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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關係

提示：此條目頁的主題不是海峽兩岸關係。

國共關係是指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之關係。

國共關係
海峽兩岸關係的一部分

當前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和港澳地區，中國國民黨在臺澎金馬。

地點
中國大陸、港澳地區與臺澎金馬
領導者

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

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

1923年國民黨總理孫中山與蘇聯代表越飛在簽訂孫越聯合宣言後，並在蘇聯控制的共產國際的要求下[1]，允許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第一次國共合作），但在1927年發生分裂。對於此次分裂的原因，國民黨認為，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員按照孫越宣言中的安排，應接受國民黨的領導，實現國民革命，但中共力圖破壞國民革命，反對國民革命軍北伐，並在北伐光復南京後發動暴動，因而引發國民黨清黨；共產黨則認為，三大政策（或稱新三民主義）的親蘇聯政策的施行是國共合作的重要基礎，國民黨右派拋棄聯俄容共的三大政策，導致革命的失敗，中共方面為了堅決擁護三大政策，不得不向國民政府進行反擊[2]。

1927年分裂之後，兩黨進行了武裝對抗，西安事變後國民黨被迫與共產黨聯合抗日，為日後內戰埋下隱憂。至1946年內戰爆發，直至1949年共產黨在北京建立其主導的中國大陸政權。1950年後，國民黨完全失去對中國大陸的控制，中華民國政府遷往臺灣，長期奉行反共的政治意識形態，此後雙方進行了多年的武裝對峙，並在國際層面上爭奪對中國的代表權。在台灣實現民主轉型、2000年首次國民黨失去執政權後，轉為改善與共產黨的關係，2005年兩黨領導人首次會面後，兩黨關係成為海峽兩岸關係中大陸和台灣之間的聯絡渠道之一[3][4]。

國共創黨初期

主條目：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國力大幅提高。1878年，日本設立直屬於天皇的參謀本部，執掌用兵、作戰等軍令事務，內閣無權過問，由此確立「統帥權獨立原則」[5]，標誌着日本正式邁向軍國主義[6]:102。1889年，《明治憲法》規定天皇總攬統帥權。1900年，規定內閣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由現役武官專任，直接向天皇負責，不向內閣總理大臣（首相）負責。日本將中國東北和內蒙古東部稱為「滿蒙」，加上日本1910年通過《日韓合併條約》吞併了朝鮮半島，日本在東北亞獲得了進一步侵略中國的跳板和前沿基地[7]:42。

中國國民黨

1919年，孫中山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

中國共產黨

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

第一次國共合作 (1923-1927)

主條目：第一次國共合作

第一次國共合作發生於1920年代。開始時，中國國民黨與新興之中國共產黨合作，後因與中國共產黨政見分歧，中國國民黨旨在建立由中國人獨立主政之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而中國共產黨旨在建立由工人階級領導的共產主義國家。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不可調和，加上不願其他黨派擾亂當時混亂局面，所以採取排共政策。後來，中國共產黨提出建立「反帝反封建」，要與中國國民黨合作，組成「革命統一戰線」。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二大提出實行「黨外合作」（即所有合作均不涉及黨內事務），但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馬林卻倡議實行「黨內合作」（即中國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把中國國民黨改造為各革命階級聯盟。當時得到中國共產黨接受。當時中國正處於軍閥割據時期。1921年12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得到孫中山同意，在張太雷陪同下前往孫之桂林大本營停留9天，與孫三次長談，廣泛接觸中國國民黨其他領導人。之後馬林提議中國共產黨應該與中國國民黨合作。

1922年9月，經張繼介紹，孫親自主盟，陳獨秀、李大釗等先後正式加入中國國民黨。

1923年1月，孫中山與蘇聯代表越飛在上海會談後，發表聯合宣言或稱孫越宣言，文中言明「共產制度不適用中國、蘇拋棄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與特權、東北鐵路問題由中蘇雙方協商解決、蘇無意使外蒙脫離中國因此駐蒙蘇軍不必立即撤出」，開始聯俄容共。2月，派廖仲愷與蘇聯談判，8月又派蔣中正到蘇聯考察軍事。10月，共產國際派米哈伊爾·馬爾科維奇·鮑羅廷為顧問，負責改組國民黨。

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全體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並與中國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1924年1月20日至1月30日，孫在廣州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聯俄容共方針，選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國共產黨黨員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當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或候補執行委員，約占委員總數1/4。標誌着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建立。

會後，在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擔任重要職務之中國共產黨黨員有：組織部長譚平山，農民部長林祖涵等。隨後，中共假名合作而於國民黨內部進行分化與發展，之後國民黨內所謂的左派右派稱號也是中共分化之下而來。

軍事部分在蘇聯援助下，1924年5月在廣州黃埔建立黃埔軍校。蔣中正任校長，廖仲愷任黨代表，周恩來任政治部副主任。黃埔軍校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並重，參照蘇聯軍事制度，注重培養愛國思想和革命精神。成立黃埔軍校，為國民革命軍奠定基礎。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原始文獻：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國共分裂

主條目：中國國民黨清黨和四一二事件
 
蔣中正
 
毛澤東

第一次國共合作，加速了中共的發展。但1925年3月孫中山去世後，國民黨內派閥蜂起，國共合作逐漸出現動搖[8]，蘇聯加速透過中國共產黨分化國民黨[9]。6月23日沙基慘案（沙面事件），省港罷工會本為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領導，但實為共黨所主導，8月20日廖仲愷被暗殺，蘇聯顧問鮑羅廷指稱反共的右派領袖胡漢民涉嫌主謀而迫其下台。1925年11月23日，謝持、鄒魯等中國國民黨元老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召開「中國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宣布分共。

1926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蔣二次東征結束回粵提出北伐，汪精衛表示贊成，鮑羅廷則無異議，否認西山會議，謝、鄒等人被開除黨籍，但不久後北伐計劃突然遭蘇顧問季山嘉拒絕，二月、三月也都被拒（這導致了後來的中山艦事件），汪精衛也配合蘇聯抵制北伐（蔣汪之間的私下談話很快就被季山嘉得知可見）。3月，發生「中山艦事件」代理海軍局長的共黨黨員李之龍矯令將中山艦自廣州開回黃埔裝滿燃煤，並於隔日開回廣州圖謀不軌，20日清晨蔣介石清除國民黨內共黨分子，並讓國民黨拿回軍政大權。5月，蔣中正在中國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整理黨務案」，限制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國民黨內任職比例，鮑羅廷亦表示同意配合，這時才讓北伐成為可能。7月北伐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地位快速上昇。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國民黨內及軍隊政治部發展，中國國民黨內矛盾逐漸增加。

1926年10月，湖南、湖北發生農民運動。「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權力歸農會」。當時，毛澤東代表到湖南了解情況，並寫下《湖南農民運動研究報告》。報告讚揚農民的群眾運動，指出「矯枉必須過正」、「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做文章……」、「革命就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中共湖南區委在1927年寫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在此社會群向農運進攻之包圍中，我們亦自認現在農運的確是太左稚，於是通告禁止農協罰款捕人等事，而且限制區鄉農協執行委員，皆須現在耕種之農民擔任，對於罰款、逮捕之人，皆須掃除。幾乎不自覺的站到富農、地主方面而限制貧農。自潤之同志自鄉間視察歸來，我們才感貧農猛烈的打擊土豪劣紳，實有必要⋯⋯」

1927年3月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3月10日至17日)後，其執監委暨候補委員八十名中，共產黨員約居三分之一，親共之左派亦居三分之一，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各部部長暨其秘書，中國共產黨員亦佔一半以上，至此國民政府已由蘇聯顧問與共產黨勢力全權把持。[10][11]鮑羅廷並在武漢成立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暨國民政府委員會臨時聯席會議」，憑藉掌握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左派進而取得政治主導權，以所謂「提高黨權」、「反對軍事獨裁」、「打倒新軍閥」為理由，於1927年3月10日，中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決議案》，通過了「統一革命勢力」、「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案」等反蔣方案，隨即在蔣中正北伐途中剝奪了蔣的主席職務，將其降為普通委員。[12]。蔣在南昌發表《告黃埔同學書》，表明不接受該決議。面對親蘇勢力倒蔣，蔣中正決計和共產黨斷絕關係，於是同剛剛回國的汪精衛商討發動清黨工作，驅逐蘇聯顧問，同共產黨決裂。汪精衛提出避免過激的解決辦法，建議蔣親自去武漢規勸說服共產黨，把國民政府和黨部遷到南京。

1927年4月初，中國國民黨右派在上海開會，會上提出「共產黨連結容納於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同有謀叛證據」。汪精衛回國後，以中間派出面領導武漢政府。4月6日，張作霖在得到公使團（英語：Diplomatic corps）同意後，派遣中國軍警突襲北京的蘇聯大使館、遠東銀行、中東鐵路辦公處，逮捕了在內躲藏多時的58名中國人，包括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向外界公開查獲的共產國際發來大量指示、訓令、顛覆材料（與馮玉祥合作顛覆文件、紅槍會及煽動農民的紀錄、中國共產黨文件等，「蘇聯陰謀文證彙編」），證實蘇聯全面指揮顛覆中國政府運動。[13][14]。蘇聯與中國共產黨則強烈譴責中國國民黨粗暴侵犯蘇聯使館尊嚴，並稱此事件乃「帝國主義的挑撥，中國政府已淪為帝國主義者的工具」。4月12日，中國國民黨右派及蔣中正正式與中國共產黨決裂，先後在上海、廣西、廣州等地搜捕中國共產黨員與蘇聯要員，中國國民黨稱為「清黨」。4月18日，南京成立國民政府，汪兆銘則不同意清黨，南京與武漢一度分裂（寧漢分裂）。南京國民政府發令通緝中國共產黨要員約二百人。4月19日，蘇聯召回北京駐華代辦及大使館職員。史達林在事後坦承以中國共產黨來分化國民黨為錯誤之舉[15]。

7月15日，武漢方面汪精衛在瞭解鮑羅廷與中國共產黨合謀奪取政權的計劃後，亦開始和平分共。

第一次國共內戰 (1927-1936)

主條目：第一次國共內戰

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舉行南昌起義，打響武裝反抗中國國民黨的第一槍[16]:4922。全面攤牌，進行武裝暴動。國共第一次合作至此破滅。中國共產黨幾天後敗逃，隨後數月先後在湖南、廣東、江蘇及浙江等地推行暴動，均告失敗。9月，毛澤東在湖南發動秋收暴動失敗，率殘部進入江西及湖南交界之井岡山建立根據地。

1928年濟南慘案，中國軍民6123人罹難，1701人傷殘，蔣介石卻下令北伐軍「忍辱負重」，撤出濟南，繞道北伐[17][18][19]。最後，在蔣懲辦參戰主要中國軍官之後，日軍退出濟南[20]:740-742。1928年，中國共產黨在朱毛會師後不斷發展壯大，在湘贛粵閩等地建立起多個「蘇區」[21]:50。

當時國民革命軍北伐，隨後在1929年爆發蔣桂戰爭及1930年爆發中原大戰，無暇顧及中國共產黨之發展。1929年，中華民國與蘇聯在東北之中東路事件，東北軍損失巨大，張學良簽訂《中蘇伯力會議議定書》。此舉暴露中國東北軍外強中乾，日本關東軍有信心在東北採取行動。

1931年起，留俄國際派掌控中國共產黨大權，觀念和目標並不切合中國實際狀況，仍然高倡無產階級革命，企圖占領都市，繼而使各省獨立[22]。1931年11月7日，中國共產黨於蘇聯國慶日在中央蘇區創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定都江西瑞金[23]。

中國共產黨得以喘息及擴張，1930年在贛南，閩西及湘，鄂，豫，皖等邊區建立蘇維埃區，並於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第一次國共合作完全破裂，兩黨進入圍剿與反圍剿階段。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成立；12月，共產國際指示，謂推翻中國國民黨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一切帝國主義之民族革命戰爭之先決條件，必須發展罷工運動，領導學生運動，號召士兵與民眾，聯合反帝國主義與中國國民黨[24]:620。1932年1月，蔣介石稱「抗日必先勦匪，攘外必先安內，安內以攘外，剿匪以抗日」[25]:121。1932年4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對日宣戰[26]。

1933年10月，國民政府動員近100萬國民革命軍圍剿中國共產黨控制之農村根據地，迫使中國紅軍向陝甘寧邊區長征。11月22日，由陳銘樞等中國國民黨黨內反蔣左派發動閩變。12月3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一次軍事領導人會議，討論是否要派兵支援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會後因十九路軍曾參與第二、第三、第四次圍剿，中共中央12月5日決定不支持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27]:65-68。

1934年1月13日，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被國民政府平定[28]，存在僅53天[29]。10月，中國工農紅軍突圍，展開二萬五千里長征，一年後抵達陝北，剩下一萬多兵力。中國國民黨派張學良東北軍到陝西，繼續圍攻。

1935年中共北平臨時市委的彭濤等人通過「北平學聯」發動反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一二·九學生運動[30]。目標之一就是反對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31]。

第二次國共合作 (1937-1945)

參見：中國抗日戰爭、統一戰線和第二次國共合作

第一次國共內戰期間，蘇聯對中共指示應聯蔣抗日。國民政府採安內攘外方針，也遭到中國地方軍閥的反對。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挾持蔣中正，國民政府被迫放棄對內統一的政策，進行第二次國共合作。

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在面對日本軍事步步逼進，在抗日情緒高漲的壓力下，蔣中正也對其先安內後攘外政策作出調整，願意和中國共產黨商討共同抗日。1935年11月，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後，蔣中正對進行中之中日外交談判採取了強硬態度；調整了對蘇聯之政策。與此相聯繫，蔣在1935年11月提出「打通與共產黨的關係」。

1935年10月，中國共產黨《中央為目前反日討蔣的秘密指示信》[32]比「八一宣言」又前進一大步。[33]指示信認為中國社各階級政治態度和1927年時「大不相同了」：廣大小資產階級、一部份民族資產階級及一些中國國民黨軍官政客也反蔣反日；一些中國國民黨將領不願當亡國奴和日本走狗，又為士兵群眾威脅，要另圖生路[33]。總之「目前中國革命的社會基礎大大的擴展了」[33]。指示信提出：黨之策略方針是廣泛之統一戰線[33]。全黨要充分認識：「不管什麼階級（從工農起資本家止），若果他們不願做亡國奴，願盡一點救中國的義務，中國共產黨願與之聯合以同策謀抗日反蔣行動」；「不管什麼黨（從生產黨至社會民主黨、國家主義派止），若果他們願意做任何反日反蔣的活動，有一點救國救亡的情緒時，中國共產黨都願意很誠意誠懇的與之統一戰線以共同擔負起救中國的責任」[34]。

在此情況下，從1936年初開始，國共兩黨間打破長期對立僵局，通過多種渠道，雙方派出代表，進行秘密接觸。中國國民黨要求「合作抗日」與中國共產黨溝通，互相了解，為兩黨正式談判開闢道路。1936年11月23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執行委員等七人被國民政府逮捕。最後，中共派周恩來到西安與中國國民黨商解決問題，在宋子文、宋美齡斡旋下，蔣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基本國策而獲釋，國共兩黨表面上聯合抗日，成爲日後影響中國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關鍵因素之一[35]。中國一切階級都日益認識到，進一步對日本屈膝妥協，對中國一切階層都將意味着毀滅[36]:11。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趁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親自到西安指揮剿共之機，發動西安事變，對蔣「兵諫」，震驚中外[37]。蔣最終在宋美齡、周恩來斡旋下獲得釋放。中共在西安事變後樂觀認為：「目前只要三方面團結，真正的硬一下，使中央軍不敢猛進，有可能釋放張學良，完成西北半獨立之局面。」[38]:37最終在蘇聯介入下中共暫緩抗擊國民政府，使國共兩黨間長達10年之內戰基本停止，使國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進行第二次國共合作。國民政府加強控制西北。

由於張學良、楊虎城二人造成西安事變，中國共產黨得以復甦，早於1937年2月，接受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收編[39]。2月9日至9月下旬，國共兩黨代表先後在西安、杭州、廬山和南京等地舉行6次談判。經過7個多月反覆商談，中國共產黨同意結束分離主義、暫緩階級鬥爭運動[40]:217-221。

8月6日，日軍占領下的北平政府成立後，8月20日冀察政務委員會被解散[41]。8月20日至25日，中國共產黨召開洛川會議，確立中共抗戰方針[42]:32：「創造根據地，牽制消滅敵人，配合國民黨軍作戰，保存和擴大紅軍，爭取共產黨對「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權。」[43]同日，毛澤東則命令八路軍跨越山西至河北，支持傅作義部隊作戰，卻事後透過無線電告知前線指揮官，早先命令純粹為宣傳，事實上八路軍應盡量放慢移動速度，「每天移動五十里（徒步25公里），每行軍三天，休息一天。」[44]8月22日，發佈收編投誠之中國共產黨命令如下：任命朱德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共轄3個師，其兵額為20,000人[39]。軍事委員會並指定第八路軍列入第二戰鬥序列，歸閻鍚山指揮，開赴晉北作戰[39]。任弼時任八路軍政治部主任[45]陝甘寧邊區政府則由林祖涵與張國燾充任正副主席[39]。

9月6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命令，將中國共產黨軍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朱德任總指揮[46]。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共計4.5萬人，上設總指揮部。國民政府通過「根絕赤禍案」，承認陝甘寧邊區政府，停止軍事剿共，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撥發軍餉。

9月22日，國民政府發表中國共產黨共赴國難宣言[46]。中國共產黨向國民政府提出「為進兩步而退一步」之四項諾言如下：（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一切以暴動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39]。中國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公布《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新四軍成立，袁國平任政治部主任，張雲逸任參謀長，司令員為陳毅、張鼎丞、張雲逸（兼）、高敬亭。9月23日，蔣委員長發表談話，盼中國共產黨真誠一致，為禦侮救亡而努力。[46]蔣發表《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宣布承認中國共產黨合法。至此，第二次國共合作形式上完成。9月山西爆發太原會戰，至12月中華民國南京保衛戰，國民政府撤退到重慶。隨後日軍上海派遣軍（後改稱華中派遣軍）司令官是松井石根下令「南京大屠殺」，殺戮最嚴重的是第六師團師團長是谷壽夫[37]。南京大屠殺持續數月，殺害中國平民和戰俘30萬以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統計為26萬人以上），藉此打擊中國民眾士氣。早在1937年12月，李服膺因為從陣地上撤退在山西被槍決[36]:122。

1938年1月，中國召回駐日大使[36]:119。1月16日，日本內閣總理大臣近衛文麿宣讀決定：「日本政府不承認國民政府作為調整中日關係的談判的另一方，而要通過軍事行動推翻那個政權，以期出現一個新的中國政權，作為這種談判的一方。」；國民政府重申長期抗戰之決心[36]:119。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部退至粵北地區。中國政府作戰中心遷往重慶市繼續抵抗[37]。5月10日，日本海軍佔領華南福建沿海廈門市[36]:174。日本軍事預算已達40億日圓，5月21日，德國軍事顧問從中國撤走[36]:176-177。6月至10月的武漢會戰，是1944年以前，中國抗日戰爭中規模最大的會戰，參戰日軍達30多萬人，國民革命軍達110萬人。10月武漢會戰結束後，中日雙方進入相峙階段。會戰中，侵華日軍損失近20萬人，由此喪失戰略進攻能力。中國軍隊大部份脫離戰場，安全撤退，一部（桂系主力）留在大別山區敵後堅持游擊。10月25日，湖北重鎮武漢三鎮相繼陷落。日軍在占領武漢和廣州後，轉入休整，因戰線拉長，無力作進一步大規模戰略進攻。由於綿延上千公里的戰線以及後方游擊隊等因素，日本對中國採用「分而治之」的政策，扶持漢奸成立效忠日本的傀儡政權[47]。

日本將建立「大東亞新秩序」的部分義務由中國分擔，透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調停（詳見陶德曼調停），藉以從側面誘導國民政府和談，並承諾和談成功後廢除在華不平等條約，歸還租界[37]。然而在內面臨戰局不利外受到列強壓力的困局下，蔣中正對抗戰始終未有動搖，堅持抗戰到底，其夫人宋美齡亦以三國時期之赤壁之戰曹操勸降孫權為例子，勸告蔣切勿聽信日本人，而務必堅持民族大義[37]。日本占領中國大片國土，並繼續施行「以華制華」的策略，建立汪精衛國民政府；重慶國民政府則以中國西南地區為大後方抵抗。期間日本對中華民國戰時首都重慶大轟炸。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歐美各國放棄將法西斯國家力量引向蘇聯的企圖，支持中國國民政府抗戰，反對中日和談。1939年年底，日軍開展「桐工作」，試圖與國民政府接觸求和，國民政府派軍統局特工予以應付。然而，1940年6月22日，法國宣佈投降，德國組織空襲英國，世界各地戰況均有利於法西斯，中國這時也出現廣泛悲觀傾向。到1940年年底，和談仍無實質性結果，日方最終中止了和談工作[48][49]。

1940年起，有說法表明中共根據地開始從事特貨鴉片種植銷售，1942年鴉片收入成為中共邊區經濟最重要收入來源，1944年更達到總財政收入30％的規模，透過此類貿易賺得許多金子、法幣等[50]:461-483[51]。美國駐華代辦艾哲遜於9月4日在重慶以呈國務卿1541號函，述瑞典人加斯塔夫·蘇得邦談話：「在山西共產黨地區種植鴉片所得之金錢，用以墊支共產黨的歲收，維持共產黨發行的貨幣，和購日本佔領區的商品……大部分鴉片似乎是在敵人控制的區域內出售或易貨」[52]。中共以晉北及陝北鴉片栽種區域最廣，並以武裝部隊護送[53][54]:41-117[55]:263-298，將鴉片統一收購運至耀縣及柳林銷售[56]:79-80，國民政府曾於1943年4月欲派內政部陝豫甘寧綏區煙毒檢查團赴陝北調查，遭蕭勁光拒絕[57]:1452-1455

1941年4月，蘇聯與日本簽署《日蘇中立條約》、《共同宣言》，其宣言內有：「……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 ,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58]:4681-4682。中國共產黨表態全力支持日本與蘇聯對中國主權的條約[59]:8-9。4月15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聲援兩國條約，並重申日蘇兩國條約並未變更中國領土權，反而確保了兩地的安全[60]。國民政府外交部王寵惠部長發表聲明，強調東北四省及外蒙均為中華民國之領土，《蘇日共同宣言》對中國絕對無效[61]:757-758。

汪精衛政權則於1943年1月對英、美宣戰[62]。1943年5月12日，日軍為打通長江上游航線並摧破重慶門戶而向湖北西部國民革命軍守軍發動進攻，最終沒能打通從長江進攻重慶必經的石牌要塞。因此，石牌戰役被譽為中國的「斯大林格勒保衛戰」[63]。

1944年，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的形勢惡化，在中國內陸取得豫湘桂會戰的勝利。之後，華中日軍乘勝追擊，在第四次長沙會戰中擊敗薛岳，一路追擊至湖南省南部重鎮衡陽。1945年1月，從衡陽南下的日軍與從廣州北上的日軍打通了粵漢鐵路[64]。豫湘桂會戰，日軍以50萬兵力投入到廣闊的地區，竟使號稱600萬之眾的國軍損兵70萬。戰後，國軍失守大小城市146座，淪陷國土20萬平方公里，航空基地7個，機場36個，而遭日軍奴役的國民不下6000萬人[65]:3-6。全國輿論譁然，各界痛斥。日軍雖然最終控制了華南交通動脈粵漢鐵路並打通「大陸交通線」，但卻無法保證其使用順暢，反而使得兵力分散的弱點更為突出。豫湘桂潰敗的同時，中國遠征軍和中國駐印軍發動了滇西緬北大反攻。1944年3月10日，盟軍發動密支那戰役，至1944年8月2日，攻佔密支那[66]。其中在松山戰役中，日本一個聯隊稱被全殲，被稱為日本二戰亞洲戰場上的一次「玉碎戰」[67]。

1945年7月16日，美國原子彈試爆成功，美國總統杜魯門乃與英國首相邱吉爾取得蔣中正同意，勸告日本投降。8月，國軍收復廣西全境，原本預定打通中國對外運輸要道，因為日本投降而無須實行。戰後，中華民國作為二戰戰勝國，參與創建了聯合國並成為5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一[68]。然而戰爭結束後不久第二次國共內戰即爆發，使中華民國在戰後對日談判中陷入不利境地[68]。

中國共產黨

 
由美國總統特使喬治·卡特萊特·馬歇爾批准使用美軍艦船將中國共產黨軍隊東江縱隊由廣東運往中國山東共產黨控制區。圖為東江縱隊抵達煙臺碼頭。

中國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奉蘇聯明確指示與中國國民黨共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式合作。與此同時，中共陝甘寧邊區開展大生產運動，以解決自己的補給問題。

1935年，華北事變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引起國內和國際關係重大變化和各種政治力量重新組合。中國兩個政權－－中華民國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策相應地發生變化。6月10日，中國共產黨上海臨時中央發表宣言，號召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必須與中國國民黨進行協作，共同抗日。8月1日，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莫斯科奉蘇聯指示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和中國蘇維埃政府名義，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號召全國團結起來，停止內戰，抗日救國，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並有力打擊閻錫山軍隊。接着，中國共產黨中央於12月下旬在陝西省安定縣瓦窯堡舉行政治局會議，批判了中國共產黨黨內錯誤，通過《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方針。毛澤東又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之報告，系統地闡明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策略方針。

5月5日，中國共產黨發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通電表示：中國共產黨「願意在一個月內與所有一切進攻抗日紅軍的武裝隊伍實行停戰議和，以達到一致抗日的目的」[69]。呼籲南京國民政府「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體辦法」[70]。

1936年8月，中國共產黨中央根據形勢之進一步變化，又發出《致中國國民黨書》，明確提出挾民意以脅迫第二次國共合作，組成民族抗日統一戰線，並把「抗日反蔣」口號改為「逼蔣抗日」。9月1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向黨內發出《中央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在指示中，中國共產黨放棄「抗日反蔣」，提出「逼蔣抗日」。[71]

中國共產黨設立之邊區政府、蒙古抗日遊擊隊等不受國民政府指揮之組織，也逐步壯大。敵後戰場大多為汪精衛政權的地方部隊。1937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會議，隨著日軍攻佔南京，毛澤東堅持獨立自主路線獲得黨內肯定，會議裡糾正以王明為首，所謂統一戰線團結抗日的右傾投降主義[72]。

1938年1月15日，根據中央政府特別授權，晉察冀邊區政府在五台山正式成立，在山西、察哈爾及河北省共擁有10萬遊擊隊員[36]:66；同日，蔣視察華北前線，在洛陽會晤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和副總司令彭德懷[36]:125。10月，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代表朱德提交國共兩黨舉辦抗日游擊幹部培訓班的提議，並獲得蔣中正同意。其後葉劍英、李濤等30多人代表中共軍隊前往執教。游擊幹部訓練班共辦7期，每期3個月，畢業學員共計5,659名。

中國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於日占區（淪陷區）攻城掠地，擴充中國工農紅軍，在長江流域建立閩西、贛南、湘鄂、鄂豫皖、湘鄂西、閩浙贛等主要根據地，游擊區擴大到124縣個以上。[73]

日本僅用少量資源即能引誘中國農工階層加入皇協軍隊伍，創造出大量不同名義的與日協作軍，在經濟上也誘惑資本受損的中國資產階級，向他們開放日軍佔領區的實業投資。面對這些因素，國民政府中開始不斷出現「中日和解」的聲音。日本態度轉變引起歐美國家與中國注意，其中歐美研判第三次近衛聲明的目標由中國轉向蘇聯，行動將有助於各國的利益，與慕尼黑協定類似，希望將日本戰火燃燒到蘇聯土地上，因而歐美各國開始向國民政府派遣遊説團勸説，希望蔣中正在各方利益沒有太大損失的情況下，與日本達成停戰協議。受此影響主張與日本媾和中國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到達越南。汪精衛發表「艷電」響應近衛聲明，提出與日本「恢復和平」，在戰爭最緊張時，被視作公開叛國投降，打擊抗戰士氣。之後1939年發生「河內刺汪案」，蔣中正派出特務軍統策劃，企圖暗殺汪精衛而不果。汪精衛徹底投向日本，並於5月在上海與日本開展秘密談判。蔣嚴正駁斥，明令通緝。

1940年12月26日，日本東條英機陸軍大臣和杉山元參謀總長提出「不要單純考慮南方，要確立以中國和北方問題為主的方針」，於1941年5月發動中條山會戰，以傷亡不到1萬人的代價，造成國軍5萬多人傷亡，是抗戰歷史上中日雙方傷亡最懸殊的戰役之一。此後，八路軍、新四軍發起局部反攻，基本恢復1941年前的根據地範圍[74]:296-310。北京認為疆獨三區革命是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粉碎了帝國主義、專制獨裁的陰謀[75]。伊寧市公園內有紀念疆獨三區革命烈士墓與紀念碑，由毛澤東題詞，並設立新疆三區革命歷史紀念館，占地6公頃。1944年，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的形勢惡化，兵力不足與運輸船隊遭美國獵殺使得戰爭物資緊缺；華北地區的資源生產遭到當地民兵與八路軍連續不斷的襲擾，絕大多數地區喪失了生產能力。此後，八路軍、新四軍發起局部反攻，基本恢復1941年前的根據地範圍[74]:296-310。此外，中共還派出王樹聲進軍河南，派出王震進軍湖南，開闢新的根據地。1944年3月5日至3月7日，新四軍粟裕開始蘇中1944年攻勢作戰，發起車橋戰役，之後又陸續發動夏季攻勢和秋季攻勢，先後殲滅日偽軍5萬餘人，攻克、逼退日偽據點60餘處[76]。

自1937至1945年，國民革命軍與日軍共進行了22次大型會戰、1,117次大型戰鬥、38,931次小型戰鬥，消滅日軍450,000餘人；中國約有35,000,000人死傷，經濟損失達6,000億美元[77]。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仍然發生多次摩擦[來源請求]，但總體上說維持了一致抗日的局面。中國共產黨亦發動多次敵後作戰，對日本的侵略起到了一定牽製作用。

1945年8月，蘇聯紅軍根據《雅爾塔協定》，隨即在8月8日對日宣戰，發動八月風暴行動，於8月9日出兵中國東北。此時日本關東軍僅有70萬人，部署在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蘇聯紅軍則多達150萬人投入到遠東戰場，雙方裝備懸殊。蘇聯對日作戰1個多星期，佔領中國東北全境、日本南千島群島和朝鮮半島北部。蘇軍撤出後，將大批軍火彈藥交給中共軍隊[78]。8月15日，朱德並致牒英、美、蘇駐華大使，聲言國民政府無法代表中國接受日、偽軍投降，唯有延安總部才有權代表參加受降工作，並稱蔣介石為「法西斯頭子獨夫民賊」、「挑撥內戰」[79]。

第二次國共內戰 (1946-1949)

主條目：國共談判和第二次國共內戰

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曾在美國斡旋下展開和談。

1945年8月，新上任中國共產黨主席的毛澤東在美國大使陪同下到重慶與中國國民黨展開會談。10月，雙方代表簽定雙十協定。1946年初，雙方舉行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和平建國綱領等協議。但和平被劃破，雙方再次爆發武裝衝突。國民黨和共產黨為爭奪統治權，展開內戰。1946年6月國軍圍攻中共李先念部，被認為是內戰全面爆發的標誌。然不甚為人所知的是，雖然雙方已全面開戰，此時中共代表仍在國府統治區繼續合法活動，如周恩來本人直到1946年11月都在南京且時常拜會國民黨領袖和高層。直至1947年3月，國民政府命令中共在重慶、南京、上海等地擔任談判、聯絡工作的全部代表和工作人員立即撤回延安，中共官方認為，此次驅逐標誌着第二次國共合作徹底破裂、國府從此決意以武力而非和平手段解決共產黨問題。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國共內戰國府僅用發布「戡亂總動員令」這一形式與中共開戰，但自始至終從未明令討伐中國共產黨[80][81]，這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時，國民政府明令「消滅共產黨」完全不同。

1949年1月，三大戰役以國軍失敗結束。同月21日，總統蔣中正「下野」，國民政府由李宗仁任代總統，並派出以張治中為首之代表團於4月到北平和談。會談開始前，國民政府設想由國共組成聯合政府，軍事上劃江而治，解放軍不渡過長江。中國共產黨會談時，公布一個「四十三人戰犯」名單，要求「國民黨政府予以逮捕」[82]。不僅蔣中正、李宗仁，連第三方的張君勱、曾琦，和無黨派的王雲五也上了榜成為「中國國民黨戰犯」，共產黨方面正式提法是「舉國聞名的頭等戰爭罪犯」，並未言其屬何黨派，後1959年及歷次特赦中稱之為原屬「蔣介石集團的戰爭罪犯」，並無「中國國民黨戰犯」之語[83]。協議最後被國民政府拒絕。

4月21日，解放軍發動渡江戰役，於4月23日攻下南京。10月1日，中國共產黨正式在北京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同時改變法統，未得將軍令許可不准擅自還擊。中國國民黨則將中華民國政府從南京遷往廣州，12月8日從重慶遷往台北，離開中國大陸，台灣海峽兩岸開始分治對抗。雙方軍事對立：中國共產黨意欲「解放台灣」，中國國民黨主張「光復大陸」。1949年12月2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將日本發布投降詔書的8月15日定為「八一五抗戰勝利紀念」。

現狀

參見：九二香港會談、九二共識、兩國論、一邊一國和台灣獨立

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以委員長葉劍英名義發表《告台灣同胞書》；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取代過去「武力解放」，1982年中共單方面提出解決兩岸分裂狀態主張的《臺灣問題白皮書》。

1987年，中華民國政府解嚴，允許台灣人民到中國大陸探親。許多老兵回到中國大陸家鄉探親。兩岸重新開放交流，避免再引起衝突。

1991年5月1日，中華民國政府公告《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明確界定了中華民國人民區分為自由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而國民權利義務限縮成僅自由地區人民具有，形同凍結大陸地區人民的權利義務。

2005年3月28日下午，中國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率團抵達廣州，正式揭開離開大陸60年的中國國民黨訪中國大陸行程的序幕。也正式宣告國共兩黨一泯恩仇、為推進台灣海峽兩岸關係步向和平而展開平等性對話的開始。同年4月26日至5月3日，中國國民黨代表團在主席連戰的帶領下訪問大陸，參訪了南京、北京、西安和上海，並在北京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會談。

2007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開幕式發表首次政治報告，呼籲台灣當局執政黨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構建兩岸和平發展框架和開放，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

2020年10月6日，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於立法院會提出「政府應請求美國協助抵抗中共」和「台美復交」兩項提案，立法院會無異議通過。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發言人朱鳳蓮表示，國民黨有關人要明辨是非，不要做損害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和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的事[84]。

函電往來

  • 1988年7月，中國國民黨召開十三大，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致電李登輝，祝賀他當選中國國民黨主席，「由衷期望貴我兩黨與全國同胞一道，為早日完成中國統一大業而共同努力」[85]。這是中共首次致電祝賀國民黨主席當選。
  • 1993年8月，中國國民黨召開十四大，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致電李登輝祝賀他連任國民黨主席。
  • 1997年8月，中國國民黨召開十五大，中共中央致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祝賀國民黨十五大召開。
  • 2001年7月，中國國民黨召開十六大，中共中央致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以及黨主席連戰祝賀國民黨十六大召開。
  • 2005年7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致電馬英九祝賀他當選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復電感謝。同年8月，中國國民黨召開十七大，中共中央致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以及黨主席馬英九祝賀國民黨十七大召開。國民黨中央復電感謝。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致電連戰，祝賀擔任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復電感謝[86]。
  • 2007年4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致電吳伯雄祝賀他當選國民黨主席。吳伯雄復電感謝。
  • 2009年7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致電馬英九祝賀他當選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復電感謝。同年10月17日，中國國民黨召開十八大，中共中央致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以及黨主席馬英九祝賀國民黨十八大召開。國民黨中央復電感謝[87]。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分别致電連戰、吳伯雄，分別祝賀續任擔任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吳伯雄分別復電感謝[88][89]。
  •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致電中共中央祝賀中共十八大召開。中共中央復電感謝[90]。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分别致電國家主席胡錦濤、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表示胡錦濤主席為改善發展兩岸關係作出重大貢獻，祝賀習近平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主席、習近平總書記分別復電感謝。
  • 2013年7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致電馬英九祝賀他連任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復電感謝。同年11月10日，中國國民黨召開十九大，中共中央致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祝賀國民黨十九大召開[91]。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分别致電連戰、吳伯雄，祝賀續任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吳伯雄分別復電感謝。
  • 2015年1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致電朱立倫祝賀他當選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復電感謝[92]。
  • 2016年3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致電洪秀柱祝賀她當選國民黨主席。洪秀柱復電感謝[93]。
  • 2017年5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致電吳敦義祝賀他當選國民黨主席。吳敦義復電感謝[94]。
  •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致電中共中央祝賀中共十九大召開[95]。中共中央復電感謝。國民黨主席吳敦義電賀習近平連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復電感謝[96]。
  • 2021年9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致電朱立倫祝賀他當選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復電感謝[97]。

國共高層會面

 
連戰
 
胡錦濤

2005年4月29日，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與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會面，是60年來國共兩黨領導人首次會談，稱為第一次連胡會，又稱和平之旅、破冰之旅。

2006年4月16日，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與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會面，連戰等台灣各界人士出席第一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胡錦濤對兩岸關係發展提出四點建議，稱為第二次連胡會。

2007年4月28日，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與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會面，並共同會見參加第三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的全體代表，稱為第三次連胡會。

2008年4月12日，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董事長蕭萬長與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亞洲博鰲論壇會面，稱為蕭胡會，又稱融冰之旅。

2008年4月29日，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與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會面，稱為第四次連胡會。

2008年5月28日，國民黨主席吳伯雄與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會面，稱為第一次吳胡會。同年6月便有首度的「江（炳坤）陳（雲林）會」登場，同年12月，兩岸基本實現直接「三通」。

2008年8月8日，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與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會面，胡錦濤對連戰前來出席北京奧運會開幕式表示歡迎，並再次對台灣各界支援大陸同胞抗擊四川汶川大地震表示衷心感謝，稱為第五次連胡會。

2008年11月21日，台灣方面代表連戰與中國大陸代表胡錦濤在秘魯利馬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會面，胡錦濤指出國際金融危機正從局部向全球蔓延，兩岸更應加強溝通，積極推動互惠互利的經貿合作，努力化挑戰為機遇，稱為第六次連胡會。

2009年5月26日，國民黨主席吳伯雄與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會面，稱為第二次吳胡會。隔年6月29日，海基、海協兩會完成ECFA的簽署，開啟兩岸經濟合作的新階段。

2009年11月14日，台灣方面代表連戰與中國大陸代表胡錦濤在新加坡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會面，胡錦濤表示希望爭取年內啟動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協商進程，也要為今後共同破解政治難題積極創造條件，稱為第七次連胡會。

2010年4月29日，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與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會面，連戰等台灣各界人士出席上海世博會開幕式，稱為第八次連胡會。

2010年11月13日，台灣方面代表連戰與中國大陸代表胡錦濤在日本橫濱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會面，稱為第九次連胡會。

2011年11月11日，台灣方面代表連戰與中國大陸代表胡錦濤在美國夏威夷檀香山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會面，稱為第十次連胡會。

2012年9月7日，台灣方面代表連戰與中國大陸代表胡錦濤在俄羅斯符拉迪沃斯托克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會面，稱為第十一次連胡會。

2013年2月25日，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與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面，稱為第一次連習會。

2013年2月26日，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與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面，稱為第十二次連胡會。

2013年4月8日，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榮譽董事長蕭萬長與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亞洲博鰲論壇會面，稱為第一次蕭習會。

2013年6月13日，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與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會面，稱為吳習會。

2013年10月6日，台灣方面代表蕭萬長與中國大陸代表習近平在印尼峇里島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會面，稱為第二次蕭習會。

2014年2月18日，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與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釣魚台國賓館會面，稱為第二次連習會。

2014年4月11日，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榮譽董事長蕭萬長與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亞洲博鰲論壇會面，稱為第一次蕭李會。

2014年11月9日，台灣方面代表蕭萬長與中國大陸代表習近平在北京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會面，稱為第三次蕭習會。

2015年3月28日，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榮譽董事長蕭萬長與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亞洲博鰲論壇會面，但是僅有5分鐘，目標為讓台灣參與經濟整合及加入亞投行，稱為第四次蕭習會。

2015年5月4日，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與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會面，稱為朱習會。

2015年9月1日，國民黨前主席連戰與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會面，連戰等台灣政界人士出席北京「九三」大閱兵，稱為第三次連習會。

 
馬習會

2015年11月7日，台灣領導人馬英九與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在新加坡會面，是兩岸分治66年來兩岸最高領導人的首次會談，稱為兩岸領導人會面。

2015年11月18日，台灣方面代表蕭萬長與中國大陸代表習近平在菲律賓馬尼拉APEC領袖國宴上會面，交談長達5分鐘以上，隨後美國總統歐巴馬也加入對話，是美陸台三方領袖代表的首度對話，稱為蕭習歐會或第五次蕭習會。

2016年3月24日，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榮譽董事長蕭萬長與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亞洲博鰲論壇會面，稱為第二次蕭李會。

2016年11月2日，國民黨主席洪秀柱與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會面，並出席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前身兩岸經貿文化論壇），稱為第一次洪習會。

2017年3月25日，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榮譽董事長蕭萬長與中國大陸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在亞洲博鰲論壇會面，稱為蕭張會。

2018年4月10日，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榮譽董事長蕭萬長與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亞洲博鰲論壇會面，稱為第六次蕭習會。

2018年7月13日，國民黨前主席連戰與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會面，稱為第四次連習會。

2019年5月13日，國民黨前主席洪秀柱與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會面，稱為第二次洪習會[98]。

2022年2月4日，國民黨前主席洪秀柱率團訪問中國大陸參與冬奧開幕式。

2023年3月27日，國民黨前主席馬英九率團訪問中國大陸進行祭祖、交流行程。

2024年4月1日，國民黨前主席馬英九再次率團訪問中國大陸進行訪問、交流行程，期間與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北京會面[99]。

國共和解論

台灣統派人士建議，兩黨應結束敵對狀態，最早起源於連胡會雙方達成「促進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的共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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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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