1917年和1920年、1922年，藏軍先後數次向駐在康區的川軍發動大規模進攻，從而占領了原由川軍控制的大部分康區，甚至控制了金沙江以東的德格、甘孜等地。1931年，藏軍又進攻青海玉樹地區，遭中華民國青海軍隊擊敗，中華民國川軍也趁機在康區發動反擊，藏軍不得不退到金沙江以西。1932年，雙方簽署停戰協議，同意以金沙江為界停戰，等候中央和西藏當局談判解決。[23]此後，金沙江成為西藏噶廈實際控制區與中華民國政府實際控制區的界線，但雙方均未承認金沙江為法定邊界，西藏噶廈希望控制全部康區，而中華民國政府則認為康區均不應屬於西藏噶廈管轄。

1922年中共二大宣言中表明不僅要解放中國，還要解放蒙古、西藏、新疆，強調民族自治與自由聯邦建立真正的共和國。隨後，中國共產黨多次的表達願意協助西藏脫離國民政府的統治，並希望雙方在分裂主義上做密切合，但遭到西藏人的回絕[24][25][26]。班禪額爾德尼一直是後藏地區的實際統治者。1923年，由於扎什倫布寺方面反對噶廈增派差稅，噶廈同扎什倫布寺方面發生衝突，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被迫自西藏出逃，經青海和甘肅到達北京。後藏地區被噶廈接管。[23]

1935年7月22日，西康建省委員會在雅安成立，次年該委員會遷至康定。當時，該委員會名義上管轄康定地區的20個縣，以及已經被西藏噶廈佔領的13個縣。1938年3月14日，南京國民政府改組西康建省委員會，並在9月1日將原屬四川省的寧（今西昌地區）、雅（今雅安地區，除名山縣以外）兩屬14縣2設治局劃歸西康建省委員會管轄。隨即將西康建省委員會撤銷，改組為西康省政府，成立西康省，實行四川、西康分治。1939年1月1日，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省會設康定，劉文輝任西康省主席。西康省政府實際僅能管轄金沙江以東的康區。[21]西藏噶廈則向金沙江以西的康區派出昌都總管等官員管轄。[27]

1913年至1933年間，第十三世達賴喇嘛曾經在西藏進行軍隊擴張及現代化改革，但因西藏的貴族和僧侶反對而終告失敗。[28][29] 西藏噶廈也很少涉足外交事務，除了同印度、英國、美國等國的聯繫之外。[29] [30]而西藏也給予英國對其稅收、外交等事務的控制權。[31]

西藏噶廈的準備

1949年7月，為防止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有藉口佔領西藏，西藏噶廈驅逐了中華民國政府駐拉薩的代表處，與中華民國斷絕關係，史稱「驅漢事件」。[32]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49年11月，西藏向美國、英國和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發信，表示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侵入行動作出毫無保留的抵抗。[33]

為了預防中國人民解放軍入侵，西藏重開其軍事現代化計劃[34] [35][36]，但為時已晚，西藏不可能在短短幾年時間內便建成一支現代化的軍隊。[37] 雖然印度提供了少量軍備及軍事訓練[38]，但成效仍然不大。相對藏軍而言，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兵力佔絕對優勢，其訓練素質、領導才能、裝備、經驗等都比藏軍高。[39][40][41]

1950年昌都戰役結束前， 時年15歲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尚未親政，實權為攝政達扎·阿旺松繞擁有。[42] [43] [31]

班禪額爾德尼方面的活動

1941年，班禪堪布會議廳認定了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的轉世靈童，但因噶廈方面反對，直到1949年6月3日中華民國政府才「特准繼任為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8月10日舉行了坐床典禮。但噶廈一直不承認其地位，聲稱其「是一個候補靈童」。噶廈方面自己認定了一位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令其住在拉薩，並宣布其經過了「西藏獨立國」的批准，為合法的班禪額爾德尼。[44]

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占青海省省會西寧後，正在青海省都蘭縣香日德的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於8月26日派人赴西寧探聽消息。9月10日，兩名派赴西寧的喇嘛回到香日德，匯報了中國共產黨有關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保護清真寺及寺廟的政策，並且攜回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以及若干文件。9月11日，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宣布：「現在代表祖國的是共產黨，我們應該投靠共產黨。」9月12日，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派計晉美赴西寧表示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並表達了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希望返回西藏的願望。隨後，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率屬下回到西寧，受到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漢生的歡迎。這也是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首次同中國共產黨高級官員會面。[44]

此後，署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之日）的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致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的賀電於9月30日發出。班禪額爾德尼盼望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復電，他自己後來回憶說，「所以我認為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給我的復電，不只是禮節性的，而是包含著新中國人民政府承認我是合法的第十世班禪這樣一層重大的政治意義。」11月23日，毛澤東、朱德復電，班禪額爾德尼認為該復電「表明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承認我作為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的合法地位」，所以十分高興。1950年1月，噶廈預備派出「親善團」赴英國、美國、印度、尼泊爾尋求各國支持「西藏獨立」，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乃於1月31日再次致電毛澤東、朱德，譴責噶廈這一行為「實為破壞國家領土主權完整，違背西藏人民意志」，並且要求「速發義師，解放西藏，肅清反動分子，驅逐在藏帝國主義勢力」，宣布「誓率西藏愛國人民，喚起西藏人民配合解放大軍，為效忠人民祖國奮鬥到底」。[44]

中國人民解放軍對進攻昌都的準備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皆宣稱西藏為其領土的一部分[41] ，但毛澤東於1931年主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第十四條表示：「中華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蒙古，回，藏，苗，黎，高麗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國的地域的，他們有完全自決權；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區域。」[45]

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想讓西藏繼續其改革，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亦有意統一西藏[46][47]。1949年9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中國共產黨舉行了一次有關和平統一西藏、台灣、海南島和澎湖的會議。[48][49] [50] 但基於西藏不願意被統一，因此毛澤東於1949年12月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東西部康區（當時也是西康省，但該省實際只能控制金沙江以東區域，即康區東部）之間的金沙江東岸進行準備，隨時進攻西藏噶廈實際控制下的西部康區。[50]

中國政府與西藏噶廈的談判及昌都戰役

 
西藏的傳統地區劃分，紅色部份為西藏噶廈控制部份，綠色部份則為康區。
主條目：昌都戰役

西藏噶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態度不同，西藏噶廈決意保持獨立狀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卻希望統一西藏。因此，西藏噶廈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要求全部拒絕。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於1950年10月7日命令解放軍進攻康區西部金沙江以西的昌都（當時屬西康省，但實際處在西藏噶廈的控制下）的城關鎮[51]，昌都戰役爆發。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此次戰役中殲滅了藏軍的主力部隊，迫使西藏噶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合作。[52]

戰後談判

 
1951年5月24日，毛澤東、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左）與阿沛·阿旺晉美（右）在慶祝協議簽訂的宴會上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簽訂《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

1950年11月8日，昌都戰役結束，藏軍慘敗。西藏噶廈內的改革派力量支持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親政。攝政達扎·阿旺松繞被迫辭職，後來於1951年逝世。[53]

解放軍將昌都戰役中投降的噶廈派出的昌都總管阿沛·阿旺晉美釋放回拉薩，以要求西藏噶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西藏的主權。而中央人民政府也答應會保持西藏現狀。[54]

最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團於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簽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雙方確認西藏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同意「西藏和平解放」，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藏軍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西藏的涉外事宜，並恢復班禪額爾德尼在西藏的固有地位，協議還同意中央對西藏的政治制度以及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均不變動，尊重宗教信仰自由，而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實行改革，但中央不加強迫[55][56]。隨後，達賴喇嘛決定暫不離開西藏，並於1951年10月正式同意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57] [58]

後續發展

 
1951年10月26日，解放軍先頭部隊進入拉薩
 
西藏和平解放紀念碑
主條目：1959年藏區騷亂

中共統治西藏後，西藏噶廈在起初的幾年與中國共產黨方面和平共存，而且除了昌都城關鎮一帶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控制外，其餘的土地仍在西藏噶廈管轄之下[59]。1950年昌都戰役後，原西康省西部暨康區金沙江以西區域（原由西藏噶廈實際控制）作為昌都地區設立了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直屬中央人民政府。昌都地區從此被劃在西康省之外。[27]此外，1952年4月28日，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來到拉薩，此後經西藏噶廈同班禪堪布會議廳談判，雙方就如何恢復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和職權達成協議。此後，班禪額爾德尼於6月9日離開拉薩，6月23日回到了歷世班禪額爾德尼駐錫的日喀則扎什倫布寺[60]。在這段時期，中國共產黨方面給予西藏噶廈高度自治，並且能維持原本的社會體制，惟需不得違抗中共的命令[61]。1955年，西康省被撤銷，原西康省暨康區金沙江以東區域劃歸四川省。[62]1956年，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西藏自治區開始籌備設立，西藏噶廈、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班禪堪布會議廳委員會均改歸其領導，此後西藏噶廈、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班禪堪布會議廳委員會仍然均在運轉，昌都地區也改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控制，從而正式歸屬西藏。[27]

因為青海省、甘肅省、四川省、雲南省的藏區（即安多、康區等地）既不是西藏噶廈的傳統統治範圍，同時也不包括在《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中，均未受到協議中西藏改革需噶廈自動進行這一條款的影響，由於中共當局推行的措施過於急進，造成這些地區的藏族民眾同中共當局的嚴重對立，這些藏區發生了許多騷亂，並形成了大規模武裝衝突。1955年12月，四川省涼山地區共黨入鄉即將展開時，當地爆發了部分彝族和藏族人抗拒的大規模武裝騷亂，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屬於金沙江以東的東部康區）內大部分地區捲入騷亂，同中國人民解放軍展開激戰。此後，四省藏區紛紛發生騷亂[63][64][65]。後來，當戰火於1959年蔓延到西藏拉薩時，達賴喇嘛自西藏逃往印度。其後，噶廈方面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均認為《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不再有效，中央人民政府亦解散了西藏噶廈（西藏地方政府）[11]。事後，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接管了西藏噶廈原來的政務，而噶廈大部分官員流亡印度，並在印度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也開始實行民主改革。[66]

西藏和平解放紀念碑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於2001年7月18日奠基，是為了紀念「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67]

批評與借鑑

 
2009年西藏喇嘛與臺灣人在臺北為爭自由西藏而祈禱
 
西藏流亡政府財政部長拜訪臺灣立法院

中華民國總統陳水扁於2008年藏區衝突發生之際表示「西藏與中國雖然簽署了和平協議，但協議隨時可能變成廢紙，」「仍無法避免1959年的血腥鎮壓，1989年也再度爆發血腥鎮壓，當時下令鎮壓的就是當時擔任西藏黨委書記的胡錦濤，19年後，胡錦濤成為國家主席，仍再度發生這件令人遺憾的事件。」[68]

曾任海峽交流基金會副董事長暨秘書長、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顧問、中華民國駐美國副代表、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駐俄羅斯代表等職的陳榮傑表示「1951年，西藏在砲火下，簽署《和平解放西藏協議》，其後，中共動輒鎮壓，所謂和平協議不如廢紙一張。國共打打談談，和談只是另一場戰爭的開始。」[69]

臺灣的民主進步黨在質疑總統馬英九所提依「國家需要、民意支持（先經公民投票同意）、國會監督」等前提條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和平協議時舉西藏與北京簽署和平協議的歷史案例表示，西藏與中國和談失敗的經驗在國際上是研究中國外交談判的重要案例，中國不是可以輕易信賴的談判對象，和平協議若缺乏第三者的監督與保證，對台灣根本沒有保障。台灣的圖博之友會強調，當年西藏同北京簽署協議時是用政府名義簽的。台灣團結聯盟黨主席黃昆輝則警告：中國在簽完此協議之後就大舉進軍（派共軍佔領）西藏，殷鑑不遠。[70][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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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obert W. Ford Captured in Tibe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ISBN 978-0-19-5815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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