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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Ghren/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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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註 1]
國旗
國歌 《鞏金甌》
首都

1.興京（後為陪都）（1616年-1621年）
2.遼陽東京城（1621年[1]-1625年）
3.盛京行宮（即瀋陽，後為陪都）
（1625年[2]-1644年）
4.北京紫禁城（1644年-1912年）

君主
 -開國君主
 -滅亡君主 		10-12位
努爾哈赤（追尊） / 皇太極（稱帝）
溥儀
成立 1616年
努爾哈赤建立後金
1636年
皇太極改國號大清
1644年
入關並遷都北京
滅亡 1912年
辛亥革命使宣統帝宣佈退位
粉紅色部份為1759年之清朝版圖
■ 淡黃色部份為1759年之清朝版圖。

清朝（1616年、1636年或1644年－1912年[註 2]），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君主制王朝，也是最後一個征服王朝。統治者為建州女真的愛新覺羅氏。

1616年努爾哈赤在今中國東北地區建國稱汗，國號金，史稱後金，定都赫圖阿拉（即興京，今遼寧新賓）。1636年皇太極改國號為大清並稱帝。1644年李自成建國順，滅明朝。同年，清軍藉由吳三桂引領入關以打敗李自成，隨後多爾袞迎順治帝遷都北京，清朝入主中原。歷經康熙、雍正及乾隆三帝，清朝的綜合國力及經濟文化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建立龐大的領土與藩屬國，有後人譽稱為康雍乾盛世，是清朝發展的高峰時期[4]。然而，亦有不少人不贊成把「康雍乾時期」稱作「盛世」。如北京語言大學周思源教授指出康雍乾時代徹底扼殺民族精神、禁錮思想，清代文字獄之苛刻、殘忍、漫長，亦是中國歷史所無。[5]。

除了周思源教授不認同康雍乾為盛世，更有人認為，清朝之統治，整體而言都是既殘暴又恐怖，清廷為了滿足其滿清「部落政權」的私心及維持其少數統治，不但藉文字獄虐殺士人及箝制思想，更屠殺大量漢人、強逼漢人更替衣冠、以嚴刑峻法摧殘漢人的反抗意識[6]。至於乾隆帝編修《四庫全書》，更是中華文化典籍之浩劫，「假編書之名，誘騙藏書家獻書，以肆行其毀書、焚書、改書之實」[7]。史家錢穆於《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評論，滿清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據著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裡，再加上滿清統治者許多的私心。這種私心，可說是一種「部族政權」的私心。一切有滿洲部族的私心處罰，所以全只有法術，更不見制度。[8]

鴉片戰爭開啟中國近代，使清朝由中國的世界變成列強環視的中國。西方列強迫使清廷簽訂不平等條約，以武力獲得在華利益。清朝在抵抗外侮與內憂的同時，也一直處於改革派與守舊派拉鋸的局面。在列強入侵的同時西方科學與文化亦引入中國，讓清朝發起一連傳串的改革與維新，如自強運動，促使中國文化的成長與革新[9]。然而甲午戰爭的失敗使改革的努力受到沉重打擊，並使列強瓜分中國。而維新運動隨守舊派的抵制而告終。在義和團排外失敗、引來八國聯軍後，清廷也推動清末新政，雖取得一些成效，但部分內容讓許多知識分子失望，轉而支持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同年宣統帝於2月12日退位，清朝正式滅亡。清朝從後金建立開始算起，共有十二帝，歷時296年，自入關並遷都北京以來，共歷十帝，歷時268年[3]。

政治制度基本上沿襲明朝，然而其最高決策單位隨皇帝的授權而變動，例如軍機處、總理衙門等，提升了行政效率，皇帝也能充分掌權。清朝文字獄興盛，若有疑似反清復明的運動與散播不利皇帝的消息，往往會引來冤獄，牽連成千上萬人受害[參1]。軍事方面原先以八旗軍為精銳，龐大的綠營為輔，後來以綠營和地方軍如湘軍、淮軍為支柱。清朝領土最大可達1300萬平方公里，清末時期也維持1140萬平方公里左右，是中國歷史疆域最大的朝代之一。政治穩定、廣泛種植新作物與賦稅制度的改變，使得中國人口最後突破以往的平均值，達到四億左右。國內與國外的貿易提升，帶動經濟農業與手工業的發展。然因重農思維，商業仍未發展出資本主義[11]。

皇太極改「金」為「清」的原因，未有史料明確記載。可能為掩蓋女真曾臣服於明朝的歷史，以鼓舞士氣，進攻明朝；「清」之國號，或云是金的諧音，而且滿人尚青，加水字邊以符合五德終始說，用水免去朱明之「火」[12]。

歷史

 
中國歷史系列條目
史前時代
註 		舊石器時代
中石器時代
新石器時代
古國時代
（三皇五帝） 		銅石並用時代
（黃河文明、長江文明、遼河文明、珠江文明）
夏
前21世紀—前17世紀
商
前17世紀—前11世紀
周
前11世紀
︱
前256年 		西周 前11世紀—前771年
東周
前770年—前256年 		春秋 前770年—前5世紀
戰國 前5世紀—前221年
秦
前221年—前207年
漢
前202年
︱
220年 		西楚 前206年—前202年
西漢 前202年—9年
新 9年—23年
更始政權 23年—25年
東漢 25年—220年
三國
220年—280年 		魏
220年—266年 		蜀漢
221年—263年 		吳
222年—280年
晉
266年—420年 		西晉 266年—316年
東晉
317年—420年 		五胡十六國
304年—439年
南
北
朝
420年
︱
589年 		宋 420年—479年 北魏
386年—534年
齊 479年—502年
梁 502年—557年 西魏
535年—557年 		東魏
534年—550年
陳 557年—589年 北周
557年—581年 		北齊
550年—577年
隋 581年—619年
唐 618年—907年
武周 690年—705年
五
代
十
國
907年
︱
979年 		後梁
907年—923年 		十國
（吳、南唐
吳越、閩
前蜀、後蜀
荊南、楚
南漢、北漢）
907年—979年 		遼
（契丹）
916年—1125年
西遼
1124年—1218年
後唐
923年—937年
後晉
936年—947年
後漢
947年—951年
後周
951年—960年
宋
960年
︱
1279年 		北宋
960年—1127年 		西夏
1038年—1227年
南宋
1127年—1279年 		金
1115年—1234年
蒙古帝國 1206年—1368年
元 1260年/1271年—1368年
北元 1368年—1388年
明 1368年—1644年
南明 1644年—1662年
後金 1616年—1636年
清 1636年/1644年—1912年
中華民國
大陸時期 1912年—1949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年至今 		中華民國
臺灣時期 1949年至今
相關條目
  中國歷史年表

後金立國

參見：後金

15世紀初期，位於中國東北的女真族分成三部[註 3]，其中以建州女真最為強大。明朝收建州女真為藩屬，冊封阿哈出為建州都指揮使，猛哥帖木兒為建州衛左都督。猛哥帖木兒在被野人女真所殺後，其弟凡察與子董山被迫南移，最後定居赫圖阿拉（今安東新賓），併入建州衛內[1]。1442年明朝自建州左衛分立出右衛，以凡察領導右衛、董山領導左衛，形成了建州三衛[註 4]。

由於建州三衛不服明朝統治，1467年明朝聯合朝鮮削弱建州三衛，並且於遼東邊界興建長城。明朝萬曆初年，董山的後代覺昌安與其子塔克世偕同明朝遼東總兵李成梁，以建州右衛王杲叛亂為由攻滅王杲與其子阿台，然而覺昌安父子也在混戰中死亡。1586年明廷襲封塔克世之子努爾哈赤為指揮使作為補償。努爾哈赤以祖、父遺留的十三副遺甲崛起，統一建州女真後陸續併吞女真各部[註 5]，並與漠南蒙古友好[1]。

 
明朝後金對峙圖與關寧錦防線 （點擊可放大）。

建州女真國力日盛，1616年努爾哈赤在建立八旗制度後於赫圖阿拉（後稱興京）稱汗立國，國號金，史稱後金。兩年後他以「七大恨」為由起兵反明。努爾哈赤在1619年的薩爾滸之戰中，擊敗楊鎬指揮的明軍、朝鮮與葉赫聯軍；接連佔領瀋陽、遼陽、撫順等遼東城市，隨後戰事集中於遼西地區。戰無不勝的努爾哈赤最後於1626年的寧遠戰役中被袁崇煥的紅衣大炮擊敗，不久逝世[註 6]。第八子皇太極歷經權力鬥爭後繼位[1]。

皇太極時期，將都城瀋陽易名「盛京」，更改「女真」族名為「滿洲」，1636年改國號為大清並稱帝。當時明朝在關外的勢力尚有袁崇煥守備的錦州、寧遠與松山等三城。皇太極為了繞道避開此防線，首先穩定根據地。他先脅迫明朝求和未果，隨後成功降伏西邊蒙古察哈爾部和東邊朝鮮。接著，皇太極經察哈爾繞道入侵明朝首都北京。最後崇禎帝中了反間計，殺害援救北京的袁崇煥，史稱己巳之變。這種藉由繞道入侵的作法後來又執行五次，與明朝內部的流寇一同消耗明朝的經濟力。清軍於松錦之戰擊潰明軍並收降洪承疇等人，奪取明朝在關外的所有堡壘，防線移至山海關[14]。1643年皇太極病死，第九子福臨繼位，是為順治帝，由其叔多爾袞攝政[1]。

入關與鞏固

參見：入關戰爭、反清復明和三藩之亂
 
攝政王多爾袞像

明朝崇禎末年，民變勢力（史稱流寇）如李自成於陝西西安建國大順，張獻忠於四川成都建國大西。1644年李自成經河南、山西順利的攻入北京，明思宗在煤山上吊自殺，明亡。同年山海關守將吳三桂不願投降大順。面對李自成的順軍，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於一片石戰役擊敗順軍。李自成放棄北京，率軍退回陝西。清朝攝政王多爾袞成功迎順治帝入關，並首都遷到北京。同一時間，明朝馬士英擁護福王在明朝陪都南京稱帝，即弘光帝，南明成立。然而弘光朝因為黨爭與宦官之亂而混亂分裂[15]。

多爾袞先派阿濟格、吳三桂與多鐸、孔有德分陝北、河南二路攻打陝西李自成，李自成最後於湖北滅亡；派豪格攻滅四川張獻忠，其餘部投降南明以抗清。多爾袞接著對付位於江南、內鬥分裂的南明諸勢力。1645年多鐸率清軍攻破史可法駐守的揚州，弘光帝逃至蕪湖被逮，送到北京殺害。明朝魯王朱以海與唐王隆武帝分別在浙江與福建建立勢力，然而雙方不和，不久被清軍各個擊破，擁護隆武帝的鄭芝龍也宣佈投降。之後桂王永曆帝於肇慶即位，期間瞿式耜、李定國、鄭成功及其他明將先後收復華南各省，最後因為距離互相難以照應，內部又發生叛變而節節敗退。1661年清軍攻入雲南，逃亡緬甸的永曆帝最後被吳三桂殺死（史稱咒水之難），南明亡。此時只剩下臺灣的明鄭（鄭成功勢力）和緬甸果敢的明軍，清朝基本佔領明朝全部領地[16]。由於華南反清勢力較大，清帝冊封吳三桂、耿仲明與尚可喜為王以鎮守雲南、廣東與福建等地，史稱三藩[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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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軍入關與鞏固示意圖

多爾袞在入關後的政策讓漢人十分不滿，例如剃髮易服政策使江南漢人極力反抗，明朝官員左懋第言「我頭可斷、髮不可斷，我早辦一死矣。」[18]，最後清軍採取多次屠殺以鎮壓之，史稱甲申國難，有名的有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與廣州大屠殺等。清廷制定的圈地和投充政策使人民放棄土地，增加更多流民。為此又制定嚴禁奴僕逃亡的逃人法，激化了京畿地區的民族矛盾。後來清廷下令停止這些政策，並實行獎勵墾荒、減免捐稅的政策。並且正式開科取士，追尊崇禎帝與明朝忠臣[16]。

1661年順治帝逝世，其子8歲的玄燁即位，即康熙帝，由索尼、遏必隆、蘇克薩哈與鰲拜四大臣輔政。康熙帝於繼位之處即運用計謀消滅跋扈的權臣鰲拜以穩固皇權[註 8]。三藩勢力如吳三桂、耿精忠與尚之信等涵蓋全國之半，他們先後請求撤藩以試探清廷。當時部分大臣擔憂三藩叛變而反對[註 9]，最後孝莊太皇太后與康熙帝無懼三藩而同意撤除[19]。這使得三藩與陝西王輔臣、廣西孫延齡與台灣明鄭的鄭經聯合發動三藩之亂。在這九年期間，反清勢力遍及華中華南，吳三桂更於後期稱帝建國周。然而清軍採取積極防禦，進軍陝西、江西以切割叛軍。加上吳三桂沒有積極北伐，反清聯軍因佔領地與吳三桂過度干涉而發生糾紛，最後王輔臣、耿繼忠與尚之信先後投降，佔領福建沿岸的鄭經被擊敗。1683年清軍攻入雲南，繼承吳三桂之位的吳世璠在昆明自殺，三藩之亂平定。同年，鄭經之子鄭克塽繼位，明鄭因內亂不斷導致不少將領降清。清朝派明鄭降將施琅率領水師攻打臺灣。施琅佔領澎湖，逼近東寧（今台灣台南），鄭克塽率領大臣降清，至此明鄭亡[16]。

擴張與矯正

參見：南北黨爭、康雍乾盛世、準噶爾汗國、清代蒙古和清朝治藏歷史
 
《康熙帝讀書像》

清朝平定三藩後進入康雍乾時期，這段時期是清朝發展的高峰時期，史學界通常稱為康雍乾盛世[4]。康熙帝為政寬仁，留心民間疾苦，在他親政不久後，便宣佈停止圈地，放寬墾荒地的免稅年限。他還著手整頓吏治，恢復京察、大計等考核制度。受康熙帝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政策以及外來農作物的引進等影響，清朝人口大大提升。他先後任用靳輔和于成龍治理黃河與大運河，得到很大的成績。在他六次南巡期間，考察民情習俗之外，更是親自監督河工。康熙中期以後，因戰亂而遭到嚴重破壞的手工業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為了安定社會秩序，他頒行十六條聖諭，要地方人士循循告誡鄉民。他又派心腹包衣（即家奴）如曹寅、李熙等人打探地方物價、人民收入與官紳不軌之事，並以密褶奏報。此即密摺制度的萌芽，到雍正時期趨於完善。康熙帝重視對漢族士大夫的優遇，他多次舉辦博學鴻儒科，創建了南書房制度，並且向來華傳教士學習西方科學與文化[20]。

清初蒙古分為四大部[註 10]。其中準噶爾汗國與沙俄友好，其可汗噶爾丹先滅領葉爾羌汗國與青海和碩特，又佔領喀爾喀蒙古，喀爾喀三部南下投靠清朝。康熙帝首先派薩布素於雅克薩戰役驅除入侵黑龍江的沙俄軍隊，與沙俄所簽訂的尼布楚條約以確立東北疆界並獲得沙俄的中立。接著於1690年至1697年間烏蘭布通之戰與三征噶爾丹使噶爾丹戰死，創立多倫會盟以保護喀爾喀蒙古[20]。青藏地區的[註 11]和碩特汗國協助黃教達賴五世擊敗紅教統一全藏，之後分裂成青海與西藏和碩特。達賴六世時，藏區政事交由第巴（理事大臣）桑結嘉錯管理，他聯合準噶爾對抗西藏和碩特的拉藏汗，拉藏汗先下手殺桑結嘉錯並廢除達賴六世。1717年噶爾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入侵青藏地區，滅和碩特汗國，並且佔領拉薩。清軍多次被準軍擊敗，最後於1720年由胤禵率軍驅除成功，協助達賴七世入藏，以拉藏汗舊臣[註 12]管理藏區[20]。

 
《雍正祭先農壇圖》（部分）

康熙晚期，由於官員薪資過低以及法律過寬，導致官吏貪污，吏治敗壞。為了消除士大夫的民族意識，對其言論管控趨於嚴格，並發生南山案文字獄事件，到雍正與乾隆時期這種情況加重。康熙帝本來按照中國立嫡立長的傳統封胤礽為太子，由於太子本身的素質問題及其在朝中結黨而廢太子，使得諸皇子為皇位互相結黨傾軋。故太子一度復立，但康熙帝仍無法容忍其結黨而廢除。最終在1722年臨終時傳位於胤禛，即雍正帝[20]。

雍正帝獲得隆科多的協助繼位，賴年羹堯平定青海亂事以穩固政局，然而後來因故賜死年羹堯、幽禁隆科多。雍正帝在位時期，針對康熙時期的弊端採取補救措施，以延續康雍乾盛世。他設置軍機處加強皇權，廢殺與他對立的王公並削弱親王勢力。注重皇子教育，採取秘密立儲制度以防止康熙晚年諸皇子爭位的局面再度發生。將丁銀併入地賦，減輕無地貧民的負擔。為了解決地方貪腐問題使火耗歸公，耗羨費用改由中央政府計算；設置養廉銀以提高地方官員的薪水[20]。

對外方面，雍正初年青海親王羅卜藏丹津意圖復興和碩特汗國而亂，隔年年羹堯與岳鍾琪等人平定。為此雍正帝佔領部分西康地區，又在西寧與拉薩分置辦事大臣與駐藏大臣以管理青藏地區。聽從鄂爾泰建議推行改土歸流，廢除具自治性質的土司，以地方官管理少數民族。將喀爾喀蒙古併入清朝；於1727年與沙俄簽訂恰克圖條約，確立塞北疆界。1729年聽從張廷玉建議，以傅爾丹與岳鍾琪兵分二路於科布多對抗準噶爾汗噶爾丹策零，最後於和通泊之戰戰敗。1732年噶爾丹策零東征喀爾喀蒙古，兵至杭愛山，被喀爾喀親王策棱擊敗。1734年清準和談，以阿爾泰山為界，西北大致和平[20]。

雍正帝勤於政事，自詡「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他在位期間的奏摺大多由他親自批改，軍機處的諭旨也由他再三修改。他所親信的內外臣僚如張廷玉、鄂爾泰、田文鏡與李衛等人也都以幹練、刻覆著稱。他所派遣的特務遍即天下以監控地方事務，密摺制度至此完善，然而屢興文字獄箝制言論自由。1735年雍正帝於工作時去世[註 13]，其子弘曆繼位，即乾隆帝[20]。

日正當中

主條目：康雍乾盛世、十全武功、乾隆下江南和中國風
 
郎世寧繪乾隆帝南苑閱兵的《大閱鎧甲騎馬像》

乾隆時期，清朝進入極盛時期，領土勢力最廣，經濟發展最高。乾隆帝繼位後獲得張廷玉與鄂爾泰的協助，穩定初期政治。他以「寬猛相濟」理念施政，介於康熙帝的仁厚與雍正帝的嚴苛之間。人口不斷增加使乾隆末年突破了三億大關，約佔當時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江南與廣東等地的絲織業與棉織業都很發達，景德鎮的瓷器都達到歷史高峰。與此同時，銀號亦開始在山西出現。然而乾隆晚期多從寬厚，寵信貪官和珅，官員腐化使政治大壞[21]；六次下江南所至供張過盛，擾民有餘[22]。

乾隆帝鴻講學術，然而他的開博學鴻詞科不過粉飾太平，由於限制過多，所得人才不如康熙詞科。此時期有許多書籍出版，例如《續三通》、《皇朝三通》與《大清會典》等史書；著名小說《紅樓夢》、《聊齋誌異》和《儒林外史》等；1773年更下令編纂《四庫全書》，與《古今圖書集成》成為全世界最龐大的類書，這些都成為盛世的文化標誌。然而為了維護統治卻嚴厲控制思想，編書期間藉機割裂焚燬大量不符其思想的書籍。此外大興文字獄使如戴名世等人被株連殺害或者流放。這些都讓文人思想受到嚴厲阻礙，遲滯文化的發展[22]。

西方傳教士將中國文化介紹給歐洲人，引發18世紀中國風的熱潮[23][24]。歐洲人追崇中國文化、思想與藝術[25]，在1769年更有人寫道：「中國比歐洲本身的某些地區還要知名」[26]。到18世紀末，康雍乾盛世進入尾聲，歐洲人出現負面評價[23]。與乾隆帝不歡而散的英國特使馬戛爾尼認為清朝已經衰落[註 14]。

 
18世紀乾隆時期清朝疆域與藩屬國

對外方面，1745年準噶爾汗國噶爾丹策零去世，國內諸子爭位。乾隆帝乘機於1755年派降將阿睦爾撒納為引導，率軍西征平定準噶爾，攻下準都伊犁。而後想要自己成為新一代準噶爾之主的阿睦爾撒納，因為沒有獲得乾隆帝支持而叛變。乾隆帝派兆惠西征，最後於1757年平定天山北路，準噶爾亡，其族慘遭滅絕。然而位於天山南路，原臣服於準噶爾的伊斯蘭教領袖大小和卓依舊抗清，史稱大小和卓之亂。其領袖布拉尼敦與霍集佔領有喀什噶爾與葉爾羌，意圖統一回疆。1758年乾隆帝再命兆惠西征，兆惠率輕軍渡沙漠圍攻葉爾羌，反被包圍於黑水營。隔年清將富德率軍解圍，兆惠與富德最終攻滅大小和卓，並讓帕米爾高原以西的中亞各國成為藩屬國[註 15]。乾隆末年，尼泊爾廓爾喀王國兩次入侵西藏。1793年清廷派福康安與海蘭察入藏擊潰，收廓爾喀、不丹與哲孟雄（今錫金）為藩屬國，加強駐藏大臣的權力[28]。

西南方面，乾隆初年派張廣泗平定貴州苗民之亂，隨後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今四川金川縣與小金縣）於1747年到1749年期間發生大金川之戰，清軍於此吃盡苦頭[註 16]。1771年第二次金川之戰爆發，大小金川的諾木與僧桑格均叛，清將溫福戰死，阿桂歷經多次作戰，直到1776年方平定。期間緬甸貢榜王朝與清朝爆發清緬戰爭，清軍四次進攻皆失敗。1769年乾隆帝派傅恆、阿桂入緬未果，雙方最後停戰。1784年暹羅卻克里王朝派使朝貢，1788年緬甸為應付暹羅威脅，也派使朝貢。1789年安南發生西山朝統一後黎朝、鄭主與廣南國。清軍擊敗西山朝，護送黎帝黎愍宗復位，途中遭西山軍的伏擊而敗。西山朝阮惠遣使向清廷謝罪，清廷封為安南王[28]。

乾隆期間清朝疆域達1300萬餘平方公里，東方的朝鮮與琉球國也早就成為藩屬國之一[註 17]。只有德川幕府統治的日本處於鎖國時期，與清朝來往甚少。乾隆帝以十全武功自譽，他平定準噶爾與回疆地區，使四川、貴州等地繼續改土歸流，然而其餘戰事皆小題大作使國庫嚴重損耗，讓清朝國力衰退[28]。當時人口暴增與鄉村土地兼併嚴重，使得許多農民失去土地；加上貪官和珅等官員腐敗，於乾隆晚期到嘉慶時期陸續爆發民變。白蓮教於1770年代舉兵，後來又於1796年爆發川楚教亂，八年後被清軍鎮壓，領袖王三槐被處死。台灣天地會領袖林爽文於1787年發動林爽文事件，歷時一年多。1795年乾隆帝因為誓言[註 18]禪位於子顒琰，即嘉慶帝。乾隆雖為太上皇，但依然「訓政」至1799年去世，嘉慶帝方得以親政。然而嘉慶帝未能解決弊端，清朝繼續走向衰退[28]。

近代開啟

參見：嘉道中衰、中國近代史、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
 
1840年鴉片戰爭期間，英國復仇女神號（最右後方）戰艦擊毀一艘清朝戎克船。

嘉慶帝對貪污深惡痛絕，親政後賜死和珅，抄收其家產。然而沒有全面整頓政風，加上藉助賣官制度以平衡開支，使得貪污腐敗的風氣更加擴大，加重地方人民的負擔。另外還有河道與漕運淤塞的難題。針對乾隆時期過度開銷的弊端，嘉慶帝提倡節儉，縮減朝廷與宗室的開支，把貧窮的旗民送到關外開墾。然而，最後因為朝野強烈的反彈聲浪而妥協。此時八旗兵與綠營軍紀腐敗不可堪用，只能靠地方團練平定亂事，後期更產生湘軍與淮軍等地方軍。當時民亂不斷，有白蓮教的川楚教亂、東南有海盜侵襲，華北又有天理教之亂。道光之後又有太平天國之亂、捻亂以及甘陝回變與雲南回變，再加上鴉片戰爭等外患，一度使清廷搖搖欲墜[28]。

1820年嘉慶帝去世，旻寧繼位，即道光帝。此時朝廷暮氣沉沉，滿朝文武只知迎合貪汙謊報。道光帝提倡儉樸，所穿龍袍是宮內舊料所製，滿朝文武故意在朝服補丁，以示簡樸。大臣奏章大多報喜不報憂[29]。曹振鏞是當時第一重臣，奉行「多磕頭，少說話」哲學[30]。繼起的穆彰阿，人稱「在位二十年，亦愛才，亦不大貪，惟性巧佞，以欺罔矇蔽為務」。鴉片戰爭時，前方將帥不斷撒謊[31]，敗將奕山竟被欽命交部優敘。道光時期稍可稱善的政績是陶澍改革鹽法，成功的防止商販壟斷。

 
太平天國洪秀全玉璽。

19世紀上半葉，西方各國為使通商正常化，多次派使者前往中國協商。然而清政府以天朝上國自居，不願與西方各國平起平坐，屢次不了了之。當時大英帝國對中國茶葉與絲綢的需求龐大，對華貿易成逆差狀態。為此，英國將成癮劑鴉片大量輸入中國以改善本身經濟。1838年鴉片猛增到四萬零二百箱，人民健康被削弱，清朝經濟發生通貨膨脹，國力也持續衰退[32][33]。道光帝為解決此弊端，派林則徐到貿易中心廣州宣佈禁菸，此即虎門銷煙。為此，1840年中英兩國爆發鴉片戰爭，清軍戰敗後和英國簽訂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開啟了中國近代史。當時道光帝與耆英不了解國際法，認為給予英人貿易之便以換取國家長存，所以割讓許多影響甚遠的權力[註 19][34]。清朝後期被迫和各國簽訂不平等條約，除了割地、開港、賠款之外，還讓外國派駐軍隊於首都，中國主權逐漸流失[34]。

1850年道光帝去世，子奕詝繼位，即咸豐帝。西方各國迫使清政府開港通商，加上地方官吏地主兼併土地，使得傳統農村經濟受到破壞。各地乘機紛紛起事，其中華北以捻亂為主，華中華南以洪秀全的太平天國與雲南杜文秀、馬如龍的雲南回變為主。洪秀全改造基督教教義，1851年於廣西金田起義，聯和天地會、三合會北伐。兩年後攻陷並定都江寧，並且發動兩次西征；不久又發動北伐，最遠達天津近郊。後來曾國藩、左宗棠與李鴻章為了保護儒家文化，紛紛組織湘軍與淮軍抵抗太平天國。太平天國發生天京事變後國力衰退，部分勢力轉入捻軍。太平天國最後於1864年被湘軍、淮軍以及外國人組成的常勝軍、常捷軍圍攻之下而亡。此期間英國與法國因為和清廷修約不成，趁中國發生內亂之際，於1858年發動英法聯軍之役。清軍於八里橋之戰戰敗，聯軍攻陷北京，圓明園、清漪園等處被焚掠，簽訂《天津條約》及《北京條約》。同時沙俄以調停有功逼清廷簽訂《璦琿條約》，取走外東北領地。1864年沙俄強迫清廷訂立《勘分西北界約記》，割佔外西北。面對內外交迫的局面，清廷為了使國力恢復而發起自強運動[35]。

自強與維新時期

參見：西學東漸、同治中興、自強運動、維新運動和瓜分中國
 
影響近代中國與清朝後期的慈禧太后像。

1861年，咸豐帝去世，其六歲之子載淳繼位，即同治帝。咸豐帝本任命肅順等八大臣贊襄政務，兩宮太后與恭親王奕訢發動辛酉政變，兩宮垂簾聽政，最後由兩宮之一的慈禧太后獲得實權。被稱為洋務派的奕訢與部分漢臣[註 20]在消滅太平軍時認識到西方的船堅炮利，並且鑒於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以「師夷長技以制夷」[註 21]、中體西用為方針展開自強運動（又稱洋務運動）。當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隨後的北洋通商大臣負責對外關係與自強運動的策劃與推行，先後引入國外科學技術，建立現代銀行體系、現代郵政體系、鋪設鐵路、架設電報網。建立翻譯機構同文館、新式教育（新學），培訓技術人才並派遣留學生到歐美日等先進工業國家，培育出唐紹儀與詹天佑等人才。開設礦業、建立輪船招商局、江南製造總局與漢陽兵工廠等等製造工廠與兵工廠，同時也建立新式陸軍與北洋艦隊等海軍[36]。洋務運動使得中國社會出現較安定的局面，史稱同治中興[37]。其間太平天國於1864年滅亡。1865年僧格林沁的滿蒙騎兵（八旗兵）中捻軍埋伏後全殲，賴洋務派左宗棠與李鴻章分別滅西、東捻，捻亂到1868年為止。1862年－1878年間左宗棠先後平定陝甘回變，擊敗新疆阿古柏勢力，收復了新疆。雲南回變也於1867年由馬如龍投降清朝岑毓英，以及1872年杜文秀自殺而止。西方各國的租借地也將西方思想帶入中國[註 22]，推動中國革命與民主制度的發展[38]。1874年同治帝去世，慈禧太后立載湉為帝，即光緒帝[36]。

 
《時局圖》暗指中國遭列強瓜分。圖中以熊表俄國，犬表英國，蛙表法國，鷹表美國，日表日本，腸表德國，雄踞位置代表勢力範圍。左方的中國人代表青年被文武科舉麻痺、官員貪錢與富翁奢華。

對外方面，1884年，清朝和法國為越南（安南）主權爆發中法戰爭。清朝失去藩屬國越南，越南成為法國殖民地，台灣也宣布建省。1885年英國入侵緬甸，清朝駐英公使曾紀澤向英國抗議無效，隔年被迫簽訂《中英緬甸條約》，承認緬甸為英國所有。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國力大增，1872年日本強迫清朝藩國琉球改屬日本，清朝拒不承認，中日交惡。1894年為朝鮮主權清朝和日本發生甲午戰爭，兩個推行西化運動的亞洲國家的戰爭最後以清軍落敗而告終。戰後簽《馬關條約》，清朝割讓台灣和澎湖[註 23]，失去藩屬國朝鮮和租界。洋務派李鴻章建立的北洋艦隊全面瓦解，也宣告自強運動最終失敗[39]。

甲午戰爭後，維新派康有為與梁啟超於1895年公車上書光緒帝，要求深入改革政府架構、教育、經濟體制與軍事制度等多個層面，期望清廷從制度面革新。1898年光緒帝在康有為的幫助下實施維新運動（戊戌變法），然而影響守舊派的利益過大而引發反彈，慈禧太后以「聽信逆臣蠱惑，改變祖宗成法」為由軟禁光緒帝，處決譚嗣同、康有溥等多人。由於維持103天就結束，被稱為「百日維新」[39]。

1896年清廷為連俄制日，簽訂《中俄密約》。後來密約洩露，外國鑒於清朝已無力自衛，紛紛瓜分中國以維護為各自利益[註 24]，而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政策以平衡列強在華勢力。中國長期受列強欺辱，使地方產生義和團之類仇洋排外的民族主義團體。慈禧太后藉此排外而發生義和團事變，義和團屠殺洋人、破壞各國使館、燒毀與西洋有關的東西。慈禧太后不理會各國抗議，更曾半正式向十一國宣戰，引發八國聯軍報復。北京被聯軍佔領，慈禧太后西逃西安。1901年簽訂《辛丑和約》，清廷賠償重款，列強派兵駐守北京一帶、劃定租借地和勢力範圍，加深了中國的半殖民化。1904年日俄兩國更因在東北的利益衝突爆發日俄戰爭。義和團事變時，李鴻章等東南各省督撫為了保護華中華南，自行宣布中立（即東南互保）；從此清廷權威低落，地方各省自主性提高[39]。

清末時期

參見：清末新政、立憲運動和辛亥革命
 
任清朝內閣總理大臣時的袁世凱

清朝於八國聯軍後國勢大墜，知識分子莫不提出各種方法拯救中國，主要分成立憲派與革命派兩種改革路線。1901年立憲派康有為梁啟超主張君主立憲，梁啟超更發表《立憲法議》，讓光緒帝成為立憲君主，持續推行君主立憲運動。而革命派對清廷的改革失望，他們鼓勵推翻清朝，建立中華共和。1894年孫文於夏威夷檀香山建立興中會[40]、1904年黃興於長沙成立的華興會、1904年蔡元培於上海成立光復會，此外還有其他革命團體。1905年孫文在日本聯合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成立中國同盟會，並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綱領。革命派聯合舊有反清勢力如三合會、洪門等，在華南地區發起十次起事，並將勢力滲入華中、華南的清朝新軍[39]。

慈禧太后為挽清朝衰落危局，有意效仿歐日的改革。清末新政主要建立新軍、廢除科舉、整頓財政等一系列改革。當時立憲派與革命派為改革方式發生爭執，一開始立憲派佔上風，清廷也承諾實行立憲。1907年清廷籌設資政院，預備立憲，並籌備在各省開辦諮議局。1908年7月頒布了《各省諮議局章程及議員選舉章程》，命令各省在一年之內成立諮議局。同年頒布《欽定憲法大綱》，以確立君主立憲制政體，成立了代議會。在立憲派成員的請願下，清廷宣佈把預備立憲縮短三年，預定在1913年召開國會。同年光緒帝與慈禧太后皆去世，溥儀繼位，即宣統帝，其父載灃擔任監國攝政王。1911年5月清廷組成由慶親王奕劻領導的「責任內閣」，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次君主立憲。不過，該內閣中的很多成員為皇族身份，故被稱為「皇族內閣」，引發立憲派的不滿和失望，很多轉向於革命派合作[41]。

同年5月四川等地爆發保路運動，清廷急派新軍入川鎮壓。10月，革命派於湖北發起武昌起義，南方各省隨後紛紛宣佈獨立。清廷任命北洋新軍統帥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成立內閣並統領清軍。袁世凱一方面於陽夏戰爭壓迫革命軍，另一方面卻暗中與革命黨人談判，形成南北議和。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於南京宣布立國，孫文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2月12日，袁世凱迫使宣統帝溥儀頒布退位詔書，將權力交給袁世凱政府，清朝亡，標誌著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君主制度正式結束。隨後孫文讓位予袁世凱，南北統一，袁世凱定都於北京[41]。

後來，1917年張勳組織辮子軍，於北京擁護宣統帝溥儀，復辟清朝（史稱張勳復辟），但只持續12天而終[42]。日本於九一八事變佔領中國東北，1932年扶持溥儀建立滿洲國，其最終隨著1945年蘇聯的八月風暴行動而亡[43]。

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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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軍入關與鞏固示意圖。
 
18世紀乾隆時期的清朝領土範圍以及藩屬國。
 
1896年清朝晚期的領土範圍
發源與擴張

清朝發源於東北地區，努爾哈赤與皇太極時期領有今東北地區、外東北地區與內蒙古地區[1]。1644年多爾袞偕同順治帝率軍入關，隨後指揮清軍占領全明朝領地，統一中原，領有內地十八省[16]。1661年南明亡。然而當時尚有以吳三桂為首，鎮守華南的三藩；以及奉明朝為正朔，領有台灣、澎湖的明鄭。三藩之亂與施琅攻臺後，康熙帝完全掌控華南地區與台澎地區[16]。此時準噶爾汗國的可汗噶爾丹與俄羅斯帝國（沙俄）友好，噶爾丹南征青海和碩特，東征喀爾喀蒙古。而沙俄為了在遠東尋找出海口，向東移民侵略黑龍江上游。康熙帝先是於雅克薩戰役擊敗俄軍，與其劃定邊疆；之後率軍三征噶爾丹，協助喀爾喀蒙古收復其領土。喀爾喀蒙古其後併入清朝，外蒙古地區正式歸清朝所有。1727年雍正帝與沙俄簽訂恰克圖條約，確立塞北疆界[20]。

1717年準噶爾汗國新可汗策妄阿拉布坦入侵青藏地區，滅和碩特汗國，並且佔領拉薩。清軍多次被準軍擊敗，最後於1720年由胤禵率軍驅除成功，協助達賴七世入藏，以拉藏汗舊臣管理藏區，這是清朝經營青海、西藏地區之始[20]。雍正時期，平定青海親王羅卜藏丹津之亂後，雍正帝又在西寧與拉薩分置辦事大臣與駐藏大臣以控管青藏地區。新疆地區方面，1755年乾隆帝乘準噶爾汗國噶爾丹策零去世的機會，派將領率軍西征，軍勢直達準國首都伊犁。在平定阿睦爾撒納之亂與大小和卓之亂後徹底掌控準噶爾地區與回疆，並且獲得帕米爾高原以西諸國的朝貢[28]。

最大疆域

1759年乾隆時期的清朝疆域達到最大範圍，東北與俄羅斯帝國（沙俄）分界額爾古納河、格爾必齊河與外興安嶺，這條疆線直到鄂霍次克海與庫頁島。正北與沙俄分界薩彥嶺、沙畢納依嶺、恰克圖與額爾古納河。西北與哈薩克汗國等西北藩屬國分界薩彥嶺、齋桑泊、阿拉湖、伊塞克湖、巴爾喀什湖至帕米爾高原。西南與印度的蒙兀兒帝國、喜馬拉雅山諸國家分界喜馬拉雅山至野人山，正南大致上與現今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分界相同，但清朝尚獲得緬甸北部的南坎、江心坡等地。東與日本、琉球分界日本海與東海，與朝鮮王朝沿圖們江、鴨綠江分界，清朝還領有台灣、澎湖、海南及南海的南海諸島（時稱千里石塘、萬里長沙、曾母暗沙），極盛時期總面積可達1300萬平方公里[28]。

藩屬國

清朝的藩屬國方面，早在皇太極與康熙時期就有朝鮮與琉球國。到乾隆時期擴充到東南亞地區的安南（即越南）、南掌（今寮國）、暹羅（今泰國）、緬甸以及南洋群島的蘭芳共和國（柬埔寨被安南與暹羅瓜分，呂宋與蘇祿於西班牙統治菲律賓群島後相繼消失）；西南喜馬拉雅山有廓爾喀（尼泊爾）、哲孟雄（錫金）、不丹等國；中亞地區有哈薩克汗國、布魯特汗國、浩罕汗國、布哈拉汗國、愛烏罕（今阿富汗）、巴達克山、乾竺特與拉達克等國[28]。

衰退與被瓜分

進入19世紀，由於清朝的衰落，列強於鴉片戰爭後以不平等條約掠奪許多領土與藩屬國[34]。俄羅斯帝國藉由1858年璦琿條約與1860年北京條約獲得外東北，包括庫頁島等地。1900年趁八國聯軍的機會又強佔黑龍江以北的江東六十四屯。1864年藉由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與1881年的伊犁條約獲得外西北，並且陸續佔領中亞諸藩屬國。19世紀末大博弈時期英俄兩國簽訂英俄協定，私自劃分帕米爾地區。大英帝國藉由1842年的南京條約、1860年的北京條約與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獲得現今香港地區，並且侵占藩屬國緬甸與喜馬拉雅山諸國家。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於中法戰爭占領藩屬國安南、南掌。葡萄牙於中葡和好通商條約永居管理澳門。大日本帝國先於1872年占領藩屬國琉球，並於1895年的馬關條約獲得台灣與澎湖列島，並讓清朝放棄藩屬國朝鮮[39]。甲午戰爭後，列強認為清朝無自衛能力，為自身利益聯合瓜分中國，使得重要港口如旅順、大連被沙俄與後來的日本領有、威海衛被英國領有、膠州灣被德國領有、廣州灣被法國領有等。到清朝末期，領土面積萎縮至約1140萬平方公里左右[39]。

行政區劃

 
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全國行政區劃示意圖。
 
宣統三年（1911年）全國行政區劃示意圖。
主條目：清朝行政區劃

清朝版圖遼闊，民族眾多，在行政區劃上也「因時順地、變通斟酌」[44]。在漢族地區沿用明代舊制，實行「省—府—縣」三級制[45]。在東北地區，為滿洲八旗制、漢人州縣制與漁獵部落的「姓長制」並行[46]。在藩部地區則因俗而治，並根據中央集權統治的需要加以改革：蒙古實行「旗盟制」、「札薩克制」；西藏實行「宗谿制」，新疆回部實行伯克制。全國分為十八省、五個將軍轄區、兩個辦事大臣轄區共二十五個一級行政區域和內蒙古等旗盟。

清末，在列強蠶食鯨吞的形勢下，邊疆各地依靠舊有的行政體制已無法維持有效的統治。光緒年間，新疆、奉天、吉林、黑龍江相繼建省，實行與內地相同的行政體制。蒙古、西藏也有建省之議，但在清朝滅亡之前未能實行。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清朝分為二十二省，以及西藏、外蒙古、內蒙古、青海等邊疆地方。

內地

清代山海關以內、長城以南的漢族地區被稱為「內地」、「關內」或「漢地」。內地的行政區劃承襲了明代「省—府（州）—縣」的層級體制。一級政區為布政使司，通稱「行省」或「省」。二級政區為府、直隸州。府管轄的州（散州、屬州）不再領縣，形成了單式的三級制。清代初年，原為臨時差官的巡撫取代布政使，成為一省的長官。在一些民族雜居之處及軍事要地，設置了新型政區「廳」，分為府級的直隸廳和縣級的散廳，廳下一般不領縣。

明代布政使司、按察使司派出的差官「道員」，在清代也保留下來。道員的統轄區域是「道」，介於省與府之間，有分巡道、分守道、糧儲道、鹽法道、兵備道等名目。清初的道並不是行政區，道員亦無品級。乾隆以後，定道員秩品為正四品，分巡道、分守道的職權也漸趨一致。有人認為清末的道實際上已成為省、府之間的一級政區[47]。清朝行政區劃層級為：

 
 
 
 
 
 
 
 
布政使司
（省、行省）
 
 
 
 
 
 
 
 
 
 
 
 
 
 
 
 
 
 
 
 
 
 
 
 
 
 
 
道
 
 
 
 
 
 
 
 
 
 
 
 
 
 
 
 
 
 
 
 
 
 
 
 
 
 
 
 
 
 
 
 
 
 
 
 
 
 
 
 
 
 
 
 
 
 
 
 
 
 
 
 
 
 
 
 
 
 
 
 
 
 
直隸州
 
 
 
 
 
府
 
 
 
 
 
直隸廳
 
 
 
 
 
 
 
 
 
 
 
 
 
 
 
 
 
 
 
 
 
 
 
 
 
 
 
 
 
 
 
 
 
 
 
 
 
縣
 
散州
 
縣
 
散廳
 


行省

在行省設置方面，基本沿襲了明代所置的兩京與十三布政使司，即南北二京及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浙江、福建、江西、廣東、廣西、湖廣、四川、雲南、貴州。順治元年（1644年）定鼎北京，以盛京為留都[48]。二年（1645年）改北直隸為直隸省，改南直隸為江南省。康熙三年（1664年），分湖廣為湖北、湖南二省。康熙六年（1667年），江南省正式分為江蘇、安徽二省。康熙七年，陝西省正式分為陝西、甘肅二省，自此形成了所謂「內地十八省」的格局[45]。

光緒十一年（1885年），分福建省臺灣府置臺灣省。兩年後臺灣正式建省，稱「福建臺灣省」。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因甲午戰爭戰敗，臺灣省被割讓予日本[49]。光緒三十年十二月（1905年1月），分江蘇江寧、淮安、揚州、徐州四府及通州、海州二直隸州置江淮省，旋即裁撤。此後至清末，內地仍為十八省，與東三省、新疆省合為二十二省。

衝繁疲難

清代的府、州、廳、縣，按照「衝、繁、疲、難」的考語分為不同等次。考語字數越多，地位就越重要。一般以四字俱全者為「最要缺」，三字者（衝繁難、衝疲難、繁疲難）為「要缺」，二字者（衝繁、繁難、繁疲、疲難、衝難、衝疲）為「中缺」、一字或無字者為「簡缺」[50]。

  • 衝：地當孔道者為衝
  • 繁：政務紛紜者為繁
  • 疲：賦多逋欠者為疲
  • 難：民刁俗悍，命盜案多者為難
土司

雲南、貴州、廣西、四川、湖南、湖北、甘肅等省設有土司，分為宣慰司、宣撫司、招討司、安撫司和長官司（長官為武職），與土府、土州、土縣（長官為文職）。土司的長官以當地各族頭人充任，可以世襲，由朝廷或地方官府頒給印信，歸所在地方之督撫、駐紮大臣管轄。宣慰等司的長官隸屬於兵部、土知府、土知州等官隸屬於吏部[51]。雍正年間，雲南、貴州、廣西等省的土司開始改行流官制，史稱改土歸流。光緒、宣統之際，趙爾豐出任川滇邊務大臣，四川西部的藏人土司、西藏東部的宗也開始改土歸流[52]。

東三省

東北為清朝龍興之地。順治年間入關後，以駐防八旗留守盛京。康熙至乾隆年間，逐漸形成三個相當於行省的將軍轄區：奉天、吉林、黑龍江。將軍之下設副都統分駐各城，並管理各城的臨近地區。副都統下有總管統領各旗。在漢民聚居之處，置府、州、縣、廳，如同內地。居於黑龍江、嫩江中上游的巴爾虎、達斡爾、索倫（鄂溫克）、鄂倫春、錫伯等族，編入八旗，由布特哈總管、呼倫貝爾總管管轄。黑龍江、烏蘇里江下游及庫頁島的赫哲、費雅喀、庫頁、奇楞等漁獵部落則分設姓長、鄉長，由三姓副都統管轄[53]。

光緒末年的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之役與日俄戰爭嚴重動搖了清朝在東北地區的統治，迫使其廢除滿洲的旗民分治制度，設立行省。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廢除奉天、吉林、黑龍江三地將軍衙門，改設奉天省、吉林省、黑龍江省；隨後裁撤各城副都統、總管，改為府、廳、州、縣。宣統三年（1911年），奉天省領八府、八廳、六州、三十三縣；吉林省領十一府、一州、五廳、十八縣；黑龍江省領七府、六廳、一州、七縣[53]。

藩部

主條目：清代蒙古各盟部旗列表和回部
蒙古
 
1696年清軍三路出擊噶爾丹，康熙帝親率中路軍進至克魯倫河，圖中為康熙帝營帳

明清之際，蒙古分為眾多部落（蒙古語稱為「艾馬克」），部落首領為「部長」（鄂拓克）或「汗」。清太宗時，依照滿洲八旗的組織形式，將蒙古各部落編為旗，是為蒙古的基本行政單位，其長官為札薩克或總管。旗下設「佐」（蘇木），相當於鄉。自此蒙古各部落被納入統一的行政體系之中。在地域上，蒙古地區大致分為察哈爾、內蒙古、西套蒙古、外蒙古（包括土謝圖汗部、賽音諾顏部、車臣汗部、札薩克圖汗部）、科布多與唐努烏梁海[53]。

清代蒙古又分為內屬蒙古與外藩蒙古。內屬蒙古包括察哈爾、歸化城土默特、唐努烏梁海、阿爾泰烏梁海等部，各旗由朝廷派遣官員（一般為總管）治理，與內地的州、縣無異。外藩蒙古各旗則由當地的世襲札薩克管理，處於半自治狀態。在外藩蒙古，以若干旗合為一盟，設正、副盟長，掌管會盟事宜，對各旗札薩克進行監管。清代的盟是監察機構，並不能視為一級政區[53]。

外藩蒙古又按其歸附清朝的先後分為內札薩克蒙古與外札薩克蒙古。內札薩克蒙古又被稱為內蒙古，於天命至康熙初年陸續歸附清朝。乾隆以後定為二十四部，共四十九旗，設六盟。內札薩克各旗不但政治地位很高，還保留了一定的兵權。康熙中期以後歸附清朝的各部落稱為外札薩克蒙古，包括漠北的喀爾喀四部、西套蒙古二旗、青海蒙古各部、科布多各札薩克旗、新疆舊土爾扈特部及中路和碩特部。外札薩克各旗無兵權，隸屬於當地的將軍、都統、駐紮大臣（西套蒙古二旗除外）。其中喀爾喀四部後來演變為外蒙古[53]。

新疆

清代新疆分為天山北路的準部和天山南路的回部。其中的蒙古遊牧地區實行盟旗制。維吾爾、布魯特、塔吉克等族地區則實現伯克制。蒙古舊土爾扈特部與中路和碩特部一如內蒙古設立旗、盟：舊土爾扈特部為南北東西四路烏訥恩素珠克圖盟，和碩特部為巴圖塞特奇勒圖盟。每盟設正、副盟長各一人。旗設旗長（札薩克）一人，掌盟、旗政令。但是盟長由清朝政府任命，旗長則基本是世襲。凖部的地方長官為烏魯木齊都統，統轄迪化州（即烏魯木齊）、古城、巴里坤、庫爾喀喇烏蘇、吐魯番和哈密[53]。光緒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實行與內地相同的府、廳、州、縣體制。

 
西藏的行政中心拉薩布達拉宮
青海

清代的青海不包括今西寧、海東、黃南以及青海省邊緣的部分地區。統轄青海地方的官員為西寧辦事大臣，常駐西寧（屬甘肅省）。青海大致以黃河為界，分為青海蒙古和玉樹等四十族土司。黃河以北主要為蒙古人，有和碩特、輝特、綽羅斯（準噶爾）、土爾扈特、喀爾喀五大部落。雍正三年（1725年），編青海蒙古為二十七旗，後增至二十九旗，由西寧辦事大臣主持會盟。另有察漢諾門罕牧地，實際上單獨為一喇嘛旗。道光三年（1823年），分黃河以北二十四旗為左、右翼二盟，每盟設正、副盟長各一人。黃河以南主要為藏人，分為四十個土司，其中以玉樹土司最大，故稱玉樹等四十族土司。土司以下有土千戶、土百戶。嘉慶、道光年間，藏人不斷越過黃河向北遷徙，形成了環青海湖一帶的環海八族[54]。

西藏

西藏在清代又稱「唐古忒」、「圖伯特」，分為衛（前藏）、喀木（康）、藏（後藏）、阿里四部，以及霍爾三十九族地區。西藏地方的行政長官為駐藏大臣，駐喇薩（拉薩），會同Template:BreakChar、班禪額爾德尼辦理藏內政務，其政令由噶廈（西藏官府）執行。西藏的基層政區是宗，大致相當於內地的縣，但規模很小。一些貴族、寺廟的莊園領地稱為「谿卡」，地位比宗低或者平級。宗的長官為「宗本」，谿的長官為「谿堆」，一般由噶廈委派，也有的由特定寺廟委任。後藏札什倫布附近的幾個宗，由班禪直接管理[54]。今那曲地區、昌都地區北部的各部落統稱霍爾三十九族，為蒙古人後裔，由駐藏大臣的屬員夷情章京管轄。駐紮於達木（今當雄）的達木蒙古八旗，每旗設一佐領，不設總管，直屬於駐藏大臣[54]。

政治制度

主條目：清朝政治、清朝官職表和清朝中央國家機關列表
 
清朝政治中心北京紫禁城，圖為清朝皇權的象徵太和殿。

決策機關

清朝的政治體制基本上沿襲明朝制度，但是略有不同。官員等級分「九品十八級」，每等有「正」、「從」之別。不在十八級別以內的叫做未入流，在級別上附於從九品。清朝制定內國史院、內秘書院與內宏文院等內三院為內閣，作為中央最高決策機關。設大學士滿、漢各二人，協辦大學士滿、漢各一人，學士滿六人、漢四人，下轄中央執行機關六部。內閣的實際權力比明朝小，實際掌握權力的機關會隨時代不同而改變。後金時期，議政王大臣會議是皇帝與王公貴族討論國事之處。1631年皇太極為了中央集權，仿明朝制度設立六部與內閣以分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權力。入關之後，1677年康熙帝設立南書房，削弱議政王大臣會議權力，同時將外朝內閣的某些職能移歸內廷，實施高度集權。雍正帝為了西征準噶爾準備設置軍需處，到乾隆時期正名為軍機處。軍機處機構精簡，行政效率高，能迅速處理軍國大事，進一步加強君主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鴉片戰爭之後，為了推行自強運動，先後於1861年與1870年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北洋通商大臣，負責對外關係與自強運動的策劃與推行，成為自強運動期間最高行政機關。八國聯軍之後，1911年5月18日清廷宣佈廢除軍機處，仿西方國家與日本實行內閣制，內閣總理大臣和諸大臣成為最高行政機關[參1]。

南書房

南書房於康熙十六年（1677年）設立，起初是康熙帝為了與翰林院詞臣們研討學問，吟詩作畫而設。因在乾清宮西南角特辟房舍故名南書房。由於南書房「非崇班貴檁、上所親信者不得入」，所以它完全是由皇帝嚴密控制的一個核心機要機構，隨時承旨出詔行令，這使南書房「權勢日崇」。南書房地位的提高，是康熙帝削弱議政王大臣會議權力，同時將外朝內閣的某些職能移歸內廷，實施高度集權的重要步驟[參1]。

 
軍機值房，即軍機處。
軍機處

軍機處原稱軍需處，雍正八年（1730年），清軍在西北與準噶爾激戰，為及時處理軍報雍正皇帝始立，雍正十年改稱軍機處[參2]。軍機大臣以下設章京等官，從六部員司和內閣中書里選用。章京的任務是繕寫諭旨、記載檔案、查核奏議，作軍機大臣的輔助人員[註 25]。章京也是滿、漢人員各兩班，每班八人，各設一領班。章京參與機要，草擬聖旨，俗稱「小軍機」。乾隆皇帝即位後服孝，安排數位「總理事務王大臣」進入軍機處，故改名總理事務處。乾隆二年（1737年）乾隆服滿親政，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自請罷職，恢復軍機處名稱，自此遂成定製，軍機處成為直接對皇帝負責的核心權力機構，滿洲議政王大臣會議的地位更被削弱至幾乎可忽略不計，政治權力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成為清代中央集權制度的頂峰。直至宣統三年（1911年）四月初十清廷宣佈成立「責任內閣」，軍機處廢止[參1]。

內閣總理大臣

宣統三年四月初十（1911年5月18日），清政府宣佈廢除軍機處，實行內閣制，任命內閣總理大臣和諸大臣。由慶親王奕劻組成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內閣。然而，由於內閣成員中過半數為皇族或滿人，時人譏之為「皇族內閣」。該內閣在辛亥革命後倒台，由袁世凱組成的新內閣所取代[參1]。

執行機關

六部（吏、戶、禮、兵、刑、工）為清朝最高執行機關，各部長官稱尚書，副長官稱侍郎，以前尚書均由滿人擔任，順治元年（1644年）規定尚書及侍郎滿、漢各一[參1]。

五寺包括大理寺、太常寺、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大理寺與刑部和都察院合為三法司，其職權與今日之最高法院相似。大理寺的首長稱為大理寺卿，也是九卿之一。其餘四個寺的卿職權較低。太常寺負責祭祀；太僕寺管理馬匹；光祿寺負責壽宴；鴻臚寺負責接待外賓[參1]。

為加強監督管理，凡天下文武官員，都要定期進行考察。規定三載考績，以定升降獎懲。京官叫「京察」，外官叫「大計」。對武官的考察，每五年一次，稱為「軍政」，由兵部主持。但是，不論「京察」、「大計」還是「軍政」，在實行中都是瞻徇情面，弊端叢生。後來更成為故事具文，走走過場而已[參1]。

內廷事務方面，鑑於明朝太監亂國，清朝皇帝獨創內務府以管理宮禁事務。其成員由內務府三旗（正黃旗、鑲黃旗、正白旗）的15個包衣佐領、18個旗鼓佐領、兩個朝鮮佐領、一個回子佐領和30個內管領的包衣及太監組成，其機構組織兼容了清初內務府和十三衙門兩種制度的內容和特點，並最終形成了以七司三院為主幹兼轄其他40餘衙門的龐大的宮廷服務機構[參1]。

刑律與文字獄

主條目：大清律例和文字獄

順治四年（1647年）《大清律例》編修完成。《大清律》基本上承襲了《明律》的內容。後經康熙、雍正兩朝屢次增刪，並於雍正五年公布。但清朝最經常起作用的是例，而不是律。胡林翼說：「《大清律》易遵，而例難盡悉。」，胥吏都諳熟例案，常可執例以壓制長官。《大清律》還表現出民族歧視和壓迫的特色。滿、漢人在法律上不平等。清廷對各少數民族地區還有各種特訂的法律，如蒙古族有「蒙古律」，維吾爾族有「回律」，藏族有「番律」等等，以加強對各少數民族人民的統治[64]。

清朝皇帝為了打壓漢人反清復明運動與防止散播不利皇帝的消息，屢興文字獄以控制士大夫的思想。文字獄之案件常是無中生有，小人造謠所為。較大規模的文字獄甚至可以牽連成千上萬人受害。柳詒徵稱「前代文人受禍之烈，殆未有若清代者。故雍乾以來，志節之士，蕩然無存。……稍一不慎，禍且不測。」[65]。順治四年（1647年），發生第一起文字獄「函可案」。一位法號函可的和尚因藏有「逆書」《變記》而被逮捕，後來流放到瀋陽。順治末年又發生莊廷鑨明史案，並驚動了朝廷中的輔政大臣鰲拜等人。清朝諸例文字獄中，有名的有康熙時期的南山案、雍正時期的查嗣庭試題案和呂留良案等[66]。

民族政策

清朝統治者根據實地情況的差異採取了不同的政策。在中原地區基本沿襲了明代的統治方式，包括開科舉等，以贏得漢族知識分子的支持，並根據清朝的實際情況實行了旗民分治；在邊疆地區則採取了加派駐防大臣與當地貴族共同治理[參1]。

漢族政策

清初有所謂「六大弊政」[68]，剃髮（或薙髮）、易服、圈地、佔房（侵佔房舍）、投充（搶掠漢人為奴隸）、逋逃（逃人法），延續時間最長的，是逃人法。順治七年六月，廣西巡撫郭肇基等人因為「擅帶逃人五十三名」，被處死[69]。清初曾頒令諭：一、八旗制度移入關內，全族皆兵。二、鼓勵滿人入關。三、圈地，使近畿五百里內全屬旗人所有。四、禁止滿漢通婚；禁止滿人自由擇業[70]一說旗人擁有打死民人不用償命的特權。[71]。弊政中的投充和逋逃皆為圈地所造成的直接結果。康熙帝親政後即立即下令永遠停止圈地，並逐步放寬對逃人的禁令並最終裁撤督捕衙門。隨後康熙開始採取一系列與民休息的政策[72]。

剃髮易服
主條目：剃髮易服
 
街上留髮辮的中國人，舊金山，1910年

清軍入關之前，為了易於辨識順逆，就已要求被征服或投效的漢人改變髮式。順治元年（1644年），多爾袞帥清軍入關。山海關戰役之後，多爾袞下令沿途州縣官員按滿人風俗，剃頭留辮。清軍驅逐李自成，定鼎北京，漢人強烈反對剃髮，降清之漢族官員剃髮者亦寥寥無幾。多爾袞見滿清統治尚未穩固，便下旨收回成命，命「天下臣民照舊束髮，悉從其便」[73]。明朝降臣孫之獬卻全家主動剃髮迎降，更令妻子不再纏足，並上疏標榜「臣妻放足獨先，閤家剃髮效滿制」，得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清初筆記《研堂見聞雜記》稱，孫之獬入朝後，列於滿班，滿臣認為他是漢人而不受；歸入漢班，漢臣又因為他從滿俗而不容，孫之獬於是羞憤上疏，稱「陛下平定中國，萬里鼎新，而衣冠束髮之制，獨存漢舊，此乃陛下從中國，非中國從陛下也」，言辭激烈。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大順與南明弘光政權相繼被清軍摧毀，多爾袞認為大局已定，於六月重新下剃髮令。七月，又下令「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規定清軍所到之處，成年男子無論官民，限十日內盡行剃頭，削髮垂辮，不從者斬，以恫嚇抵抗軍民。江南地區不少人反抗剃髮令，嘉定三屠等亦由此引發[73]。

當時一些在華傳教士曾描述過當時一些城市的屠城情況。20世紀的法蘭西學院院士阿蘭·佩雷菲特認為：「建國後的最初幾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殺。強迫留辮子引起了騷亂，結果都被殺害而倒臥在血泊之中[74]。」

漢臣與漢軍

清朝統治者為了能使自己的王朝更長久，按歷代漢人王朝的傳統開設科舉，大力尊崇儒學，從中選拔統治精英以贏得漢族知識分子的支持。早在後金時期，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就曾起用範文程、寧完我等漢八旗人士。崇德年間，又先後招降了洪承疇、吳三桂、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及其統領的漢族軍隊。後來，這些前明將領在消滅南方反清勢力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73]。另外，康熙年間帶兵攻克台灣的水師將領施琅也是前明降將中為清朝立功的代表人物之一。晚清時期，漢族官員逐漸成為了清王朝的中流砥柱，有虎門銷煙的林則徐；還有在消滅太平天國和捻軍中立下大功的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又如在洋務運動中起到關鍵作用的張之洞、劉坤一；實行新式練軍的袁世凱等[參1]。

清太宗皇太極即汗位後改變努爾哈赤對漢人的政策，釋放掠奪來的漢人奴隸，編莊別居，將加入漢軍八旗的明朝官員或後金提拔的漢人官員來管理。1633年皇太極下令從所屬的滿洲八旗的漢人壯丁中每十名抽出一名，組成一旗漢軍，這是皇太極組成漢軍的開始，並成為漢八旗的前身[參1]。

隨著軍隊的發展，崇德二年（1637年），即皇太極稱帝改後金為大清的第二年，又分漢軍旗為兩旗。又過五年，崇德七年（1572年），把漢軍擴為八旗。至此，漢軍八旗正式出現，成為清朝三軍之一。所使用的旗幟和滿洲、蒙古相一致，即正黃、鑲黃，正白、鑲白，正紅、鑲紅，正藍、鑲藍。由於漢軍編成八旗，所有旗下成員都是旗人，也稱漢軍旗人。漢八旗中的原漢人後代與滿人同樣享受世襲待遇，亦有很多世襲佐領之職。漢軍旗人在司法上和滿洲旗人一樣，與民人同罪不同罰。乾隆年間，由於財政原因，漢軍八旗曾大量出旗為民，僅剩在後金時期便跟隨滿洲統治者漢軍勳舊之後。到宣統末年，漢軍旗人共有21596人，約佔旗人總數的6%[參1]。

滿漢文化
主條目：滿漢文化交流
 
清朝漢族女子衣著融合了滿服和漢服的特徵

一般認為，清朝統治者在保持滿貴族優先前提下，很大程度上採取了漢化政策[78]。但一些研究遼金元清史的學者認為，清和遼金元一樣屬於征服王朝，漢化深度和速度均遜於北魏等滲透王朝；清室只推行對自己有利的漢化措施，並儘可能保留本族文化，而非全盤漢化[79][80]。

所有施政文書都以滿漢兩種文字發佈。自康熙起大力推行以儒學為代表的漢文化，漢傳統經典成為包括皇帝在內的滿族人必修課。滿族皇帝也納有漢族嬪妃，詳見滿漢通婚。儘管滿漢通婚的現象早已普遍存在，不過真正解除滿漢通婚禁令，是直到1902年清末新政才完全落實[81]。現在故宮還保存著不少乾隆穿漢服的畫像[參 1]。到乾隆中期，滿人幾乎全部以漢語為母語，滿文漸漸成為僅用於官方歷史記載用的純書面文字，並在使用中逐步為漢文所取代。部分史學者認為，正因滿人自動漢化才沒有在短時期之內覆滅，甚至奴化漢人。若無法漢化，則如南北朝的少數民族政權一樣，無法吸收漢族先進的文化而滅亡。支持儒化說者則認為，清朝皇帝只是有選擇尊儒，儒家的一些思想滿清皇帝也沒有完全接受，而儒家只是漢文化的內容之一，漢文化不僅僅只包括文字和儒家，還有衣冠、風俗禮儀、各種宗教信仰等[參 2] [參 3]。

西南土司

主條目：改土歸流

土司制度是在唐宋時期羈縻州縣制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其實質是「以土官治土民」，承認各少數民族的世襲首領地位，給予其官職頭銜，以進行間接統治，朝廷中央的敕詔實際上並沒有能夠得到真正的貫徹。但有些土官以世襲故，恣肆虐殺百姓，為患邊境，「漢民被其摧殘，夷人受其荼毒。」[82]。

清康雍乾盛世時期，國力強盛，中央政府已經有足夠的力量加強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雍正四年（1726年），鄂爾泰大力推行改土歸流政策[83]，即由中央政府選派有一定任期的流官直接管理少數民族地區的政務，「改流之法，計擒為上策，兵剿為下策，令其投獻為上策，敕令投獻為下策。」，「制苗之法，固應恩威並用」[84]。

滿族與旗人政策

主條目：滿族和旗人
 
清代的頭等滿洲侍衛呼爾查巴圖魯占音保

清朝入關後，滿族分布於東北地區、京師與各地要衝。旗人身分包含蒙古八旗與漢軍八旗，絕大多數情況下終身不變，所屬旗籍亦基本世代固定。京師八旗中，兩黃旗住北城，兩白旗住東城，兩紅旗住西城，兩藍旗住崇文門和宣武門以裡。在非東北地區的駐防八旗（分佈在如杭州、成都等大城市）則設立「滿城」供旗人居住，與非旗人所居住之地相隔離，普通人甚至當地總督、巡撫均無權過問[73]。在18世紀以前，滿洲地區為與外界相對隔絕、以操通古斯語的滿族旗人與部落民為主的偏僻地帶。由於清廷視滿洲地區為其發祥地，官方是禁止漢人向滿洲大部（尤其是吉林和黑龍江）移民的。但是，由於內地的人口壓力，漢人向這些地區的移民實際上已經出現並不斷擴大。在整個18世紀，清政府對原先的封禁政策日益舉旗不定，時而封鎖移民，時而對漢人穿過將內地與滿洲隔開的柳條邊佯作不知。到18世紀末，奉天（即遼寧）地區已經不可逆轉地被漢化。與此同時，由於滿洲南部的漢族農民已經飽合，漢人進一步向吉林和黑龍江北移的運動亦得到加快。此時吉林城鎮人口中已有80%到90%是漢民。滿洲邊境當局根據這些地區漢人不斷湧入的情況，便開始向定居的漢民徵兵收稅。清廷雖然仍未正式確認這些定居者的地位，但已向滿洲派遣了漢族官員前去治理移民區。到19世紀初，黑龍江以南的滿洲幾乎人人會說點漢語，只有散居在滿洲一部分邊遠地區、過著與定居漢人與滿人截然不同生活的蒙古人基本上沒有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然而在黑龍江以北，由於氣候較為嚴寒，基本上沒有受到移民影響，當地仍以部落民為主。由於把這些部落都編入旗制不太現實，清政府只將他們視為國內的納貢者，實際上這些部落民仍保持著原先的生活方式[參1]。

旗人與非旗人之間按規定亦不能通婚，稱為旗民不結親。但事實上一定規模的旗民通婚卻從未中斷過，至道光之後，旗民通婚實質上被朝廷默許。直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慈禧太后發佈懿旨，才正式廢除了旗民不結親的習俗。旗人不得務農或經營工商業，每月錢糧由朝廷供給，號稱「旱澇保收」的「鐵桿莊稼」[73]。康熙年間定製：前鋒、護軍、領催，月餉4兩，馬兵3兩，年餉米46斛（23石）；步兵領催月餉2兩，步兵1兩5錢，年餉米22斛（11石），出兵時另有行糧。隨著清朝中後期旗下人口的增加，勢必不可能每一個人都能吃糧當兵，故未能當上兵的旗人就成為八旗閒散，過著游手好閒的生活。除了吃糧當兵之外，旗人還可以參加科舉。旗人有自己的專屬學校。宗室、覺羅有八旗覺羅學；內務府出身之人有咸安宮官學、景山官學；正身旗人有八旗官學。旗人根據自己地位的不同，進入相應的學校學習，之後參加科舉考試。旗人有一套相對獨立的司法系統。旗人犯罪由特定機關審理。京師普通旗人由步軍統領衙門審理、皇親國戚由宗人府審理、民事案件則由戶部現審處審理；地方官員可以審理當地涉及旗人的案件，但無權判決，只能提出審理意見，交由相應的審判機關——理事廳處理，理事廳是類似現在「軍地聯絡辦公室」之類的機構，專門負責協調八旗駐軍和地方關係，官員也都由旗人擔任。另外，旗人與非旗人同樣犯罪，同罪卻不同刑[73]。《大清律例》規定：旗人犯了徒刑，一年只折合枷號五天。也就是說，非旗人犯了徒刑被判刑一年，同罪的旗人只要關五天就可以了[參1]。

蒙古政策

主條目：清代蒙古
 
賽音諾顏部郡王車木楚克扎布

清朝在外藩蒙古地區建立了盟旗制和札薩克制，對蒙古部落採取因俗而治、多封眾建的政策。旗是分解原來的部落而組成。每盟設盟長、副盟長各一人，掌管盟務。盟長先由各旗會盟時，從旗長即札薩克中推選。後來改為清朝理藩院開列盟內札薩克，由皇帝任命。其外每盟各設備兵札薩克一人，管理軍務。有的盟還設幫辦一二人，協理盟務。旗是軍政合一的地方政權機構，每旗設旗長一人，即札薩克，掌全旗要務，可以世襲。又設協理台吉襄贊旗務。其屬有管旗章京、副章京及參領、佐領、驍騎校等。旗盟官員多是原蒙古各部落的貴族，並被冊封為札薩克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爵位[參1]。

盟是由各部定期會盟而形成的機構，主要職能是監督各旗札薩克。若干相鄰的旗為一盟，盟有盟長，由朝廷直接任命，多選旗長中勢力大、威望高、與中樞關係親密者任之。盟為監察區，不屬行政單位。當時主要有哲裡木、昭烏達、錫林郭勒等盟。各盟旗直接對朝廷負責，受理藩院的管理。另外，在內蒙古地區設熱河都統、察哈爾都統和綏遠副將軍，率軍駐防要地，以加強軍事控制。但各都統、將軍不干涉行政事務。[88]如科爾沁部一類可以自治，察哈爾與土默特則被取締。

清朝對外札薩克蒙古盟旗的管轄，中央有理藩院的典屬、柔遠清吏司等機構，地方上有駐紮大臣。定邊左副將軍即烏里雅蘇台將軍，為漠北蒙古地區的最高官員，下設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二人，與將軍共同管轄喀爾喀諸部盟旗。科布多參贊大臣及幫辦大臣管轄杜爾伯特、輝特、新土爾扈特等盟旗及札哈沁、阿明特、烏梁海等旗。庫倫辦事大臣掌中俄交涉事務，其屬恰克圖辦事司員等人，負責監督中俄貿易[參1]。

清王朝統一了蒙古各部後，對蒙古的統治策略是，既要使其不再成為朔方邊患的勢力，又要籠絡其奴隸主們統治蒙古族人民，使蒙古成為清政府統治全國的一支重要軍事力量和清帝國北部疆域不設防的屏障。[參 4]包括在蒙古大力扶植推廣喇嘛教（即藏傳佛教），有效的收服了人心，維護了蒙古地區安定局面。蒙古人一向信喇嘛教中的黃教，滿人一直重視籠絡大喇嘛，如哲布尊丹巴與章嘉呼圖克圖；與此同時，蒙古八旗亦成為清朝軍隊的一支生力軍，在征討噶爾丹的過程中喀爾喀蒙古八旗曾發揮過重要作用。晚清時的博多勒噶台親王僧格林沁的部隊是清朝最後的八旗勁旅[參1]。

藏族政策

主條目：清朝治藏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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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世達賴喇嘛格桑嘉措

清代西藏地方官府為噶廈。清朝將西藏納入版圖後為了加強對西藏的治理曾採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建立了政教分離的制度。當時清政府的治藏政策有設置駐藏大臣，訂立治藏章程；派駐官兵，整頓藏軍；設立台站，釐定疆域等。乾隆十六年（1751年），清政府平息頗羅鼐之子珠爾默特納木扎勒叛亂後決定廢除札薩克郡王監政的權力，設立噶廈衙門，由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共同領導。噶廈為總管藏務衙門，設三品官噶倫四人。下設商上，為分管財政的機構，除以噶倫一人管理外，設四品仔琫（孜本）三人，商卓特巴二人。還有專掌糧務的葉爾倉巴、管理拉薩城的朗仔轄、掌刑名的協爾幫、掌馬廠的達琫及第巴等四至七品的各種名目官員。後藏也設四品商卓特巴、葉爾倉巴，五品達琫等官員，掌管相應的政務。武官則有四至七品的戴琫（代本）、如琫、甲琫、定琫，從幾人至百多人。凡前後藏皆有營寨，按其地理險易和大中小，各設邊營官及營官，總計一百六十餘人。佛教在西藏盛行，喇嘛很多，有的喇嘛在噶廈、商上任職，而僧官又分國師、禪師、札薩克大喇嘛、札薩克喇嘛、大喇嘛、副喇嘛等，專掌教事[參1]。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清政府出兵打敗入侵西藏的廓爾喀（尼泊爾）後頒行了《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對西藏的宗教事務、外事、軍事、行政和司法等做出了詳細的規定，並加強了駐藏大臣的權力。駐藏大臣與達賴、班禪的地位是平等的，而達賴與班禪之間則互為師徒。駐藏大臣作為清政府的代表，可直接向皇帝上奏。達賴、班禪上奏事宜必須通過駐藏大臣轉奏。此外，達賴、班禪及以下呼圖克圖十八人、沙布隆十二人等活佛轉世，稱為「呼畢勒罕」，即奔巴金瓶掣簽，均由駐藏大臣監督。 清朝治藏期間，清政府振興西藏經濟的措施有改革烏拉、租賦、錢法、貿易制度；活躍民族貿易；創報、興學、發展農牧工礦業和加強交通、郵電事業的開發等。[92]清末時為防止英國殖民者對西藏的滲透，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等決定在川邊藏區進行改土歸流、建置州縣等，以繼續加強中央政府對西藏地區的管理。宣統二年（1910年）川軍入藏後還曾計劃將改土歸流擴大到整個藏區並鞏固對藏南地區的控制，但因次年（1911年）武昌起義的爆發而作罷[參1]。

維族與回族政策

天山山脈將新疆分成天山南北兩個區域。天山南路的大部分地區為維吾爾族居住，亦稱為回部。由於哈密、吐魯番率先歸服，被封為回部札薩克。乾隆平定大小和卓之亂之後，新歸附的地區不設札薩克，實行伯克制。伯克原來是回部的酋長，經清朝重新任命，按職責和品級稱「某某伯克」，共三十餘名目。最高的為阿奇木伯克，掌綜一城回務，三品至六品，其次為伊什罕伯克，掌贊理回務。四品至六品。其餘分掌地畝、田糧、稅務的，大抵四品至七品。在清朝所封的札薩克郡王和諸伯克之上，清朝還派駐了伊犁將軍，掌天山南北最高軍政大權，下設參贊大臣一人輔之。又設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及幫辦大臣，葉爾羌辦事大臣及幫辦大臣，和闐、阿克蘇、烏什、庫車、喀喇沙爾辦事大臣等。在征服新疆後，清廷鼓勵內地漢人和回民舉家移民定居於北疆，把大片不用的牧場變為戶屯。到十九世紀初，這些定居北疆的移民已達數十萬人。在烏魯木齊，1808年時各縣的民戶農田數量已達到1775年的十倍[參1]。

外交

主條目：清朝外交、華夷之辨、朝貢體制、閉關鎖國和不平等條約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外交機關

清朝在近代以前並沒有正式的外交機構，因當時清廷一向以天朝上國自居，不願承認與四周國家的平等關係。清朝的外交按照對象的不同，分由禮部、理藩院、內務府與公行制度負擔外交事務。六部的禮部負責對日本、朝鮮、琉球與東南亞各國外交或朝貢事務，以維繫朝貢體制。理藩院負責交涉東亞內陸如內外蒙古、準噶爾、西藏、俄羅斯帝國等事務，主要防止邊患形成。其編制與六部基本相同，官員大多由滿族、蒙古族人擔任，漢人只能擔任堂主事、校正官等少數官職。內務府除了管理本身內廷事務，也管理歐洲來華傳教士、宗教使節團的事務以及國外貿易的傳運徵收特別稅。公行制度負責西洋各國如葡萄牙、荷蘭、英國等貿易關係（在清朝來看仍為朝貢），限制於廣州一地，又稱廣州制度[95]。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近代史開起，清朝對外關係轉向平等與被歧視。由於缺乏正式外交機構，為西方國家所不滿，在英法聯軍之後的《天津條約》中，要求公使進駐北京，使中國開始需要面對新的外交形勢。1861年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即是負責對外關係，總理衙門直到1870年北洋通商大臣成立後逐漸被其取代。1901年，在清末新政中，正式將總理衙門改為外務部，專職對外事務[96]。

海禁與海外貿易

清朝建立伊始，清政府為了禁止和截斷東南沿海的反清勢力與據守台灣的鄭成功部的聯繫，以鞏固新朝的統治，曾五次頒布禁海令，並三次頒布「遷海令」，禁止人民出海貿易[註 26]。1683年清軍攻佔台灣後，康熙接受東南沿海的官員請求，停止了清初的海禁政策。但是康熙的開海禁是有限制的，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不許與西方貿易。康熙曾口諭大臣們：「除東洋外不許與他國貿易」，並說：「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98]。而且此時德川幕府統治下的日本正值鎖國時期，為了防止中國產品對日本的衝擊，對與清朝的貿易也採取嚴格的限制。因此，此時的海外貿易與明末相比，已經大為衰弱。

 
馬戛爾尼晉見乾隆帝圖
西風東漸

18世紀時歐洲各國普遍流行中國風尚、其時歐洲人對中國普遍持正面和嚮往的態度，例如被譽為「法蘭西思想之父」的法國啟蒙時代思想家伏爾泰就曾高度讚揚當時在位的乾隆帝及中國的政治和文化[99]。不過與此同時亦存在不同的聲音，如1792年外交失敗的英使馬戛爾尼回程路上寫的紀事中就包含批判性的看法[註 27]。

 
一幅描繪列強瓜分中國情形的漫畫。英、德、俄、法、日嘗試瓜分「Chine」（中國）這個大餅，後面的中國官員無力阻止

乾隆以後，清朝開始實行全面的閉關鎖國政策，一開始是四口通商，到後來只有廣州開放對外通商，且由十三行壟斷其進出貿易。閉關鎖國政策的實施阻礙了中國與西方世界的接觸，使中國喪失了與世界同步發展的最佳時期，為後來中國百年積弱落後埋下伏筆，而清廷則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曾有英國人嘲諷當時的清帝國為一艘破爛的戰艦，若非有位精明的皇帝，則不堪一擊[27]，而這個預言於50年後應驗。當時西洋的科技發展蓬勃，漸漸地超越奧斯曼帝國為首的伊斯蘭世界和以清朝為首的東方世界[35]。

條約

清朝在近代以前簽定的平等條約較少，主要有尼布楚條約與恰克圖條約，均為與俄國簽定。自近代以來，經歷一系列失敗之後，清廷在列強的威迫下，前後被迫簽定了許多不平等條約。據統計，中國近代簽定的不平等條約共有343個，其中四十多個條約影響較大[101] 。清朝在西方國家的威逼侵略下通過開放租界口岸，允許外國人來華經商等割地手段來達到和解。致此中國開始向近代過渡，清廷在被迫打開國門的同時也喪失中國大量領土的管轄權。甲午戰爭後，列強鑒於清朝失去自衛能力，紛紛瓜分中國，中國變成半殖民地。由於受到列強的侵略以致割地賠款，中國人的國際形象和地位也驟然下降。但與此同時也激發了自強運動等改革措施使西方的科技、文化以及民主憲政思想傳入中國，並為隨後的辛亥革命提供發展契機[39]。

清朝對外主要簽訂條約
條約名稱 對象國 清方簽約人 失地與租借地 賠款 簽約日
尼布楚條約 俄國 索額圖 額爾古納河以北，但確立對外東北主權[註 28] 1689年9月7日
恰克圖條約 俄國 策棱 色楞格河下游 1727年9月1日
南京條約 英國 耆英 香港島 2100萬圓 1842年8月29日
南京條約續約 英國 耆英 670萬兩 1843年7月22日
望廈條約 美國 耆英 1844年7月3日
虎門條約 英國 耆英 1844年10月24日
黃埔條約 法國 耆英 1844年10月24日
璦琿條約 俄國 奕山 黑龍江以北之外東北 1858年5月28日
天津條約 俄國 桂良 1858年6月13日
美國 1858年6月18日
英國 400萬兩 1858年6月26日
法國 200萬兩 1858年6月27日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 英國 1858年11月8日
北京條約 英國 奕欣 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 1300萬兩 1860年10月24日
法國 800萬兩 1860年10月25日
俄國 烏蘇里江以東之外東北與庫頁島 1860年11月4日
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 俄國 明誼 外西北 1864年10月7日
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約 美國 蒲安臣 1868年7月28日
中日修好條規 日本 李鴻章 1871年8月13日
北京專約 日本 奕欣 1874年10月31日
煙台條約 英國 李鴻章 20萬兩 1876年9月13日
伊犁條約 俄國 曾紀澤 新疆霍爾果斯河以西 900萬盧布 1881年2月24日
中法會議簡明條款 法國 李鴻章 1884年11月5日
中日天津會議專條 日本 李鴻章 1885年4月18日
中法新約 法國 李鴻章 1885年6月9日
煙台條約續增條約 英國 桂良 1885年6月9日
中葡和好通商條約 葡萄牙 奕劻 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門[註 29] 1887年12月1日
中英藏印條約 英國 昇泰 1890年3月17日
華工條約 美國 楊儒 1894年3月7日
馬關條約 日本 李鴻章 台灣、澎湖 2億兩 1895年4月7日
遼南條約 日本 李鴻章 3000萬兩 1895年11月8日
中俄密約 俄國 李鴻章 1896年6月3日
膠澳租界條約 德國 李鴻章 膠州灣（租借99年） 1898年3月6日
旅大租地條約 俄國 李鴻章 旅順、大連（租借25年） 1898年3月27日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英國 李鴻章 新界（租借99年） 1898年6月9日
訂租威海衛專條 英國 奕劻 威海衛（租借25年） 1898年7月1日
廣州灣租界條約 法國 蘇元春 廣州灣（租借99年） 1899年11月6日
辛丑條約 八國聯軍 李鴻章 4億5000萬兩 1901年9月7日
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 日本 袁世凱 1905年12月22日
中英續訂藏印條約 英國 唐紹儀 1906年4月27日

國旗與國歌

 
1888年後的大清國旗
參見：中國國旗和中國國歌

清朝與中國歷史上的其它朝代一樣，本來並無法定的國旗與國歌。近代以後，隨著西方國家用武力打開清朝國門，清朝逐漸引入西方國家的一些概念，其中就包括國旗與國歌。晚清重臣李鴻章在同西方國家談判、簽約、通商、互派外交人員等外交活動中，看到西方列國莊嚴懸掛國旗，而中國卻無旗可掛，深感有失「天朝威儀」。於是上奏慈禧太后，提出在外交場合中需要有代表中國的旗幟，請求頒制國旗。1888年（光緒十四年），清政府認定「黃底藍龍戲紅珠圖」（即俗稱的「黃龍旗」）為大清國旗。這是中國歷史上正式確立的第一面國旗[103]。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初，清朝曾先後使用《普天樂》、《李中堂樂》、《頌龍旗》作為其半官方國歌或代國歌[104]。1911年，清政府將《鞏金甌》定為正式國歌。不過由於辛亥革命的爆發，《鞏金甌》後來沒有流行開來。

軍事

主條目：清朝軍事
 
乾隆時期正藍旗八旗軍
八旗制度

清朝軍隊主要有八旗軍、綠營、地方義勇與團練、湘軍、淮軍與清末新軍。八旗制度是清朝特有的一種組織形式和軍事制度，是清朝軍隊之核心[105]。原先採取軍政合一，兵民合一的方式。入關後專門以兵為業，世代為兵。包括旗下士兵和戶籍被編制在八旗軍隊中的家庭成員，由各地八旗駐防將軍或都統管轄[105]。1601年努爾哈赤將建州女真分為四旗。1615年時擴建為八旗，八旗制度至此成形。皇太極在征服漠南蒙古察哈爾部，以及收降明朝降將後，又建立起蒙古八旗與漢軍八旗。儘管八旗有滿洲、蒙古、漢軍之分，但他們都是基於同一套制度之下，因此差異不大。旗人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絕大多數情況下終身不變，所屬旗籍亦基本世代固定[註 30]。旗人因戰功而獲得的職位可以世代承襲，例如，每旗下屬的眾佐領通常都是世襲職位。旗人居住地大多是固定的[註 31]。在漢地的駐防軍（分佈在如杭州、成都等大城市）更設立「滿城」供旗人居住，與非旗人所居住之地相隔離。旗人不得務農或經營工商業，每月錢糧由朝廷供給，號稱「旱澇保收」的「鐵桿莊稼」。旗人不受當地總督、巡撫管轄，犯罪時由特定機關審理[註 32]。

 
《烏什酋長獻城降圖》描繪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平定大小和卓之亂時，烏什酋長霍集斯開城歸降之情形。
綠營

綠營是順治帝入關後招降明軍、招募漢人組織的軍隊，以協助少量的八旗兵鎮守廣大的疆土。當時由八旗軍守備京師、華北地區與各地要衝，綠營守備華中與華南地區。華南更交由三藩鎮守，以壓制當地反清勢力。綠營以綠旗為標誌，以營為單位，兵制繼承明朝，編有標、協、營及汛。綠營由漢人統帥，最上位的提督統領一省綠營，受文官總督、巡撫所節制，各省兵力大小不一，由萬餘到六七萬不等；提督之下為總兵，管轄一標兵力，從千人至兩三千人不等。再下面的為副將，管理一協兵力，約數千人左右。副將以下就是參將、遊擊、都司與守備，統轄一營兵力，兵員數量各有不同。最下面的為千總與把總，負責統領一汛，也就是一個駐地。士兵為世兵制，父死則子繼。將兵由兵部直接統轄，將領無法直接統兵，有效地防止軍人擁兵自重。隨著八旗軍的腐化，綠營的重要性就日益加強，例如三藩之亂時即以綠營為主力。乾隆嘉慶兩朝，綠營總兵六十餘萬，成為軍事主力。然而由於太平已久，綠營本身隨著種種弊端而逐漸腐化。乾隆帝閱兵時，所見已是「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墮地」[106]。1796年川楚教亂時，綠營已無力對付擅長游擊戰的白蓮教徒，部分將領甚至屠殺平民以換戰功[107]。到了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之亂時，綠營上陣一觸即潰，作戰主力也改交由湘軍、淮軍等地方團練負責。同治年間多次裁減綠營，綠營的重要性逐漸減弱，清末新軍成立後綠營同名存實亡。至民國初年，綠營被改編為警察性質的地方治安衛戍部隊，成為民國時期警察的濫觴[108]。

 
湘軍創始者曾國藩
義勇與團練

義勇與團練於川楚教亂後逐漸成為清朝軍事武力之一，由於清軍不善游擊戰，所以鼓勵地方建立義勇與團練協助清軍鎮壓，1799年正式同意組建團練[109]。太平天國之亂與捻亂時，由於清廷的正規軍腐敗無能，且不善游擊戰，地方官員曾國藩整合江忠源、胡林翼與羅澤南義勇，成立了湘軍。湘軍作戰能力強，屢次擊敗太平軍。監視太平天國首都的江南大營被攻破後，湘軍成為清廷唯一抵禦太平軍的力量。1860年曾國藩的門生李鴻章於安徽一帶建立淮軍。平定捻亂時，僧格林沁率領的八旗軍中捻軍埋伏全滅，後來有賴淮軍才平定之。當時如豫軍、東軍、滇軍、川軍等義勇也陸續建立起來[110]。這些地方軍成為清朝晚期平定內亂、抵禦外侮的主要力量。然而不管是湘軍或淮軍皆以「兵隨將轉，兵為將有」為方針，與後來的北洋軍形成聽命於個人的軍閥勢力，這個作風深刻影響著民國軍事。

當時湘軍與淮軍採用西方新式槍炮，火力強大。而由外國人協助建立的常勝軍、常捷軍更是讓曾李等將領印象深刻，使他們意識到西方軍事技術的重要性。例如李鴻章目睹常勝軍用4個小時即攻破太倉城，事後寫信給曾國藩，宣稱「若火器能與西洋相埒，平中國有餘，敵外國亦無不足」[111]，這成為自強運動的起因之一。為了建立現代化清軍，洋務派聘請外國教官來訓練八旗軍、綠營和守衛首都的神機營，一些兵工廠也建立起來。然而淮軍的地位仍然不可動搖，例如發生天津教案時，儘管守衛首都的神機營已有三萬之眾，清廷仍然調集淮軍來加強京師的防務[112]。

 
操練中的新建陸軍
清末新軍

自強運動隨者中法戰爭與甲午戰爭而失敗，而清廷守舊派利用義和團抵禦西方列強的策略也隨八國聯軍而落幕。八國聯軍之後，清政府決定實施改革，即「清末新政」。為了建立現代化清軍，早在維新運動時即建議成立一支現代化的陸海軍，組織團練並建立保甲制度。清末新政時，袁世凱在華北組建了新建陸軍（即北洋軍），張之洞在南方組建自強軍。1904年清廷正式建立由36個鎮組成的常備軍的計劃，而綠營在1901年即開始裁減。同時取消武舉，在各省建立武備學堂，以培養新式軍官。負責軍事改革的中央機構是1903年成立的練兵處，它在1906年被併入新立的陸軍部，其尚書和左右侍郎都是滿人。清廷試圖削弱地方軍閥力量，1907年袁世凱和張之洞就在明升暗調中被剝奪軍權。1908年宣統帝的攝政王載灃決定進一步加強對軍隊的控制，在1909年的一道上諭中，他宣布自己（代表年幼的皇帝）對軍隊行使最高統帥權，他還把自己的兄弟任命為海軍處和軍咨府的管理大臣[113]。到清帝國滅亡前夕，其陸軍可以號稱100萬，但大概只有60萬戰鬥人員，其中只有17.5萬人是現代化的正規軍。並非所有新軍均效忠清廷，部分是暗中支持革命軍的[114]。參謀機制上，在1907年即仿照西製成立了參謀部門軍咨處，隸屬陸軍部之下。為了把軍事管理和軍事指揮分開，1911年年決定把它升格為獨立於陸軍部外的軍咨府[39]。

海軍

參見：中國水軍史和北洋艦隊

清朝視水師為陸軍之輔。加之滿洲以騎射為本，故不善水戰。入關初期，在對抗鄭成功等海上抗清勢力時，往往力不從心。1636年皇太極征滿洲瓦爾喀部，即開始造戰船。1651年順治帝令沿江沿海各省循明制，各設水師[參3]，此為清朝水師之始。內河防務以長江為主體，沿岸各設水師。海防上，清朝為了封鎖明鄭的經濟力量，實施海禁。即使在平定明鄭後，仍受海禁影響，水師多以防禦為主，缺乏攻擊性戰艦[參4]。嘉慶時由於東南沿海海盜泛濫，就有學者開始注意海防，如湖南的嚴如煜寫有《海防輯要》。鴉片戰爭後在面對西方炮艦時，清朝水師一戰即潰的事實讓魏源、鄭復光等人意識到東西方的差距，紛紛提倡建立現代化海軍。太平天國興起時，英國協助清朝建立中英聯合指揮的阿思本艦隊，然而指揮權的問題使得艦隊解散[117]。

 
鎮遠鐵甲艦是當時北洋主力艦，也是亞洲少見的鐵甲巨艦之一。

直到自強運動時，清朝才有新建海軍的動作。為了建立船艦自製能力，1866年清廷在福州馬尾成立總理船政事務衙門，以沈葆禎為船政大臣。同年，李鴻章要求其江南製造局建造炮艦。1868年8月，第一艘中國製造的蒸汽軍艦，「恬吉」號下水[118]。然而自製船艦與外國艦隊相比較差也較貴，李鴻章等官員仍然從國外購艦為主。其中最有名的即是由德國建造定遠與鎮遠，這兩艘是北洋艦隊的主力艦。人事上，早在1867年即建立福州船政學堂以培養海軍軍官，1872年和1876年分別派使團前往海外學習。沈葆楨和丁日昌離開後，福州船政局開始衰落。1880年李鴻章在天津成立了天津水師學堂，張之洞在廣州成立了水陸師學堂（1887年），曾國荃在南京開辦了南洋水師學堂（1890年）。1885年10月清政府宣布成立海軍衙門，以醇親王為總理大臣。

 
定遠鐵甲艦是當時北洋主力艦，也是大清國北洋水師的旗艦，也是亞洲少見的鐵甲巨艦之一。

清朝最後建立四支艦隊:受北洋大臣節制的北洋艦隊，受南洋大臣節制的南洋艦隊，受福州船政局節制的福建水師，受兩廣總督節制的廣東水師，然而四隻艦隊資源獨立，互不統屬，也不互相合作。而財政上，1891年慈禧太后挪用海軍預算於興建頤和園。到1890年後，守衛黃海、東海的北洋艦隊即已「停購船械」了。李鴻章也稱「自光緒十四年（1888年）後，並未添購一船。操演雖勤，戰艦過少」[119]。隨後的中法戰爭與甲午戰爭分別摧毀南洋艦隊與北洋艦隊，這也標誌自強運動的失敗[120]。隨後瓜分中國使旅順、大連、威海衛、膠州灣與廣州灣等海軍基地相繼喪失，八國聯軍後大沽等地沿海砲台又被列強下令摧毀地，清朝已無海防可言。1909年，清廷決定成立海軍處，並將殘餘的戰艦重編成巡洋和長江兩艦隊。1910年改海軍處為海軍部，力圖重振海軍[121]。

人口

主條目：清朝人口和華僑

中國人口曾經在南宋超過1億，之後到明朝晚期又達到1億至2億之間，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增為1億5千萬[122]。明末清初，因為流寇擾亂、清兵入塞、入關戰爭與三藩之亂的關係造成人民生命與財產的損失。而飢饉、瘟疫使得中國人口又一次的急速下降。史學家葛劍雄認為明清之際人口的跌幅估計可達40％，從崇禎元年（1628年）以來平均每年下降19％，至順治末年達到谷底[123]。康熙二十年（1681年）後，清廷平定三藩之亂並佔領臺灣，經過康雍乾盛世獲得長期的休養生息，人口得以迅速增加。清初人口數量未明確，史學家姜濤估算康熙十九年（1680年）前後，人口增長到1億；趙文林推估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超過1億。除了國家安定之外，中國人口有賴占城稻與玉米、花生、馬鈴薯等新興糧食作物的推廣以支撐龐大的糧食需求。到乾隆時期，全國人口正式突破2億，到鴉片戰爭前夕的道光十三年（1833年）又猛增到4億[參5]。清朝人口的增長一反中國人口過去的波浪式增長型態，呈現斜線上升[125]。十九世紀時，清朝因為太平天國的起事、捻亂與回亂等戰亂損失不少人口；光緒年間又發生不少天災，光緒三年山西、陝西發生旱災，因飢荒與暴亂而死的人達一千萬以上。最後加上海外移民風氣日盛，因此到清朝滅亡時，中國人口維持在4億3千萬多人，與道光年間的人口數差不多[126]。

 
十八至十九世紀華人移民全球路線圖。
移民潮與華僑

由於中國長年的戰亂與屠殺，產生許多真空地區，而後又因為人口大量提升，使部份省份人口過剩，這些都帶動了移民潮。明末流寇張獻忠領有四川。順治三年（1646年）張獻忠兵敗退出成都時，在四川進行空前的燒殺破壞；40萬人的成都只剩下20戶居民，人口從至少三百萬一度銳減到只有八萬人。後來清廷推動以湖廣、陝西等各省人口填補四川地區，史稱第二次湖廣填四川。移民四川的趨勢歷經一個世紀，四川無疑是最大的一個吸收過剩人口的地區。清廷為了保護其發祥地東北地區，於奉天（今遼寧省）設立柳條邊以禁止漢人向北移民。然而華北地區的貧民仍然因為生計偷偷移民。咸豐光緒年間，清廷考量俄國與日本有意指染東北，逐漸開放移民東北，並且在日俄戰爭後完全開放移民[126]。福建與廣東各省因為山多人狹，又靠海，許多人口移民海外。台灣早在荷西統治時期、明鄭時期就獲得閩南、粵東的移民，約有十餘萬人。清初因為防止如朱一貴事件等動亂發生，曾嚴格限制移民台灣。同治末年發生牡丹社事件，日軍一度侵台，這使得清廷積極開放移民台灣。到台灣割日前夕，已經有三百數十萬的移民人口[126]。早在十五、六世紀，閩粵人民就時常移民泰國、馬來西亞與印尼等東南亞地區，這些海外華人還建立蘭芳共和國。鴉片戰爭之後更多華人移民海外，主要以東南亞地區、美國西部、加勒比海群島為主[35]。清朝滅亡時，海外已有七百萬的華僑[126]。

永不加賦與攤丁入地

康熙後期，經過長時期的休養生息，社會已日趨安定，但人丁與地畝的載冊數增加遲緩。一方面由於土地與人口的清查不夠徹底，再者也由於地主以多報少之故，貧民迫於賦役的繁重而相率逃亡，人丁的統計並不確實[127]。康熙帝為確實掌握人口數，於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下詔「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在冊人丁數作為全國徵收丁銀的固定總額，以後新增者為「盛世滋生人丁」，從中央到地方均不得隨著人口的增加而增稅。但除補不易，弊端又無法避免。所以採取攤丁入地政策，廢除人頭稅（丁稅）廢除，併入土地稅內。這使得無產者沒有納稅負擔，而地主的負擔增加，對於清朝人口的持續增加、減緩土地兼併、以及促進工商業的發展有一定的作用[125]。

人口普查

1741年乾隆帝時期，戶部有感於人口的增長，有必要對人口登記制度加以檢討，並徹底改變戶口統計與管理制度，以掌握人口真實情形。然而卻遭到廷臣蘇霖渤等人們的反對，他們認為實施人口普查對維護統治沒有實質意義，各省戶口殷繁，「若每歳清查，誠多紛擾」[128]。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湖北東部發生災害，由於賑濟的人數超過地方登載的戶口總數，經過清查發現，有些縣份在每年上報人口數都含混交代。乾隆帝大怒，要各省督撫全面展開人口清查。隔年，保甲嚴格執行人口普查制度，共增加43,534,131人，此後全國各省人口數較以往更接近實際人口數。人口查報也成為保甲的一項重要職責[125]。無論在乾隆四十年（1776年）前後，人口統計都限於各省。而且京師順天府、八旗、黑龍江、新疆、蒙古、西藏、台灣、雲貴川廣地區居住的少數民族等並未列入戶口統計中，不管何時見於官方記載的人口均低於實際人口數。葛劍雄以為乾隆四十一年至道光三十年的戶口統計數基本上是較可靠的[129]。

清朝戶口流動表
年代 戶數 口數 備註
順治八年（1651年） 人丁10,633,326戶 這是清朝第一次人口統計，其中人丁指成丁（十六至六十歲的男子）或是指賦稅基本單位。
順治十二年（1655年） 人丁14,033,900戶 推算為4、5千萬人 [參5]。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 高王凌推算7、8千萬人[131] 去年清廷平定三藩之亂並佔領臺灣。
葛劍雄推算1億3千萬人[132]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 何炳棣推算1億5千萬人 [133]。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 人丁24,621,324戶 康熙帝為確實掌握人口數，宣布永不加賦，自康熙五十二年起人口數字分成應繳稅的「人丁戶口」和不需繳稅的「盛世滋生人丁」。
雍正二年（1724年） 人丁26,111,953戶 推算為8、9千萬人 [參5]。
雍正十二年（1734年） 人丁27,355,462戶
乾隆六年（1741年） 143,411,559人 本起統計制度廢除人丁，改為統計口數（含大小男婦），此後人口穩定成長。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 221,027,224人
乾隆四十年（1775年） 264,561,355人 保甲嚴格執行人口普查制度，增加43,534,131人，此後全國各省人口數較以往更接近實際人口數。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 約301,000,000人 [126]。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 313,281,795人
嘉慶十七年（1812年） 361,695,492人 天災、川陜楚白蓮教和各地起事不斷，造成人口傷亡，也影響人口查報。
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 383,100,000人
道光十三年（1833年） 398,942,036人 鴉片戰爭前夕[參5]。
咸豐元年（1851年） 432,164,047人
咸豐二年（1852年） 334,403,035人 太平天國進入長江流域，華北有捻亂，影響人口查報[126]。
宣統三年（1912年） 347,902,565人 到宣統年間（1910年至1911年間），清廷再度實施人口普查，至本年完成。本年清朝滅亡，中華民國成立[136]。
註：本表主要以《清實錄》為主，僅用於觀察人口變化的狀況。雖然文獻中的人口數字都是一些近似值，並非完全準確，但即使統計誤差為上下十個百分點，這個數字仍然是相當龐大的[125][126]。

經濟

主條目：清朝經濟

清朝人口大增，乾隆時期已達三億，相對使糧食作物的產量需要更加提升。清朝採取開墾荒地、移民邊區及推廣新作物以提高生產量。由於國內與國外的貿易提升，經濟農業也相對發達[11]。手工業方面改工匠的徭役制為代稅役制。產業以紡織和瓷器業為重，棉織業超越絲織業，瓷器以琺瑯畫在瓷胎上，江西景德鎮為瓷器中心。清朝商業發達，分成十大商幫。其中晉商、徽商支配中國的金融業，閩商、潮商掌握海外貿易[參6]。清朝曾實施海禁政策，直到佔領台灣後，沿海貿易才稍為活絡，貨幣方面採銀銅雙本位制。康熙晚期為防止民變，推行禁礦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礙工商業的發展[參7]。

農業

 
湖廣地區的中心洞庭湖於明清時期的圍墾區

清代的土地仍可分為官田和民田兩大類。清朝入關後，1644年順治帝頒布圈地令[參8]。有主與無主地被滿人圈占，統稱「官莊」。大量農民不得不棄家逃亡，或者淪為新主人的奴僕。圈地主要執行三次，以北京附近的順天、保定、永平、河間四府最為突出，直到1685年康熙帝宣布廢止而終。至於全國其他原明朝皇室或地主的土地，清廷稱其為「更名田」，分配給無地農民使用，或是被新地主霸占。據統計，這種土地的總數不下二十多萬頃[參9]。清代也擁有不少屯田，屯區多在新疆等邊疆地帶。清帝推行了令民墾荒的政策[參10]。使得華北、華中地區先後著令准墾，一些邊疆如新疆、青海、海南、台灣等省於清朝中葉先後實行開墾政策，而東北地區直到清朝後期才准許大量漢人前往開墾[參11]。

水利設施

清初，在康熙時期進行的多項水利興修。明末清初，黃河、淮河下游堵塞，京杭大運河也受阻塞。康熙帝時大力修治黃河，任靳輔為河道總督，採用疏導和築堤的辦法將黃、淮故道逐漸修復，使這一帶的農業生產在一段較長的時間裡減少了水患的威脅。1713年康熙帝成功修浚位於北京的永定河，使舊河兩岸的「斥鹵」變為膏腴良田。另外，雍正時修築江浙海塘也是保護農田的水利工程。清朝的耕地面積雖然於康熙時期逐漸提升，然而比晚明耕地少很多[參5]。江南、湖廣與四川等地的土地比中原地肥沃許多，湖廣更有「湖廣熟，天下足」之譽稱[參12]。

糧食作物
 
該金罐製於清代，約為乾隆年間。現收藏於美國首都華盛頓之史密森尼博物館

由於清朝人口成長超過可耕地發展速度，如何維持龐大人口有賴占城稻與一些新的糧食作物。占城稻在中國有一段長期的發展時間，到明清時期發展成五十日到三十日即可收穫的品種，使得二次收穫，甚至三次收穫變成可能。此外早熟稻耐旱，可在高原或山坡地種植。從宋朝初期到清朝道光年間，稻米產量以及耕種面積都增加一倍。一些從美洲引進的糧食作物也開發許多原先不擅種植的地形，以提高糧食生產面積。例如比較乾旱的高原有賴玉米與甘薯，更加崎嶇的山地則依靠馬鈴薯。到嘉慶年間，這些高原都種滿新一代的糧食作物。而河川沿岸的沙地則大量種植花生，約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才由南方推廣到北方[11]。

經濟作物

清朝的經濟作物種植面積也逐漸擴大，促進商品經濟的活躍。棉花在清朝已是十分重要的經濟作物，其產地遍及全國，其中江蘇、浙江、河北、河南、湖北、山東等地都是著名的產棉區，甚至連農業發展較晚的奉天，也成了外輸地區之一。產棉量以河北保定一帶，長江中下游的松江、太倉與通州一帶，以及上海等地最大。菸草原產地是美洲，明中葉以後開始傳入中國，最早的種植地區是福建。種菸草獲利很高，重要產地以陝南漢中、城固，山東兗州，湖南衡陽等地為主。湖南的衡煙、陝西的蒲城煙、北京的油絲煙、山西的青煙、雲南的蘭花煙、甘肅酒泉的水煙（又名西尖），均負盛名。甘蔗產地以華中、華南為主，江南、四川與台灣等地的製糖業非常發達。蠶桑業以江蘇浙江的蘇州、湖州、嘉興、杭州和廣東的廣州最為發達，已成為當地農民的重要生產活動[參11]。

手工業

 
清朝景德鎮的瓷器商號

清朝的手工業在康熙中期以後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至乾隆年間，江寧、蘇州、杭州、佛山、廣州等地的絲織業都很發達。江南的棉織業、景德鎮的瓷器都達到了歷史高峰。手工業分成官營與民營，由於工匠實行以銀代役，所以順治二年就下令廢除廢除工匠制度[參13]，官營缺乏必要的工匠而逐漸衰落。民間手工業興盛，例如雲南民間煉銅場十分發達[參14]。蘇杭一帶民間絲織中已有不少具有專門技術的人，站在一定的地方等待雇用[參15]。

製瓷業與紡織業
 
清朝瓷器。

瓷器製作技術改進，產量也大幅提升。例如江西景德鎮瓷窯所燒造的御瓷產量在雍正六年（1782年）時，一年之中生產了十數萬件御器[參16]。玻璃製造有較大的進步，清宮玻璃廠能生產透明玻璃和多達十五種以上的單色不透明玻璃，造型也豐腴美觀[參16]。絲織技巧也有了新的提高，出產的重要提花品種有妝花紗、妝花緞、妝花絹等[參16]。廣東的「女兒葛」是廣東增城的少女用一種葛藤的絲織成，質量極優[參17]。當時的棉織業以松江最為發達，技術最好，而染色、踹布業則以蕪湖、蘇州為最先進。

勞雇關係

清朝勞動者與雇主之間的關係，主要是通過買與賣來體現的。不僅全部勞動成果全歸雇主，而且在人身上也很少自由[參18]。在這些行業中，勞動者的工資是「按件而計」的；而且按照工匠技術的高低和工作的繁簡論定工價[參19]。勞動者所得的工資，已經是根據勞動的熟練程度來規定。勞動者也比過去有較多的自由。例如蘇州絲織業作坊中的勞動者，「倡眾歇作」，要求增加工價，可以「另投別戶」，追尋較好的待遇[參20]。

商業

 
昔日漢口英租界江灘街景：橫濱正金銀行附近

在明清時期的農業和手工業進一步發展的基礎上商業也很發達，商品貨幣經濟空前活躍。由於農業中商品性生產擴大，農產品越來越多地變為商品，出現了許多專門化的經濟作物地區，為手工業生產提供原料，或者直接供應消費者。例如養蠶地區為調劑桑葉的供需，出現專賣桑葉的「青桑行」和「葉市」。一些經濟作物如蔗糖行銷國內外，茶葉於十八世紀輸出激增。糧食作物除大量供給城市居民食用外，還有不小的部分用於釀酒、油和豆製品加工等。這些產品自然都是為了供應市場而生產的[參21]。

商業城市

商品性生產的發展，商品流通範圍的擴大，促使一些新的工商業市鎮的興起和發展，例如漢口鎮和朱仙鎮就是位處交通樞鈕點而興起，而佛山鎮和景德鎮專司生產如絲綢、瓷器等高價值產品的城鎮。至嘉慶年間，這四鎮並稱為「四大名鎮」。其他興起的尚有於江涇、震澤鎮等等[參21]。許多重要城市如北京、江寧（今南京）等地，也更趨發達。例如北京的居民已不下百萬，一切生活所需，都從商業渠道取得，不能一日無貿易。當時尚流行「天下四聚」的說法：「天下有四聚，北則京師（北京），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然東海之濱，蘇州而外，更有蕪湖、揚州、江寧、杭州以分其勢，西則惟漢口耳[參22]。」

商幫

與此同時，金融業與貿易業發達，商人分成十大商幫。其中晉商、徽商支配清朝的金融業，閩商、潮商掌握海外貿易[參6]。廣州的行商與揚州的鹽商都是最闊氣的商人，山西商人掌控全國銀號。

貨幣制度

 
大清寶鈔

清朝貨幣大體上採白銀與銅錢並用的銀銅雙本位制，大數用銀，小數用錢，但銀的地位更見重要。因海外貿易發達，白銀大量從國外輸入，康雍乾盛世流通的外國銀元除西班牙銀元外，還有葡萄牙銀元、威尼斯銀元、荷蘭銀元、法國銀元等。鴉片戰爭前後，需要固定形式的銀幣出現，正式使用機器鑄造銀幣則是鴉片戰爭以後的事。鴉片戰爭前，由於英國將大量鴉片銷入中國，導致中國白銀大量外流，需要更多的銅錢才能換取白銀。由於白銀是百姓納稅的固定貨幣，這帶動了通貨膨脹，嚴重惡化經濟。使得曾經於1651年順治帝發行紙幣，到1843年咸豐帝又發行大清寶鈔與戶部官票等紙幣，以穩定清朝經濟[參21]。

海外貿易

 
上海租界的行政單位工部局大廈正門

清廷對於民間海外貿易厲行海禁政策；對於外國來華貿易，仍沿襲明代的朝貢制度加以控制。最初與清朝發生朝貢關係的，主要還是南洋和東南亞諸國，但有許多限制，如貢期和隨貢貿易的監視等都作了嚴格的規定。對於西方殖民國家來華商船的限制就更嚴。只許它們停泊澳門，與澳門商人進行貿易，每年來華貿易的大小船隻，不得超過二十五隻。1685年才允許外商到前述口岸通商[參21]。

清廷放寬海禁後，准許外商在指定口岸通商後，逐步建立了一套管理外商來華貿易的制度，主要有公行制度和商館制度[參21]。浙江、福建與廣東地區盛行海外貿易，人民時常與日本、琉球、東南亞各國及葡萄牙、西班牙與荷蘭等西洋各國展開貿易。到十八世紀還有英國、法國與美國，其中英國幾乎獨佔對華貿易。西洋各國與日俱增的需要清朝的絲綢、茶葉與甘蔗，然而清朝對西洋事物需求不大，使得中國對外貿易呈現大幅出超的情形。大量銀元流入中國，增加貨幣流通量，刺激物價上漲，促進商業繁榮[參21]。在此期間，中國沿海以泉州、漳州、廈門、福州與廣州先後崛起，成為貿易大城，操控對外國際貿易[參21]。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於外商頻年不斷的掠奪和違法行為，清廷只保留廣州一地為通商出口。到十九世紀，英國在印度種植鴉片，並且大量銷往中國。這使得中國對外貿易逆轉為入超。鴉片的問題引爆鴉片戰爭，中國戰敗後門戶大開。南京條約不但開放廈門、上海、寧波、福州、廣州等五口通商口岸給外國人。隨後陸續的不平等條約使外國人大量來華投資，並且建立租界，加速對清貿易[參21]。

宗教

主條目：清朝宗教

佛教

 
乾隆皇帝佛裝唐卡

清朝自康熙至乾隆，雖然總體上對於佛教（藏傳佛教除外）較為冷淡[參23]，不過對於穩定社會仍有一定的幫助[參24]。乾隆：「彼為僧為道，亦不過營生之術耳。窮老孤獨，多賴以存活。其勸善戒惡，化導愚頑，亦不無小補。」清朝皇帝多與僧人來往，順治帝先後與名僧憨璞性聰、玉林通琇、茚溪行森和木陳道沁等互相交流，順治本人曾削髮打算出家，他所寵愛的董貴妃在他的影響下也棲心禪學。再如康熙帝在外出巡，每往名山巨剎，為之題字撰碑。雍正帝也多與佛教徒往來，選編語錄，儼然以禪門宗匠自居[參24]。

不過佛教無限制的發展，對統治者也有不利之處[參24]，如果太多人民出家，政府徵稅的對象就會減少，寺院上層兼併土地，發展寺院經濟，就會加強土地集中的程度，激化社會矛盾，一些犯法的人，往往藏身寺廟作為躲避懲罰的手段，某些「聚眾為『匪』之案」，甚至「多由『奸邪』僧道主謀，「平時『煽惑』愚民，日漸釀成大案。」，因此清朝一方面保護佛教，另一方面又對之加以限制[參24]。清朝限制佛教的辦法主要有三種，設置僧官[註 33][參24]、實行度牒制度[註 34][參24]與不許擅造寺廟[註 35][參24]。佛教在限制下仍有一定影響力[註 36][參24]。佛教各派，除了禪宗還算盛行之外，其精神日趨世俗化，宗風也隨之衰落。另外如淨土宗、律宗、也僅能保持典型。乾隆時，曾禁止各地建立新寺院，民間出家為僧者也受限制。士大夫雖喜談佛學，但只是談論佛理，沒有興隆佛教的意願[參23]。

 
布達拉宮達賴喇嘛住處

清朝為了籠絡內外蒙古、青海、西藏外族，優禮和尊崇藏傳佛教（亦稱喇嘛教）[參25]，順治八年，特於北京建造一大喇嘛廟，度喇嘛一百餘人，皆內府諸旗王公屬下滿州人[參25]。雍正帝曾得喇嘛之助繼位，之後以其潛邸改建為雍和宮大喇嘛廟[參25]，成為北京也是當時中國最大之喇嘛廟[參25]。雍正五年，又為蒙古之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建大喇嘛廟，發帑銀十萬兩之多。並尊哲布尊丹巴為喀爾喀大喇嘛，其地位與西藏之達賴、班禪鼎立為三，後世稱為「活佛」[參25]。乾隆帝曾經把藏傳佛教作為解決現實社會矛盾的方法[參26][註 37]不過也以理藩院來控管其發展。藏傳佛教雖然表面上受到君王的禮遇，不過事實上不像元明前兩代如此興旺，乾隆末年發生川楚教亂，使藏傳佛教漸走衰落之途[參26][參23]。

道教與民間宗教

 
白雲觀「洞天勝境」牌樓

道教在宋朝最為盛行，之後元明兩代對其仍為優遇[參23]，到了清朝，帝室雖然也信奉道教，但不如前代之盛行[參23]，清朝對道教的政策與對待其他宗教一樣，既保護又加以控制[參27]。清朝的道教在明朝衰落的基礎上，進一步走向衰落。一：滿族統治者對道教素無信仰，他們在入關前尊奉藏傳佛教格魯派，乾隆時又宣布黃教為國教。二：清朝在思想上更加重視程朱理學，宣揚「忠」「孝」觀念，以束縛人們思想，麻痺人們鬥志。他們收羅一些理學家，如李光地等，纂修性理精義等書，頒行天下。而這些理學家則對釋、道兩教進行攻擊。三：基督教傳入中國後，也使部分群眾改信其教。四：民間秘密宗教的發展，這些民間宗教往往是正統道教的流衍，因此道教實際上慢慢演變成這些民間宗教[參27]。衰落最根本原因是時代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參27]。商品經濟的發展，生產水平的提高，世界交流的頻繁，科學技術的傳入和進步，新文化、新思想的興起，這些衰落的表形，使其在政治上的地位日益下隆；另外道教教義學說陳陳相因，已停滯不前；道教上層人物日益腐化，失去了群眾；道教也與儒佛兩教教日趨融合，使其自身的特點日益消退[參27]。

由於正統的道教逐漸衰落，促成民間宗教的崛起[參28]。其為道教的變種與流衍。因為他們被統治者視為「邪教」，而只能秘密傳播，但傳播的範圍卻很廣泛[參28][註 38]這些的民間宗教，名目不下數十百種[參28][註 39]。民間宗教的思想內容，大量抄襲佛、道、儒等各家的教義，但也有不同之處[參28]。其中最多宣傳的東西，是關於彌勒等神佛下凡和劫變的觀念，以及關於「真空家鄉，無生父母」的信仰[參28]。民間宗教的所有這些宣傳，無疑是一種封建迷信，表達人民的不滿和抗議，它給人們以安慰和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們要求改變現實願望，因此容易被人民所接受，可以成為組織，號召貧苦群眾參加起義的工作[參28]。有些民間宗教，還有明確的「反清復明」思想[參28]，如清茶門教宣傳，「清朝已盡，四正文佛落在王門；胡人盡，何人登基；日月復來屬大明，牛八元來是土星[參29]。」這些民間宗教如白蓮教與天地會，在清朝中葉以後，發動許多起義活動，如：川楚教亂、林爽文事件等等，對清朝國力造成很大的損傷。

伊斯蘭教

 
位於喀什附近的阿帕克和卓墓

從元朝開始，西域伊斯蘭教教徒大量來到中國各地[參23]，伊斯蘭教信徒居住於甘肅、陝西、四川、山西、直隸、廣東、雲南等省。清廷對伊斯蘭教採取放任的態度，尊重他們的信仰，用他們的法律來處理紛爭[參23]，但是比起元、明前兩代來說較為沒落[參30]，清朝防制回人的法律極嚴，內地各省，回人犯法，判罪較一般犯人為重，凡罪當流徒，一般人民可申請存留養親者，回民卻不得申請[參30]。在回疆，清朝每於重要所在分建漢、回二城，限制回民的自由，並禁止漢回通婚，在公文書中，則民、回別稱，表示將回民排斥於一般平民之外[參30]。

清朝對伊斯蘭教的壓抑，雖然基於治國的政策，然而伊斯蘭教徒也要負上一些責任[參30]。第一：伊斯蘭教徒經元、明、二代的尊寵，流於淫佚，欺壓漢人，自然引起漢人反彈。士大夫顧炎武、魯國華、陳世琯、杭世駿等人更是大肆批評，他們曾寫文章指責回教徒：「左道惑眾，濟惡害民。」[參30]第二：伊斯蘭教徒驕侈淫佚，不守教條，不恤貧苦，除不食豬肉及禮拜真主外，對教義一無所知[參30]。清聖祖康熙年間，曾二次詔求能解讀可蘭經經文的人，第一次無人應詔，第二次雖有應者，僅能閱讀其文而不能解釋[參30]。自從清朝入關起來，伊斯蘭教徒已少有能讀阿拉伯文，說阿拉伯文者，他們很多已經改用漢語，但卻又不讀漢文，故對阿拉伯文化及漢文化皆無所悉，成為文化水準甚低的族群，所以受到中國朝野士大夫輕視[參30]。

由於受到清朝及漢人的壓制，在清朝統治期間，清朝末年時，甘肅、陝西、雲南這三省曾發動叛亂[參23]。康熙順治年間，甘州回民丁國棟、米喇印起兵造反，乾隆年間的大小和卓之亂，嘉慶年間張格爾據浩罕叛，道光同治年間的甘陝回變與雲南回變一時俱起[參30]。

基督教

滿清入關後，湯若望、南懷仁等教士，先後被任命為欽天監[參31]，他們利用職務之便來傳教，雖然一度受到康熙獄曆的打擊[參31]，不過隨著康熙帝開始親政後，翻案成功重新執掌欽天監來繼續傳教[參31]，康熙對於天文曆算，火炮之學很有興趣，曾叫傳教士徐日昇、白晉等人輪流進講[參31]。並以他們擔任通譯及處理外交事務[參31]。如：徐日昇、張誠隨索額圖參加中俄尼布楚條約談判，充當翻譯和參謀。清朝對定居中原的西方傳教士採取禮遇態度。其中，順治帝特別倚重德國耶穌會士湯若望，並尊其為「瑪法」（滿語「爺爺」的意思）。在隨後的一百多年前，「欽天監」皆由耶穌會士掌管。

 
穿著中國服飾的耶穌會在華傳教士。

耶穌會傳教士對於中國原有的風俗習慣，抱持容忍態度[參31]。教徒祭祖祭孔的，雖然與教義互相衝突，但都以默忍[參31]。不過到了17世紀末至18世紀初，天主教內部發生了「禮儀之爭」。羅馬教皇下令禁止教區內的傳教士使用耶穌會的中文詞彙「天」和「上帝」 來稱呼天主，也禁止中國信徒敬孔敬祖[參31]。這與當初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以及其後的傳教士在中國傳教時所採取的本土化政策截然相反[參31]。清政府對此十分不滿，認為這樣做有違中國敬孔祭祖的傳統[參31]。康熙帝於1700年批示說：「敬孔敬祖為敬愛先人和先師的表示，並非宗教迷信」。

雙方爭持不下，最後清廷下令必須遵循「利瑪竇的規矩」傳教，不然就不准傳教的「禁教令」[參31]。1722年雍正帝徹底推行禁教令，使得清朝初年西方基督教在中國傳教被終止[參31]，到了道光帝時，連欽天監也不任用傳教士。不過清朝皇帝對於教禁並沒有徹底禁止[參31]，嘉慶（1807年），新教教士英國人馬禮遜，曾到廣東傳教[參31]。

鴉片戰爭後，清廷正式撤銷禁令，歐美各地的基督教教士，更是隨著西方列強的船堅砲利，來到中國傳教，這也使基督教充滿了殖民者的色彩，於是基督新舊教派，傳播更為迅速[參31]，除了傳教之外，設立醫院和學校，對於中國文化和社會的演進，發生巨大的影響[參31]。一些西方傳教士，擁有種族優越感，為了傳教則不擇手段，引起中國人的反感，民教衝突不斷[參32]。如鴉片戰爭後，歐美各國利用不平等條約，派遣大批教士潛入中國各地進行非法宗教活動，刺探情報，攫奪權益，強占土地，欺凌群眾，挑起教徒和非教徒的糾紛，許多民眾則紛紛起來焚燒教堂，驅逐傳教士，收回被侵占的土地財物[參32]。從1856年至1889年先後發生的教案多達三百多起，著名的有1870年的天津教案，1900年的義和團之亂期間，有數萬民中西方傳教士與基督教信徒慘遭殺害[參32]。

文化

主條目：清朝文化
 
清朝乾隆時期的瓷器，出產於江西景德鎮。

清朝統治中原後，推行的漢化政策比其他征服王朝還要深，然而清室也盡可能保留本族文化，並且維持本身文化與漢文化的平衡[235] 。清初以來，所有施政文書都以漢文、滿文兩種文字發布。自康熙起大力推行以儒學為代表的漢文化，漢傳統經典成為包括皇帝在內的滿族人必修課。到乾隆中期，滿人幾乎全部以漢語為母語，滿文漸漸成為僅用於官方歷史記載用的純書面文字。到19世紀，官方文件中的滿文已基本為漢文所取代。然而儒家的一些思想清朝皇帝沒有完全接受[236][237]。

根據資料顯示，在18世紀康乾盛世期間，歐洲前往中國的傳教士們將當時中國圖景呈現給歐洲人，而後引發在17世紀末至18世紀末的100餘年間，甚至直到19世紀初，歐洲吹起中國風。無論是在物質、文化還是政治制度方面，歐洲都對中國極為追捧，以至於在1769年曾有歐洲人寫道：「中國比歐洲本身的某些地區還要知名。」對中國風的狂熱追逐曾經是當時歐洲社會的普遍時尚。這種時尚滲透到了歐洲人生活的各個層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裝飾、園林建築等。1735年，法國神父翻譯並發表了法文版《趙氏孤兒》後，造成非常轟動的中國戲劇熱[23]。然而西方也存在負面的聲音，認為中國朝廷過於獨裁與專權[23]。乾隆末年英國曾派遣馬戛爾尼出使清朝，在外交以失敗而歸國期間，副使斯當東見聞卻是：「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人們衣衫襤褸甚至裸體....我們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搶著吃」。而馬戛爾尼本人則認為：「人民生活在最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懼之中，所以人們膽怯、骯髒並且殘酷[27]。」

學術思想

 
清初思想家顧炎武畫像。

晚明朝政腐敗內憂外患不斷，宋明理學到後來流於空泛虛偽，這些使學者多留心經世致用的學問。明朝亡於異族統治的清朝後，一時學者痛定思痛，排斥空談心性的宋明理學與陽明學，推究各朝代治亂興衰的軌跡，提出種種改造政治與振興社會的方案，使清初學術思想呈現實用主義的風氣，發展出實事求是的考據學[9]。

考據學

考據學又稱為「樸學」，強調客觀實踐，有疑問時求證，具有科學精神。考據學專研訓詁、音韻和校勘等。而其治學遠宗兩漢的經師，有異於宋明理學，故又稱為「漢學」。以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並為明末清初三大儒，與方以智、朱舜水等人並稱清初五大師，顏元也是這一時期的大師[9]。顧炎武提倡「經學即理學」，提出以「實學」代替宋明理學，要學者直接研習六經。提倡天下興亡，匹夫有責[238]。著有《日知錄》、《音學五書》等，其學說發展成乾嘉學派。黃宗羲有「中國思想啟蒙之父」之譽稱，著有《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是中國學術史之祖。他保護陽明學，排斥宋明理學，力主誠意慎獨之說，蔚為浙東學派。王夫之強調實際行動是知識的基礎，認為歷史發展具有規律性，是「理勢相成」。其思想發展成船山學，後人編為《船山遺書》[9]。

 
魏源的《海國圖志》，主張學習西方技術以對付西方列強。
民主思想

以民為主的思想於清初也開始萌芽，黃宗羲和顧炎武、王夫之提倡民權，所著的《明夷待訪錄》攻擊君主專制體制，提倡天下為主，君為客的觀點[239]，倍受清末革命黨的推崇。部分學者認爲黃宗羲的思想是近代民主主義的思想，有西方學者稱黃宗羲為「中國自由主義的先驅」[9]。清初思想家唐甄所著《潛書》描述：「清興五十年來，四海之內，日益困窮，農空、工空、市空、仕空[240]。」，並指出皇帝是一切罪惡的根源，認為「自秦以來，凡帝王者皆賊也。」

六經皆史

清代中期的考據學崇尚研究歷史典籍，對中國歷史從天文地理到金石銘文無一不反覆考證。當時分成吳、皖兩派。吳派以惠棟父子、段玉裁、王引之與王念孫為主，以「博學好古」為宗旨，恪守儒家法則；皖派以戴震為首，以「實事求是」、「無徵不信」為宗旨。他們「畢注於名物訓詁之考訂，所成就亦超出前儒之上」[241]。桐城派健將姚鼐提倡「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242]道光與咸豐年間，曾國藩又把經濟與義理、考據、詞章並列[243]。然而考據學到後來過分重視瑣碎事物的探究，為學問而學問，知古不知今。當時章學誠提出「六經皆史」，注重六經蘊含的義理，並使用於當代政治上，意圖矯正此歪風。鴉片戰爭後西學大量流入中國，考據學逐漸式微[9]。

西方思想

明末清初，隨著歐洲耶穌會傳教士來華，西學輸入中國，對於當時的學風由浮虛轉為務實，也是有相當的激勵作用。他們將西方科技介紹給中國人，擴大其知識領域，使中國的學術思想添增不少新成分。鴉片戰爭之後，大量西方科技與思想帶動中國近代化革新。此時學者如龔自珍、魏源與康有為等人繼承章學誠的說法，並進一步要求改革祖宗的法制，來應付內憂外患的局勢。龔自珍講求經世之務，志存改革，追求「更法」。魏源的《海國圖志》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主張「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康有為與梁啟超主張君主立憲。他們吸收來自西方的知識，先後推動自強運動與維新運動，這一波改革風潮最後引發清末新政與辛亥革命[9]。

文學

主條目：清朝文學
 
清光緒刊本的《紅樓夢》插圖，圖上人物為襲人。改琦繪。

清朝前期出現詩風率真、浪漫的小品文，以張岱、李漁與袁枚為主。但是他們的詩風不受道學學者支持，這些學者發起唐宋詩風的古文運動，此即桐城派。創始人方苞與劉大櫆、姚鼐有「桐城三祖」之稱。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的古文主張，在提倡「義理（內容合理）、考據（材料確切）、詞章（文詞精美），三者不可偏廢。」講究義法，提倡義理，要求語言雅潔，反對俚俗。後來曾國藩發展成湘鄉派，惲敬、張惠言發展成陽湖派[244]。

詩詞

清初詩家首推錢謙益、吳偉業與王士禎。乾隆時期袁枚、蔣士銓與趙翼並稱江左三大家，同時黃景仁與鄭板橋也以詩聞名。被稱為「詩界革命」的詩歌改良運動產生於維新運動，其代表有黃遵憲的以寫作反映時代的社會詩，其餘如譚嗣同、唐才常、康有為、蔣智由、丘逢甲、夏曾佑均有作品存世。於清末和辛亥革命後又發展出同光體，代表作家陳三立、陳衍、沈曾植等。清朝詩論分成沈德潛的格調說、王士禎的神韻說、袁枚的性靈說與翁方剛的肌理說[244]。清朝的詩風甚盛，[244]。

小說

清朝小說傑出者眾，曹雪芹等著《紅樓夢》不僅為四大名著之一，由於其對社會百態和眾多人物全面精確的寫實描繪和豐富的藝術魅力而被普遍認為是中國古典小說的巔峰之作。蒲松齡以志怪內容反映社會面貌的短篇小說集《聊齋誌異》。吳敬梓所著的雖結構鬆散但足稱偉大諷刺小說的《儒林外史》；以及在《儒林外史》的影響下，以《老殘遊記》為代表的揭發官場醜態的譴責小說均有很大影響[244]。

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在清高宗時編纂。1772年開始，經十年編成。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書，也是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叢書，分經、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庫。據文津閣藏本，該書共收錄古籍三千五百零三（3503）種、七萬九千三百三十七（79337）卷、裝訂成三萬六千餘冊。保存了豐富的文獻資料。「四庫」之名，源於初唐，初唐官方藏書分為經史子集四個書庫，號稱「四部庫書」，或「四庫之書」。經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圖書分類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圖書，故稱 「全書」。清代乾隆初年，學者周永年提出「儒藏說」，主張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閱。這是編纂《四庫全書》的社會基礎。《〈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又是一部重要的目錄學著作。但是有人認為，四庫全書編撰過程中，清朝統治者將他們認為不合禮教的書籍大量焚燬，可能導致大量珍貴的歷代書籍絕跡[註 40]。

藝術

主條目：清朝藝術
 
清代西王母玫瑰裝飾粉彩瓷板。
繪畫

清朝畫壇由文人畫佔主導地位，山水畫科和水墨寫意畫法盛行，更多畫家追求筆墨情趣。清代山水畫家有名的有「正統派」的四王（王時敏、王翬、王鑒和王原祁）、吳歷與惲壽平，合稱「清初六大家」。其中惲壽平創造不用墨線勾勒的沒骨花卉畫法，頗為後人所效仿。然而正統派的繪畫與元明兩朝相比，其水準水平一般，大致上總不脫臨摹的陋習[245]。不過清初繪畫仍有翻新出奇、流於怪異之處，比如清初四僧的「遺民派」畫家（八大山人、石濤、漸江與髡殘）以及「金陵八家」的龔賢、樊圻、高岑、鄒結、吳宏、葉欣、胡慥和謝遜等人；雍乾之際以金農、鄭板橋為首的揚州八怪。清朝的宮廷畫院以義大利的郎世寧、最著名。受到西洋畫的影響，清宮廷中的畫家如焦秉貞、冷枚等人受西洋畫影響。清末時期，任伯年、吳昌碩、居廉的仕女花鳥畫及楊柳青、桃花塢和民間年畫如《蓮生貴子》、《魚躍龍門》等對後人也有很大影響[245]。

書法與陶藝

清朝書法方面，晚明的帖學在清初仍然發達，姜英、張照、劉墉、王文治、梁同書與翁方綱等人在刻尊傳統的時候，力圖表現出新面貌，或以淡墨書寫，或改變章法結構等。但由於帖學未有很好地加以清理而逐漸頹勢。隨著金石考證學的發展，清朝書法多從碑體入手，成為清朝書壇的主流。有名的有翁方綱、劉墉、何紹基與趙之謙。到康有為大力張揚碑學，碑學作為一種與帖學相抗衡的書學系統而存在。[245]。清代的陶藝發展出繁複的不透明釉上彩陶器以及素色陶器兩種風格迥異的風格[246]。

 
圓明園別有洞天石舫。
建築與園林

清朝建築比前世變化不多，除了規模宏偉之外，作為中國建築特色之一的斗拱日趨虛飾纖麗，幾乎失去原來用途。北京紫禁城有許多大型色彩豐富的磚石建築[246]。歷代帝陵無寢，自明太祖開始方有明孝陵。清朝分別建有位於遼寧瀋陽的盛京三陵、河北遵化的清東陵與河北易縣的清西陵。清代園林藝術以圓明園為代表，融合江南名園佳景與歐洲義大利樓房花園，被外國傳教士譽為「萬園之園」。清朝提倡藏傳佛教，分別於奉天、北京與五台山興建大喇嘛廟。康熙帝也於熱河承德興建仿西藏布達拉宮的承德避暑山莊，供遊獵避暑的住所。

京劇

京劇是中國的國粹，已有200年歷史，起源於明朝的崑曲和京腔，形成於乾隆、嘉慶年間。京劇之名始見於清光緒二年（1876年）的《申報》，歷史上曾有皮黃、二黃、黃腔、京調、京戲、平劇、國劇等稱謂。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四大徽班進京後與北京劇壇的崑曲、漢劇、弋陽、亂彈等劇種經過五、六十年的融匯，衍變而成，是中國最大戲曲劇種。其劇目之豐富、表演藝術家之多、劇團之多、觀眾之多、影響之深均為全國之冠。京劇是綜合性表演藝術。集唱（歌唱）、念（念白）、做（表演）、打（武打）、舞（舞蹈）為一體、通過程式的表演手段敘演故事，刻劃人物，表達「喜、怒、哀、樂、驚、恐、悲」思想感情。角色可分為：生（男人）、旦（女人）、淨（男人）、丑（男、女皆有）四大行當。人物有忠奸之分，美醜之分、善惡之分。形象鮮明、栩栩如生[247]。

 
八大山人所繪《荷花水鳥圖》，簡約含蓄而又充滿憂憤感情，冷逸逼人。
 
王時敏所繪《仿王維江山雪霽》，傾斜的走向的山岩構成奇特宏偉的山形，充滿動勢。
 
虛谷所繪《松鶴延年圖》，以一種福壽康寧的愉悅和滿足，充分地體現「松鶴延年」的題旨。
 
沈詮所繪《松梅雙鶴圖》，筆觸細緻工整，造型生動準確，富有立體感。
 
閔貞所繪《蛤蟆仙人圖》，用筆於恣肆中不失緊勁，寄巧於拙。

科學與技術

主條目：清朝科技

滿清入關後，湯若望、南懷仁等教士來華傳教，帶來西方科學與技術。他們先後被任命為欽天監[參31]。康熙帝對於天文曆算，火炮之學很有興趣，曾令白晉、德瑪諾等人，測繪全國地圖，歷時十年而成，康熙帝命名為皇輿全覽圖，它是中國第一部用經緯度測繪的地圖[參31]。順治帝多次向湯若望學習天文、曆法、宗教等知識，以及治國之策。不久湯若望成為「欽天監」的負責人，掌管國家天文。在隨後的一百多年前，「欽天監」皆由耶穌會士掌管。由於需要新的曆法，清政府遂下令根據湯若望所著的《西洋新法曆書》，制定新曆法並頒行全國，名為時憲曆。

 
京張鐵路青龍橋車站同時開行的火車，呈現出「之字形」。

清朝末年，中國的交通事業有所發展，詹天佑是中國第一位傑出的鐵路工程師，他主持修建的京張鐵路工程之艱巨是當時世界鐵路史上罕見的。詹天佑克服了一道道難關，創造性地設計出「人」字形軌道，減緩了坡度，降低了造價，比原計劃提前兩年完工。詹天佑修建京張鐵路期間，厘定了各種鐵路工程標準，並上書政府要求全國採用。中國現在仍然使用的4尺8寸半標準軌、鄭氏自動掛鉤等等都是出自詹天佑的提議。此外詹天佑亦著重鐵路人才的培訓，制定了工程師升轉章程，對工程人員的考核和要求作出明文規定，並且定明工程師薪酬與考核成績掛鉤。京張鐵路培訓了不少中國的工程人員，詹天佑所製定的考核章程亦成為其他中國鐵路的模仿對象[參33]。

醫學

主條目：清朝醫學

清初至鼎盛時期，醫藥學進步所表現在很多方面，基本上是明朝醫藥盛況的延續。如對經典著作的研究、本草學、方劑學、診斷治療學、醫案整理等，均較明朝更成熟。各家學派的紛爭也逐漸緩和，大多醫家能採各家之長折衷於臨床。但也不乏固守《內經》、《難經》、《傷寒論》，而批評金元以後一切新說的醫學，這與當時考據學盛行不無關係[參34]。

清朝中葉後，西學的影響不像清初僅侷限於個別傳教士，西方科技的刺激顯然變得十分具有影響力。尤其是西方國家有意識地把醫藥作為實現他們宗教目的、掠奪目的的手段，所以西方醫學對中國的滲透變得比清初那時更為明顯。那時中國人民也有吸收外來醫藥學的需求，於是中西醫匯的主張應運而生。這種新的思想既有解放中醫藥學家保守思想的一面，也有壓抑對傳統中醫藥學繼承和發展的一面[參34]。

清朝中醫藥學最重要的成就，就是關於急性傳染病的研究，它已形成一個新的系統，即溫病學說。這一學說的出現，雖然是基於歷代醫家的有關成就上，但清代溫病學派在中醫發展史上的貢獻，仍然是相當顯著的，它並不亞於漢朝張仲景著《傷寒論》，金朝劉完素創河間學派[參34]。

帝王年表

主條目：清朝皇帝世系圖
後金君主與清朝皇帝（1616年－1912年）
廟號 諡號 名 在位時間 年號 皇陵
清肇祖
（清世祖追尊）		 原皇帝[254]
（清世祖追尊） 		猛哥帖木兒 － － －
清興祖
（清世祖追尊）		 直皇帝[254]
（清世祖追尊） 		福滿 － － －
清景祖
（清世祖追尊）		 翼皇帝[254]
（清世祖追尊） 		覺昌安 － － －
清顯祖
（清世祖追尊）		 宣皇帝[254]
（清世祖追尊） 		塔克世 － － －
清太祖
（清太宗追尊）		 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
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
（清太宗追尊） 		努爾哈赤 1616年－1626年 天命 福陵
清太宗 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
孝敬敏昭定隆道顯功文皇帝 		皇太極 1626年－1643年 天聰
崇德 		昭陵
清成宗
（清世祖追尊，後廢）		 懋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
義皇帝
（清世祖追尊，後廢） 		多爾袞 － － －
清世祖 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
武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 		福臨 1643年－1661年 順治
 孝陵
清聖祖 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
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 		玄燁 1661年－1722年 康熙 景陵
清世宗 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
仁信毅睿聖大孝至誠憲皇帝 		胤禛 1722年－1735年 雍正 泰陵
清高宗 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
文奮武欽明孝慈神聖純皇帝 		弘曆 1735年－1796年 乾隆 裕陵
清仁宗 受天興運敷化綏猷崇文經武光
裕孝恭勤儉端敏英哲睿皇帝 		顒琰 1796年－1820年 嘉慶 昌陵
清宣宗 效天符運立中體正至文聖武智
勇仁慈儉勤孝敏寬定成皇帝 		旻寧 1820年－1850年 道光 慕陵
清文宗 協天翊運執中垂謨懋德振武聖
孝淵恭端仁寬敏莊儉顯皇帝 		奕詝 1850年－1861年 咸豐 定陵
清穆宗 繼天開運受中居正保大定功聖
智誠孝信敏恭寬明肅毅皇帝 		載淳 1861年－1875年 祺祥
同治 		惠陵
清德宗 同天崇運大中至正經文緯武
仁孝睿智端儉寬勤景皇帝 		載湉 1875年－1908年 光緒 崇陵
－ － 溥俊 [註 41] 1899年 保慶 －
－ －[註 42] 溥儀 1908年－1912年 宣統 華龍陵園[註 43]

參見

註釋

  1. ^ 「大清」為原本國號，並見於《南京條約》等；「大清國」見於《辛丑條約》等、「大清帝國」見於《馬關條約》、《欽定憲法大綱》等、「中華大清國」見於《天津條約》、《望廈條約》等。
  2. ^ 由於清朝建立的過程存在幾個重要的時間點，有關清朝的起始時間，存在不同的說法。主要有1616年說（後金建立）、1636年說（正式定國號為大清並稱帝）、1644年說（清軍入關並遷都北京）」[3]。
  3. ^ 明朝初期的女真族分成建州女真（分佈於牡丹江、綏芬河與長白山等地區）、野人女真（分佈於松花江中游、黑龍江和烏蘇里江等流域，最遠可達鄂霍次克海與庫頁島）與海西女真（分佈於松花江以東地區到黑龍江流域）三部[1]
  4. ^ 建州三衛共有建州衛（1403年成立）、建州左衛（明朝永樂年間）與建州右衛（1442年成立）[1]。
  5. ^ 明朝後期的女真族分成據守舊建州女真勢力的建州女真與長百山女真；據守舊野人女真勢力的東海女真；以及最強盛，據守舊海西女真的扈倫女真，而建州的死敵葉赫就屬於扈倫女真的一部[1]。
  6. ^ 努爾哈赤的死因與袁崇煥的紅衣大炮沒有直接關係，寧遠戰役於農曆正月戊午結束，努爾哈赤於八月去逝，期間努爾哈赤還攻打喀爾喀蒙古、冊封土謝圖汗等事[13]
  7. ^ 最先封王的定南王孔有德死後沒有兒子，其爵位被廢。平西王吳三桂駐守昆明，勢力涵蓋雲南、貴州、部分湖南與四川地區。平南王尚可喜鎮守廣州，負責廣東與部分廣西地區，後由其子尚之信繼位。靖南王耿仲明據有福州，下轄福建一省，相繼由其子耿繼茂與孫耿精忠繼位。吳三桂、耿仲明與尚可喜等三王合稱三藩[17]。
  8. ^ 鰲拜在四大臣中地位最低，由於索尼年老多病，遏必隆生性庸懦，蘇克薩哈曾是攝政王多爾袞舊屬，為其它輔政大臣所惡，因此鰲拜才得以擅權。鰲拜結黨營私，日益驕橫，不顧康熙帝的意旨，先後殺死戶部尚書蘇納海、直隸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臨與輔政大臣蘇克薩哈等政敵，引起朝野驚恐[16]。
  9. ^ 朝中對於三藩的處置分成兩派，索額圖、圖海等以為三藩不可動，戶部尚書米思翰、兵部尚書明珠則贊成撤藩[16]。
  10. ^ 清初蒙古分為四大部，即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漠西蒙古與青海蒙古。漠南蒙古於皇太極時期歸服清朝。漠北蒙古又稱喀爾喀蒙古，下分三部，分別是據克魯倫河流域的車臣、據土拉河流域的土謝圖、據杭愛山西麓的札薩克圖等。漠西蒙古又稱衛拉特蒙古，是瓦剌的後裔，下分四部，分別是據伊寧一帶的準噶爾、據烏魯木齊一帶的和碩特、據塔城一帶的杜爾伯特以及據阿勒泰一帶的土爾扈特。衛拉特蒙古最後由準噶爾汗國的可汗噶爾丹所統一，土爾扈特西撤至裡海，和碩特南撤至青海。和碩特撤至青海後成為青海蒙古，又稱和碩特汗國，於固始汗去世後分裂成青海與西藏和碩特[20]。
  11. ^ 青藏地區分成五部，分別是青海、喀木（西康）、衛（前藏）、藏（後藏）與阿里等五部[20]。
  12. ^ 康熙帝廢除和碩特汗國汗位，以拉藏汗舊臣康濟鼐、頗羅鼐為噶倫分別管理前藏與後藏，並讓達賴與班禪成為青藏地區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20]。
  13. ^ 張廷玉在《自訂年譜》稱八月二十日，雍正就感覺有點不舒服，但「猶聽政如常」。二十二日晚上漏將二鼓宮裡太監，急宣張廷玉火速進宮。《雍正朝起居註冊》記載:「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一日，上不豫，仍辦事如常。二十二日，上不豫，子寶親王、和親王朝夕侍側。戌時，上疾大漸，召諸王、內大臣及大學士至寢宮，授受遺詔。二十三日子時龍馭上賓。大學士宣讀硃筆諭旨，寶親王（即乾隆）即位。二十三日晨奉大行皇帝黃輿返大內，申刻大殮。」
  14. ^ 馬戛爾尼的副使斯當東見聞是：「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人們衣衫襤褸甚至裸體....我們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搶著吃」。而馬戛爾尼本人則認為：「中國是一艘破舊的大船，150年來，它之所以沒有傾覆，是因為幸運的遇見了極為謹慎的船長。一旦趕上昏庸的船長，這艘大船隨時就可能沉沒。中國根本就沒有現代的軍事工業，中國的軍事實力比英國差三到四個世紀。」[27]
  15. ^ 當時帕米爾高原以西的藩屬國有哈薩克汗國、布魯特汗國、浩罕汗國、布哈拉汗國、阿富汗的杜蘭尼王朝與巴達克山[28]。
  16. ^ 1747年大金川酋長沙羅奔襲擊小金川，乾隆帝初期派納親、張廣泗平亂，因為納親怕事，張廣泗誤用響導使軍機洩漏，兩人戰敗伏法。清廷改派傅恆、岳鍾琪，也沒有多大成效。最後1749年沙羅奔宣佈投降才結束[28]。
  17. ^ 朝鮮於皇太極時期成為藩屬國，琉球國於康熙時期成為藩屬國[28]。
  18. ^ 乾隆帝於繼位時發誓在位時間不越祖父康熙帝60年的在位時期[22]。
  19. ^ 南京條約迫使清政府將香港割讓給英國，開放廈門、上海、寧波、福州與廣州等五港口岸，英國人取得協定關稅（英國可以控制中國關稅，以利英國商品進口中國市場）、治外法權（英國人民在中國領土上犯法，以英國法律定罪）、劃定租界（英國可以任意建立貿易或殖民據點）、片面最惠國待遇（清朝給予某國優惠時，英國也比照辦理獲得優惠）、軍艦停泊口岸等特權，並且讓傳教士可以公開在中國傳教[34]。
  20. ^ 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胡林翼、沈葆楨、張之洞、劉坤一、唐廷樞與劉銘傳等人[36]。
  21. ^ 本句源自魏源的《海國圖志》，另外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也主張「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36]。
  22. ^ 諸如人權思想、司法獨立、地方自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收入財也產神聖不可侵，以及結社自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等等思想
  23. ^ 日本原本是要求台灣、澎湖與遼東半島，後來因為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使日本放棄遼東半島，列強鑒於清廷失去自衛能力，開始展開瓜分中國之舉[39]。
  24. ^ 當時清朝被各國瓜分豆剖，各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分佈如下：俄羅斯帝國涵蓋東北、內蒙古、外蒙古與新疆；德意志帝國涵蓋山東；大日本帝國涵蓋福建；大英帝國涵蓋華中各省與河南；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涵蓋廣西、海南與廣州灣；英法兩國又共有廣東與雲南[39]。
  25. ^ 軍機章京常選自具以下本職者兼任，（滿漢略異）「漢章京以內閣中書，六部郎中，員外郎，主事，七品小京官，由進士，舉人（或拔貢）出身者兼充。滿洲章京以內閣中書，六部及理藩院郎中，員外郎，主事，筆帖式兼充。」（梁章鉅《樞垣紀略》卷七）
  26. ^ 曾於順治十二年（1655年）、十三年（1656年）、康熙元年（1662年）、五年（1666年）、十四年（1675年）五次頒布禁海令；並於順治十七年（1660年）、康熙元年（1662年）、十七年（1678年）三次頒布「遷海令」，禁止人民出海貿易[參1]。
  27. ^ 馬戛爾尼在回程途中的紀事中寫道：「我們的許多書裡都把漢族和韃靼族混淆了，好像他們是一個民族。可是清君卻在時刻關注著這權力的誕生地。 東方與西方在這問題上是不同的。在歐洲，不論是波旁王朝還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人，登上那不勒斯或西班牙的王位都無關緊要；君王完全與西班牙人或那不勒斯人同化。漢諾威人一旦掌握英國王權，他們就不再是德國人了。相反，亞洲的君王唸唸不忘自己的祖根。兩個世紀過去了，換了8個或10個君主，但蒙古人還是沒有變成印度人；過去的一個半世紀也沒有把乾隆變成一個中國人。韃靼人說笑話總以漢人為靶子。我不可能不注意到：只要有人拿漢人說笑話，那些年輕的韃靼王子就會興高釆烈。在取笑女人裹腳時，他們拍手叫好；但聽到把韃靼婦女的木底鞋比作漢人的帆船時，他們就惱火。赫脫南發現「地位最低的韃靼人」，在服從漢族官員時也會表現得十分勉強。巴羅記下了別人對他說的一段心裡話：圓明園內年輕的王子們談到漢人時總報以一種極大的蔑視。一位王子見我想學漢文，就竭力使我相信韃靼語比這要高尚得多。他不僅答應給我識字課本和書籍，而且還要親自教我。」[100]
  28. ^ 清朝在簽約前曾主張東北疆線達外興安嶺、勒拿河與貝加爾湖一帶，然而因為當地以游牧民族為主，其領土界線未明確劃定。同時俄國不斷東侵，至17世紀中葉已殖民於黑龍江中上游地區，並在此建立了一些據點。雙方於尼布楚條約簽訂後明確界線，東北疆線定為外興安嶺、額爾古納河一帶，俄軍隨後從外興安嶺以南的黑龍江流域撤出。另外烏第河地區雖然於條約明訂為清朝領地，然而於立界碑時過於偏南方，產生了一塊未定區域。這塊地區最後被俄國侵占[102]。
  29. ^ 條約中規定中國同意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門，同時亦規定葡萄牙如要將澳門讓與他國，必須經過中國政府同意[39]。
  30. ^ 唯一例外的就是乾隆年間，大量漢軍八旗出旗為民，另外也有少量所屬旗籍因有旗民成為皇后或妃子受寵而被抬旗的例子[105]。
  31. ^ 以京師八旗為例，兩黃旗住北城，兩白旗住東城，兩紅旗住西城，兩藍旗住崇文門和宣武門以裡。
  32. ^ 京師普通旗人由步軍統領衙門審理、皇親國戚由宗人府審理、民事案件則由戶部現審處審理；地方官員可以審理當地涉及旗人的案件，但無權判決，只能提出審理意見，交由審判機關理事廳處理。理事廳是類似現在「軍地聯絡辦公室」之類的機構，專門負責協調八旗駐軍和地方關係[105]。
  33. ^ 康熙十三年：在京城的僧錄司設「善世、闡教、講經、覺義左右各二人，左善世由右善世補，右善世由左闡教補，左闡教由右闡教補，右闡教由左講經補，左講經由右講經補，右講經由左覺義補，左覺義由右覺義補，右覺義以候補僧官補[參24]。
  34. ^ 為了加強對僧人的「稽考」，「亦如民間之有保甲，不至藏奸，貢監之有執照，不容假冒。」對於不領度的僧人要處以重罰，如康熙十五年規定，「凡僧尼道士不領度牒私自出家者，杖八十為民[參24]。」
  35. ^ 順治二年決定「嚴禁京城內外，不許擅造寺廟佛像，必報部方許建造。」順治十一年又決定「禁止創建寺廟，其修理頹壞寺廟，聽從其便，但不得改建廣大[參24]。」
  36. ^ 康熙六十年通計直省敕建大寺廟共6073座，小寺廟有6409座，私建大寺廟共8418座，小寺廟共58682座，僧有11萬0292名，道有2萬1286名，尼有8615名[參24]。
  37. ^ 例如：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七月的一道諭旨稱：「蘇尼特二旗，連年被旱成災，眾蒙古等牲畜多有損傷。本年雖經加恩賞給銀米散賑，今值夏令，應令祈雨之時，蒙古等素崇黃教，何不聚集大喇嘛誦經祈禱？今特因二旗生計，發去大雲輪經一分，即令蘇尼特二旗交有道行喇嘛，將此經唪誦，祈禱應時甘澍，以彌旱災。」
  38. ^ 當時有人敘述這種情況說：「迨紅巾、白蓮始自元明季世，焚香惑眾種種異名，旋禁旋出，至今日，若皇天、若九門、十門等會，莫可窮詰，家有不顨剎之寺庵，人或不削髮之僧尼，宅不奉無父無君之妖鬼者鮮矣[參28]。」
  39. ^ 比較常見的有收元教、八卦教、天理教、清水教、離卦教、一炷香離卦教、震卦教、金丹八卦教、弘陽教、混元教、三陽教、先天教、長生教、清茶門教、青蓮教、羅教、老官齋教、無為教、圓教、大同教等[參28]
  40. ^ 乾隆編纂四庫全書同時銷毀了對清朝不利的書籍總數，據統計為一萬三千六百卷。焚書總數，15萬冊。銷毀版片總數170餘種、８萬餘塊。除了焚燬書籍，還系統的對明代檔案進行了銷毀。目前明代檔案僅三千餘件，主要是天啟、崇禎朝兵部檔案，也有少量洪武、永樂、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慶、萬曆、泰昌朝的官方文書[參 5]。
  41. ^ 溥俊 曾被慈禧太后短暫立為皇帝，但從未被普遍承認[參1]。
  42. ^ 通稱末帝，生前也有稱其為廢帝、遜帝的，但因明清年號上一世一元的習慣，普遍用在位年號稱其為「宣統皇帝」[3]
  43. ^ 初葬八寶山革命公墓，後在家屬要求下移葬華龍陵園[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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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正說清朝十二帝》（增訂圖文本），第120頁
  2. ^ 張爾田. 清列朝后妃傳稿.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五輯.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2年. 
  3. ^ 姜小莉. 滿族漢化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 大連民族學院學報. 2007年, 第9卷 (第04期) [2008-11-15]. ISSN 1009-315X(2007)04-0012-02 請檢查|issn=值 (幫助). 
  4. ^ [《清朝治邊政策之考》http://www.alswh.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2718 ]
  5. ^ 《中國歷史》人教版

外部鏈接

 
維基共享資源中相關的多媒體資源：清朝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原始文獻：清朝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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