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Ghren/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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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
1368年—1644年
国玺
京城
• 1368年－1421年	应天府（今南京）
• 1421年－1644年	顺天府（今北京）
国君姓氏	朱
君主	16
• 1368年－1398年	明太祖朱元璋（开国）
• 1628年－1644年	明思宗朱由检（亡国）
兴衰
• 1368年1月23日	朱元璋于应天府登基，明朝建立
• 1402年7月13日	靖难之役结束，朱棣登基，永乐盛世开始，明朝走向极盛时期
• 1449年9月1日	土木堡之变，明朝对外政策由攻势转为防御
• 1644年4月25日	李自成攻占北京，朱由检自缢，明朝灭亡
宗教	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白莲教、罗教等
通币	大明宝钞、银两、制钱

中国历史系列条目
史前时代 注			旧石器时代
			中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
古国时代 （三皇五帝）			铜石并用时代 （黄河文明、长江文明、辽河文明、珠江文明）
夏 前21世纪—前17世纪
商 前17世纪—前11世纪
周 前11世纪 ︱ 前256年			西周 前11世纪—前771年
			东周 前770年—前256年			春秋 前770年—前5世纪
						战国 前5世纪—前221年
秦 前221年—前207年
汉 前202年 ︱ 220年			西楚 前206年—前202年 西汉 前202年—9年
			新 9年—23年
			更始政权 23年—25年 东汉 25年—220年
三国 220年—280年			魏 220年—266年			蜀汉 221年—263年			吴 222年—280年
晋 266年—420年			西晋 266年—316年
			东晋 317年—420年			五胡十六国 304年—439年
南 北 朝 420年 ︱ 589年			宋 420年—479年			北魏 386年—534年
			齐 479年—502年
			梁 502年—557年			西魏 535年—557年			东魏 534年—550年
			陈 557年—589年			北周 557年—581年			北齐 550年—577年
隋 581年—619年
唐 618年—907年 武周 690年—705年
五 代 十 国 907年 ︱ 979年			后梁 907年—923年			十国 （吴、南唐 吴越、闽 前蜀、后蜀 荆南、楚 南汉、北汉） 907年—979年			辽 （契丹） 916年—1125年 西辽 1124年—1218年
			后唐 923年—937年
			后晋 936年—947年
			后汉 947年—951年
			后周 951年—960年
宋 960年 ︱ 1279年			北宋 960年—1127年			西夏 1038年—1227年
			南宋 1127年—1279年						金 1115年—1234年
蒙古帝国 1206年—1368年 元 1260年/1271年—1368年 北元 1368年—1388年
明 1368年—1644年 南明 1644年—1662年
后金 1616年—1636年 清 1636年/1644年—1912年
中华民国 大陆时期 1912年—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至今						中华民国 台湾时期 1949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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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年表

明朝（1368年1月23日－1644年4月25日）是中国历史继元之后的一统王朝。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在应天府（今南京）称帝。建立之初，他致力集中权力，借胡惟庸、蓝玉二案（胡惟庸案、蓝玉案），诛杀功臣，提高皇权。废除丞相，分权于六部。全国置十二布政司、由布政使、按察司、都指挥使分理民政、司法、军事。

朱元璋去世后，其孙朱允炆即位，但其在靖难之役中败于原驻守燕京的朱元璋第四子朱棣，也自此失踪。永乐十八年（1420年），迁都顺天府（今北京）。此后，明英宗亲征瓦剌，俘于土木堡（土木堡之变）。于谦另立英宗之弟祁钰为景帝。瓦剌议和，放回英宗，英宗为夺回帝位，发动夺门之变。隆庆、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实行改革（万历中兴），加强边防，修治河道。他推行的一条鞭法合并了各种名目的赋税杂役，减轻人民负担。

万历中后年，神宗不管政事，滥收矿监税。天启年间魏忠贤阉党祸乱朝纲，至崇祯帝即位后铲除阉党，但阉党倒台后，党争又起，政治腐败导致国力衰退，最终爆发大规模民变（明末民变），主要有李自成的“大顺”和张献忠的“大西”。崇祯十七年农历三月十九（1644年4月25日），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攻破北京，明思宗自缢于煤山（甲申之变），明亡。其残余势力曾先后在南方建立弘光等政权，史称南明。

经济方面，明廷在全国推广植棉，提倡栽种经济作物。明中后期，番薯、玉米等作物都先后传入中国，增加了粮食产量。手工业方面，遵化铁治、佛山铁治，景德镇的制瓷、松江棉布都较为有名。文化方面，王守仁的心学主张“心外无理”，“致良知”，一洗程朱理学之弊。《四大奇书》，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都留下深远的影响。

明朝的兴盛

主条目：明朝历史

明朝建立

主条目：元末民变、明朝统一战争和洪武之治

明朝第一位皇帝朱元璋画像。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元朝末期，官员贪污，贵族靡烂，朝政腐败，爆发红巾军为主力的民变（见元末民变）。朱元璋所部的义军纪律严明，用人唯贤，先后有冯国用兄弟、李善长、陶安、刘基等文士，徐达、常遇春、汤和等将领，势力日增。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占领集庆（今江苏省南京市），继而向苏、浙、皖、赣发展，采纳谋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经过几年努力，其军事和经济实力迅速壮大。二十三年（1363年），通过鄱阳湖水战，陈友谅势力基本被消灭。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自称吴王。至元二十七年（1367年），率军攻下平江（今江苏省苏州市），灭张士诚，同年又消灭割据浙江沿海的方国珍。元至正二十八年正月初四日（1368年1月23日），朱元璋于南京称帝，即明太祖，定国号“明”，以当年为洪武元年。

明朝建国之初，只有中原、江南和闽广地区。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徐达攻占元大都（今北京），元廷撤出中原，史称北元。徐达随之西征，攻山西的扩廓帖木儿，直抵太原。洪武二年，徐达、常遇春等军队攻陷张思道、李思齐等势力，置陕西、山西两行省。同时，明朝亦出兵攻克元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其后亦多次用兵（见明太祖北伐），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蓝玉追击至捕鱼儿海（今贝尔湖），消灭北元的势力。在南方，洪武四年（1371年），汤和、傅友德消灭位于四川的明玉珍势力。元廷撤出中原之后，云南的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依然奉元朝为正朔，和北元多有联络，朱元璋虽希望梁王归附明朝，但梁王不愿意。洪武十四年（1381年），傅友德率军消灭据守梁王，天下初定（见明朝统一战争）。

明太祖即位后留心农业，致力恢复社会经济生产；在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制度进行改革（详§ 经济、§ 政治一节）。他为了巩固皇权，大肆屠戮功臣大将。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之名处死丞相胡惟庸。事隔十年，又以株连李善长、陆仲亭等大批大臣，宣布他们奸党，连坐受诛者达三万余人（胡惟庸案）。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又借大将军蓝玉张狂跋扈之名对其诛杀，连坐被族诛的有一万五千余人，史称蓝玉案。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与郭桓案合称明初四大案，经此数案，“元功宿将相继尽矣！”。明太祖通过打击权臣、特务监视等一系列方式加强皇权，使明初的皇帝专制程度与中国历代各朝相比更为高。

靖难之役

主条目：靖难之役

明太祖在上任后实行了分封制。他的二十三个儿子和一个都被封为藩王，“分茅胙土，以藩屏国家”。诸王之中，以北方诸王势力较强，又以秦王朱樉、晋王朱㭎与燕王朱棣的势力最大。为防止朝中奸臣不轨，明太祖规定诸王可移文中央捉拿奸臣，必要时得奉天子密诏，领兵“靖难”（意为“平定国难”）。同时为防止诸王尾大不掉，明太祖也允许今后的皇帝在必要时可下令“削藩”。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驾崩。因皇太子朱标早逝，由皇太孙朱允炆即位。明惠宗年纪虽小，政治上却有其主见，他上任之后改变了前代尚武重刑的政风，减轻赋税，宽刑省狱。他为了巩固皇权，和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密谋削藩（见建文改制）。诸王之中，以燕王朱棣年龄最大，势力最强，为此他们先废掉势力较小的藩王，剪除燕王羽翼，其后再针对燕王。建文元年（1399年） ，燕王朱棣在姚广孝的建议下以“清君侧，靖内难”的名义，向南京起兵，是为靖难之变。经过四年的战争，燕王打败了明惠帝，朱棣夺位，即明成祖，年号永乐。明惠宗在宫城大火中下落不明。

朱棣以藩王起兵而得天下，对藩王的权势亦有所防犯，在巩固了自己的权势之后，便执行削藩政策。他先“复周王橚、齐王榑、代王桂、岷王楩旧封”，并多加赏赐。但当地位巩固，便先后削去齐、岷、辽王的官属或护卫，将统兵较多塞王内迁，并制定“藩禁”约束藩王。永乐十九年，朱棣的同母弟周王朱橚也被要求“献还三护卫”。这样，明成祖实行了削藩的目的。

永乐盛世

主条目：永乐盛世、郑和下西洋和永乐迁都

在明成祖任内，明朝的领土得到开拓；他多次派遣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外交流，史称永乐盛世。

明朝建立之后，北元和东北地区战事多发。永乐初年，蒙古分为兀良哈、鞑靼、瓦剌三大部，三部之间不断发生战争。明成祖同时实行招抚和防御的政策。在兀良河地区，置朵颜、泰宁、福余三卫，给予官职：又先后封瓦剌部、鞑靼部首领为王，给以印信，准各部与明朝贸易，并许其迁来内地居住。此外，明成祖又多次亲征漠北（见明成祖北伐），打击鞑靼、瓦剌势力。在永乐迁都之后，“明朝以北京为中心，以九镇为重要军防点，以卫所等为网络，以长城为屏障和阵地，形成北部的严密防线”，以抵御蒙古，有所成绩。

越南方面，明初，朱元璋遗使安南国王，建立了宗藩关系。永乐四年（1406年），成祖命张辅、沐晟出击安南，将安南纳入明朝版图（见明入越），设立交趾布政司。但好景不长，因明朝官府的压迫，加上陈朝尚多有支持者，越人多有反抗。宣德二年（1427年），明廷放弃交趾，明朝册封黎利为安南国王，史称“后黎朝”。黎朝基本的制度取法明朝，大力提倡理学，专汉文为“圣贤之字”。黎灏一朝，曾侵扰广西、云南。明廷有见永乐前鉴，采用姑息政策，只是加强边备，没有多加理会。

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次出使西洋，到访了多个东南亚国家，最远到达了非洲的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卜剌哇（今属索马里）、麻林（今肯尼亚马林迪）等地，并建立了友好关系。郑和下西洋的同时，许多外国使节也会乘郑和的船来中国。如永乐十七年（1419年）第五次下西洋时，便带回了十七个国家和地区的贡使。此外，满剌加、苏禄、渤泥、古麻剌朗的国王也来明访问。

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见永乐迁都）。成祖迁都北京，有利亦有弊。迁都促进了北京地区的经济开发，加强了明廷对北方边疆的统治。但北京的粮食供应不足，远离明朝的经济重心江南地区，使国家需花费大量金钱治河、治漕；北京城“一墙之外，逼邻大虏”也使明朝中后期蒙古、满洲军队容易进攻京师。

仁宣致治

主条目：仁宣致治和高煦之乱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亲征鞑靼阿鲁台，病死榆木川。其长子朱高炽即位，即明仁宗，年号洪熙，仅在位十个月。明仁宗的长子朱瞻基继位，即明宣宗。谷应泰评论：“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史称“仁宣致治”。

朱高煦是朱棣的次子，英勇善战，多次随朱棣征战南北，朱棣在任皇帝之前，曾许事成后立朱高煦为太子。相反，长子朱高炽身体肥胖，不能骑射，有足疾，朱棣对他多有不满，永乐二年（1404年）议立太子的时候，成祖虽多有犹豫，但最后依然立朱高炽为太子。朱高炽自比李世民，“我英武，岂不类秦王世民乎！”，有不臣之心。洪熙元年（1425年），朱高煦作乱（见高煦之乱），历时一个月即被平定。

仁宣二宗在位十二年间，采取守成之策。他们紧缩财政开支，与民休息：信用大臣，用“三杨”掌阁务，臣子也多直言得失，较愿接受臣下的意见；重视内治，裁减冗官，在宣宗任内设置了巡抚官，以减三司互不统属的问题。但仁宣致治背后有所局限，他们对漠北蒙古实行消极防御政策，留下日后蒙古南侵的问题；宣宗重用宦官，为明英宗时期的太监专权埋下隐患。

明朝的中衰

土木之变

主条目：土木之变和夺门之变

明英宗自小宠信服侍左右的宦官王振，自此开始明朝的宦官严重专权。正统七年（1442年）限制王振权势的张太皇太后去世，当时明英宗仅十五岁，王振更加揽权。元老重臣“三杨”死后，王振专横跋扈，将明太祖留下的禁止宦官干政的敕命铁牌撤下，举朝称其为“翁父”，明英宗对他信任有加。王振擅权七年，家产计有金银六十余库，其受贿程度可想而知。

正统是明朝民变的高发期。明代的银矿被官府所垄断。英宗即位之后，虽多次申令严禁民间开挖，但依然有大量人民进山“盗矿”，官府便派兵剿捕。正统十年（1445年），在浙江有叶宗留起义；正统十三年（1448年），在福建有邓茂七起义，均为矿工起义。两股起义军“互为声援，始入彼出”，使官军疲于奔命。同时，在广东还发生了黄萧养起义。

麓川宣慰司位于今云南瑞丽县等地区，与缅甸接境。正统二年（1437年），云南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叛变。正统五年（1442年），被沐昂的地方军队所平服，思任发表示愿意进贡谢罪。朝中大臣大多认为不必再战，但王振为了“示威荒服”，一意孤行，力主用兵。明廷先后三征麓川，“老师费财，以一隅骚动天下”，损耗了明朝的国力。

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率军南下伐明。王振耸使明英宗领兵二十万御驾亲征。大军离燕京后，兵士乏粮劳顿。八月初大军才至大同。王振得报前线各路溃败，惧不敢战，又令返回。回师至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八月十五日，也先假意求和，在王振的命令下全军撤出原有壕沟，被瓦剌军追上，士兵死伤过半，随从大臣有五十余人阵亡。三大营几乎全军覆没，明英宗突围不成被俘，王振为将军樊忠所怒杀，即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的消息来到北京后，朝中混乱。一些大臣要求迁都南京应天府，被兵部侍郎于谦驳斥。同年，大臣拥戴明英宗弟朱祁钰即位，以求长君，即明景帝（又称明代宗），年号景泰。于谦升兵部尚书，整顿边防积极备战，同时决定坚守北京，随后京师、南京、河南、山东等地勤王部队陆续赶到。同年十月，瓦剌军直逼北京城下，也先安置明英宗于德胜门外土关。于谦率领各路明军奋勇抗击，屡次大破瓦剌军，也先率军撤退。明朝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于谦力排众议，加紧巩固国防，拒绝求和，并于次年击退瓦剌多次侵犯。

景泰元年（1450年），也先认为绑架明英宗已无意义，释放了他。然而明景帝因为皇权问题，不愿意接受明英宗，先是不愿遣使迎驾，又把明英宗困于南宫（今南池子）软禁，并废皇太子朱见深（即后来的明宪宗）为沂王，立自己的独子朱见济为太子。不久见济病死，没有儿子的景帝也迟迟不肯再立朱见深为太子。景泰八年（1457年），石亨、徐有贞等在景帝重病之际发动兵变，拥戴明英宗复辟，史称夺门之变。徐有贞率军攻入紫禁城，石亨等人占领东华门，禁锢了景帝，英宗复辟。

复辟后，英宗将于谦下狱，打击景泰朝的大臣，大行封赏帮助自己复辟之人。英宗任用徐有贞为内阁首辅，对他非常信任，而不久就被流放。曹吉祥、石亨二人权倾朝野，他们发动了曹石之变，失败，皆被杀。英宗以李贤等贤臣掌政，此后至英宗过世为止，最高权力机构都较为平稳。

宪宗怠政

天顺八年（1464年），明英宗过世，儿子朱见深即位，即明宪宗，年号成化。明宪宗为于谦冤昭雪，恢复景帝的帝号，平反了夺门一案。统治上，宪宗庸碌无为，史称“是时帝怠于政，大臣希得见，万安同在阁，结中戚贵畹，上下壅隔”。他终日专宠万贵妃，宠信宦官汪直、梁芳等人，晚年好方术。以至奸佞当权，西厂横恣，盗窃威柄。明宪宗直接颁诏封官，是为传奉官。这使得传奉官泛滥，舞弊成风，直到明孝宗才全被裁撤。他也是皇庄的始置者。该举措事实上鼓励豪强门阀兼并土地，危害不浅。宦官汪直受到明宪宗的宠信，透过西厂张狂跋扈。不久后由于民愤四起，西厂被罢，但汪直依然握有大权。直到成化十八年（1482年）汪直因言官弹劾才被贬。

成化年间的边疆不甚安宁。在北方，成化六年（1471年）蒙古各部占据了河套地区，明廷虽多次进剿，但蒙古人“去𫐄复来，迄成化末无宁岁”。在荆州、襄阳一带，集中了很多流民来垦荒、开矿，至成化年已达一百五十万人左右，明政府采取措施，迫使流民返回原籍。成化元年，刘通、石龙在湖广领导流民起义，后被镇压；成化六年，李原再次发动起义（见荆襄流民起义）。

广西大藤峡地区（今广西金秀）也颇为混乱。早于景泰七年（1456年），瑶人侯大苟率领瑶、僮族（今壮族）人起义，起义势力不断发展。成化元年（1465年），明廷俘获侯大苟，侯郑昂又接过起义大旗，至成化八年才被压制下去。大藤峡一带随服随叛，有谓“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兵来我去，兵走我还”，在嘉靖七年、十八年间又有起义，后被平定（见大藤峡起义）。

弘治中兴与武宗荒嬉

主条目：弘治中兴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明宪宗去世，其子朱祐樘继位，即明孝宗，年号弘治，其在位期间政治清明，史称“弘治中兴”。夏燮认为他是“中兴之令主”，然其任内亦有弊端。

明孝宗先是将明宪宗时期留下的一批奸佞冗官尽数罢去，逮捕治罪。并选贤举能，任用王恕、马文升、刘大夏、李东阳等人，将能臣委以重任。孝宗勤于政事，每日两次视朝，广开言路，对批评他亦虚心接纳。明孝宗对宦官严加节制，锦衣卫与东厂也谨慎行事，用刑宽松。明孝宗力行节俭，减免税赋。但明孝宗任内宠信宦官李广，任由他抢夺民田；任用看风使舵的刘吉。在弘治八年后，明孝宗热中于斋醮、烧炼，荒于政事，至弘治末年才得到改善。

弘治十八年（1505年）明孝宗去世，其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年号正德。即位不久，便信任刘瑾、谷大用等宦官（八虎），和他们一起戏玩作乐，不管政事，朝中大事皆由刘瑾自决。朝中虽有大臣上言“八虎”罔上诬下，也被革职。正德五年，刘瑾被武宗处以极刑。但武宗未改其声色犬马。他频频出巡，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叛乱，明武宗假藉出征江西宁王朱宸濠为由而南下游玩，至次年七月才到南京，亲自俘虏已被王守仁击败的宁王。

正德一朝，因为统治阶级腐败，加上土地兼并严重，农民起义多发。在四川，蓝廷瑞、鄢本恕、廖惠分别自称“顺天王”、“刮天王”、“扫地王”，群起作乱，历时四年才被朝廷平定（见川蜀盗乱）。在京畿地区，刘六、刘七在霸县（今河北霸州市）起事（见刘六、刘七起义）。在江西，正德六年（1511年）前后，江西各地也发生了大规模农民起义，持续不断，几近波及全省。正德十二年（1517年），江西南部的农民起义更为激烈，转战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广交界，其后被王守仁所平定。

嘉靖年的中兴和怠政

参见：大礼议、嘉靖中兴和隆庆新政

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武宗于豹房驾崩。武宗无子，明孝宗之侄兴献王朱祐杬之子朱厚熜入嗣大统，是为明世宗。登基前后，因时任内阁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护礼派引宋濮安事，强令明世宗尊亲生父母为皇叔父母，引起明世宗的反感，是为大礼议之争。最终明世宗在张璁等议礼派支持下，得以尊父母为皇帝与皇后、立太庙在明武宗之上。反对者多被罢官或被下诏入狱。明世宗赴京即位后，“求治锐甚”，史称“嘉靖中兴”。他清扫了武宗年间作恶的宦官，清理庄田，开放言路，明人霍与瑕曾评论：“嘉靖初政，自洪武、永乐以后，百年仅见”。

即位不久，世宗便荒怠政事。他迷信方士，在宫中日夜做法。当时大臣能否进用，都视乎能否写青词，夏言、严嵩、徐阶都以善撰青词得宠。他爱好祥瑞，掩盖灾异，官员们都以祥瑞粉饰太平。明世宗宠信权臣严嵩，他任首辅十四年间，排斥异己，结党营私。其子严世蕃协助其父作恶。朝臣虽然不断有人弹劾严嵩结党营私，但均以失败告终。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严世蕃被充军、严嵩被勒令致士。。

嘉靖时期的怠政，使国家财政拮据。在明中期，军屯制度不行，边防军依靠国家补助，募兵制的实行，也使军费大量增加。在北方，鞑靼占据河套，东南沿海则有倭寇，时人有“北虏南倭”之称。“南倭北虏”的战争，官员的数量增加，加上贪官的中饱私囊，明朝进入了巨大的财政危机。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户部尚报告“太仓积贮粮米有余”，至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史载“是时边防供繁费，加以土木祷祀之役月无虚日，帤藏匮竭”。嘉靖三十年（1551年），明朝政府在南直隶，浙江等州县增赋一百二十万两，为“加派”。三十六年（1557年），又在江南等地增役银四十万两，为“提编”。其后又有“箕敛”、“派括”、“算税”、“折民壮”等加派名目。

嘉靖初期，全国各地赋役负担已经很严重。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明廷在中、后期又增加各地的赋役，遂引发了不下四十五次的起义，起义主要集中在中晚期。起义者有农民、盐徒、矿工，乃至军人。嘉靖一朝，规模较大的起义有嘉靖元年（1522年）十一月的山东王堂起义（属矿工起义）、七年（1528年）二月的山东陈卿起义、三十二年（1533年）七月的河南师尚诏起义、四十年（1561年）广东饶平县张琏起义。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明世宗驾崩，皇太子朱载坖即位，即明穆宗。明穆宗在任内整肃吏治，施行了一些“安民生，足国用”的措施，史称隆庆新政。然隆庆朝的政治和嘉靖朝相比，变化不大。穆宗喜爱玩乐挥霍，怠于政事。隆庆朝的财政依然紧张，人民起义多发。

隆庆五年（1571年），在王崇古、张居正等力排众议下，俺答汗被封为顺义王，两地互市，经济得以往来，史称“俺答封贡”。其后的三娘子继承和平的政策。数十年间明蒙之间边境安宁和平。

居正改革

主条目：万历中兴

嘉靖、隆庆年间的财政问题，及多发的人民起义，说明明朝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需要改革。早于嘉靖中、后期，桂萼、欧阳铎、潘季驯和庞尚鹏等人已经开展了一些赋役制度改革。隆庆年间，海瑞、高拱等人亦展开了改革活动。然而以张居正所实行的改革规模最大。

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因中风突然驾崩，年仅九岁的皇太子朱翊钧继位，即明神宗。神宗年幼，由太后摄政。重臣高拱由于与太后信任的宦官冯保对抗而被罢官。张居正极力巴结穆宗陈皇后和神宗生母李贵纪，得到她们的支持，得以进行改革。

明朝政府虽然制度了对官员的考察制度，但执行不严，如同空文。为此，张创立了“考成法”。他重视边防，重用名将李成梁、戚继光等，镇守北部边防，在居正任内，“边境晏然”经济方面，他注意清理逋欠田赋，清丈全国的田地。万历九年，他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将赋役以及土贡方物等杂征合为一项，一律征银，并按人丁和田亩分摊，减少了行政手续。“开源”的同时，还注意“节流”，裁减冗官冗费，节约皇室开支。

首辅原则上只是协助皇帝的辅政机构，并没有执政的能力，张居正的改革是依靠掌握吏部和都察院而展开的。在其反对者来说，张居正是在越权。万历五年（1577年），按儒家伦理他需要丁忧，但张居正以为改革事业未竟，不愿丁忧。他的政敌借此大做文章，此即为夺情之争。张居正虽得到神宗的支持，被夺情起复（免于在家守孝），但其品行评价也因此大打折扣。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逝，其政治盟友冯保不久后也被清算。朝臣得知神宗的心意，开始弹劾张居正，张居正被抄家。改制渐渐回复原状。

明朝的灭亡

万历怠政

一幅由明代画师所绘的明神宗朱翊钧画像。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朱翊钧为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张居正死后，明神宗亲政。内阁、宦官的权力在此时期大为降低，但明神宗本人对政务不多关心，连辅弼大臣也不愿接见。申时行任首辅九年，只被召对三次。他不视朝听政、不批答奏章，官缺不补，朝廷事实上在瘫痪或半瘫痪的状态。

由于朝政混乱，部分中下阶官吏在政治上受到排斥，纷纷要求政治改革，并强调道德标准。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癸巳京察形成了东林党。主持京察的孙鑨、李世达和赵南星，利用京察将不符他们标准和不属于东林党的官吏降职解雇。经过多次京察后，引起众多反对党如宣党、崑党、齐党、浙党等兴起并与东林党互相倾轧。自此门户之祸坚固而不可拔，图使朝政空转内耗。

神宗有二子，长子朱常洛，由宫女王氏所生；三子朱常洵，由神宗宠爱的郑贵妃生。明神宗偏爱皇三子朱常洵，不愿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多次拖延。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年在皇太后的强迫下，朱常洛才被封为太子，是为“国本之争”，东林党和反对东林党的借“国本”问题互相攻击，相互逐罢。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朱常洛登基，任一个月后，服李可灼的红丸而猝死，史称“红丸案”。

万历年间，贵族人家养成了奢华的生活风气，明神宗任内也挥金如土。明神宗他的挥霍无度主要体现在：膳食和金珠宝石的开支，各种典礼的花费不断增加；匠役、宦官的数量增多，以及是兴建大量土木建筑。他为了聚敛财富，明神宗向各地衙门的国库索要金钱，并派遣宦官开矿榷税。矿监税使实际上是向百姓敲诈勒索，同时伤害了地方政府的税源。虽然大量官员为矿监税使上疏，建议明神宗停派矿监税使，但明神宗没有听进去。在万历中后期，发生了三十多起反对矿监税使的民变，有临清民变、武昌民变、苏州民变等。

东林党争和明末民变

明熹宗朱由校由于幼年丧母，对乳母客氏有特殊感情，魏忠贤则从小就照顾朱由校。当熹宗即位之后，二人日渐得势。隆庆早期大量启用东林党人，天启四年（1624年），魏忠贤任东厂提督，给予他司法和惩罚的权力，自此东林党势力日减，阉党势力日增。魏忠贤气焰最为嚣张之时，被称为“九千岁”。魏忠贤大肆打击东林党，大毁东林党人的书院，伪造《东林党点将录》上报朝廷。天启七年（1627年）明熹宗去世，其五弟信王朱由检继位，即明思宗，年号崇祯。

明思宗即位后，铲除了魏忠贤、客氏等人，依附魏忠贤的都被贬黜或处死。明思宗多疑而躁刻，果于屠戮大臣，信用宦官，不善用人，其统治期间，内阁大学士换了五十人。在崇祯一朝，阉党和东林党争议不断，东林党人本身亦走向腐化，放弃了他们的改革主张，“朝廷之上，玄黄互战，不讲固境恢圉之术，而但务于口锋舌剑”。

在崇祯一朝，严寒、干旱、饥荒、蝗灾、地震、鼠疫等天灾频频出现。1627年至1641年间，黄河流域出现连续14年的严重干早，灾情蔓延至整个长江以北地区。崇祯十三年（1640年），123个县出现人相食的情况，是近500年以来最严重的。当时，粮食歉收，食物供应缩减，商品交易停止。

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大饥，王二杀知县张斗耀，展开了起义（见王二起义、明末民变）。其后，府谷王嘉胤、汉南王大梁、安塞高迎祥相继起义。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起兵延安，号“八大王”。明政府先是以杨鹤为三边总督，“以抚为主”，后以洪承畴为总督，以“进剿为主”，但都告失败。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攻克洛阳。十七年（1644年），建国“大顺”，改元永昌，三月十九日攻克北京。明思宗在煤山自缢，明亡。明朝灭亡后，明宗室先后建了立了一些地区式政权，主要势力有：福王弘光帝朱由崧、鲁王监国朱以海、唐王隆武帝朱聿键与绍武帝朱聿𨮁、桂王永历帝朱由榔等，史称南明。顺治十八年（1661年），永历帝被俘，南明最后一个政权结束。

政治

主条目：明朝政治

内阁制度

主条目：明朝内阁

内阁的衙署文渊阁，明朝政治中心之一，位于紫禁城三大殿东侧

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废中书省，罢丞相。朱元璋见政事大多，一人不能处理，遂置四辅官，以协助处理，洪武十五年（1382年）废。他改置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诸大学士，统称“殿阁大学士”。至明成祖即位之后，朱棣选解缙等七人入值文渊阁，备顾问，参机要，标志内阁正式成立，内阁即指文渊阁。永乐时期的内阁阁臣品秩不高，但内阁的事权较洪武一朝较为扩大。

在洪熙、宣德、正统初年，内阁地位继续增加，“阁职渐崇”。侍郎、尚书入阁的比例越来越来，内阁的品秩越来越增加。正德间，内阁下置诰敕、制敕两房，两房皆设中书舍人。此时候，内阁的职掌更为清晰，拥有议政权，允许代皇帝草拟批答，即票拟。所有奏章先发给内阁，让阁臣先拟好意见，“小票墨书”，将意见贴在中奏疏的封面，然后上奏。

嘉靖时，宦官势力受到排斥，形成专政的局面。内阁大学士开始有首辅、次辅和群辅的分别。权臣之间，又长期有门户之争。内阁大学士结党，攀引门生，以各种权术打击竞争者。张璁、夏嵩、严嵩都以此方式出任首辅中。至万历初年，阁权更大，超过了六部，多位内阁首辅独揽权力，如杨廷和、夏言、张居正等。万历中后期之后，内阁为了明哲保身，大多不求进取；为了巩固地位，在朝中建立朋党。内阁权力较之前为低。

六部

参见：明朝尚书与都御史年表

胡惟庸案之后，朱元璋废丞相之职，取消中书省，升六部为正二品部门，向直接对皇帝负责。六部以吏、户、兵三部或因权重，或因事繁，称为“上三部”，在礼、刑、工部之上。六部各设尚书一人，左右侍郎一人。下有清吏司，所属清吏司各设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主事一人（事务较繁者增设一人）。各部机构设置及职责分工如下：

• 吏部：负责全国官吏的选授、封勋、考课等政令。下有文选、验封、稽勋、考功四清吏司。
• 户部：负责管理全国户口、田赋，俸饷及一切财政事宜。事务最为繁重。最初只有五个属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为了减轻工作负担，设十二清吏司，和十二布政司相对应。其后随布政司建立所变更，宣德时定为十三个清吏司。
• 礼部：负责典礼事务与学校科举之事。下有仪制（掌嘉礼、军礼及科举、学校事务）、祠祭（掌祀典及天文、国恤、庙讳）、主客（掌宾礼和外国朝贡事务）、精膳（掌宴飨、品料、酒膳等事务）四个清吏司。
• 兵部：负责全国军事，掌全国军卫，武官选授。下有武选（掌军官和士官选授、升调）、职方（掌舆图、军制、城隍、镇戍、简练、征讨）、车驾（掌卤簿、仪仗、禁卫、驿传、厩牧）、武库（掌兵籍、兵器）四清吏司。
• 刑部：负责管理全国刑罚政令和审核刑名之事。和户部一样，清吏司的数目和布政司对应。
• 工部：负责管理全国工程事务。下有营缮（掌经营兴作之事）、虞衡（掌山泽采捕和陶冶之事）、都水（掌估销工程力役、费用之事）、屯田（掌屯种、抽分、薪炭、夫役、陵墓之事）四清吏司，和宝源局、抽分局等机构。

地区行政

万历八年（1580年）的明朝疆域

明朝初期沿元制，地方设行中书省。后因行省权力过大，一分为三，设都、布、按三司。都挥指使司（简称都司）掌地区军事，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掌行政、按察使司（简称按察司）掌司法，三人合管一省事务。其下有直隶州、府、县（见图）。洪武一朝对于府、州、县有较大规模调整之后，除永乐年间设置贵州布政司、交阯布政司外，终明一代，变化并不大。至明末崇祯十三年（1640年），明朝一共有162府（含军民府）、255州（含直隶州、属州、土州）、1173县。

都指挥使司，掌军事事务。都司一级包括了都司、行都司、留守司。洪武十三年，有13个都司，2个行都司；二十六年增至15年都司，3个行都司；正德四年，增至16个都司，5个行都司。

布政使司，掌行政事务。洪武九年，改浙江、江西等十二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废行省平章政事等官，改参知政使为布政司。至宣德初年，全国设十三布政使司，为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浙江、江西、湖广、四川、广东、福建、广西、贵州、云南。较元代行省而言，划界上较为考虑“山川形便”的原则。

军事制度

主条目：明朝军事

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朱元璋置太都督府最高军事机构。洪武十三年（1380年），设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五军都督府互不统辖，分别管理京师和各地卫所和都指挥使司。卫所军是明朝的常备军。大抵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指挥使司，长管为指挥使，管辖五个千户所，千户所之下有五户所、总旗、小旗等，“大小联比成军”。

在明初，卫所军队主要来自“从征”、“归附”、“谪发”、“垛集”四类。有诸将原有之兵，即为“从征”；元兵及群雄兵向朱元璋投降的，即为“归附”；获罪充军，即为“谪发”。而最主要的来源则是垛集，从户籍中抽丁而来。卫所军士别立户籍，称为“军籍”。军籍是世袭的，因为明代军士的地位低下，在明初期已经有大量逃军，至明中期更为严重。当正军一家全部亡绝、或者逃亡，则到原籍勾其族人顶充，即“勾军”。明朝为进行全国的大规模清军，编定清勾军册，派遣清军官以勾军。清军政策不但不能补足军队，反而扰害了百姓，因此至宣德、嘉靖年，卫所制已经崩溃。

明中期始行募兵制。正统末年，土木之变后，因为京军尽丧，加上勤王军队未至，只能派朝军募兵，这是募兵制的源起。最初募兵只是在军事需要的时候进行，嘉靖年间，东南倭祸严重，为了抗击倭寇，便以募兵方式招募军队。北方的边军乃至京营也日渐而募兵代替和补充卫所军。嘉靖年以后，明朝以募兵为主力，卫所军只是保留虚名而已。

司法、监察制度

明代法规有律、诰、例、令等。明朝的刑律主要是《大明律》30卷。相较《唐律》为简核，但不如《宋律》宽厚。《大明律》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变通了体例，调整了刑名，肯定了明初人身地位的变化，注重了经济立法，在体例上表现了各部门法的相对独立性，并扩大了民法的范围，结合“礼”和“法”。明太祖留下祖训，不得更改《大明律》一字，因此后代皇帝都以条例以补不足，主要有弘治朝的《问刑条例》。

皇帝有最高最大的司法权力，其下有三法司。三法司即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刑部负责受理天下上诉案件，审核地方的要案以及中央百官的案件。其下有十三清吏司分治各省案件。大理寺则负责审核案件，都察院则负责监察刑部的审理和大理寺的复核。假如有重大案件，则由三法司共同审理，由皇帝判断。各府州有按察司，负责审理各府州的案件。

都察院是明代创设主管监察的中央官署，其前身为汉以后设立的御史台。洪武十五年（1380年），置都察院，设监察都御史八人（正七品），分监浙江、河南、山东、北平、山西、陕西、湖广、福建、江西、广东、广西十二道，各道置御史三至五人（正九品）。其后多有变更，在宣德十年（1435年）订为十三道。都察院的职表是专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及一齐不公不法等事。

宦官机构

明代的宦官机构较为主要的有：十二监（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四司（惜薪司、钟鼓司、宝钞司、混堂司）、八局（兵仗局、银作局、浣衣局、巾帽局、针工局、内织染局、酒醋面局、司苑局），总称“二十四衙门”。司礼监是二十四衙门之首，设提督太监一员、掌印太监一员，秉笔、随堂太监四五员。提督太监负责管理内廷。掌印、秉笔、随堂太监则分别掌管批红、宣旨、提督东厂的工作。批红本由皇帝负责，在宣德年后多由司礼监代行。

厂卫制度

明代内廷的特务机构有东厂、西厂、内行厂和锦衣卫，合称“厂卫”。东厂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置；西厂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置；内行厂则于正德初年置，仅置五年。东、西厂或内行厂的头目，多由司礼监兼任。东、西和内行厂都为宦官机构。锦衣卫，洪武十五年（1382年）置，“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由皇帝的心腹管理。厂和卫的职权相当接近，但因为锦衣卫属外官，奏事需用奏疏，较为繁琐，因此不如东厂权力较大。厂卫可以不经由正式司法机构的的审判过程，而判决并处罚犯人。

户口制度和人口

户口制度方面，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命户部制订户籍、户帖（登记人口田产的帖子），统计全国人口，这次明朝第一次比较全面的人口普查。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太祖“以赋役不均，命户部编赋役黄册”。规定每里（一百一十户）编为一册，册前有一总图，记录税粮户口之类。鳏寡孤独不服徭役者，则带管于一百一十户之外，列于图后，称为“畸零”。册子一份四份，一份送户部，三份分别保在于司（省）、府、县。赋役黄册每十年编造一次。赋役黄册可以使户部得知人口的变迁，也使赋役负担尽可能合理。明中期后，黄册制度败坏，只是徒具形式。

在《明实录》中，户口统计数字计有136次，但这些人口统计有“有头无尾、人口减少、变化无常、连年照抄”的问题，缺乏可信度。若据《明实录》等史料的说法，明朝的户口是越来越少的，大多都低于洪武一朝的数字，但实际上明朝大体而言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战争，社会秩序平静，按理而言是上升的。对于明代人口数字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据何炳棣的研究，在十四世纪后期，明朝的人口大约有6500万。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约有1.5亿人口左右（数字只包括两京十三省）。明朝中期后，全国范围内的性别比曾一度达到每100个女性中有150个男性的状况，有些地区甚至出现每一百个女性中有大约300个男性的状况。有明一朝普遍存在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

对外关系与边疆经营

朱元璋吸收了前朝的教训，认为“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除了对北元势力积极防御之外，对其他国家对奉行友好政策。他即位之后，立刻向周围地区遣使通好，周面邻国发生战争则协助调停。名义上，明廷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是宗藩关系，以“天朝上国”自居；实际上，明廷和其他国家只留于利益形式，周围的国家向明廷进贡，以换取经济回报，“厚往薄来”。

明政府三令五申，禁止人民私自出海贸易，“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但明政府允许一定数量的朝贡贸易，并设立了市舶司以专门管理朝贡贸易。在永乐年间，海禁政策依然得到执行，朝贡贸易特别发达。在明朝中期，地方官对于海禁执行并不严，时松时紧。隆庆元年（1567年），准许海商在福建漳洲的月港进行海上贸易，史称隆庆开关，自此明朝的海禁政策结束。

帖木儿帝国

帖木儿帝国方面，洪武二十年（1387年），帖木儿帝国首次遣使到明朝。在洪武永乐之间，明朝派遣陈诚等人出使西域，两国发生磨擦。永乐二年（1404年），帖木儿领兵八十万攻明。次年春，帖木儿中途病死，大军返回。永乐年间，两国又重新修好。据《明实录》等书记载，自洪武年间至万历九年（1581年），帖木儿朝贡至明首都达五十余次；洪武至天顺年间，有十一次遣使撒马儿罕，两国关系良好。

日本

主条目：倭寇和万历朝鲜之役

在明朝初期，在洪武年间，因为沿海多有倭寇，方、张余部多和倭寇勾结。再加上当时日本分裂为南北二朝，明太祖虽有派人与日本修好，但南朝的怀良亲王已自顾不暇，对明廷态度冷淡。至永乐年间，明成祖遗使和幕府足利义满修好，两国使节频繁来往，两国展开了勘合贸易（见明日贸易），至永乐九年（1411年）为止。宣德年间，勘合贸易再开。名义上来说，勘合是由幕府支配的，但不久后便落人大内氏、细川氏二个大名之中，他们又交由商人控制。在经济上，明廷难以得益，只是希望以此维护沿海安定。至嘉靖年间，经济出现危机，便难以维持勘合贸易。嘉靖二年（日大永三年，1523年），大内氏和细川氏因勘合乎效力之辩的问题，发生宁波之乱，朝延便不再发新的勘合，又加上沿海多有倭乱，贸易因此中止。

世宗闻讯之后，遂罢勘合贸易。取而代之的是，中国海商和倭寇相勾结，进行贸易或者抢劫他们所需要的物品。倭寇之乱中，大多数实际上是中国海商，少数才是日本人，“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明廷虽然派朱纨任淅江巡抚，以治理倭患问题，朱纨反遭御史攻讦，愤而自尽。其后，戚继光所组建的“戚家军”卓有战绩，寇祸才此平息下来。

朝鲜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遗使持金印封文诰，封王颛为高丽国王，确立两国宗藩关系。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意欲占领朝鲜。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进攻朝鲜，朝鲜国王逃到义州并派使节向明朝求救。明朝一度取得战争的胜利。中日一度进行和谈。但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后，日本再次进攻朝鲜，战争进入僵局状态。万历二十六年，丰臣秀吉逝世，日本军心动摇，结果撤军。此即为壬辰卫国战争。天启七年（1627年，天聪元年）皇太极攻打朝鲜，朝鲜政府被迫签订“江都和约”，朝鲜同明朝的关系中断。

欧洲国家

与葡萄牙的关系。正德十二年（1517年），安特拉德和皮莱资等率船到达广州，广州官员没有允许他们登岸。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军和葡萄牙发生屯门海战、西草湾之战，葡萄牙战败。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商托言晾晒货物，请求在澳门定居，并向官员行贿，明朝见有利可图，便没有理会。

与荷兰的关系。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荷兰船队到达澳门，请求贸易，未准，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他们在广东一无所得，便转向福建，占领了澎湖约五个月左右，结果被明政府驱逐。崇祯十五年（1642年），荷兰人驱逐了西班牙人，占领了台湾北部。

西南各民族

在云南、贵州、两广、湖广和四川等地，聚居着苗、瑶、彝、傣少数民族。明朝建立之后，承袭了元朝政府对这些地区的制度，设立了土司管理，由当地各族的大小首领世袭。西南地区先后发生了数次较大规模的叛乱，有麓川之役、播州之役、奢安之乱等。

藏族

永乐年间，明皇朝和乌斯藏的关系密切。早于洪武二年（1369年），明朝首次派遣官员“持诏谕吐蕃”。明太祖遣使册封帕木竹巴王朝僧俗为官，并赐印。后明廷在藏区先后设立了乌思藏都指挥使司和朵甘行都指挥使司。明成祖即位之后，改变了元朝独尊萨迦的制度，尊崇各派，对于各地藏传佛教宗教首领都各有封号。西藏与汉地的经济交易频繁，明朝廷先后在秦州（今甘肃天水）、洮州（今甘肃临潭）等地设茶马司管理互市贸易。

女真族

参见：后金和明清战争

洪武四年（1371年），元辽阳行中书省左丞刘益降明，置辽东卫。洪武二十年（1385年），纳哈出降明，女真各部“悉境归附”。永乐七年（1409年），设奴儿干都司以管理东北地区，下设一百八十四个卫，二十多个所。万历十一年（1583年），建州左卫指挥使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被明军误杀。努尔哈赤以祖父、父亲遗甲，统一女真各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宣布独立，建国“后金”。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为祖、父报仇，开始伐明，攻陷抚顺。杨镐率明军分作数路进攻后金，为努尔哈赤所败，为萨尔浒之战。明朝阵亡将士四万五千有余，损失马骡驼二万，自始明朝对后金不得不由进攻进入防御。明廷改用熊廷弼守辽东，他“督军士造战车，治火器，濬濠缮城，为守御计，令严法行，数月守备大固”，后金不敢侵犯。

熹宗即位后不到一个月，即罢免熊廷弼，改任袁应泰。袁应泰为浙党信赖，为人精敏强毅，但“用兵非所长”。他一改熊廷弼守御的方策，打算进攻后金。次年三月，即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攻陷沈阳，袁应泰自缢，熹宗重新起用熊廷弼。二年（1622年），广宁失守，孙承宗任辽东督师，法度严明，后金一时不敢西进。天启五年，孙承宗被撤职，改由阉党高第经略辽东。次年，努尔哈赤再次攻明，高第率兵退回关内。袁崇焕以二万军队抗击后金五、六万人，以少胜多，取得宁远大捷。

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绕道蒙古攻明，袁崇焕率兵来援。明思宗中皇太极的反间计，袁崇焕被杀（己巳之变），“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不久皇太极在盛京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并且五次经长城入侵明朝直隶、山东等地区（清兵入塞）。当时直隶连年灾荒疫疾，民不聊生。辽西局势亦日益恶化，清军多次与明军作战，最后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占领锦州等地，明军主力洪承畴等人投降，明朝势力退缩至山海关。自此明军再无力和清朝对抗。

经济

农业

自明朝就开发至今的云南梯田

农业占明朝经济一半乃至70-80%的生产总值。明朝初期，战火连年，自然灾害严重，农业经济近乎在崩溃的边缘。为了恢复农业，明廷主要有移民垦荒、军队开荒、建设水利等措施。移民垦荒大致是从“狭乡”移入“宽乡”，主要集中在内地“土旷人稀”的地方。军队开荒方面，主要集中在边陲地区。在洪武初年，每年需要由南方运粮至辽东军队；至永乐一朝，已经自给自足而有余。此两项政策调整了全国农村人口和耕地布局，并增加了全国人口和耕地面积。为了发展农业，明廷重视水利建设，特别是江南水患的治理。在建文四年（1402年）至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间的210年，在《明实录》记载75项较大的水利工程之中，南直隶地区占44个，可见明政府对江南水利的重视。

在明朝，特别是明朝中后期，经济作物的种植得到发展。政府推行了“折色”的税收方式，可以改征其他实物或银钱以代替粮食作赋税，鼓励百姓不只裁种粮食作物。棉花在成化、弘治年间“其种已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农民摸索出种植棉花的新方法，提高了产量，棉花取代了丝、麻成为一般人纺织制衣的原料。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都得到的快速的发展，如蓝和红花等染料作物、花生、胡麻等油料作物、甘蔗、茶树、果树、蔬菜、花卉等。烟草在万历年间引入中国，很快就推广至全国栽种。粮食作物方面，栗米和番薯在明中后期传入了中国，使旱地和山地得到利用，增加了全国粮食产量。

农学在明代多有发展。在明代，农业生产工具得到改善，代耕架得到应用。农业思想得到发展，形成“三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物制宜）原则。施肥、改良土壤技术得到发展。书籍方面，徐光启《农政全书》论述了屯塈、口利、备荒的方法，总结了过去的农学成果。喻氏兄弟《元亨疗马牛驼经全集》论述了马、牛、驼的饲养方式，兽医学有所发展。

手工业

《天工开物》中的花机

明代的手工业水平较前代有所提高，主要体现在棉纺织业、丝织业、陶瓷业、矿治业、印刷业、造纸业。榨油业、造纸业、印刷业、制糖业、制茶业、浆染业也较前代发达。

棉纺织业。原棉的加工工具大多较前代为进步。在明代出现了搅车（一种轧棉花去籽的工具）和纺车技术上都有所进步，宋应星记述“今之搅车，以一人当三人矣”，效率上有所提高。棉纺织业的分布广泛，“凡棉布寸土皆有”，成为普及全国的手工业，当中以松江府一带最为集中，其生产的松江布闻名天下。

丝织业。明代的丝织业制作工具和技术多有提升。当时的丝织工具的品种繁多，花机机长达一丈六尺，构造部件繁杂，工作时需二人协助，一人司织，一人“坐立花楼架木上”负责提花。花机可以织出画师所绘的花纹和图案。丝识业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山西潞安府等地区。

陶瓷业。明代的制瓷业以景德镇为中心，在宋元的基础上发展。陶瓷产品丰富多彩，青花瓷的烧造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发展出著名的斗彩和五彩。瓷器品种极为繁多，除了普通用品如碗、盘等次外，还有炉、瓶、罐、坛等各式各样的产品。清朱琰评价说：“明瓷至隆（庆）、万（历），制作日巧，无物不有”。

矿治业。明朝相当重视对铁矿的开采和治炼，明廷在全国铁产地先后设立铁治所，以管理铁治生产事宜，以河北遵化规模最大。在明代，冶铁技术有所改进和民营铁厂的出现，使铁的产量有较大增加。采煤技术在明代有所提高，研究出了排出瓦斯的方法，使当时的采煤工人已经能在矿道中使用灯具。此外，当时的工匠研究出将煤炼成焦炭的方法，较西方为早。

商业

明朝初期，政府的户役制度，商税制度，海禁政策等政策限制了商业发展，各地以自然经济为主。正统至嘉靖年间，市场上的商品种类大增，流通的范围扩大，出现了很多商业市镇。据不完全统计，明朝的商税由弘治时期共46180090贯升至嘉靖时期52068109贯，反映这时期商业的繁荣。嘉靖中期之后，随丝织业、陶瓷业等手工业发展，商品生产领域扩大，货品数量大增，农产品亦开始商业化。全国形成了若干个以产品著名的地区，货品生产呈现分工的倾向，同时商品在各地区之间交流，乃至一些中小城市或者偏远山区的货品也相当齐全。如四川建昌卫（今四川西昌）也可以买到苏州、杭州的丝绸。在此时，一些商人为了扩大资本，成了商帮，控制了某些地区、行业的商业贸易。

货币

明朝发行的纸币—大明宝钞

洪武八年（1735年），开始实行钞法。钞法规定了“大明宝钞”的印制、管理机构（宝钞提举司），定义了“大明宝钞”的形态、防伪方式。明朝政府没有为大明宝钞设立保证金，发行数量没有明确限额，发行的依据单纯依靠政治力量。“大明宝钞”主要依靠财政支出流向民间，但同时百姓不能以宝钞向朝延兑换金银。虽然明朝钞法规定“每钞四贯，易赤金一两”，但钞法定立之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办法使用这个比价，宝钞长期贬值。至成化年间，其价值大约只有原来规定的千分之一。至天顺、成化年间，“大明宝钞”在民间基本上不再使用。

为了推行钞法，在明朝初期，明政府禁止民间使用金、银，限制铜钱进行交易，“以钞法不通，下令禁金银交易，犯者准奸恶论”，但民间依然多有使用。至明中期，宝钞贬值，金银的禁令不能继续保持，民间大多银进行交易。此外尚有铜钱，但只是在小额交易时使用。

文化

哲学

参见：阳明学、心学和实学

王阳明

明朝初期，明太祖、明成祖都提倡程朱理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朱元璋谓：“四书五经如五谷，家家不可缺”。在明初，主要的理学学派有薛瑄为主的“河东学派”和吴与弼为主的“崇仁学派”。

在明朝中期，程朱理学显得守旧，随之而生的是“心学”。陈献章认为“心”为其哲学出发点，认为心具万理、万物。王守仁认为心是天地万物的本原，但又反对程朱理学的心外之理，认为“心外无理”，“理”是在心之内的。他又提出“致良知”之说，认为只要通过内心的反省，就能“存天理，去人欲”，将自己的天赋观念发挥出来。他反对程朱理学的“先知后行”，崇尚空谈，不务实际的做法，提出“知行合一”说。

与王守仁同时的有罗钦顺和王廷相的气学。罗、王二人都反对程朱理学的“理先气后”，罗认为“理只是气之理”，王则认为“理在气中”，都认为气是原始物质，理是物质运动变化的规律。他们反对王守仁的“心外无物”论和“致良知”的说法。

王学在嘉庆、隆庆、万历时大盛。王阳明死后，王门分为“浙中王门”、“江右王门”、“泰州学派”三派（王门三派）。泰州学派由王艮创立，他主张合乎百姓日用的思想才是“圣人之道”，对封建制度有所冲击。李贽继承了泰州学派的思想，编有《焚书》、《续焚书》，“将《语》、《孟》逐节发明”，批评《论语》、《孟子》的庇谬。他力主“童心说”，认为没有被义理熏染过的便是真心，义理懂得越多，离真心便越远。

明清之际哲学试图对宋明理学作批判性的总结，提倡“经世致用”，并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有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黄宗羲主张“天下之法”代替“一家之法”，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提倡平均授田。王夫之反对了程朱的“知先行后”和陆王的“知行合一”说，主张“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顾炎武批评了宋朝以来“空谈性理”的腐朽学风，指他们“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提倡“经世致用”。

史学和地理学

传入日本并经抄绘、上色的《坤舆万国全图》

明代前期官修史籍多，后其私纂史籍较多。官修史籍方面，正史类有宋濂主编的《元史》二百十一卷，修纂时间较短，是二十四史最为草率的一部。但《元史》保留了元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在中国史学上价值巨大。《明实录》和建文、景泰二帝的附录虽多有曲讳，但引用了大量奏章、邸报等材料，保留了差不多整个明朝的历史。会典类有正德《大明会典》和万历《大明会典》。

在明中期以后，统治者怠政，管理不严，私修史籍在正德时期成为一时风气，至万历形成高潮。明代私撰书籍多集中于本朝史。纪传体有郑晓《吾学编》、何乔远《名山藏》、邓元锡《皇明书》、李贽《续藏书》和尹守衡《明史窃》等；编年体有薛应旗《宪章录》、黄光昇《昭代典则》、陈建《皇明从信录》和《皇明通纪辑要》、谈迁《国榷》；纪事本末体有高岱《宏猷录》；杂史类有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朱国桢《皇明史概》；典制类有徐学聚《国朝典汇》、孙承泽《春明梦余录》；笔记类的有叶盛《水东日记》、王锜《寓圃杂记》、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谢肇淛《五杂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等。对古代史也有成就，如张溥对《通鉴纪事本末》的论评，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冯琦和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等。

明代一共修成各类方志计2892种，为宋、元方志总和之五倍，“天下藩郡州邑莫不有志”。明代方志的类型广泛，有反映全国面貌的“一统志”，反映各省发展沿革的“总志”、“通志”，各行政区划的“府志”、“州志”乃至“里志”等等。总志有《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记述了明朝疆域全貌。

地理学方面，罗洪先《广舆图》以元朝朱思本《舆地图》为底本，制成十三布政司图、九边图和漕运图等。利马窦在北京编成中国地图若干和《坤舆万国全图》。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重视在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考证翔实。徐弘祖周游全国，有《徐霞客游记》，详细记录了云、贵、川等十余省的地理状况。

文学

明朝诗文。明朝初期，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的诗歌都较好，刘基、宋濂都以散文行世。永乐年间，“颂圣德，歌太平”的台阁体成为文学主流，缺乏活力。正统年间，李东阳、前七子文人提倡文学复古，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反对台阁体。嘉靖中年，后七子接过复古大旗，在复古问题上更加讲究法度格调。同时，王慎中、归有光等唐宋派则反对前后七子的主张，认为应该取法唐宋古文八大家的作品，主张文以明道。万历时期，公安派的袁宗道等人反对前后七子的仿古蹈袭，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性灵说），反对人为约束。公安派后，锺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主张重“真诗”，重“性灵”。竟陵派可谓是公安派的延续，但竟陵派和公安派不同，竟陵派着重向古人学习。

明朝小说。明代最为著名的小说是《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两拍”。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编章回小说，描述了魏蜀吴三国的军事和政治冲突、塑造了形象鲜明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形象。施耐庵的《水浒传》以宋元以来宋江三十六人的话本和杂剧为题材，塑造性格各异而“忠义仗义”的人物，对中国英雄传奇创作起了重大的影响。吴承恩的《西游记》记述了唐三藏、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四人前往西天取经的故事，创造光怪陆离、神异奇幻的世界。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借记述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人的故事，批判了明神宗的贪淫作乐。书中虽有多艳情描写，亦无损其文学价值，受国内外的重视。

明朝戏曲。元末明初，杂剧逐渐衰落，南戏混合了北曲声腔和元杂剧，形成传奇。在嘉靖后期到万历初期出现三部优秀的传奇作品，即《宝剑记》、《浣纱记》及《鸣凤记》。明代戏剧的集大成者是汤显祖。他的代表作是临川四梦（即《南柯记》、《邯郸梦》、《紫钗记》及《牡丹亭》）。弘治、嘉靖年间，杂剧创作出现转机，题材拓宽，思想开始深入，徐渭的杂剧“活泼畅快，汪洋恣肆”，有《四声猿》、《歌代啸》等。

艺术

王谔《江阁远眺图》

明朝书法。洪武至成化年代，以沈度为代表的台阁体书法家群人数虽多，但书风大多平庸无味。弘治至隆庆一朝，吴门派的祝允明、文徵明等人主张复古，一改前朝恶习，此时的著名刻帖有文徵明《停云馆帖》、华夏《真赏斋帖》等、吴廷《余清斋帖》等。万历崇祯年间，泰州学派和李贽的思想影响了当时的书法，书法自元以来再一次创新。董其昌的书法追求简淡空灵，独开门户，在明末清初成为了正统一派。王铎的行草恣肆纵横、粗服乱头，其风格影响了入明后的明遗民书法家。

明朝绘画。洪武永乐二朝的绘画大多沿习元代。宣德至弘治一朝，浙江与福建两地继承南宋院风的画家相继入宫，此时的宫庭话大多取法南宋院体画。人物画有商喜《明宣宗行乐图》、谢环《杏园雅集图》等、山水画有李在《琴高乘鲤图》、王谔《江阁远眺图》等。正德年起，苏州地区出现了以沈周、文徵明的吴门派，以山水画见长，作品多描写江南风景和文人生活。吴门派在当时影响巨大，多有人从学。万历崇祯二朝，绘画多有创新。徐渭完善了大写意花鸟画画法。陈洪绶等开创变形人物画法。董其昌重视画论上主“士气”，倡“南北宗”之说，创立了松江派，取代了吴门派地位。

明朝建筑。值得注意的建筑有北京城、万里长城和园林建筑：

• 北京城。明代的北京城主要是朱棣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加建而成的。外城东西7950米，南北3100米。皇城在内城中心偏南，东西2500米，南北2750米，四周皆开有门。明代北京城体现以宫殿为主体的思想，以一条从南到北七公里多长的中轴线为全城的干道，将城内宫殿等建筑连贯在一起。
• 万里长城（明长城）。明朝用了一百多年时间，修建了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达8851.8千米，沿长城设九镇，以防御蒙古。明廷在长城地形险要的地方修建了不少关城，如山海关、居庸关、嘉峪关等。山海关号称“天下第一关”。
• 园林建筑。私人园林在明代极为兴盛，当时的官员、巨贾往往在其大院中建筑非常精致的园林。较为著名的园林有上海的豫园、苏州的拙政园等。明朝的园林综合了艺术、诗词、工艺等多种艺术手段，融合了自然景色和人为的创造。

科技

主条目：明朝科技和中国科学史

明朝天文学。朱元璋个人对于天文历法相当重视，其作位其间兴建了多处观象台，制造了诸多天文仪器，编写了大量天文和星占书籍（《选择历书》、《大明清类天文分野》等）。洪武年间，他以元统为监正，编修《大统历法通轨》。《大统历法通轨》以《授时历经》为基础，在交食算法上有提高。至隆庆三年（1569年），周相重印《大明大统历法》时，大统历的误差逐渐扩大。民间学者多有批评，并提出自己的改进方案。《回回历法》也是明朝官方的历法，当时学者虽然试图将两者整合，编写更好的历法，未果。

明朝数学。此时候传统数学开始没落，无人通晓宋元时期的数学成果，前代的数学著作亦相继失传。在明末《几何原本》被翻译之前，有明一代大约有数学著作70多种。珠算在明代开始普及，取代了筹算的地位，著作有吴敬《九章详注比类算法大全》、王文素《古今算学宝鉴》、徐心鲁《盘珠算法》、柯尚迁《数学通轨》等。明末，利马窦先后译出《几何原本》（徐光启合译）、《同文算指》（李之藻合译），影响深远。

明朝医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最为著名，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药物学，新增药物374种。该书在世界上影响巨大，先后被翻译成拉丁、日、英、德、俄法多种文字。吴有性的《瘟疫论》发展了“戾气说”，在病因、症候、诊断、治疗上有突破。人痘接种术在明代得到普遍使用。陈实功的《外科正宗》记述了断喉吻合术、食道内铁针取出术等，对中国外科医学作出贡献。

明朝物理学。朱载堉的《乐律全书》中首次提出了十二平均律。磁学上，他认识了磁偏角的问题，并算出北京的磁偏角为4°48'。方以智的《物理小识》“其知识涉及天文、物理、生物、医学诸多学科。尤以物理学光、声和流体现象记前人之所未记”。西方物理学在明末传入，当时的学者亦有所吸收。《远西奇器图说》（邓玉函口授，王征笔录）中介绍了重心、比重、杠杆、滑车、轮轴、斜面等原理，和应用这些原理以设计的器械。汤若望的《远镜说》介绍了望远镜的用法、制法和原理，并说明了折射现象。

明朝化学。主要在炼丹术、火药制造技术以及手工业技术上有所发展。炼丹术方面，明代《墨娥小录》、《天工开物》中描术了蒸汞生产的工艺。徐光启《天工开物》中记述了欧洲有关于硝酸的制作方法和相关知识。火药制造技术方面，明代的火药种类和配方有所增加，配方和成分认识更为加深，硝、硫、木碳的比例更为接近近代黑火药的比例。明末的《火攻挈要》（汤若望口授，焦勖纂）介绍了海外诸多先进武器，并记述了欧洲的火药技术理论。

图书事业

明代的图书事业在前代之上发展较大。明代书籍出版，主要使用雕板印刷。官刻书方面，南北国子监都曾刻印书籍，所刻最著名者有《十三经注疏》和“二十一史”。因为明廷对藩王多有限制，藩王不得过问政治，因此很多藩王都刻有书籍，至少有二十多个王府。藩刻书的数量很多，而且因为底本精良，财力雄厚，质量较好。私刻书方面，书坊刻书的事业进一步发展，分布地区更为广泛，刻书的题材相较前代亦有相增多。书坊主要集中在福建建宁府，长江下游的南京和苏州等地方。

印刷技术上，有明一代亦都有较大的进步。铜活字在明代中、后期开始流行。套印和饾版的技术相继发明，使书籍走向彩色印刷。书籍图画的绘刻风格、插图版式相对宋元而说产生变化，书籍越来越多图画。明初流行包背装的装订方法，至明代中期，为了改善包背装的不足，开始出现线装的方法。

类书在明代规模盛大，有助保存和利用图书。《永乐大典》共22877卷，约3亿7千万字，在于保存了明初之前各种学科的文献资料，获誉为是“辑佚之渊薮”。《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都是依靠《永乐大典》保存下来。私修类书亦相当丰富，有俞安期《唐类函》、卓明卿《藻林》、徐元太《喻林》等。

教育

官方教育方面。明朝早中期最重要的教育机构也就是国子监，设有监规，规矩极严。在各府、州、县、则有儒学，以行教化，育人材。学习书籍有《大明律》、《大诰三编》等进入仕途应读的书籍，以及是《孟子节文》、《四书大全》、《五经大全》等儒学书籍。

民间教育方面，洪武八年（1375年），地方社学始建，属于半官方的启蒙学习机构，但成效不是很明显。洪武十八年（1385年）起，明太祖不再提倡，正统、成化年间尚设，至弘治年间已没有记载。另外有私塾和家馆等，有钱人家延请老师教授子弟，以求出路。

科举在明朝是正式的选拔官吏制度。科举考试分为两级，每三年举行一次，称为大比。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考生必须用八股文做答。所谓股，即对偶之意。八股文萌芽于宋朝，形成于明成化以后。由于八股取士的制度，读书人既不通经史，又不谙实际，严重束缚民众智慧的进步。

宗教

明朝的宗教以佛教和道教为主。在明朝初期（洪武元年（1638年）至宣德十年（1435年）），诸帝虽然相信佛教、道教，制定了保护、提倡佛教、道教的政策，但同时也加以限制、整顿佛道二教。至明中期，当时的皇帝较为平庸，部分的皇帝（如武宗、世宗）过度崇奉宗教，因此明初的限制政策没有很好执行。至明代后期，当时的统治者虽崇奉宗教，但没有对佛道二教有过度的放纵，保持对宗教的限制政策。

明朝佛教。朱元璋登基之后，对于佛教多有整顿。他设置了僧司衙门，在京设立僧录司，“掌天下增教事”，各府、州、县分设僧纲、僧正、僧会等司，分掌其事。明太祖又将天下的寺院分作禅、讲、教三类，要求他们各务本业，不得超越，并建了立度牒制度，限制出家人数。明世宗即位后，因为前代明武宗极度崇信佛教而朝纲弊坏，加上崇信佛教，他对于佛教多有焚绝，史称明世宗灭佛。此外，藏传佛教、印度密教在汉地也多有传播。

明朝道教。明太祖、明成祖都相信道教，明太祖甚至亲自为《道德经》作注。由洪武至宣德数朝，皇帝都尊崇正一派首领，恩宠有加。至英宗、代宗二朝，开始出现过度崇道的现象。至明世宗一朝，对于道教极度崇奉，在宫中大设道教殿坛，并为自己和父母封道号，对善写青词的官员大为有赏。明政府于京师设道篆司，府置道正监，对道教实行监督和管制。

明朝伊斯兰教。明朝对于伊斯兰教的政策较为宽容，对于伊斯兰教多有肯定，如明太祖有《至圣百字赞》，肯定了穆罕默德为“至贵圣人”。明朝政府修建了很多的清真寺，如南京净觉寺、西安清修寺等，亦任命了很多信奉伊斯兰教的官员。在明朝，伊斯兰教向中小城市、乡镇发展，至明朝中期，内地绝大部分的一级行政单位，大部分的二级行政单位，约一半的三级行政单位都有穆斯林分布。明朝中期后，伊斯兰教的传播基本停止了。

明朝天主教。最初，传教士主要集中在澳门，并执行葡萄牙化的传教方针。1562年，澳门天主教会已有教徒600余人。耶稣会创始人方济各·沙勿略打算到中国传教，未得准，在上川岛过世。他的过世引起了西方天主教会传教的热情，各修会派出了传教士来华传教。其后，范礼安指出应该要传教士中国化，培养中国籍神父。此政策之下，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得以开展。利马窦在北京得了明神宗的好感，当时的官员多有受洗入教。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发生了南京教案，传教工作一时受阻。1627年（天启二年），全国有天主教徒1万3千人。

此外，明朝尚有白莲教、罗教、黄天教、闻香教、西大乘教、弘阳教等民间秘密宗教。

参考资料

延伸阅读

南明史的书目请参阁南明 § 研究书目。

普及性读物

• 毛佩琦. 毛佩琦細說明朝十七帝.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6. 
• 当年明月. 明朝那些事兒.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社. 2006. 
• 王春瑜. 看了明朝就明白.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 陈时龙、许文继. 正說明朝十六帝. 中华书局. 2005. ISBN 7-101-04549-9. 
• 王丰明. 正說明朝十六臣. 中华书局. ISBN 7-101-05077-8. 
• 熊召政. 看了明朝不明白. 香港: 三联书店. 2007. 
• 吴强华. 大明王朝之謎.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8. 
• 赵克生; 许文继. 一本書讀懂明朝.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ISBN 9787101075908. 

史籍

• 明实录 附校勘记.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 （清）谈迁撰. 国榷.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ISBN 7532547388. 
• （清）谷应泰撰. 明史纪事本末. 中华书局. 1977. 
• （清）万斯同编著. 明史稿.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08. ISBN 7807433086. 
• （清）张廷玉等撰; 郑天挺等点校. 明史.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ISBN 9787101003277. 
• （清）夏燮撰; 沈仲九点校. 明通鉴.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ISBN 9787101057546. 

史料丛编

•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 明清史料 （甲编-癸编）.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员工福利委员会. 1972. 
• 郭厚安编. 明实录经济资料选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ISBN 7500403461. 
• 安徽省博物馆编. 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1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990. ISBN 7500401965. 
  • ——（第2集）. 1990. ISBN 7500403003. 

概述性著作

• 孟森. 明代史. 北京: 中华丛书委员会. 1937. 
  • 明史讲义.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ISBN 9787101066913. 
• 吴晗. 明史简述.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CSBN 11018·902. 
  • ——（增补本）.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67526341. 
• 李光壁著. 明朝史略.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7. CSBN 11106·40. 
• 南炳文，汤纲著. 明史（上、下）.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 ——（第三版）. 2014. ISBN 9787208124806. 
• 黄冕堂著. 明史管见. 济南: 齐鲁书社. 1985. CSBN 11206·101. 
• 中国史稿编写组. 中国史稿 第6册.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CSBN 11001·901. 
• 牟复礼; 崔瑞德 (编). 劍橋中國明代史 1368-1644 （上）. 由张书生翻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ISBN 9787500410119. 
  • ——（下）. ISBN 9787500453536. 
• 杨国桢; 陈支平. 傅衣凌 , 编. 明史新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ISBN 7010011710. 
• 樊树志. 晚明史：1573－1644年.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ISBN 7309037464. 

政治史

• 张治安. 明代政治制度研究. 经联出版事业公司. 1992. ISBN 957-08-0135-2. 
• 孟森著. 明元清系通纪.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ISBN 7101053637. 
• 孙文良. 明清戰爭史略.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ISBN 7534369517. 

社会史

• 韩大成著. 明代城市研究.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ISBN 7300009840. 
• 陈宝良. 明代社会生活史.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ISBN 7500444168. 
• 万明 (编). 晚明社会变迁 问题与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ISBN 7100042674. 

经济史

• 李龙潜. 明清经济史.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 ISBN 7536100744. 
• 黄仁宇. 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 北京: 三联书店. 2001. ISBN 9787108015464. 
• 吴量恺等. 赵德馨 , 编. 中國經濟通史（明代卷）.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 ISBN 7543831813. 
• 高寿仙著. 明代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 合肥: 黄山书社. 2006. ISBN 7807073608. 

文化史

• 陈鼓应; 辛冠洁; 葛荣晋 (编). 明清实学思潮史（一至三卷）. 济南: 齐鲁书社. 1989. ISBN 7533301080. 
• 左东岭 (编). 明代文学研究的新进展.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ISBN 9787108048332. 
• 傅璇琮; 蒋寅主编 (编). 中国古代文学通论 明代卷.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6. ISBN 9787205086718. 

研究入门与研究史

• 明史藝文志廣編. 台北: 世界书局. 1959. 
• 蒋孝瑀. 明史藝文志史部補. 台北: 台联国风出版社. 1969. 
• 谢国桢. 增訂晚明史籍考.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李小林 (主编); 南炳文 (审定). 明史研究备览.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8. ISBN 7530906410. 
• 姜胜利. 清人明史學探研.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7. ISBN 7310009835. 
• 南炳文. 辉煌、曲折与启示 20世纪中国明史研究回顾.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ISBN 720103801X. 
• 赵毅; 栾凡. 20世紀明史研究綜述.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ISBN 7560232035. 
• 吴智和; 赖福顺 (编). 战后台湾的历史学研究 1945-2000 第5册 明清史. 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 2004. ISBN 9570176172. 
• 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编纂委员会编. 中国历史大辞典 明史. 上海市: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5. ISBN 7532603008. 

学刊

• 明代史研究会：《明代史研究》（日本：1974年-2005年，因主编山根幸夫逝世，已停刊）
• Socitey for Ming Studies：Ming Studies（《明史研究》，美国：1975年创刊）
• Society for Qing Studies：Late Imperial China（《晚期帝制中国》，美国：1985年创刊，前称《清史问题》）
• 明史研究小组：《明史研究专刊》（台湾：1978年创刊）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中国：1982年创刊）
• 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明清史集刊》（香港：1985年创刊）
• Paolo Santangelo：Ming Qing Studies（《明清研究》，意大利：1992年创刊）
• 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编：《明清论丛》（中国：1999年创刊，前称Ming Qing Yanjiu）
• 中国明史学会编：《明史研究》（中国；1990年创刊）
• 明淸史学会编：《明淸史研究》（韩国：1993年创刊）
• 中国明代研究学会编：《明代研究》（台湾：1998年创刊，前称《明代研究通讯》）

外部链接

•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文献：明史
• 维基共享资源上的相关多媒体资源：明朝
• 香港中文大学. 明史參考書目. 
• 徐泓. 明清私塾. 
• Benjamin A.Elman. 中國經典文獻工具書錄. 
• Shin, Leo K（单国铖）. Documentation:Guide to Ming Studies. UBC Wiki. 
• 吴智和. 《明代社會生活史類目》初稿. 

前任者： 元朝

中国朝代 1368–1644

继任者： 清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